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科

一

磐安蔡氏源于福建建阳蔡氏。建阳蔡氏在南宋以理学闻名天下，从蔡发开始经蔡元定、蔡渊，家族内接连涌现九位大儒，世称“蔡氏九儒”。其中蔡元定与朱熹相交四十余载，亦师亦友。在这一过程中，蔡元定协助朱熹治学、讲道，对朱熹理学发展和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蔡氏家族因而被朱熹赠“理学名宗”的牌匾。

◇蔡氏宗祠“理学名宗”牌匾

宁宗庆元三年（1197年），因“庆元党禁”案，朱熹被罢黜，蔡元定受到牵连被贬放湖南道州。为避祸，蔡元定的长子蔡渊携子蔡诰旅居浙江金华。后因蔡元定病逝，蔡渊回家奔丧，其子蔡诰留守金华。蔡氏最初定居在浙江金华磐安的顾岭，第三世蔡炎迁居双溪乡安仁里。为让子孙后代铭记“理学名宗”的荣誉，遂从“桑梓誉重”一词中摘取“梓誉”二字作为村名，并沿用至今，已有八百余年。由此可见，“桑梓誉重”或“梓誉”代表了蔡氏先祖对“理学名宗”这一家族清誉的重视。“桑梓誉重”是梓誉蔡氏先祖对其后代子孙最为重要的教诲，构成了这一家族最具特色的文化传承之一。

二

蔡氏宗族文化的主流强调对声誉的重视，同时又要求淡泊名利，以坦然、淡然的态度对待毁誉问题。

梓誉蔡氏先祖以其学识、言行奠定了“理学名宗”这一家族的荣誉。《梓誉蔡氏宗谱》历代序言都在最为显要的位置强调其祖蔡元定与朱熹之间不一般的关系，如谱序中载曰：“（蔡元定）虽在弟子（朱熹的学生）之列，文公（朱熹）以老友称之。”朱熹与蔡元定经常“通夕对床不寝，相与讲论四十余年”。朱熹曾赞美蔡元定“人读易书难，通（蔡元定，字季通）读难书易”，称其有“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

蔡元定在朱熹理学中的地位不可替代。蔡、朱四十余年相与讲论、共同著述使二人言说早已合二为一、水乳交融。如《梓誉蔡氏宗谱》记载其事曰：“其平生问学多寓于熹书集中。”他的独著也多是朱熹为之写序。蔡元定的四个儿子皆为理学、易学大家。

◇蔡氏宗祠

“断不负所学，此心天可知。”蔡氏先祖用行动践行了理学人格，奠定了这个家族高风亮节的声誉。宋庆元元年（1195年），权臣韩胄专权，朱熹理学被定为“伪学”。第二年，蔡元定受牵连以布衣之身被贬放湖南道州。在这场劫难中，蔡元定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辱没了家风，败坏了家族声誉，反而是一种坦然面对、淡然处之的态度。如被贬放途中，践行者多感伤泣下，而蔡元定则无异于平常，泰然自若，并赋诗一首曰：“执手笑相别，毋为儿女悲。轻醇壮行色，扶摇动征衣。断不负所学，此心天可知。”

由此可见，蔡氏家族所重之誉并非沽名钓誉的世俗之誉。前者以性理的“道德”为标准，后者则以权势、名利为标准。标准不同，其所重之誉的内容也不相干。

蔡元定的后人恪守“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的理学原则，以实际言行不断维护理学世家的清誉。《梓誉蔡氏宗谱》将这些通过践行理学原则、发扬先祖精神来维护家族声誉的人物都以传记的形式予以记载。如《惟忠公传》称赞他“为人也温恭谦让，家道殷富，常怀忠正之心，矜孤恤寡、哀苦怜贫、施仁布德，每遇荒旱赈济救急”。《澹宁号说》赞颂自号“澹宁”的蔡炳文曰：“养心以廉，养智以约，好善不倦，处乐不淫，何其恬也。不为势拘，不为威怵。欲不之动，利不之歆，何其静也。居室则善，不竞不，敬直义方。”

综上可知，梓誉蔡氏宗族对“誉重”的强调，有着明确的价值导向，其所重之誉主要是对“理学名宗”学术声望以及对先祖高风亮节、恪守儒家道统原则之声誉的重视与维护。因而，其所重之“誉”自然与世俗的沽名钓誉之“誉”、名利场上的声色犬马之“誉”有本质的区别。

三

梓誉宗族的誉重文化是中国声誉、信誉和名节文化的一个缩影。声誉、信誉、名节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声誉文化对“誉”有两种态度：一是重声誉、美誉，二是强调对毁誉要淡然处之。如何调处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个问题。

根据儒家思想，人有君子、小人之别。在中国古代，君子是学习、弘扬、践行道学文化的人。他们的声誉标准不以世俗为类。君子重“誉”以道德为内核，以率性为要求，小人重“誉”以权势为内核，以名义为标榜。所谓“君子以道德轻重人，小人以势力轻重人”（《古今药言·憧然录》）。那么，君子所重之“誉”的这个道德内核和率性要求究竟为何物呢？它与小人所重之“誉”之间最为深层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就要探讨一下中国文化的道学文化。

儒家“道学”之名起于两宋，其本意为尧舜、文武、周公和孔孟之道。如较早使用“道学”一词的王开祖（1035—1068）有言曰：“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我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要言之，所谓“道学”就是以“性与天道”为对象的学说体系。“性道之学”为其核心要义。《中庸》有言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性”就是“天命”，所谓“道”就是率性，所谓“教”就是修率性之道。这就以简明的话语阐明了“天命、性、道、教”之间的关系，构筑了道学的基本含义。

《中庸》有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阐明了率性的这个“道”具有“不可离”以及“不睹不闻”的“隐微”特点。那么，这种既不可离而又隐微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可见，所谓的“率性之道”就是“中和”之道，而修道就是修“致中和”的功夫。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表述，这个“中”就是具有隐微特征的那个道体，她看不见、摸不着、闻不到（不睹不闻的隐微特性），但却又遍满虚空，充塞宇宙（因而不可离，因而君子要行戒惧慎独之事）。“中”作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又不可见、不可闻的天下之大本大源究竟为何？

宋明理学家对此有经典的解读。程颐言“不偏之谓中”。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何为不偏？何为不倚？何为无过无不及？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大家都知道，万物无不有“对”。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后，有我就有人，等等。那么，“中”就是不偏于上也不偏于下、不偏于左也不偏于右、不偏于我也不偏于人的一种状态。只有不偏才能包容一切，从而利于一切（既利于上也利于下等）。这样才能见“道”。

上下、左右、人我无偏，因而利于一切，因而“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从而形成世间万物“各正性命”“各得其所”的状态。

总而言之，道学是理解君子声誉标准的根本依据，构成中国传统声誉、信誉、名节文化的内核与灵魂。梓誉蔡氏“誉重”文化作为一个典型缩影则用生动的实践诠释着中国传统声誉、名誉和名节文化的这一本质特征。

四

“誉”不是为了“声誉”而声誉，不是追名逐利式的沽名钓誉。对于这样的“誉”，梓誉蔡氏的基本态度是极力摒弃的。他们甚至可以为了“理”，为了“道”而淡泊名利，甚至会以身殉道。

梓誉蔡氏“誉重”文化作为中华信誉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它启示我们：君子所重之“誉”无他，就是对“理”、对“道”的拳拳服膺，内修外践，做“亲民”的功业而自然获得的一种荣耀。这种荣耀的“外显”以“理”“道”为宗，而“理”“道”在心性上则以“诚”为体，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所以这种因践行“道”而来的荣耀在本质上就是“诚”之外化。诚，即“坦诚”，坦诚意味着对一切敞开，接受一切、容纳一切。这就没有伪。无伪自然无偏。无偏而“中”，也就契入了“道”和“理”的境界。梓誉蔡氏“誉重”之“誉”就是通过体认、传播、践行这种一览无余的坦诚之“道”、之“理”而自然获得的一种荣耀。

现代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高度分化的陌生人社会。

首先是市场的普遍化。市场的普遍化意味着一切皆可标价，生活就是生意。生意场就是名利场，追名逐利、沽名钓誉渗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这样一个高度名利场化的时代，人们的名誉之重已经出现了近乎利益化的趋势。有的为了出名不惜一切代价，不管令名、恶名，只要出名就是好名。那些已有“令名”而又害怕臭名远扬者，为了保持声誉也是极力包装、兜售，各种遮丑，各种表演。

其次是在普遍市场化基础上，人员流动频繁，宗族等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社会高度分化，熟人社会不再。人与人之间或者是根本不相识的纯粹陌生人，比如在网络空间，我们根本不在乎购买产品的客户究竟是谁。传统社会以宗法、宗族为纽带，以亲朋邻居为主体，其所依托的是相互之间的熟识，大家知根知底，如若丢了信誉就会失去立足之地。而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之中，人们失去了传统熟人之间的制约，丢弃信誉和脸面有时不仅不会影响生存，反而可能在短期内因此获益。

梓誉蔡氏“誉重”文化启示我们，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誉”有其内在的“根据”。这根据就是“道”或“理”，凡是违反“道”“理”的事情即使可以获得一种影响力，一种“好名声”也是决计不为的。其所求（也是一种淡泊名利的求而无求）之“誉”也必然是因尊道、循理而获得的好名声。因而，并非所有的“誉”都是值得提倡的。那种沽名钓誉、以信誉为名利的行为就与中华传统声誉、信誉文化的根本要求相背离。而要在“名利场化”、陌生人社会为背景的现代社会构建起信誉，其一是要以法治与外在信用体系的组合手段来对治陌生人之间天然缺乏信任和荣誉感的问题。其二就是在现代社会采取教育、宣传等立体化、系统化的传播手段，利用现代人受教育程度高的优势，将传统信誉的精华熔铸到现代人的思想之中，从而为信誉社会建设提供内在精神堤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