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凌，温 馨，高维新

（1.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长沙 410128；2.广东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湛江 广东 524088）

一、引 言

被称作“第五次信息革命”的数字时代彻底颠覆传统的媒介生活方式（Earl等，2012）。数字乡村以农民为主体、以互联网为载体，精准服务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契合亿万农民群众的新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数字中国、数字农业、乡村振兴等系列重要部署，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融合。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的概念；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互联网+农村”；2019年5月，《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整合共享利用涉农信息资源，分类有序建设数字乡村；2020年初，《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提出，构建乡村基础数据资源，擘画数字乡村治理服务新蓝图；“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面向乡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健全涉农信息普惠服务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以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为技术支撑，促进“三农”发展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和触及更深的地域，对于“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的全面“布局”和重点“破局”意义重大。截至2020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85亿，占全体网民总数9.40亿的30.4%，较2020年3月增长3 063万①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数字乡村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不仅关乎乡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信息服务能力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的持续变化，更关乎乡村社会形态、管理模式和生活观念的有效转变。由于数字乡村建设尚处于试点阶段，现有研究少有涉及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关系的研究。部分研究聚焦“数字进村”有质更有智的研究观点，分析数字乡村如何赋能乡村振兴，让农民成为数字乡村的直接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有学者提出，在新媒介赋权下，数字乡村有助于培育农民主体意识、释放农业发展能级、颠覆重构农村社会关系，实现乡村的善治与共治（师曾志等，2019；夏显力等，2019）。数字乡村能够迅速补齐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在技术、资本、需求方面振兴乡村经济发展（李翔等，2020）。“健康中国”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乡村医疗卫生技术、健康档案数字化开发与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农民健康状况得到较好的改善（李立清等，2020）。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受制于信息不对称、顶层设计不完善等原因，乡村数字化建设常常“有心无力”（殷浩栋等，2020；马丽等，2020）。此外，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村民话语权孱弱、数字素养薄弱等阻力（赵早，2020；慕娟等，2021）。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是变局中确定性最强大的自变量。中国的发展也进入脱贫攻坚、消除贫困的全面小康到快速迈向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正确理解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描述这些关系的背后影响机制与过程，进而紧抓发展机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当前社会各界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在阐释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从定量角度评估两者间耦合关系、协调效应及影响因素，剖析当前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互动过程中的不协同问题及其主要原因，以期为促进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二、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

（一）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内涵

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均是关乎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之大计，虽各有侧重，但均致力于推进农业农村高效、充分、均衡发展。数字乡村运用物联网思维与3S（RS、GPS、GIS）技术、虚拟现实技术、通讯和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提高了数据采集、分析、处理和监管的效率，有助于实现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曾亿武等，2021；沈费伟等，2021）。乡村振兴是城乡深度融合背景下乡村功能的全面发展和提升，高度契合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工农关系的演变规律，涵盖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内容（罗其友等，2019；郭晓鸣等，2018）。

（二）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子系统间相互协调依赖、相互对立制约的动态关联。二者间良性正向互动关系为正向耦合，互相制约、彼此掣肘的关系为负向耦合。借用耦合概念，可把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间的耦合关系定义为：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各子系统间互促互进、协同发展，驱动乡村全发展要素间互动、协同、匹配，优化乡村资源要素配置、调整产业结构、提振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见图1）。

图1 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

乡村振兴是数字乡村的基础，也是发展数字乡村要实现的最终目标。数字赋能助推乡村振兴的关键是立足于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乡村振兴的客观规律和建设情况，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让创新要素“活”起来。数字乡村则内嵌于乡村振兴，所涉及到的具体数字场景应用几乎涵盖了乡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数字乡村通过赛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衔接和联动，实时感知、分析和解决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为乡村全面振兴增添智慧底色。另一方面，数字乡村通过系统性规划和配套，将数字化转型发展理念贯穿于乡村业态、形态、文态、生态、治态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在信息技术和数字要素不断内嵌、融合和深度发展的过程中确保乡村振兴的各项战略谋划、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落地生根，全面打通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环节的堵点痛点。由此可见，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二者合二为一，特别是数字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内嵌并服务于乡村振兴。

具体言之：第一，在乡村业态方面，数字乡村全角度、全方位、全链条叠加提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能力，实现农业农村发展全程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调节优化农村生产关系。第二，在乡村生态方面，数字技术引领新理念和新技术深度渗透融入农业农村，将智能遥感、大气环境敏感点识别、水肥药智能管理等生态环保技术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第三，在乡村文态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触发乡土社会变迁，创新乡村制度理念和商业模式，驱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打破城乡制度分异和地理分割；第四，在乡村治态方面，数字乡村“电子政务”既有利于改进乡村治理，增强政府回应性，也有利于提升农民群体参与政社互动水平，实现农民的话语权回归；第五，在乡村形态方面，智慧医疗、远程教育、网络交通、数字文化娱乐等智慧化生活服务将融入乡村生活，加速农民自我语言表达，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分析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的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面临的战略任务，本质上是乡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姚树荣等，2020）。数字乡村的重点任务是依托数字技术的发展，实现治理、服务和应用数字化，增强“三农”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基于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解读，参考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张鸿等，2020；崔凯等，2020），在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得性原则的指导下，分别建立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数字乡村指标评价体系由“数字乡村信息环境、数字乡村服务环境、数字乡村应用环境”3 个维度构成，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由乡村业态、形态、文态、生态、治态五大维度构成（见表1）。

表1 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具体指标选取时参考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及《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0）》的相关指标，采用比例指标、总量指标、平均指标、结构指标等综合测度数字乡村水平与乡村振兴水平。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自2015 年以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及中央一号文件的引领下，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期，为决胜全面小康夯实根基。在此期间，农业农村部也结合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及各地建设情况，先后出台“十二五”“十三五”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助力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为此，根据我国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的政策特征，同时考虑国民经济五年规划特征及数据可获取性，本文以2015~2019年为研究时间段，对我国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协调效应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相关数据来源于2015~2019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以及工信部统计资料等，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

（二）研究方法

1.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函数

本文结合数据收集情况，依据数字乡村信息环境、数字乡村服务环境、数字乡村应用环境三大维度建立数字乡村评价函数，依据乡村业态、形态、文态、生态、治态五大维度建立乡村振兴综合评价函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1）中，f(x)和g(y)分别代表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函数，wi是类别系统中每个指标的权重，xij和yij为各项指标值。指标权重由熵值法确定，依据信息熵大小判断系统权重大小。

2.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可描述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研究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间的耦合度以此量化二者的相互影响程度。但耦合度难以反映系统的协同效应，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来评价系统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2）（3）和（4）中，D是耦合协调度，C是耦合度，T是综合发展度，f(x)和g(y)分别代表数字乡村水平和乡村振兴水平。其中k为调节系数，描述f(x)×g(y)最大时系统组合协调数量等级，一般取值2 ≤k≤5，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李佳等，2021；Fu等，2020），本文选取k=5。α和β为待定系数，其中，α+β=1。本文中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二者同样重要，因此取α=β=0.5。由于当前学术界对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分类并未达成一致，因此本文根据相关研究成果（马德彬等，2021；张合林等，2021），结合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划分（见表2）。

表2 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划分

3.灰色预测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是一种基于少量不完整、不确定信息进行模型预测的方法。它可以利用少量已知原始数据寻求系统运动规律，高精度地预测运动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式（5）和式（6）中，X(1)为由n个序列值累加生成的新序列；u为灰作用量；a为发展系数。

其中：

即灰色模型预测表达式为：

4.计量回归模型

建立计量回归方程，使用逐步回归法剔除引起多重共线的变量，推导出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计算公式如下：

式（10）中，D为耦合协调度，β0为常数项，βi为回归系数，Xi为回归遴选出的第i个变量，n为变量个数，ε为不定误差项。

四、结果与分析

（一）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前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和测算公式得到2015～2019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见图2、3）。从时序演变来看，数字乡村信息环境、数字乡村服务环境、数字乡村应用环境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变化趋势趋同。数字乡村水平在各系统的综合作用下呈现快速增长的良好趋势。这一上升态势表明，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得益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的落实，以及扶贫攻坚力度进一步加大，乡村振兴水平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乡村业态、形态、文态、生态、治态得到多元融合发展，且可分为两个主要变化阶段，即2015~2018 年处于反复调整的波动阶段，2018~2019年为持续上升阶段，最低值0.469和最高值0.596分别出现在序列两端。其中，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增长趋势大致相同，在波动调整的后期呈现跨越式崛起的发展态势，这也说明乡村产业发展早期受全产业链缺乏、生产主体与市场衔接不足、融资难融资贵、产业带头人匮乏等因素限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为扭转农业产业发展劣势条件的限制，各地立足产业特色，分类施策，量身定做打造全产业链，在循环经济上挖掘潜力，塑造有特色的主导农产品品牌，实现产业兴旺目标。生活富裕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产业兴旺的影响。产业兴旺有利于引导优势产业向乡村聚集，在产销衔接和产村融合的支持下改善农民生活生产条件，促进乡村生活富裕。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乡村治理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总体上呈现先增后降再增趋势，即2015~2016年保持小幅度上升，2016~2017年出现小幅下滑，但随后又开始反弹。乡风文明提升幅度不明显，但基本上保持稳定上升趋势。

图2 2015~2019年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

图3 2015~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二）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特征

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见图4），2015~2019年，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呈现“U”型的发展态势，耦合阶段总体由高度不耦合阶段过渡到低度耦合阶段，反映了两系统存在耦合发展程度不深、范围不广、方式不全、支撑不足等问题。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上升态势，由0.214升至0.508，协调发展等级由失调衰退转为初级协调发展，说明两大系统间开始转向良性发展。2015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的衔接，部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加快数字收集、智能分析、集成控制等数字技术向“三农”领域渗透。在顶层整体规划的指引下，117 个县（市、区）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并带动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为农业农村发展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驱动力。此外，社会多方资源也积极参与乡村发展，为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提供强大保障。但地区间数字乡村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及发展要素支撑能力薄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乡村全面协同推进乡村振兴。

图4 2015~2019年中国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特征

进一步采用灰色GM(1,1)模型，预测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状况（见表3）。

表3 耦合协调发展预测的相对误差检验

由表3 可知，预测值相对误差较少，预测能力较好，适合作研究分析。2020~2023年耦合协调度持续升高，呈直线上升趋势，预计到2023年达到最优（0.999），反映出随着城乡发展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各地将会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指导下，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分阶段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推动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有机融合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如张家口市提出到2021年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到2023年建成多方位的乡村数据感知网络。

（三）耦合协调发展时序适配的影响机制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法推导出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时序适配的四个影响因素，来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4）。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这四个因素在0.05水平下对耦合协调发展时序适配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条件不变，四者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耦合协调度增加0.197、0.672、0.131和0.388个单位。这表明如上所论的4 项指标与耦合协调发展时序适配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且均产生积极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对耦合协调发展时序适配的影响处于最高水平，回归系数为0.672，意味着交通网络的完善和建设，为脱贫攻坚、产业增收、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数字乡村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乡村间经济联系越紧密，更易于形成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空间关联网络，激发内生动力；再者，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对耦合协调发展时序适配的影响处于较高水平，说明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融合性经济，依托数字力量通过新生产力要素嵌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生产主体，重塑农村组织形态和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如京东“跑步鸡”产品基于物联网技术和智慧养殖新模式，规模化定制、标准化养殖优质肉鸡，聚合海量消费终端；此外，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耦合协调发展时序适配的影响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仅吸引人才回归、留住人才，而且带动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纵深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能给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家庭非农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加速推动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两者影响水平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增长点尚未能与大部分农户的生计相联系，信息投资、设备维护、消费能力差距可能扩大再生数字乡村信息鸿沟，抑制农村部分低技能群体的生计发展。同时也存在资源配置失衡、技术更新换代滞后、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等症结，农村信息化应用广度和深度有待拓展。

表4 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时序适配的回归分析结果

（四）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阻碍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推进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实践方案，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也在此过程中呈现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是整体水平较低，与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偏低、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尚待深入普及等密切相关（见图5）。

图5 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阻碍因素

第一，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低。乡村数据历史长、数量大、类型多，受制于数据获取机制欠缺、信息化系统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相当部分数据的价值未得到充分释放。以涉农数据采集为例，来自生产、生活、生态领域的数据仍需手工采集和上报，只在部分领域实现了自动化采集。第二，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受建设成本、管理成本、用户特征和发展空间等因素影响，企业对乡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动力不足。部分偏远乡村和贫困地区网络覆盖效果、运行速度、稳定程度有待优化，数字技术释放的增长红利难以满足乡村生产生活需求。第三，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偏低。当前大量青壮劳动力向省内外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逐年减少，人才供需矛盾突出。留守老人和妇女在数字内容的使用上仍然以即时通信为主，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参与乡村数字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第四，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尚待深入普及。当前乡村信息化工作仍停留在辅助办公、政策宣传等基础阶段，在村庄自然风貌保护、乡村精细化治理、田间作业服务、预测预警等核心功能方面的智能化、自动化程度依然较低。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模型系统分析了2015~2019年间我国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的时序适配水平。研究表明，我国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耦合协调度的时间演进特征总体表现出平稳发展态势，并存在向更高层次转移的可能性。数字乡村重构乡村治理方式和传统发展模式，但这一动态过程面临着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偏低、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尚待深入普及等阻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是拉动二者耦合协调发展时序适配较为显著的因素。

新阶段、新起点立足国情、农情，遵循数字信息技术演化和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推进数字乡村战略落地实施，补齐乡村治理信息化短板，以新技术、新场景、新农人驱动、支撑、服务乡村振兴，建立覆盖全域、上下联动的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推动乡村业态、形态、文态、生态、治态全面振兴。因此，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促进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政府统筹和投入，优化乡村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在推动实现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作用。从研究结论可知，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对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产生显著正向作用，而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则不利于两者协调发展。为此，应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重点，持续强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设立乡村基础设施专项资金，加大各级财政投入力度，重点扶持乡村地区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鼓励具备数字技术能力和实体运营经验的社会资本通过PPP、公建民营、自主投资等方式参与乡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另一方面，依托乡村有利的地理空间，加快乡村原有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快速补齐城乡之间信息设备差距，全面提升乡村业态、形态、文态、生态、治态等重点应用场景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培育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关键在人。研究发现，乡村人才队伍存在总量不足、素质低下、结构失衡、年龄偏大等问题，这与乡村振兴中数字人才的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因此，应强化财政经费保障支撑，培养乡村振兴数字人才，拓展乡村数字蓝海。首先，留住和培养本地人才。结合各地发展实际和优势资源，创新乡村人才培育使用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对乡村人才进行精准管理和精准使用。驱动数字乡村引领乡村振兴。其次，加大柔性引才力度。鼓励和吸引企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共同参与乡村数字化革新。以技术流、信息流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深入驱动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最后，强化农民数字素养。依托基层农技推广和社会服务组织开展农民数字素养培训，加强数字乡村应用场景宣传和示范，让数字技术更贴近农民。

三是创新特色应用场景，促进乡村全方位转型升级。数字乡村建设离不开新技术、新场景的叠加推进作用。从研究结论可知，当前乡村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尚待深入普及，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应用和场景还相对少，仍停留在初级层次。为此，应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出发，积极探索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应用场景，打造载体多元、模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技术赋能解决方案，降低数字技术应用的风险和成本。同时，加强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乡村业态、形态、文态、生态、治态等领域中的集成应用。抓好试点示范，确定不同场景建设的优先级，增强应用场景适配性。

四是打破数据孤岛和系统壁垒，激发创新要素动力活力。实施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打破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壁垒，而资源要素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数据。研究结果发现，现阶段农村数据碎片化、数据壁垒等信息不对称问题制约数据开放共享水平，限制了数字乡村勾连互通乡村振兴，协同作出科学决策。为此，应全力打通“三农”领域的数据壁垒，以数据流带动生产流、物流、资金流和人才流，激发创新要素动力活力。一方面，加速布局规模化、智能化、集约化、绿色化数据中心，完善农业农村数据资源库，加快构建天空地全域地理信息图，积极推进“雪亮工程”向乡村延伸。另一方面，完善数据标准规范体系，在确保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推进数据公开共享和交易流通，弥合城乡数据鸿沟以适应发展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