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云 忠

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语义是介词研究的基础。Hagège 给英语中的介词区分了51 种语义，Haspalmath 也对介词语义之间的关联从语法化的角度给出了一定的结论。①Haspelmath Martin,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Tomasello M.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3, pp.211-243.国内早对汉语介词的语义有所关注，《助字辨略》《语助词》等都从语义的角度解释介词。香坂顺一、太田辰夫、吴福祥、冯春田、何洪峰、陈昌来等也都直接、间接地进行了介词语义的归纳。②参见香坂顺一：《白话词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太田辰夫：《中国语的历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吴福祥：《敦煌变文12 种语法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何洪峰：《“去”字可作时间介词辨》，《古汉语研究》2012 年第1 期；何洪峰：《动词“去”向处所介词语法化的终止与回归》，《语言研究》2011 年第4 期；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在讨论动词和介词的区分时，马贝加提出义素分析法，通过介词所在结构中名词的语义考察介词的功能演化；何洪峰从介词结构中各构成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及介词本身的语义弱化角度判定介词的性质。③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何洪峰：《动词介词化的句法语义机制》，《语文研究》2014 年第1 期。但是对介词语义之间的衍生关系，学界尚未有系统性的成果；对于介词语义和语法化之间的关系，学界也鲜有论说；对于介词语义发展与介词语法化的机制也值得进一步考究。

一、介词语义层次网络模型

介词只具有语法意义，不具备词汇意义，其语义性质需要根据介词结构中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判定。介词的语义以网络状、层次性分布。每一个网络节点可看作一个概念。介词语义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组织，构成一个有层次的网络系统。每一级语义均处于相应的节点上，各节点又以其共性特征与上一级语义相联系，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系统，即介词语义层次网络模型。介词的每一语义特征都会出现在网络层次模型中的固定位置。介词语义按照其顶位节点的特征可概括为空间域、时间域、对象域和概念说明域四类，其中“概念说明”域包括“行为”类和“说明”类。

（一）“空间”域介词的语义层次网络模型

空间域介词涉及处所和方向。空间域介词的介引成分（NP）是可容纳的、有边界的、可附着的处所义名词，如“山河路桥建筑类名词”“地名方位类名词”“器具类名词”“身体部位类名词”等。核心动词（V）是有运行方向或执行方向特点的动词，如“执行义动词（戏、玩，窥，制等）”“遭遇义动词（生，逢，现、没等）”“持拿义动词（拿、取、采、持）等”“放置义动词（站、坐、着、置等）”“言谈义动词（谋、说、应、答等）”。以上动作的实现，“处所”是必要条件，即只有在一定的处所中才能实现。介词表达空间语义概念可以表示处所和方向，其中处所有起点、经由和终点；经由又可以离析出“表面”和“沿顺”特征。表示“表面”经过时，V 必须在N 所表示的处所上运行，如：

（1）a 经庭前桃树边过。（《齐民要术》卷十，第1028 页）

b 恶不复由耳目鼻口入。（《六度集经》卷七，第39 页）

上例中，N“庭前桃树边”“耳目鼻口”是V“过”“入”实现所必须经过的处所，带有[+附着]特征。表[+沿顺]时，N 不必然是V 所经过的处所，但是N 是重要的参照物。如：

（2）a 从彼河岸，顺流下行。（《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六，第822 页）

b 遂被狂寇顺风放火，红解连天。（《敦煌变文集》卷八《苏武李陵执别词》，第908 页）

例（2）中，N（彼河岸、流、风）不必然是V（行、放火）经过的处所，而是[+沿顺]N 所延伸的方向，“河岸、流”“风”是“行”“放火”实现的参照物。空间域介词结构中，NP 为具有“可容纳”“有界点”类的处所名词，且VP 为运行类动词时，介词表处所义。界点在前表示起始，界点在后表示终点或方向。若V 主体或受体附着于N，表终点，否则表方向。处所类介词按照上下级的关系组成网络模型，每个概念和特征处于节点中的固定位置，介词的语义也要根据该节点的特征进行判断（如图1）。

图1 “处所”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图1 中，每一个子节点通过一定的共性指向母节点，如“经过”。“P·N容纳·V运行/附着在”结构中，“经过”必须运行于某一处所，且该处所必须具备“容纳”特点，故“经过”义是“处所”义的下层语义，处于“处所”义语义模型的第二层，当运行主体附着于经过处所时，表示“经由”处所，由“运行”“表面”共性指向“经过”子节点；当运行主体和“处所”互为“参照”时，介词表示“沿顺”处所，通过“边缘”和“表面”特点区别于“经由”，通过“延伸”特征指向“经过”处所，故“沿顺”“经由”处于处所类介词的第三子节点。

（二）“时间”域介词语义层次模型

时间类介词结构中，N 为具有“持续”“容纳”“变化”特征的名词性成分，为允许某一事物或动作存在或发生的一维时间。V 为具有“变化”和“作用”特征的动词性成分，在某一时间内动作具备变化性或对其他事物产生影响。时间类介词有从、自、起、到等。该类介词结构中，N 有3 类：“具体时间名词”“表时间的动词或短语”“表示天色、时节的成分”。V 有5 类：“遭遇义动词”“执行义动词”“运行义动词”“言谈义动词”“转移义动词”。“时间”介词结构中，N 为表“时间点”名词，V 有非运行特征。如：

（3）a 当出户时，忽掩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搜神记》卷二，第25 页）

b 在今宁得息谈邪？（《南齐书》卷五十四，第927 页）

当N 为表示时间段的名词时，V 有两种情况，一种为状态动词，一种为动作动词。当V 表示状态，且具备“持续性”特点时，介词结构表示时间起始。如：

（4）从四月一日又阴雨，昼或见日，夜乍见月。（《南齐书》卷十九，第370 页）

当V 表示动作，介词语义有两种情况，一是V 具有“运行”特征，表示所在时间；一是不具备“运行”特征，介词结构表示时间起始或者时间所到。如：

（5）到榆荚时，注雨止，候土白背，复锄。（《齐民要术》卷二，第148 页）

根据时间类介词结构中V 和N 的性质，“时间”域介词语义层次模型可概括如图2。

图2 “时间”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三）“对象”域介词语义层次模型

对象类介词的语义特征为：某一对象和另一对象之间具有互相作用的关系。这种作用关系包括主观作用（受事对象、比较对象、师从对象、伴随对象、言谈对象）和客观作用（施事对象）。介词结构中，N 有“客观”“受动”特征，如“表人名词”等；V 有“同现性”“交互性”“作用性”特征，如“遭遇义动词”“执行义动词”“言谈/情貌义动词”“放置义动词”“运行义动词”“性质形容词”。对象类介词的语义层次网络模型，可建构如图3。

图3 “对象”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四）“概念说明”域介词语义层次模型

1.“依据”类

“依据”类介词，表示动作发生所依据的条件、工具、手段和方式等①何洪峰：《汉语方式状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76 页。，其成员有：“取、持、以、用、乘、逮、因、缘、寻、随、依、据、论、于（於）、仗（杖）、由、凭”等。该类介词结构中的 N 表示工具、时间、标准、条件，如“实物类名词”“时间类名词”“条件能力类名词”“性质形容词”等。“依凭”类介词结构中，名词具有“可利用”“客观”“优势”的特征，VP 有“影响”“结果”和“行动”特征，如“转移义动词”“执行义动词”“放置义动词”“持拿义动词”等。“行为”类介词结构中，当NP 具有时间延续特征，VP 具有“运行”“执行”“影响”特征。若NP 为表示时间点的名词（短语），意为“某一时间点是做某一事件的最佳时机”；当NP 为表示时间段的名词（短语）时，意为“在某一状态没有出现或完成之前做某事”；NP 为表示工具的名词时，VP 为行为动词，且具有“结果”“影响”特征，意为“NP 是实施某一动作VP 的工具”。如：

（6）a 用热食。若不即食，重蒸取气出。（《齐民要术》卷九，第958 页）

b（匈奴兵）乘其衰弊，遂进击乌丸，斩首六千余级。（《三国志》卷三十，第833 页）

“行为”类介词结构的语义特征为“N 是某人或某物施行某一动作的凭借或方式”，其语义网络层次模型可以概括如图4。

图4 “依凭”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2.“说明”类

“说明”域介词包括动作施行的原因、目的和范围（详见图5）。介词结构中，N 多具有主观性、范围、致使性特征；V 具有“致使”“结果”特征，如“执行义动词”“遭遇义动词”“ 运行义动词”“言谈义动词”。

图5 “说明”类介词结构语义层次模型

二、介词语法化的机制

Heine 和Kuteva 定义语法化机制为（发生语法化的词汇的）源义对语法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不是语法化得以实现的手段。他们还分析了语法化的4 个相关机制：1.去语义化或曰语义漂白（desemanticlization or semantic bleaching）；2.扩展或曰语境泛化或在新语境中的适用（extension，context generalization or use in new contexts）；3.去范畴化或曰词汇形式或具有较少语法性质的成分的句法形态特征消失（Decategorization or loss in morphosyntactic properties of lexical or other less grammaticalized forms.）；4.销蚀，也指某个音节中语音实体的丢失或弱化（Erosion, phonetic reduction or loss in phonetic substance）。①他们定义语法化为：从词汇形式到语法形式和从语法形式到更多语法形式的发展过程。详可参阅Heine B.,Kuteva T.,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汉语介词的语法化是语义漂白和结构扩展互相作用的结果。结构扩展是语法化产生的前提条件，语义漂白是语法化产生的决定因素。一个实词成分只有出现在特定的语境（结构）中，词汇项才有可能产生语义漂白，只有产生语义漂白才能失去概念义，语法化为功能词。

（一）语义漂白

“语义漂白”(semantic bleaching)是指丧失实词意义。动词虚化为介词就是丧失了动词义，虚化为介引功能义。这是汉语动词介词化的语义机制。②参见何洪峰：《汉语动词介词化的句法语义机制》，《语文研究》2014 年第1 期.语义漂白是语法化发生的必要前提条件。一个词汇形式只有当他们被用作一个具有话题功能的成分时才能够变为语法形式。③Haspelmath M., "Why is grammaticalization irreversible?" Linguistics, 1999, 37(6), pp.1062.每一个动词都是一个事件结构（event constitute），在该结构中某些动词需要一些特定的成员来进行搭配。每个动词除了概念义外，都隐含一些背景信息，如时间、地点、运动、范围、生命、特点、方式等。如运行义动词“行”“走”“沿”“往”。行，本义“道路”，引申为“行走”。其概念意义可以描述为[人][运行]，其背景信息为[运行[道路]]。如：

（8）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诗经·国风·唐风》，第85 页）

在其概念结构中，有施事（人）、动作（运行）及其处所（道路）。这三者是“行”的语义结构中必备要素。由于运动事件的完整性，“行”一般不能发展为降级结构。走，本义“疾驰”“奔跑”引申为“前往”，即“人在某处所运行”，其背景信息有“处所、方向”。如：

（9）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韩非子·五蠹》，第1040 页）

（10）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吕氏春秋·孟秋纪第七》，第384 页）

当“疾走、奔跑”讲时，“走”自带背景信息，非必需，若凸显背景需增加额外信息；当“前往、趋向”讲时，若凸显其背景必须出现，故容易降级，如“走水路＞走水路去梁州＞走银行转账＞走账上划过去”。又如“沿”：

（11）王沿夏，将欲入鄢。（《左传·昭公十三年》，第1347 页）

“沿”的事件结构缺乏明确的动词性质，只有抽象的“方式”意义，语义表达的完整性原则要求“沿”需要寻找“施事”“处所”论元，因为缺乏明确指示动作的特征，所以“施事·沿·处所”结构还需要另外明确表示动作的概念。因此，“沿”出现的结构中都会出现其他动词，“沿·处所”容易发生语义降级。如例（11）中“沿夏”只能看作“入鄢”的方式。“沿”概念结构中，“江河”“道路”等元素由其处所论元充当，“沿”语义漂白，剩下“运行”“方式”特征。同时，“沿·处所”结构需要另外的动词V2，若V2的语义框架中的核心概念和“沿”的核心概念中有部分重合，则“沿”进一步漂白。如：

（12）里面有一片大石，有一石门，入去沿溪到那石上。（《朱子语类》卷一八三，第3295 页）

上例中，“沿”与“到”同现，“到”的语义框架为“人/物运行到达某处所”，是一个完整的事件结构。“沿”的“江河”“道路”概念特征由其处所论元承担，“运行”特征由另一事件动词承担。“沿”失去所有表示概念的特征，宜分析为介词。

由“行”“走”“沿”的发展过程可见，“语义漂白”是语法化发生的第一步，其中语义中概念和背景的结合程度是决定语义能否漂白的重要因素。

（二）语境泛化

语法化语境泛化的第一步是结构扩展，即由动宾结构扩展为连动结构。其次是激活其他语境，即再语境化（retextulization）。再语境化后，具有新功能的元素在新语境中被接受，并规约化。如俄语的指示名词（predicative noun）发展为工具格（instrument）助词。①Johanna, "Grammaticalization as retextualization",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1991，pp.129-131.

介词语法化句法环境有两类：1．N+V1±N1+V2±N2：V1或 V2→前置介词 (preposition)；2．N±N1+V1±N2+V2：V1或V2→后置介词(postposition)。②Hagège Claude, Le Problem linguisitique des preposition et la solution chionoise, Paris: societe de linguistique de pairs &Lounvain: peters,1975, pp.121.汉语动源介词一般认为源于连动结构的前动词V1。“V·N”结构是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③Bisang W., "Grammticalization without coeverlution of form and meaning: The case of tense-aspect-modality in East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In Bisang W.Himmelman,and wiemer B. eds", What Makes Grammticalization? 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Its Camponents, Berlin: Mounton de Gruyter , 2009, pp.109-138.，可扩展成“V1·NP·VP2”连动结构。“V·N”只有简单的动词与论元的关系，扩展成连动结构后，彼此的句法语义关系就复杂得多，成为汉语动词介词化的句法结构基础。

以“行顺”义介词为例。“行顺”义介词来源于“行顺”义动词（V行）。V行开始语法化的标志就是出现在“V行·N·V2”结构中。据王力，在原始汉语中就已经出现了连动结构，不过以“趋向动词·动词”的连动结构最为常见。①王力：《汉语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255 页。如：

（13）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庄子·逍遥游》，第8 页）

先秦时期，连动结构扩展为“V1·N1而 /以 V2·N2”或“V1·N1·V2·N2”结构。V行于先秦时期进入“V1·N1·V2·N2”结构，如：

（14）IA 顺彼长道（a），屈此群丑（b）。（《诗经·鲁颂·泮水》，第 282 页）

B 就其深矣（a），方之舟之（b）；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诗经·国风·邶风》，第 25 页）

C 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a）i行（b）国邑i，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礼记·月令》，第432 页）

（15）IIA 顺风（a）激靡草（b），富贵者称贤。（《后汉书》卷八十，第 2631 页）

B 协日就郊（a）而刑杀（b）。（《周礼·秋官·司寇》，第 56 页）

C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a）而走（b），亦莫余敢侮。（《左传·昭公七年》，第1275 页）

（16）IIIa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三国志》卷十，第328 页）

b 就王身上剜作千疮。（《经律异相》卷二十四，第131 页）

c 尚从大道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三国志》卷一，第25 页）

例（14）中，Aa和Ab是并列结构，表示顺序进行的动作；Ba、Bb是前一动作完成接着进行后一动作；Ca和Cb中表示两个同时进行的动作。除A外，B、C都是并列结构。语境I中，V行的宾语与V行相融，Va和Vb之间地位平等。语境II 中，V行的宾语和V2之间不相融。V行宾语的语义范围扩到“V行·V2·N2”结构，且“V2·N2”结构中V2分享V行的直接论元N1，“V行·N1”发生语义降级，成为V2的修饰成分，但是V2和V行仍具有语义融合性，故V行仍为动词。当V行出现在III 类语境中时，V行的论元以及V2之间没有概念框架语义上的关联，V行语法化为介词。例（16）a 中，V2“下”在其语义框架中需要有[+运行处所]特征，b 中“剜”不具备[+运行]特征，V2和V行没有语义上的交叉，V行为介词。c 中“来”需要[+路径]特征，且“循”自始至终都具有[+处所]特征，不能激活其他特征。激活扩散理论认为，当一个概念被加工或受到刺激，在该概念节点就产生激活，然后激活沿该节点的各个连线，同时向四周扩散，先扩散到与之直接相连的界点，再扩散到其他节点。第III 类语境中，“顺”“就”等已经发展为介词，在介词结构中，V2是核心成员，事件框架语义模型和句子成分相对应。如：

（17）a 将为天明，严驾顺路行至城南。（《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三，第406 页）

b 而今若顺这个行，便是。（《朱子语类》卷三十二，第812 页）

c 顺情说好话，干直惹人嫌。（《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回，第234 页）

（18）a 我有美酒一榼，鱼肉五斤，饼有十播，饭有一罐，请来就船而食。（《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第 366 页）

b 就分明处用力，则一日便有一日之效。（《朱子语类》卷三十二，第817 页）

c 就此文中分之为六，即六种是也。（《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六，第430 页）

例（17）中，V2（行）要求有[施事][运行]等必要论元和 [路径][目标][方式]等次论元。V2不直接支配次论元（*行路/路行），需介词结构补偿其[路径][目标]论元，如a（顺路行），该结构的事件框架为：[施事][运行[路径][起点][目标[方向][终点][方式]。b 同a，其中[目标]隐现，句意不受影响。c 中，V2为“言说”义动词，N1（情）有“路径”特征，被激活，“顺”表“依据标准”。“就”受源义的制约，用于[运行][处所]语境中，随着语境的扩展，出现在“非运行类处所”语境中。例（18）a 中，“船”为处所名词，“食”不具备[+运行]特征，“就”语义进一步虚化，进入“停滞”语境中，表示处所所在。b 中，“用力”不具备[+运行]特征，“分明处”为抽象处所。c 中，“分”已与“处所”没有直接关系，“文中”已不能表示“处所”，而是“分”的对象范围，故“就”在“范围”事件中，实现再语境化。“就”在处所语境中泛化时，N 还可以是指人名词，V 为非运行义动词。如：

（19）a 时青州刘玄石善能饮酒，故来就狄饮千日之酒。（《敦煌变文集新书》卷八，第878 页）

b 吾当不用弟语，远来就父同诛，奈何！奈何！（《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第3 页）

例（19）中，“狄”为指人名词，“饮”为非运行义动词，“就”表“伴随对象”。运行类介词中，并不是所有成员都能实现再语境化，如“沿”始终表“处所”：

（20）兔儿沿山跑，还来归旧窝。（《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七回，第1310 页）

再语境化的能力越强，介词性质就越强。“运行”类介词在处所语境中都得到规约化，但是“就”“往”还能在时间语境中实现再语境化；“顺”“循”能够在“依凭”语境中被接受。“运行类”介词的语义分布涉及“处所”“方向”“时间”“依凭”“对象”。以“处所”为母节点，其语义激活情况如图6。

图6 “沿顺”类介词的语义激活模式

激活扩散理论认为，激活的数量是有限的，一个概念越是长时间的受到加工，释放激活的时间也越长，但激活在网络中扩散将逐渐减弱，它与连线的易进入性或强度成反比，连线的易进入性越高，则激活减弱越少；反之则越多。①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994 页。图6 中，离介词初始语境（处所）越近，与语境义的融合度越高，介词性越低，如“沿”。距离初始语境越远，介词语义脱离原范畴越多，语境约束力越强，介词性越高，如“就”。启动效应认为，先前的加工活动对随后的加工活动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行顺”义介词保留“路径”因素。以“路径”为原点激活“出发”“经过”“方向”“终到”等元素。通过隐喻和转喻等的作用，“出发”“终到”和“时间”语境相连接，激活“时间”语境。“经过”作为第二层事件框架，又暗含“位置”“约束性”“客观性”“不可改变性”“执行性”等特点，由“约束性”“不可改变性”“执行性”激活“依凭”类语境，如“就”“顺”“循”“寻”。由“经过”事件的“穿过”“中介”激活“对象（人）”语境，如“经”“就”。这种激活是特定源的激活，虽有扩散但可以追踪出产生激活的原点。独立的词汇项可以表达大量的认知域，但是他们还是会在一定的层次秩序上，他们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平等的，依赖于语境同时也依赖于他们所在的结构存在的。②Bisang W., "Grammticalization without coeverlution of form and meaning:The case of tense-aspect-modality in East and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Bisang W.Himmelman,and wiemer B eds", What Makes Grammticalization? 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Its Camponents, Berlin: Mounton de Gruyter, pp.27.

语义漂白是语法化发生的初级阶段。动词语法化为介词后，通过结构语境的泛化使介词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同时通过语境的泛化使介词语义得以拓展。在语境泛化的过程，隐喻是激活其他认知域的重要机制。隐喻和转喻是来自于一个成分的不同构件，同样经历由具体到较为抽象的语法概念的转换过程。一方面这个过程由具有转喻关系的两个临近的实体构成；另一方面，他又包括一些小的凸显的、不连续的范畴，例如空间、时间或性质。范畴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隐喻性关系，也可以描述为是大量转喻扩展的结果。另外，转喻是该过程中较为基本的组成构建，隐喻是以转喻为基础的。③Heine B., Ulrike C., Friederike H., Grammaticalization：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pp.73-74.Lehmann 关于语法化自主性的概念只能解释句法组合关系的变化，而忽视了结构之间的关系。④Lehmann C.,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2015, 73(3), pp.670.

（三）源义的决定作用

Bybee 等提出了8 个语法化理论假设，第一个就是“源义决定”(Source determination)，即进入语法化项目的源义独特地(uniquely)决定着其语法化路径、走向及其语义结果。但并非所有动词都能进入连动结构实现介词化，也并非所有进入连动结构的V1都能介词化。介词语义网络层次模型中，距离母节点越远，介词语义的判定对源义的依赖性越强。如“对象”类介词，母节点的语义判定根据结构中N 或V 的性质可判定；第二节点需要根据N 和V 之间的关系来判定，如例（21）（22）；第三节点不仅要根据N、V 性质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判定，还要根据介词源义进行判定，如例（23）。

（21）莫言鲁国书生懦，莫把杭州刺史欺。（白居易《戏醉生》）

（22）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第52 页）

（23）a 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南齐书》卷九，第133 页）

b（菩萨）常从五百猕猴游戏。（《六度集经》卷六，第32 页）

c 孔稚圭从其受道法，为于馆侧立碑。（《南齐书》卷五十四，第927 页）

例（21）中，介词结构中V“欺”为二价动词，其词义框架中要求出现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其中受事论元要求是有“生命”“判断性”特征的名词，根据介词“把”的标引对象N（刺史）和动词V（欺）之间的语义关系便可判断介词“把”的语义性质。例（22）中，主要动词“谪”需要施事论元和受事论元同现，施事论元要求是具有[+施动性]特征的人或物，受事论元要求是具有[+承受性]特征的人或物，句中“魏武”是具有施事特征，“祢衡”具有受事特征，根据主要动词“谪”和标引对象“魏武”之间的关系可判断“被”标引施事对象。例（23）中，“求”“戏”“受”具有[+协同性]特征，根据V 和N 之间的关系可以判断“从”表示对象，但是对比“求”“戏”“受”和“我”“其”“猕猴”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判断“从”标引的具体对象，根据“从”之源义的制约，例（23）a 中，“从”处于动词向介词过渡的阶段，即可以理解为“宋氏诸帝”“跟随”“我”“求食”，也可以理解为“宋氏诸帝”“向”“我”“求食”；b 中，“从”偏向介词，首先“游”多为[+人]发出的动作，“猕猴”被动跟随，故“从”宜理解为伴随介词；c 中“受”具有传导性（抽象转移）特征，转移的目的地（接受方）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若接受方是个体则表示师从对象、若接受方是群体则表示伴随对象。所以，例（23）中对于介词“从”语义性质的判断还要借助对“从”源义性质的判断。相对，其介词性质较“把”“被”要弱，其对标引对象和动词的语义要求也就越具体。

Hagége 总结了介词的核心语义和非核心语义。①参 见 Hagége Claude, Le Problem linguisitique des preposition et la solution chionoise, Paris: societe de linguistique de pairs & Lounvain: peters,1975, pp.261-262.非核心意义可以由核心意义发展而来，但是非核心意义不能向核心意义映射。汉语介词的语义发展与英语有所不同，除了语境扩展外，源义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源义丰富的介词其介引能力强。受隐喻和转喻因素的影响，比较活跃的“就”还可以被激活其他认知域的元素，而“沿”的源义为“沿着（江河、道路）等”，语义所指明确，源义的约束力较强，被激活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沿”不具备被激活的次论元特征，不具备隐喻的相同特征。因此，隐喻（转喻）是介词语境扩展过程中的基本机制。

三、介词系统语义模型与语法化层次

（一）介词系统语义模型

1．介词语义激活模型

Hagège 把介词语义分为3 种“语义域”（Semantic domains）：核心意义域、时-空域、关系概念域。对于一个具体的语义域内的若干介词成员来说，具有竞争关系，其标引能力有差异，有的是主标介词，有的是次标介词，前者在一定时空内，在某个具体语义域内的复现频次要高很多，后者相对低。对于一个系统内的具体介词来说，其标记能力也有差异，有的仅标记一个语义域，有的标记多个语义域。介词各子系统之间通过各种特征相互关联。如“空间”介词结构中，NL有“起点”“边界”“终点”“可容纳”等特点，VL有“运行”“穿过”“执行”等特点，“时间”介词结构中也具有相同特点。“对象”介词中，NO具有和NL相类似的特点，如指人名词也可以具有“起点”“可容纳”等特点。据我们观察，各语义域之间通过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特点进行联接，激活其中一个义域便有可能使其他义域处于苏醒状态。其空间联接模式详如图7。

图7 介词结构语义激活模型

2．介词系统语义层次模型

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语言中表示空间的词是派生其他词语的基础。派生是通过隐喻（metaphor）或引申从空间域转移到其他认知域，如时间域等。如“就”由表示空间义引申到对象、时间。《说文》：“就，就高也。”桂馥注：“此言人就高以居也。”，后发展出趋向动词用法，由趋向动词发展出介词用法。如：

（24）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礼记·曲礼》，第20 页）

（25）a 既来，帝就太妃间相见。（《世说新语·方正第五》，第161 页）

b 先就东郡张恭祖受周礼、礼记、春秋传。（《世说新语·文学第四》，第104 页）

c 庐江杜不愆，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颇有经验。（《搜神后记》卷二，第25 页）

d 咱每休磨拖，趁清凉，就马每吃的饱时，赶动者。（《老乞大》，第47 页）

例（24）中，“就”均为空间范畴，表示“物体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发生位移”。例（25）a 中，“就”可分析为趋向动词，也可分析为介词，表示“空间处所”；b 中，“就”为介词，但语义也可两解，一表空间义，即“到东郡张恭祖处学习……”，也可理解为“到东郡跟张恭祖学习……”，前者为空间范畴、后者为对象范畴；c 中，“就”表对象义，为对象范畴；d 中，“就”表时间，为时间范畴。空间类介词成员在所有介词语中分布最广。

介词系统中，空间类介词结构中可以激活的节点最多，扩散范围最广，语义覆盖区域最多，基在介词语义扩散的过程中，空间域是向其他语义域扩散的主要节点。通过图8 可以看出，介词语义系统中，空间域可通过各个节点与时间域、对象域相联系，其中和对象域有互相激活的关系。空间域可激活时间域、范围域，通过范围域间接激活说明域。根据激活扩散的范围，说明域距离空间域节点最远，因此其介词化程度最高。因为对象域和空间域有互相激活的关系，对象域又可直接激活说明域。

图8 介词语义层次模型

（二）介词语法化的层次

语法化过程中，旧的形式和意义有时会稽留一段时间，在同一共时层面上存在同一语法功能的多种变异形式，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但是同一语法化项在同一时期不同的语义表现，有的保留较多动词性，有的具备较多介词性。就同一系统内部成员而言，不同的搭配形式显示其语义漂白程度。共时情况下，有的成员摆脱源义束缚较多，语法性强，语法化程度高，如“就”；有的受源义约束较强，具有介词性质，但是搭配对象受限，与源义的匹配性较强，语法化程度较低，如“沿”。介词的层次性表现在N1和V 的语义匹配程度上。距离源义越远的界点，源义的约束力越小，介词化程度越高。Heine 等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了隐喻的发展路径：人＞物＞空间＞时间＞性质。①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Friederike Hun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Hagége总结的介词核心语义和非核心语义中，核心意义为对象类介词，表示施事、受事、与事（归属者、所有者）；非核心意义包括空间、时间、关系等意义，这体现了由自身到外界的认知过程。但是在汉语中，这一规律并不必然如此。汉语或许会有一些独特的认知方式。如“就”初始介词语义为空间（处所），第三者所在的位置也可以看作抽象的处所。当其标引对象为表示人所在的位置时，V 具有自主性，获得语境的认可之后，“就”便融入到对象语境中。由此，“就”便实现了由“空间＞人”的激活过程。

在介词系统的语义模型中，距离母节点越远的形式介词化程度越高。这说明，语法化过程中形式和意义并不是完全同步的，意义的发展要快于形式结构的发展。介词系统中各成员也存在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如“行顺”义介词成员中，“经”“顺”“循”“沿”“寻”产生于处所类语义层次的第二层节点处，据上文分析，语义网络层次模型中距离母节点越远的初始介词对源义的依赖性越强，介词性越差。“就”“往”产生于第一层节点处，语义范围要宽，源义的约束性弱，相对来说介词性要强，同时被激活的可能性越大。第一层筛选中，“就”“往”的介词性大于其他五个。根据上文分析，被激活的节点越多的成员，其介词性越强。第一层成员中，“就”被激活“时间”“对象”“依凭”“范围”四个语义域；“往”只激活“时间”一个语义域，则“就”的介词化程度高于“往”。第二层次的介词成员中，“顺”被激活“依凭”“时间”两个语义域；“循”“寻”被激活“依凭”语义域；“经”被激活“对象”语义域。第二层次的语法化程度可以描述为：顺＞经/循/寻＞沿。根据介词和动词语义重合越多其介词性越差，反之越强。第二层成员中，“经”“循”“寻”被激活一个语义域。第二语义中，“经”的标引对象为表示施事（教授）对象的“人”，与源义的联系不甚密切。“循”“寻”标引的对象为“道理、尺度/标准”名词。“循”与“道理”“规律”融合性较差，“寻”本义即为“量度单位”。因此第三层次成员的介词化程度可以描述为：经＞循＞寻。“行顺”义介词的语法化程度为：就＞往＞顺＞经＞循＞寻＞沿。激活扩散理论认为，一个概念被激活的时间越长，其释放的时间也就越长，但激活在网络中扩散将逐渐衰落。行顺义介词中，“就”被激活的节点最多，源义的控制能力最差，语义虚化程度最强，常需要其他手段的语义强化，而且强化的手段多是实词性质的成分，且需要加强的语义部分是距离母节点最远的语义环境。

综上可知，语义漂白是语法化发生的前提基础，语境扩展（泛化）是语法化再发生的基本方式。动词向介词语法化经历两个类型的语境泛化，一是述宾结构向连动结构的泛化，第二阶段是连动结构向介词结构的泛化。其中第二阶段的泛化比较复杂，我们以“行顺”义介词的语境泛化为例，在激活扩散理论的背景下分析了介词语境泛化的方式和结果。介词源义决定介词的语义及其发展方向。介词结构中V2的次要论元意义不能由V2直接支配，但是V2的事件框架中这些元素又是必须出现，因此需要介词结构来补偿次论元的语义结构。因此，介词源义的支配能力决定了介词的补偿能力。源义支配能力强的介词所补偿动词语义越多，介词性越强，再语境化能力越强，语义范围越广，如“就”。在同一语义网络中，层次越靠近母节点的成分，源义的支配能力越强，被激活其他认知域的可能性就越大；距离母节点越远的地方，语义越具体，对支配对象的语义要求越高，被激活其他认知域的可能性就越小，其介词性程度越差。在同一层次中，激活节点相同的情况下，与V2与源义的语义交集越多，介词性越差；相反，介词性程度越高。隐喻和转喻是一切节点激活的连线。Lehmann 等认为，使用频率也是判断介词程度的标准之一，如果V2和介词源义的距离相同，则需要通过使用频率来判断其语法化程度。①Lehmann Christian,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Second, reversed edition), Erfurt: Seminar für Sprachwissnschaft der University，2002.对汉语介词来说，语义漂白、语境泛化和源义的影响足以判断介词的语法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