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猛

宋元以降，中国戏曲不断向乡村“下沉”。作为传统社会典型区域的徽州，至少在明代时，徽州人就“最喜搭台观戏”。至晚清，徽州“家计稍裕者，遇喜庆事，或雇吹手，作乐歌曲，所唱多徽调、乱弹，间以昆腔，亦有邀清客小唱者，名曰唱灯棚；大半下流社会中人，每遇诸神诞日，好事少年或乐为此，其甚者则选班演戏矣”。学界对徽州戏曲的研究，过去多是利用典籍文献而进行的诸如徽班、徽剧源流、徽剧演出风俗等宏观问题的叙述，史料多为边边角角的寥寥数语，缺乏令人信服的“实锤”。这种情况，近年来随着戏曲文书的发现而有所改变，出现了一批徽州戏曲实态的研究成果。新近出版的《三宝会戏清账》一册，具体记录了民国时期休宁三宝会的会戏演出及管理情况。本文试以此为中心，就民国时期徽州会戏演出的实态进行研究，敬请方家指正。

一、会戏的组织管理：宗族主导

会戏，又称“神诞戏”“酬神戏”等，是娱神戏曲的主要形式之一，多与传统社赛活动合为一体，以酬神禊灾、祈年庆丰为主旨，是民众集体性文化娱乐活动。每逢迎神赛会，就会举办会戏活动，邀请戏班，演戏酬神。

《三宝会戏清账》(以下简称《清账》)是发现于休宁县二十八都一带的“三宝会”组织的会戏演出账簿，载有民国十三年(1924)、民国十六年(1927)等多个年份的会戏关文、书联匾额、收支账目、点戏剧目等，内容丰富，是研究民国时期徽州乡村会戏组织与演出实态的第一手资料。

休宁县二十八都有三宝庵一座，“三宝会”当是二十八都民众为迎送“三宝慈尊”所设立的民间会社组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三宝会”拥有诸多田地等会产，涉及多个姓族。据《休宁岭南三溪王氏文书》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二十八都张上元曾将“承三宝会众遗下有田壹号，坐落土名百日田，计田五坵，计租额五秤”，立契出卖与汪焕辉名下，当价大洋7元；同都六图的《程氏文书》里，记载有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宝会”共收生谷530斤，折干谷425斤，以100斤4元结价，共计洋17元；同都《岭南三溪王氏文书》中记载，仅民国十二年(1923)的三宝会田亩租佃谷就达19宗之多。可见，三宝会是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会社组织，基础稳定，由之运行较为正常。

迎神演戏是三宝会的主要职责，每三年举办一次，具体时间安排在农历十月中下旬，其组织方式和运作模式是：

第一，司首分派，共同负责，拈阄办事。理论上，三宝会作为一个社会化的组织，原应由多个宗族参与组成，日常管理原也应由多个宗族共同负责，但在实际的运行操作上，会社事务的管理往往还是由某一个大族主事。

民国十三年和民国十六年的两次会戏演出，都由璜川陈氏负责。由于璜川的陈氏分有四大房，即长房、义房、和房、瑞房，则会戏的组织与管理是由四房各派出司首，共同负责；在涉及到具体事务的安排上，则是“拈阄”而定。如民国十三年十月陈氏主持举办的迎神演戏，就是“四房司首，拈阄办事，不得执拗”，此时四房的司首分别为长房吉辉、义房吉诚、和房尚进、瑞房宜洲；至民国十六年的会戏，四房的司首又分别为长房吉勋、义房宜棣、和房明钟、瑞房宜煜。司首们要负责请戏班、定戏金、置办货物、催发戏箱及指定专人负责搭建戏台、神台等。

虽然这两次会戏的举办都是由陈氏主事，但会戏毕竟还不是纯宗族性的，如戏台和神台上联匾额句的撰写就不是陈姓人，而皆是由“胡秀岩先生撰书”；《清账》里所涉及到的姓族有陈、俞、胡、黄、程、朱、汪、季、洪等。据刘伯山研究员根据田野调查的介绍：在休宁岭南与璜茅一带，依然广布有这些姓族的后裔，其中璜茅本村就是以陈姓为主。会戏由陈氏主事，而联匾由他姓人写，其所体现的就是三宝会活动的社会性，更何况在民国十六年的会戏演出中，还出现“四甲程宅借本台敬演保长平安戏”的情况。

第二，订立关文，约定权责与事项。璜川陈氏陈汝兴户司首是会戏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因此每次会戏的演出，在戏班确定后，均由陈氏司首代表三宝会与戏班商议，订立“关文”，以确定双方的职责与义务。这其中，由三宝会司首们主立的是“议戏关”，如民国十六年议戏关文是：

立议戏关人璜川陈汝兴众司首等，今议到新阳春贵班名下十月十六日期敬演三宝神会戏，计日夜戏，七本逐夜，均选大开台，两夜旂马走台，一切新戏照关听点，以及内外牵、官牙外费等项尽行一并在内。承关之日凭官牙三面议定，计戏金洋二百三十元正，临期风雨无阻。订定十五日至青山接箱，是日人箱齐到，以备期日开演无误。倘遇官差事费、军队过境一切外用等项，均该贵班自理，不涉本东之事。(后略)

而由戏班班主主立的是“揽戏关”。《清册》里粘贴有民国十年(1921)王有财立揽关文，照录如下：

立揽戏关人，璜川今承到云春名下敬演神戏八本，作夜唱，凭中言定戏价英洋一百八十元正，所有胭脂花粉、大小中台内台油火、加官拜东、点戏大锣、茶担、揩面油纸、焰火彩，一切外说，均照老账开销。期戏准十月十五日开演，接箱至龙湾里为则，如多十里班内认，无得异言。(后略)

在这里，“云春”班共需唱神戏八本，均为夜戏，其余规定则与上文提到的戏关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而民国十六年由新阳春班所立的揽关文，原件藏在黄山学院图书馆，赵懿梅女士对此已有引用和研究，兹不再赘录。

第三，戏班不一，以本地班社为主。从《清账》记载来看，三宝会至少是从光绪十一年开始就邀请戏班进行演出，之后是每三年一次，持续到民国二十二年；每次演出的戏本，正本多为8本或7本，另有官、东的加点。所邀请的戏班较为广泛，众多不一，但以徽州本地的徽剧班社为主，且有些戏班是历次受请。从光绪十一年至民国二十二年的48年间，三宝会共开展会戏活动17次，邀请有9个班社，以属于阳春班的演出次数最多，达到了8次。阳春班是休宁县城的职业徽班，建于乾隆年间，初期为一个班社，后分为兴阳春、新阳春、新兴阳春等三家，活动于徽州六县以及浙江衢州、淳安，江西乐平一带，被誉为“京外四大徽班”之一，擅演昆曲、高腔、徽调等，尤以演小生、小旦戏驰名，后期偏重武打剧目，如《八蜡庙》《八达岭》《恶虎村》《白水滩》等。据文献记载：“乾隆五十五年(1790)，‘四大徽班’进京，促进了徽剧的发展。此后，徽剧逐渐形成各个流派。境内活动的戏班达40多个。民国初，县内较有影响的戏班有庆青松班、新彩庆班、老阳春班、新阳春班、二阳春班等。”

宗族主导，是徽州会戏的重要特征。从上述可知，休宁县二十八都“三宝会”组织的会戏演出就是由璜川陈氏宗族来主导的，至少是从清代后期开始直至民国中期都是这样。

二、会戏的经费管理：众筹实开

戏曲演出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必然涉及到经费的筹集与使用。对此，《清册》上有诸多详细的记载。

首先看经费筹集情况。三宝会拥有自己的会产，召佃出租就能获得租金租谷，这是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其中一部分用到会戏上。此外，会戏的举办还会有其他经费来源。据《清账》的记载，至少有以下渠道：

其一，收取“谷银”。这属于会产收入，也是会戏经费最主要的来源。民国十三年的会戏，收取“壬癸甲三年谷银”，共洋251元、钱9650文。其中，数量较多的有：宜琳洋43元、钱2940文；吉诜洋71元、钱2590文；宜棣洋23元、钱730文；宜桥洋9元、钱1730文；明铨钱洋37元(找钱950文)；尚进洋32元、钱1130文。

其二，收取“人丁妇人米”。这是摊派到会众的筹款方式，陈氏四房“人丁妇人米”标准是“某丁钱廿一、某妇米一升”。例如，民国十三年的会戏，是“收人丁妇人米计洋三元、钱二千六百十”；民国十六年的会戏，是“收人丁妇人米计洋两元六角八分、钱四千七百十”。

其三，庵会组织及地方村落的“向例贴”。每当会戏举办时，璜川一带的一些庵堂、会社以及某些特别的村落，还会或贴钱米，或贴人力等支持举办，且是相沿成习，构成“向例”。如：“一霖济庵向例贴本会米计八斗一升，向住庙人该出；一申扶柱向例贴本会厘钱十三千，头首里所帖迎神夫两名、接送厢两名；一东正门、岭下向例贴本会厘钱六千四百文，头首岭下贴迎神夫一名、接送箱一扛。”这也属于会戏经费的一个固定来源。

其四，宗族与客姓的捐助。每次会戏的举办，会收到璜川一带宗族和客姓人的捐助。民国十三年的会戏，“敦伦堂祭会”中的有多人参与捐助，即“收挑叟3元、收吉词3元、收尚进2元”，共洋8元；再就是“客居助台：桶匠好收钱二百，杜义源收钱四百，余社仁收钱三百，灶富收钱一百”，共钱一千。民国十六年的会戏，除有“客姓助台”外，“本年神台上灯联匾烛，山斗程金奎敬助一元，又还愿《六国封赠》两出，十七日行香神前敬演”。

此外，对族人的罚款也用于演出活动。民国十六年的会戏，“是年新加黑漆粉牌两块，点戏备用，仰华、五林、理加、锡芝四人斗雀扣头所办”。

根据《清册》的记载，笔者制作民国十三年和十六年两次会戏演出经费筹措情况分类表(见表1)。

表1 三宝会戏经费筹集分类表

从表1可见，三宝会的会戏演出经费尽管是多渠道的众筹，但谷银的收取却是大宗，占经费总额的95%以上，向例贴、人丁妇人米和捐助等所占的比重都很小，而恰是谷银和人丁妇人米则主要在璜川陈氏宗族内收取。会戏由陈氏宗族主导，经费也多为陈氏宗族所出。民国十三年和民国十六年的两次会戏演出，璜川陈氏宗族所出的经费分别占总额的96%以上和99%左右。

再看经费支出。三宝会所筹集的经费主要用于请戏班、迎神和支付钱粮、戏捐等上。

首先是请戏班的费用，包括正本戏金的支出、补贴戏码和给彩钱等。戏金的支付数额最大。民国十年支付戏金180元，民国十三年支付戏金187元，至民国十六年则支付戏金230元。民国十六年会戏期间，“四甲程宅借台敬演保长戏，亦舞台箱按本台不送，计戏金正价洋四十元”。如此的戏金价格在徽州是有一定共同性的，歙县瞻淇村举办祭王祖的会戏，戏金为大洋130元；祁门县历溪的会戏价格也与之相当。

徽州的戏曲演出，“各戏班皆有以打彩、讨苦彩、插花彩等方式讨取赏钱的习俗”。补贴戏码、点戏给彩钱是演出中的一项重要支出。民国十三年的会戏演出，共点戏64出，其中注明给了彩钱的就有14出(见表2)。

表2 民国十三年三宝会戏彩钱表

从表2来看，在本次会戏中，东家(即陈氏四房)补贴戏码和彩钱、纸包钱等方面的支出共洋3元、钱6050文。民国十六年的会戏，东家“支洋七元贴彩十二出”“支钱一千四百补贴彩十二出内”，其中数额较大的点戏彩金有《哪吒闹海》1.5元、《铁公鸡》1.2元、《九更天》1.3元、《莲花庵》2元等。

其次是迎神的费用，包括购置香烛、炮竹、纸张、食品，搭建戏台、神台所需物料，以及支付工费等。

举办会戏要置办的物品很多，花费颇大。民国十三年开支就有“支洋一角二分，账簿一本、红纸写关；支洋二角四分，西钉一斤半；支洋三分六，黄表半刀；支洋五角四分，檀香一斤半；支洋四角五分，欠绳一斤；支洋三角，门放一厶；支洋两元五角三分，红烛十一斤；支洋三元四角八分，四双响爆竹；支洋二角，笋片；支洋八分，红枣；支洋八分，筒面一斤；支洋一角六分，带丝……”，种类多达几十项。至民国十六年，所购物料种类基本相同，但祭祀果品和工作人员的饭食费用有明显增加。

搭建神台、戏台所需的联匾、色布、纸料等开支也不菲。民国十三年会戏的此项开支有12项，“计洋五元”；至民国十六年的会戏，搭台所需物料的花费是：白干纸钱1000文、洋灰面一斤0.12元、大院红七张0.364元、色洋笺二十一张0.42元、大绉金十四张0.98元、竹一丈六尺1.76元、毛亚竹六尺五寸0.975元、国旗一面0.5元、眼银四张0.048元、国旗用粉白一张0.36元、大绉金一张0.07元、补台上栏杆上才红一张0.025元、写禁赌帖水红洋纸两张0.028元、写台工条幅毛六纸八张0.04元，共计6.206元。

会戏中的工费支出亦属不少。民国十三年的戏台、神台搭建，“言定点工照算，包膳，每工二钱五分”，支付添财搭建戏台工钱13元；富才经手搭建的神台是“包工照点，计廿四工”，共支洋8元、钱100文。至民国十六年，支付添财搭建戏台工钱15元；富才搭建神台“依作六工”，支洋2.4元。

第三是交纳钱粮、捐税及支付官、中之费。徽州人纳税完粮意识强烈，各个宗族都十分重视，璜川陈氏也是这样。民国十三年，陈氏四房“支洋四元七角九分五，下限钱粮”。至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支洋五元一角，下限钱粮”；十一月初二日“支洋八角八分五，钱粮派饷”，当年还有一笔是“支钱五百八十，九甲铺司完粮”。

捐税包括印花捐、戏捐以及教育捐等项。民国十年王有财等立揽关文里明确规定：“一议休宁县商会言明均要销印花捐。日期戏照每本英洋二角正；不论日期戏，每本英洋一角正；如有外牵，每本洋二角。……一议奉省令抽收教育捐款，每本征银一元，双枱加倍，余照类推，悉由戏东自行照缴，与本班丝毫无涉。”至民国十六年，新阳春班所立的揽戏关里仍然保留这两项条款，但数字有所增加，其中第一项是“不论日期戏每本英洋二角正”，第二项是“每本征银二元”。民国十三年是“支洋一角税盒”“支洋一元二角印花”“支洋九元戏捐”；民国十六年是“支洋十四元戏捐七本，支洋一元印花，……支洋一角税盒”；当年另有程姓借演保长戏，又“戏捐四元”。

参与会戏的官、中与内、外牵人等，主办者也要付以费用。民国十三年“支洋六元，官牙、内外牵”；民国十六年“支洋八元，官牙、内外牵”；同年，程氏借台演保长戏，又支付“内外牵两元”。

为了便于对比，笔者将三宝会的具体经费使用情况，制表如下：

表3 三宝会戏经费使用分类表

从表3可见，三宝会戏经费以直接用于戏曲演出的开支最大，戏金和彩钱合起来的份额占总支出的70%左右；其次是迎神活动的费用，占总开支的20%左右。此外，官中等费用和戏捐杂税也是固定的支出。民国十六年，还因时局问题，出现一些其他支出。

众筹实开是三宝会经费管理的基本原则，每一次的会戏演出都收支有一定数额的经费。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经费是高还是低？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当时”与“当地”进行评判。

首先看田地等价。岭南、璜川一带位于五龙山脉和白际山脉交汇的山区，耕地稀缺，价格相对昂贵。民国十三年，二十八都九图黄益谦立契断骨出卖“佃皮田壹坵，计田骨拾秤”，议价英洋15元；民国十四年，同都的张曜文立契出卖实租田四咀，时值洋21元；再看牛价。“牛”对农民来说是很珍贵的，民国十二年，同都三溪的王大六立契出押自己拥有的“牛四股之壹股”，议定大洋6元，由此推断此牛价格当在24元左右。最后看看屋价。房屋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财产，民国十七年，二十八都四图九甲的夏义炳立契断骨出卖正屋一所，议价150元。

通过比对可以看出，三宝会举办会戏的费用是相对较高的，两次会戏仅付给戏班的戏金分别是187元和230元，价格不菲，甚至在民国十三年还出现透支经费搬演会戏的情况：整个会戏共透支钱6200文，由族人吉诜事先垫付，直至民国十六年才补付完成。由之可以显见休宁县二十八都一带的宗族与民众对“三宝会”演戏的高度热情与认同。

三、会戏的演出剧目：酬神娱人

在《三宝会戏清账》中，保存有民国十三年、民国十六年两次会戏的剧目清单，由此可以了解民国时期徽州会戏演出的具体情况，亦可为近代徽剧发展与变迁的研究提供第一手文献依据。

三宝会戏演出，民国十三年的安排本是演四日夜，后来加戏，实演五日夜；民国十六年演五日六夜，两次共点戏百余出，剧目清单皆有记载。现根据所记载的场次、剧目安排制表如下：

表4 三宝会戏场次剧目表

无独有偶，在现存的徽州文书中，其他地方戏曲演出的剧目也有存世。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歙县瞻淇村举办王祖会祭祀活动，演出达七日六夜，现将剧目摘录如下：

表5 瞻淇村会戏剧目表

从表4可知，三宝会的两次演出，共有剧目137出，其中重复演出的剧目有18出；从表5可见，瞻淇王祖会庙祀活动，连演七日六夜，除《白龙巷》和《伐子都》两处剧目因故未搬演、《青石岭》一剧因下雨未做完外，完整演出的剧目共90出。比对两地的会戏剧目，类型多样，数目繁多，既有折子戏，也有连台本戏；所演剧目多为传统戏，且以武戏为主，间有少量插科打诨和粉戏；剧种是以徽剧为主，唱腔上则以徽昆居多。

既然是会戏，则酬神最为关键。三宝会搬演会戏，原本就是为了迎神酬神，祈求三宝慈神的护佑，祈年庆丰，赐福平安。由此，也体现在剧目的选择和演出的安排上。从三宝会和王祖会庙祀活动举办的情况看，两地首先开演的戏都是酬神吉祥戏，一般安排在戏曲演出的开场之前进行，像三宝会戏中的《齐天乐》《万花献瑞》《富贵长春》《四海升平》，王祖会戏中的《大开台》《齐天乐》《三星》《大四喜》《大财神》等剧目，均为酬神吉祥戏的典型代表。这些酬神戏多为小戏，有时也被称作“戏帽子”或“彩戏”，用意酬神纳吉、赐福平安。

除了酬神之外，会戏演出更突显的目的还是要“娱人”。徽州人举办会戏演出，时间一般是安排在农历十月中下旬，此时正是当地人在秋收、秋采之后的相对农闲时段，请来戏班日夜连演，既为了酬神，更是为充实族人及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给人以娱乐，特别是“逐夜均选大开台”，开台演出，场面宏大，气氛热闹，就是为了让全村的人，无论是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也无论是主人和仆人、富人和穷人，人人都可以同场、同心情、同情绪，给人以轻松、娱乐。民国十三年的璜川陈氏所立的戏关，就是明确要求“三宝神会戏计八本，十五日开演，共做四日四夜唱，逐夜均选大开台”；在民国十六年的戏关中，同样要求“敬演三宝神会戏，计日夜戏七本，逐夜均选大开台，两夜旗马走台”。民国十三年三宝会戏的大量走台，与瞻淇村会戏开演之前的大开台均是此意。在剧目的选择上，三宝会戏的演出点出了诸如《黑风帕》《百忍图》《百寿图》《渭水河》《佛门点元》等，皆是剧情热闹，寓意美好；点出的《戏迷传》等，模仿名伶唱腔，花样别出，场面欢快；特别是如《伐子都》《叭哒岭》《闹天宫》《泗州城》《恶虎村》《快活林》《破洪州》等武打戏，更是要凸显演出场面的欢快和看戏气氛的热闹。

酬神、娱人是徽州会戏演出的两大功能，它具体就体现在剧目的选择与安排上。会戏演出不仅是民间社会酬神敬神的工具，还进一步成为普通百姓的娱乐活动。如此状况，在传统徽州社会是具有普遍性的，从休宁县二十八都三宝会的情况上，至少是延续到了民国中期。

四、会戏的演出功用：演戏寓教

戏曲的本身就具有教化的目的。徽州是“程朱阙里”，儒家文化在此有厚实沉淀，尤其是朱子之学在徽州影响至深至彻，各宗族都以儒家伦理来管理宗族。徽州人热衷于演戏看戏，各宗族毫不吝啬地定期举办会戏活动，表象的目的是酬神与娱人，内在真实的目的是要“演戏寓教”，将会戏演出作为宗族和乡村社会进行道德伦理教化的重要手段，挽颓俗，正人心，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

休宁县二十八都三宝会、歙县瞻淇村王祖会戏所点的剧目，除少数是属于酬神戏外，其他多与伦理教化有关，尤以宣扬传统“忠孝节义”的主题为多，几乎占了搬演剧目的三分之二左右。从表4、表5来看，举凡主题为“忠”的剧目有《娘子军》《昭君》《黄金台》《打严嵩》《斩包勉》《牛头山》《叹皇灵》，以及《阴审》《破洪州》《李陵碑》《金沙滩》等“杨家将戏”；突出“义”的主题有《九更天·滚钉板》《八义图》《义虎报》《英雄义》等；突出“节”的有《教子》《桑园会》《马前泼水》《五家坡》等。由于“孝”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根本，“尽孝”是传统徽州社会常态维系的基本准则，是徽州人恪守的道德底线，由此它甚至无需刻意地予以追求与强调，无须点出专门的剧目来进行教化，所涉主题也多内在地融入“忠、义、节”之中，是为“忠孝”“孝义”“节孝”并举。

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在重点教化和弘扬的伦理主题中，“尽忠”和“行义”是历久不衰的两大主题，休宁和歙县两地搬演的剧目宣扬的就是如何“尽忠”“行义”，兼有两个主题的剧目亦比比皆是。如两地皆搬演“三国戏”，有《空城计》《定军山》《黄鹤楼》《取南郡》《荐诸葛》《八阵图》《单刀会》《水淹七军》《祭长江》《骂曹》《群英会》等，皆是注重“忠义”的伦理教化。在《新刻空城计》中，诸葛亮出场的第一句引子就是：“调将提兵，为国家那得安宁。(诗)先主晏驾白帝城，托孤言词记心中。赤胆忠心匡国政，扶保幼主坐龙庭。”又如，两地会戏剧目中的《路(落)马湖》《八蜡庙》《恶虎村》亦属此类。徽州“介于万山之中”，徽州宗族倡导和实施如此的教化，是要生活在深山偏野的乡民，牢固忠诚观念，培育家国情怀，深谙义行天下的道理，这既具有普适性也具有区域针对性。

会戏演出在传统徽州社会是普遍的，至少是从明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而不衰。如休宁十三都三图设立的祝圣会，在每年祭祀越国汪公、胡元帅时都要组织演戏，“敬神酬愿”。祝圣会开展的活动，自崇祯十年(1637)始，一直持续到民国三十年(1941)。或许是出于演戏更具感召力的考虑，徽州宗族借此设立专门的会社组织，利用其特有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实现酬神演戏。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歙县三十六都的王协和堂、姜尚公堂、胡聚庆堂和永安社，共同捐资一百元，入春秋会名下，轮流敬演中秋神戏。根据晚清调查，歙县民众“好以迎神为事，其逐年一行者有保安会，其间年一行者有忏会，会辄有戏”。婺源酬神之会众多，“若同年会、戏会、土地会、社会、灶会、胡帅会、李帅会等，则不一而足，其尤著者如城乡之四月八会、东乡汪口之三宝仙会、北乡清华之端阳会、南乡中云之重阳会，演戏至十余日”。“徽俗最喜搭台观戏”本是明代人所记，而这种风俗至少到民国时期还在延续，在清代后期至民国中期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状况，有的在今天还在传承，由之显见传统力量之强大。

“演戏寓教”，这是徽州人的一个传统。黟县西递人胡朝贺曾有议论道：“窃闻之优于天下，所以劝百姓也。与众乐乐，陈善闭邪则百姓劝，故曰可以观其善者，君臣父子兄弟修其孝悌忠信，故天因其材而笃焉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以能保子孙，人皆曰吾亦为之。其不善者，邪说诐行淫辞，纳诸罟获陷阱，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其蔽也荡，其蔽也贼，其蔽也乱，其蔽也狂，无以保妻子，人皆曰吾为此惧，诚如是也。”

“徽州传统社会自南宋以来，保持了千百年的稳定与繁荣，社会文化获得极大发展，形成了‘徽州文化’。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着诸多内在根据。”会戏的演出名义上是为了“酬神”，间而达到“娱人”，但徽州宗族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总要强化和赋予其务实的人文与社会关照因素，是要通过演戏来实现一种道德伦理的教化，构成主办者内在深沉的根本目的。休宁县二十八都在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组建的“三宝会”会戏演出就是一个典型的注解，由之可窥见徽州人在乡村自治、治理上多手段并举以维系乡村社会稳定之一斑，许多经验与做法在今天有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