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冠章

黄河史上的千古疑案

汉武帝元光年间“河决瓠子”，是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见于《史记·河渠书》：“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史记》）《汉书·沟洫志》也有相同的记载。这一事件因其灾害之重、历时之久、堵塞工程之艰巨，又因汉武帝作为封建帝王亲临黄河决口堵塞现场指挥、史家司马迁亲自加入负薪的行列而闻名于史册。

然而，这次著名的黄河大决口的“瓠子”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惜《史记》和《汉书》都语焉不详。因为汉代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有古黄河大堤瓠子堤，濮阳县（今河南省濮阳县）有自黄河流出的瓠子河，两县又同是汉代东郡属县，于是自古就有“白马说”与“濮阳说”两种说法。最早的分歧见于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瓠子”的注解：“服虔曰：‘瓠子，堤名也，在东郡白马。’苏林曰：‘在鄄城以南，濮阳以北。’”其中所引服虔说的“东郡白马”就是指白马县的瓠子堤，所引苏林说的“濮阳”就是指濮阳县的瓠子河。服虔和苏林都是汉魏之际的学者，他们的解释应是“白马说”和“濮阳说”最早的源头。

其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力主“濮阳说”。《水经注·瓠子河》云：“（濮阳）县北十里即瓠河口也。……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南，漂害民居。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卒塞瓠子口，筑宫于其上，名曰宣房宫，故亦谓瓠子堰为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水经注》的记载一向被作为“濮阳说”的重要依据。近代以来，学者们和权威辞书如《辞海》《辞源》等皆主“濮阳说”。

然而，“白马说”也一直不绝于史志。《后汉书·王景传》：“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唐李贤注：“瓠子堤在今滑州白马县，武帝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又《晋书·地理志》：“濮阳国，故属东郡，晋初分东郡置。统县四：濮阳（古昆吾国，师延为纣作靡靡之乐，既而投此水）、廪丘、白马（有瓠子堤）、鄄城。”这里把瓠子堤作为白马县的著名古迹，无疑是因为“河决瓠子”的缘故。显然《晋书》作者是主“白马说”的。又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滑州》：“瓠子堤在（滑）州西南，汉武所筑。”又明修《河南通志》：“宣房宫，在滑县北固堤上，汉武帝塞瓠子堤，筑宫。”滑县现存元、明、清以至民初的历代地方志都有“河决瓠子”及瓠子堤、宣房宫遗址在滑境的记载，历代文人墨客对滑县瓠子堤、宣房宫的题咏、碑刻更是多不胜举。

近年来，在“濮阳说”声音独大、“白马说”渐趋式微的背景下，滑县文史爱好者仍引经据典，奋起力争，笔墨官司一时又热络起来。

汉鼎铭文揭开历史之谜

近来滑县文史爱好者发现，在西安市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一件青铜汉鼎，它的出现，破解了黄河史上发生于两千年前的一桩疑案。

这件汉鼎名“上林宣曲宫鼎”，收藏于西安市博物馆，著录于《陕西金文集成》。据刊载于《考古》1963年第2期的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一文介绍，此鼎出土于1961年，出土地点属汉代上林苑一处宫观所在地，一同出土的共有22件铜器，均属上林苑旧物。可贵的是，这22件文物中有21件有铭文，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宣曲宫鼎

◇ 宣曲宫鼎铭文拓片

这 件“ 上林宣曲宫鼎”，口沿下方有铭文：“上林宣曲宫，初元三年受东郡白马宣房观鼎，容五斗，重十九斤六两，神爵三年卒史舍人、工光造。第十五。第五百一十一。”据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定，这47字铭文并非一次所刻：“铭文‘东郡白马宣房观……第十五’29字铸器时原刻，余铭系调至上林苑之后补刻。”这里对这段铭文稍加解释：“上林”即上林苑，是汉代园林建筑，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在长安郊外秦苑旧址上扩建而成。“宣曲宫”即上林苑中的宫观之一。“初元”是汉元帝年号，“初元三年”即公元前46年。“东郡”是汉郡名，约今河南省东北部和山东省西部部分地区，治濮阳。“白马”是东郡属县名，即今河南省滑县的前身。“宣房观”是一座宫观建筑的名称。“容五斗”意即鼎的容量为五斗（约当今16.9斤小麦的体积）。“神爵”是汉宣帝年号，“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卒史舍人”是汉朝官府小吏的名称。“工光”意思是铸鼎工匠名“光”或姓“光”。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该鼎的来龙去脉：它原是东郡白马县宣房观陈列的礼器，铸造于汉宣帝神爵三年，至汉元帝初元三年，为了充实上林苑的文玩器物，被征调至宣曲宫陈列。它在宣房观的器物编号为第十五，在上林苑的器物编号为第五百一十一。

宣曲宫鼎亦即宣房观鼎的出现，终于可以解开这个秘密。从宣曲宫鼎铭文不难明白，这个鼎本是宣房观中的旧物，本来应该称作“宣房观鼎”的。据学者考证，宣房观就是《史记·河渠书》所言“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那个“宣房宫”。因为秦汉时期人们常将宫、观连用，指称专供帝王游憩的楼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后汉书·耿秉传》：“帝每巡郡国及幸宫观。”故宫、观可通用。而宣房宫是“河决瓠子”堵塞后建在瓠子堤上的，它就是“河决瓠子”的地标性建筑。铭文明明说宣房观（宫）在“东郡白马（县）”，则“河决瓠子”也必在“东郡白马”，即今河南省滑县，这就是确凿、唯一、不可能再有别解了。

对一段《汉书》文字疑义的破解

宣曲宫鼎亦即宣房观鼎，铸造于神爵三年，距宣房宫的建造即瓠子河决被堵塞的元封二年不过五十来年，距《史记》成书不过四十来年，比《汉书》成书还要早一百多年，其铭文的史料价值极其珍贵，是可与《史记》和《汉书》相印证的。

比如，《汉书·武帝纪》关于元光三年的记述是这么说的：“（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后为列侯。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汉书》）一直以来，关于这段文字的理解就大有分歧。

首先，这里的“河水决濮阳”说的就是“河决瓠子”这回事，古今部分学者就是据此而主张“河决瓠子”是在濮阳县的。这岂不与宣曲宫鼎所证明的河决瓠子在“东郡白马”相矛盾吗？其实这里所说的“濮阳”并非濮阳县。汉代的“濮阳”既是县名又是东郡郡治之名。当它被作为东郡郡治之名时，又往往被作为东郡的代称，成为一个大地名。古人惯言首府以概辖境，以大地名概称属地，至今而然，《汉书》记事亦往往如此。如曾于元光三年参与瓠子河决堵复工程的西汉名臣汲黯，故里本在白马县（其墓现存今滑县留固镇尖冢村，“尖”即“汲黯”之合音），而《汉书·汲郑列传》曰：“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又，西汉末年王莽杀东郡太守翟义，收其部众之尸筑为“武军”（收敌尸封土而成的高垒），“濮阳、无盐、圉、槐里、 ，凡五所”。（《汉书·翟方进传附翟义传》）其中“濮阳”的一所就在东郡属下的白马县境（遗址今存滑县万古镇妹村）。因此，《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河水决濮阳”的“濮阳”只是对东郡的泛指，把发生在东郡白马县的“河决瓠子”说成“河水决濮阳”，二者并不矛盾。

进一步探讨就可以使这一真相更加清楚。《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的文字原本记述的是发生于该年的四件事，即河水徙顿丘东南、封高祖功臣后、河水决濮阳、起龙渊宫。这四件事本来是互相独立、互不关联的，有人却把“河水决濮阳”与“起龙渊宫”联系起来理解，以为“河水决濮阳”就是决于濮阳县，而且在堵塞决口（虽然并没有成功）的同时还在那里筑起一座龙渊宫。岂不知这样理解是完全有违常理的。因为宫观是专为皇帝游憩和纪功所用的，元光三年汉武帝既没有到瓠子决口现场去，那一年堵塞决口也没有成功，无缘无故就建起一座龙渊宫，主事者有几颗脑袋敢冒此僭越之罪！其实，学者服虔早就指出：“（龙渊）宫在长安西，作铜飞龙，故以冠名也。”（《汉书·武帝纪》），原来龙渊宫根本不在濮阳。还有，北宋著名史学家刘也特别指出：“予谓救决河、起龙渊宫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宫也。”

岂知博学如郦道元，竟然也是这样误解《汉书》。他在《水经注·河水》中写道：“河南有龙渊宫。武帝元光中，河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人塞决河，起龙渊宫。盖武帝起宫于决河之旁，龙渊之侧，故曰龙渊宫也。”关于这座“龙渊宫”不知郦氏说的是亲见还是传说，反正他是把塞决河与起龙渊宫看为一回事了。其实在紧接这段文字之后，他还援引了《汉书·王尊传》中东郡太守王尊守护“瓠子金堤”的事迹，那里明明说王尊守护的是白马县的“瓠子金堤”，因为为王尊向皇帝请功的正是“白马三老”，而郦氏硬是要把它当成濮阳县的瓠子河。可见郦氏是只知有濮阳县的瓠子河，而不知还有白马县的瓠子堤，一见“瓠子”二字就以为必是濮阳瓠子河了。

◇滑县张庄出土的汉代河工石，黄河博物馆藏

由于误解《汉书》的文字，不仅把“河决瓠子”由白马移到了濮阳，还导致濮阳后来果然就有了一座“龙渊宫”。这不仅《水经注》有记载（不管是作者亲见还是传说），清代官修地方志《畿辅通志》也有记载：“龙渊宫在开州（按即濮阳）西南。《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起龙渊宫’。《州志》：‘在州南别驾里。’”对于这座言之凿凿的“龙渊宫”该如何解释呢？那就只能说：它是后世好事者因误解了《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的文字，为附会之而建起的一座“山寨”建筑，如此而已。

瓠子堤遗址在今滑县城关镇苗固村西，是古黄河大堤的一段，虽经两千多年岁月的销蚀，至今地面仅剩不足百米的残迹，但坚硬的夯土层仍清晰可见。近年地下还不断有石、竹、木、梢、秸等汉代河工物料出土，成为那场惊心动魄的大事件的实物记录。“滑县瓠子堤遗址”已于2021年12月17日由河南省人民政府（豫政〔2021〕37号）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它以其倔强的身影向人们昭示着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