李燕凌，高 猛,，李子涵

(1.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2.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视角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关键切入点，也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进入“十四五”时期，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必然所趋，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所向，也是打造“善治乡村”的现实之举。

从学理上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可被视作“循环经济”与“协同治理”两大体系交汇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系统演化的动力来源于系统内部“时空耦合”的作用机制，具有整体性、相关性、动态性、反馈性等特征[1]20-28。就此而论，农村生活垃圾“协同治理”不应只停留在多元主体协同的层面，它应该具有双重意涵：一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主体性协同)，二是循环经济系统的协同(系统性协同)。更为重要的是，在二者交互影响和作用下，形成一个“循环—协同”互构治理的复杂系统，互构机制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

但在实践中，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不仅面临“循环不畅”和“协同不足”两大难题，还受到循环经济与主体协同两大系统之间“互构机制”缺乏的制度性制约。因此，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2]即在循环经济体系和多元协同体系相互耦合的制度层面对垃圾治理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探索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体制机制，多地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试行PPP、BOT、TOT等市场化机制和村民自治、农户参与等社会化机制，取得良好成效[3]44-54。国家住建部于2017年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工作，并于2017、2020年公布了两批涵盖东中西不同省份的共计141个国家级示范县[4][5]，为不同类型、不同条件地区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提供了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在地方探索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住建部于2021年公布了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的国家标准[6]。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循环经济视角下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7]。综上，“循环—协同”互构治理既具有学理依据，又符合政策倡导，其根本目标是：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在协同治理实践中建立农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通过二者这种“互构”机制，有助于打通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堵点”和“困点”。

然而，在生活垃圾治理研究中，基于“循环—协同”互构治理视角的相关研究很少，现有研究主要从环境、资源、技术、治理的某一视角展开，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关注远不及城市。如在环境视角下，黄开兴等对我国农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的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8]72-79；韩智勇等对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与物理特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处理建议[9]1-14。在资源视角下，贾亚娟等梳理了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10]338-351；韩泽东等探究了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11]688-695。在技术视角下，何品晶等分析了我国村镇生活垃圾处理现状与技术路线[12]2049-2054；张英民等探讨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现状与管理对策[13]389-396；孙月阳等评估了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的社会成本[14]1-9。还有一些学者在“治理”语境下对我国垃圾焚烧设施供给模式重构[15]98-108等问题展开探讨。上述研究为“循环—协同”互构治理视角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启示和支撑，但未能解答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何以形成？如何实现？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必须借助系统动力学的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

本文立足我国农村场域，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为研究对象，首先，在“循环—协同”互构治理的视角下，运用复杂系统思维构建农村生活垃圾协同治理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然后，根据2007—201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系统模拟检验；在此基础上，以村民参与为调节变量进行仿真测试，结合2017年以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示范县的经验，揭示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趋势。本研究旨在通过模型构建、实证分析，回答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循环经济”与“协同治理”何以互构、如何实现，为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和循证依据。

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机制的“循环—协同”模型：一个系统动力学分析框架

(一)系统动力学分析框架及其适配性

理论建模既是对现实的映射，也是对未来的预期。系统动力学与系统科学或系统论、信息论、协同论以及控制论高度相关，其建模方法突出了两大特性，即“系统的”和“动态的”[16]1-8。“系统的”强调影响变量或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而不仅限于线性关系；“动态的”强调除外生变量外都是时间的函数，在系统模拟时需要确定研究的时间跨度。在实践中，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早在21世纪初已经开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先行先试；党的十八大以来，住建部提出全面启动农村生活垃圾5年专项治理，着力扭转农村环境脏乱差局面，探索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住建部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工作，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政府资金投入不断扩大，处理率明显提高，但循环经济利用和多元协同处理效能有待提升，不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17]62-70。系统动力学的启示在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切忌“抄城市”“一刀切”“一阵风”，必须“因地”“因时”制宜，形成区域特色，坚持有始有终。

结合现有文献、实践基础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基本共识，可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视为一个“循环—协同”互构治理系统，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系统动力学分析框架对于揭示其运作机理具有较强的适配性。首先，在研究视角上，系统动力学建模将有机融入循环经济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循环利用(Recycle)原则，假设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与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经济体系之间是一种“同构共生”的关系，综合考量循环利用各环节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其次，在研究对象上，系统动力学建模吸纳协同治理思想，强调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两大协同性，一是“系统性协同”，即图1中的四个不同治理环节或循环利用子系统，分别为“农村生活垃圾产生子系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子系统”“农村生活垃圾运输子系统”“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并假设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用实线双向三角箭头表示)；二是“主体性协同”，即图1中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主体子系统”，主要包括“村民参与”“政府投入”“市场运作”三大元素，并假设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用虚线双向三角箭头表示)。此外，各循环利用子系统与治理主体协同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用实线双向勾状箭头表示)。再者，在研究问题上，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框架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历史模拟，揭示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

图1 “循环—协同”互构视角下的农村生活垃圾

(二)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的系统构成

在上述分析框架中，农村生活垃圾协同治理各系统与循环经济各阶段之间相互契合，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若干现实的或潜在的、正向的或负向的循环反馈回路。下文首先对各子系统构成要素进行说明(见图2)，为进一步分析其循环反馈回路奠定基础。

图2“循环—协同”互构视角下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系统要素构成

1.农村生活垃圾产生子系统。农村生活垃圾总量是农村生活垃圾产生子系统最直观的表征。现有文献表明，农村垃圾的产生和农村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农村地理位置的差异有关[18]97-105。2013年，我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1.1亿吨，其中有0.7亿吨未做任何处理，相当于每年堆出200多座百层“垃圾高楼”[19]14-15。2016年，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总量增加到1.5亿吨，农村生活垃圾总量增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经济发展提速、农村居民生活更加富裕[20]297-300，但也对现有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造成较大压力。我们通过对浙江省首个“整镇整乡”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的舟山市马岙街道的调查发现，当地农村户籍人口近1万人，尽管近年来从源头上推进减量化工作，但平均每人每天仍产生0.25千克生活垃圾，街道一年将面临900多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压力。

2.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子系统。现有文献表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模式对治理效能产生重要影响[11]688-695。调查发现，马岙街道在农村生活垃圾收集中采取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易腐垃圾与其他垃圾分类模式，并设置18个垃圾分类收集点，但问题在于，前端的分类收集与中端的分类运输、后端的分类处理之间未能形成闭环，循环协同链条之间存在断点、堵点。此外，村民参与动力不足，村民分类投放动机和行为成为街道分类收集效果的掣肘。

3.农村生活垃圾运输子系统。垃圾运输是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全生命周期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是连接垃圾分类收集子系统和分类处理子系统的中间环节。选择何种运输模式，既要综合考虑地域范围、人口分布、垃圾总量、交通情况等因素，还要考虑投资和运营成本[19]14-15。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农村生活垃圾运输设备数量、中转站数量是制约运输子系统发挥效能的重要硬件元素。一方面，不少农村地区生活垃圾运输设备数量少且采取“混装运输”方式，事实上造成前端分类投放、分类收集的“空转”；另一方面，不少农村地区没有跟进建设专门的垃圾收运中转站，无法及时有效地对生活垃圾进行预处理，容易造成生活垃圾的二次污染，也降低了后续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可能性和效能。

4.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现有文献表明，垃圾末端分类程度、资源化利用率、资源化利用量、减量化及无害化处理等要素是评价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效能的关键变量[13]389-396；处理资金、处理标准[10]338-351与适用技术路线[12]2049-2054是影响生活垃圾处理效果的关键因素。相较于城镇来说，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方式具有特殊之处，例如，村民可以将一些可发酵垃圾(厨房垃圾)作为肥料进行资源化利用[21]82-89。综合考量文献和调研成果，本文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与回收利用率、处理资金、处理标准、资源化处理技术作为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子系统的四个主要元素。

5.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主体子系统。2018年，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要“加强村民自治”“培育市场主体”和“加大投入力度”，“建立上下联动、部门协作、责权清晰、监管有效的工作推进机制”[22]。无论是国家政策、地方试点，还是现有文献[23]88-96都表明，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体制机制是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是，对马岙街道等地的调研发现，政府投入、村民参与、市场运作之间不必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有可能发生“乘数”效应，且在循环经济的不同阶段，三者之间的协同形态、各自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总体上看，三者朝着“强政府—强市场—强社会”的理想形态螺旋上升。

三、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机制的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三步走”，在“循环—协同”互构视角下构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此分析“循环—协同”互构治理的内在机理。第一步是借助Vensim Ple软件绘制因果回路图，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由于因果回路图还不能明显区分变量性质，也不能表现变量之间的变化程度与比例[24]1422-1444，因此，第二步是建立定量化的动态分析模型，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量流量图。为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循环经济视角下农村生活垃圾协同治理趋势进行分析，需要把模型的有效性检验作为必不可少的前置环节，因此，第三步是通过对比仿真值与已有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异，检验仿真模型的有效性。

(一)因果回路图构建与分析

图3 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的因果回路图

由图3可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系统是一个包含很多因果回路的复杂系统。限于篇幅，本文对其中的八条主要回路进行分析。

1.“农村生活垃圾产生总量—政策保障—村民参与—分类收集总量—产生总量”。随着农村生活垃圾总量上升和“垃圾围村”“垃圾污染”等社会问题加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进入政府视野；随着政策保障加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宣传力度加大，村民参与的意识、能力和行为得到进一步激发[25]76-84，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总量提升，继而对农村生活垃圾产生总量产生影响。

2.“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分类收集总量—产生总量—资源回收利用率”。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的提高，推动实现了治理后端对前端赋能，并刺激分类收集总量增加、效能提升，继而对产生总量产生影响；总量的变少、分类回收利用量的增加，又造成资源回收利用率提高。

3.“政府投入—村民参与—资源回收利用率—政府投入”。政府投入的增加，激发了村民参与的热情；村民参与度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资源回收利用率；资源回收利用率的提高，进一步激发了政府投入的动力。

4.“政府投入—处理资金投入—资源回收利用率—资源回收模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入”。政府投入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增加，为资源回收利用创造了条件，改变了传统的焚烧、堆肥、卫生填埋等处理模式；资源回收模式能够节约成本、提高效益，助力推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5.“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运作—收集点数量—劳动力需求—居民生活水平—农村消费水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市场资本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创造了条件；市场运作模式的引入，推动了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点项目建设，增加了农村劳动力需求；随着农村就业岗位的增多，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消费水平逐渐提升；在投资、需求、消费“三驾马车”的带动下，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回路。

6.“市场运作—资源回收利用率—居民生活水平—村民参与—市场运作”。市场运作有助于提升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继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宜居的生活环境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由此激发村民参与的热情，为市场运作创造了更好的社会环境。

7.“市场运作—处理技术标准—资源回收模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运作”。市场运作模式有助于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标准、完善资源回收模式；资源回收模式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助于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由此增强了人们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市场运作模式的认可度。

8.“村民参与—资源回收利用率—资源回收模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入—处理资金投入—市场运作—资源回收利用率—村民参与”。村民的积极参与会影响资源回收利用率、资源回收模式，由此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会激励政府投入、市场运作，提升资源回收利用率，也使更多村民愿意参与其中。

综上可知：一方面，由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环节构成的农村生活垃圾系统性协同系统，借助政府、市场、村民的协同效应而打破循环“堵点”；另一方面，循环经济的“激励”和“倒逼”作用，有助于打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各主体的协同“困点”。在系统性协同、主体性协同的交互作用下，形成循环经济与协同治理系统同构共生、相互促进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新格局。

(二)存量流量图构建

图4 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的存量流量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公布的2007—2017年全国村镇相关统计数据[26]，将无量纲处理后的数据导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量流量图(见图4)，得出以下方程式：

在仿真过程中，设仿真开始时间为INITIAL TIME=2007，仿真结束时间为FINAL TIME=2017，仿真步长为TIME STEP=1。

模型中参数赋值为：

村民参与率=14.83%

运输设备数量=0.64万

垃圾中转站数量=1万

处理资金投入=1.15亿元

村民参与=14.83%(政府投入率，-1)

市场运作=INTEG(市场参与率，-1)

农村居民意识=IF THEN ELSE(农村参与率，收集点比例，法律法规健全度)WITH LOOKUP([(2007，0)-(2017，60)],(2007，14.83)，(2008，17.94),(2009，21.48)，(2010，26.79)，(2011，31.78)，(2012，36.59)，(2013，42.64)，(2014，47.72)，(2015，49.72)，(2016，56.58)，(2017，60))

政府投入率=31%

市场运作率=25%

法律法规健全=WITH LOOKUP(TIME([(2007，0)-(2017，10)]，(2007，2)，(2010，4)，(2014，7)，(2017，9))

垃圾分类总量=WITH LOOKUP ([(2007，0)-(2017，10)]，(2007，1.52)，(2017，2.27))

农村垃圾生产总量=WITH LOOKUP([(2007，0)-(2017，10)],(2007，1.52),(2017，2.27))

资源回收利用率=DELAY3((PULSE TRAIN(农村人均产量，农村垃圾生产总量，垃圾处理率，垃圾收集频率)，村民参与)

农村生活垃圾人均产量=MODULO(垃圾生产总量，农村人口总量)

收集点比例=MODULO(市场投入收集点的数量，地理位置差影响的收集点数量)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IF THEN ELSE(Time，农村消费水平，资源回收模式)

地理位置差异=2

回收模式=WITH LOOKUP([(2007，0)-(2017，10)]，(2007，1)，(2017，3))

运用Vensim Ple仿真，可看出循环经济视角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主体交互演化趋势(见图5)。

图5 2007—2017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主体交互演化

(三)模型有效性的实证检验

为检验模型的有效性，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方法，观测当2007—2017年政府投入的处理资金增加10%时，村民参与和市场运作的变化情况。仿真结果显示(见图6)，此时，村民参与和市场运作同时增加。系统动力学趋势预测模型的误差值在30%以内都可以接受[27]63-69。通过进一步对比2007—2017年全国村镇相关统计数据[26]，模型通过有效性检验，即可以用来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主体交互演化趋势进行有效预测。

图6 政府投入的处理资金增加10%时市场运作和村民参与的变化情况

四、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趋势：以村民参与为调节变量的仿真测试与案例分析

在前文系统动力学建模和有效性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村民参与作为主要影响因子，通过仿真测试，观测当村民参与发生同样幅度变化(增幅10%或降幅10%)时，政府投入和市场运作的变化情况(见图7—图10)。2017年以来，国家和省级住建部门批准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县，为各地提供了可学习、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未来的发展方向，能够与系统动力学仿真测试结果形成互证。下文将仿真测试结果与2017年以来东部地区浙江省、中部地区湖南省、西部地区甘肃省等地的国家级或省级示范县典型经验相结合，对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趋势进行阐释。

图7 村民参与增加时政府投入的变化情况 图8 村民参与增加时市场运作的变化情况

图9 村民参与减少时政府投入的变化情况 图10 村民参与减少时市场运作的变化情况

(一)村民参与增加时政府投入的变化趋势情况

如图7仿真测试结果所示，村民参与增加时，政府投入量逐年减少。在现实中，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后，部分可回收垃圾能够直接就地回收，减少了垃圾处理量，节约了垃圾清运成本。2017年以来，在不少地区，政府综合使用给农户发放补贴、政府直接投入生活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并建立管护制度等政策工具[28]182-195+249-251，或通过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超市、积分制度等，建立起融奖励、惩罚、物质、精神等多种方式为一体的奖惩体系[29]1-7，激励村民参与生活垃圾治理全过程；随着村民参与动能被充分调动，政府后期投入量逐渐减少。整体来看，仿真测试结果符合现实情况。

一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垃圾分布比较分散，治理成本较高，如果忽视村民参与分类工作而将垃圾全部转运处理，会加大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农村是熟人社会，村级组织与农民关联密切，这就为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等地先行先试，通过推广易学易记易分的“二次四分”法，引导村民参与垃圾分类；通过建设运营生态处理中心，使绝大多数易腐垃圾无害化还田，每年可节省垃圾清运、废水处理等费用820余万元，同时产生有机肥效益300余万元[30]1906-1909。这些做法在降低政府后期投入的同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其特色在于“农民可接受、财力可承受、面上可推广、长期可持续”，因此被住建部在全国推广。

在中西部地区，湖南省长沙县、浏阳市和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等地充分发挥村组干部、妇女主任和保洁员作用，逐户宣传引导，促进农户垃圾分类减量知晓率达到98%以上；长沙县果园镇、浏阳市永安镇、秦州区平南镇等地利用“随时评”“竞答评”“五星评”以及奖励发放生活用品等方式激励农户参与，垃圾分类参与率明显提升。长沙县推行村民自缴垃圾处置费，每户每年缴50到60元，2018年共缴垃圾处置费589万元；浏阳市永安镇芦塘村先富起来的村民捐资150万元用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31]13-15村民参与提升了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的实效，促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由政府包办向民众全面参与、自觉付费和共建共享转变。

(二)村民参与增加时市场运作的变化趋势情况

如图8仿真测试结果所示，村民参与增加时，市场运作机制在垃圾运输、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环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其比重小于村民参与。

在现实中，我国东部不少地区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不仅重视村民参与，而且还引入市场运作机制。例如，浙江省拉长循环经济链条，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备研发制造、垃圾资源化处置、绿色生态品牌农业，农村垃圾产业链向可回收资源加工利用进一步延伸。宁波市宁海县着力创建“厨余垃圾—有机肥料—有机农业基地—配送中心—农民”绿色产业链，探索以“物联网+”手段提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水平，推动村企联建，形成“智分类、云回收、源处理、循利用”的宁海模式；湖州市安吉县探索农村环卫市场化保洁机制，按照“作业市场化、运营企业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产业化”的思路，垃圾分类、清扫保洁、机器运行交给专业保洁公司，政府主要承担管理职能。在中西部地区，湖南省长沙县、浏阳市和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等地一方面强化村民参与，夯实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无害化还田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在转运和资源化利用等环节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了市场化与社会化“两轮”驱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新路。整体来看，仿真测试结果符合现实情况。

(三)村民参与减少时政府投入的变化趋势情况

如图9仿真测试结果所示，村民参与减少时，政府投入量逐年增加。在现实中，目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的村民参与形式还比较单一，以末端参与为主，而参与不足有可能导致生活垃圾产生量增加，分类制度和无害化就地处置措施无法有效落实，垃圾分类、转运和处理成本不断增加。因此，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起步期，基层政府往往通过增加政府投入的方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动员力度，为村民参与创制良好环境。

在现实中，浙江省从2003年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作开始，每年安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专项资金，金华市多地实施“农户、驻村企业收一点、乡镇(部门)出一点、财政补一点”的“三个一点”资金筹措模式，强化资金保障，实行逐年增长；广东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纳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共计36000万元补助70个欠发达县(市、区)[32]7-8。湖南省不断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中的政府主导功能和经费保障力度，长沙市望城区每年安排2760万元垃圾分类减量专项资金，长沙县按每村22.8万元安排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村创建经费，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民参与打下基础[31]13-15。整体来看，仿真测试结果符合现实情况。

(四)村民参与减少时市场运作的变化趋势情况

如图10仿真测试结果所示，村民参与减少时，一些有条件的地区会通过“市场化”方式部分地解决“社会化”不足导致的问题，因此，在垃圾运输、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端，市场运作所占比重有可能变大。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一些农村地区侧重于运用政府主导机制或市场运作机制解决问题，但不重视农村基层基础建设和村民参与，导致出现诸多“失灵”问题——既有可能出现因政府决策失误、运转失灵、行政垄断等导致的“政府失灵”问题，也有可能出现因垃圾特性、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这时就更需要“强基固本”——通过村民参与机制建设弥补政府和市场的缺陷，探索三方高效协同、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仿真结果符合现实情况。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研究通过系统动力学建模，基于历史数据的实证检验和仿真测试，得出以下结论：

1.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是“循环经济”与“协同治理”两大体系交汇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其演化动力源于复杂系统的时空耦合机制。

2.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在于互构：一方面，由农村生活垃圾循环经济各环节构成的系统性协同系统，借助政府、市场、村民的主体协同效应而打破循环经济“堵点”；另一方面，农村生活垃圾循环经济对多元主体协同具有“激励”和“倒逼”作用，助力打破主体协同的“困点”。“循环—协同”互构治理机制是影响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

3.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互构治理的仿真测试表明：政府投入、村民参与、市场运作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村民参与是形塑“循环—协同”互构治理体系的重要因素。

(二)政策建议

1.构建农村生活垃圾“循环经济”与“协同治理”的时空耦合机制。在治理前期，由于政府的“撬动”作用更加显著，所以要加强人、财、物投入，为“循环”铸牢基础，为“协同”注入动能；在治理中后期，要着重发挥市场运作与村民参与的“协同”作用，帮助解决治理资金短缺、动力不足、技术落后、运营困难等难题。由于发展条件和治理阶段不同，基于时空耦合的复杂系统原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应势而为。

2.优化政府在农村生活垃圾“循环—协同”治理中的“元治理”功能。尽管政府不是农村生活垃圾协同治理体系的唯一参与者，但却扮演着设置协同规则、引入市场机制、激励村民参与和社会协同等重要角色。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好多方协同和治理监管的规则、标准。政府不是“划桨者”，而是“掌舵者”和“服务者”，要引入市场机制，加强社会动员，通过政府委托或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社会资本参与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3.推进村民在与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共振中走向“内源式治理”之路。在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实践中，村民参与占比不足、发展缓慢，是治理体系协同不足、循环不畅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营造政府、企业、村“两委”全体重视生活垃圾治理工作、村民能民主参与垃圾治理工作的制度环境，实现政府主导与农民参与的互动共振。要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协同治理走上“内源式治理”之路，通过宣传动员、示范引领、双向激励，重建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联，全过程推进村民参与，真正发挥农民的主体性。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机制，为农村生活垃圾协同治理构建更为广泛、更为坚实的“社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