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闻天党报刊编辑出版思想

2022-07-22张恩强荆蕙兰

党史文苑 2022年6期

张恩强荆蕙兰

張闻天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许多领导人一样，很早就开始撰写文章针砭时弊，并尝试创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他高度重视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亲自负责并指导过中央及地方的许多党报刊，为党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党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先行者。在1931年至1937年间，张闻天前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红旗周报》与《斗争》周刊的主编。1938年后至1944年，他主要负责理论的研究与宣传以及干部的教育与培训。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是《解放》周刊、《共产党人》主要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赴东北任职，先后担任合江省、辽东省的省委书记，在他亲自指导下，先后创办《合江日报》与《辽东大众》。这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刊凝结了张闻天的大量心血，反映了他的党报刊编辑出版思想。

一、坚持党报刊的党性原则

党报刊的性质是什么？张闻天在中央及地方工作时，重点将列宁关于党报刊性质与作用的论述在各级党报刊中进行介绍，帮助全党正确认识党报刊，积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党报学说对党报刊的各项工作进行改进。在张闻天看来，党报刊的性质体现在阶级性与政治性方面，这也成为党报刊姓党的重要标志。

首先，强调党报刊的阶级性。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将党报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机关”“罗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于1930年8月15日创刊，并在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对报纸的性质第一次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指出“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喉舌”[1]P21-22。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报刊的阶级性有了深刻认识。张闻天关于革命时期党报刊具有阶级性的看法与早期共产党人观点一致。张闻天认为，“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的武器”[2]P129，这是党报刊的基本特征。《红旗日报》于1931年3月8日停刊后，在张闻天的指导下，《红旗周报》随即正式创刊，在以“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思想引领下，继续担负着“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历史使命。党报刊突出阶级性，也成为张闻天在革命时期编辑出版工作中一直坚持的重要原则。1946年7月1日，张闻天为《合江日报》创刊题词：“进一步宣传与组织土地改革运动，使合江人民彻底翻身。”[3]P145这一时期，阶级斗争依然艰巨，《合江日报》坚持阶级性原则，引导群众运动走向深入。这是革命的需要，也符合人民的需求。但是当东北某些地方在土改过程中出现“左”的做法时，张闻天同《合江日报》编辑部的同志谈话，明确指示他们说：“‘扫堂子’是‘左’的做法，坚决不能搞。我们要掌握政策，不能无原则地满足群众的要求。否则，就要犯错误。”[3]P813-814因此，报纸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事实证明，在张闻天的指导下，《合江日报》坚持了正确的阶级路线，既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又避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生。在当时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异常突出，张闻天将党报刊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与“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必然的选择，影响深远。

其次，重视党报刊的政治性。张闻天认为，党报刊必须坚持正确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政治导向必须明确，必须与党同向而行。他在编辑《红旗周报》与《斗争》期间，始终将中共中央重要通知、指示、法令以及重要的社论、评论刊登在首位。张闻天在延安出席由各界文化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时指出，“《新中华报》是全国性的报纸，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均应发表自己的意见，使自己能在全国起核心的作用”，进而在全国才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张闻天一方面肯定了《新中华报》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指出报纸存在编辑比较呆板等问题，并强调“以后要在活泼生动的各种形式中去表现我们坚定的政治立场”[4]P600。由于党报刊本身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张闻天要求其所刊发的内容，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政治立场首先必须坚定，要为党开展的中心工作服务。张闻天主持辽东工作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为统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他提议《辽东大众》开设一理论专栏，指出全国性胜利在即，必须面向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讲解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核心的社会发展史，以此来彻底地批驳唯心主义观点。[5]P307-308根据这个指示，报社选派荒蓬撰稿，在《辽东大众》上连载《社会是怎样发展的》长篇讲座，深受辽东地区广大读者欢迎，并且由新疆军区政治部、济南军区政治部和上海等有关出版社结集成书出版，成为广大官兵和干部的必读材料。可见，党报刊坚守政治性是张闻天党报刊思想始终不变的主张，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党报刊编辑出版的重要原则。

二、注重报道的真实准确性

张闻天对党报刊内容的真实性非常重视。在他看来，党报刊的编辑和记者必须做到刊发稿件不加粉饰，实事求是。这是党报刊真实性的根本体现。1933年12月，张闻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文章《关于我们的报纸》指出，苏区的报纸存在着稿件内容“空洞”“浮面”等问题，根源就在于“报纸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下面实际情形，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揭发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一切严重问题所必然产生的结果”[1]P176。张闻天认为，我们的报纸需要真实，不需要在真实上加粉饰，必须“如实的反映出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1]P182。党报刊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中，不能“满足于一些赤裸裸的动人的数目字，一些一般工作计划与工作布置”，“空洞的议论与叫喊”要少一些，“具体的材料”要多一些，以此来改善工作，教育广大群众。[6]他要求苏区所有报纸必须办成有真实内容的革命报纸，成为“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红色中华》改版，在保留原有栏目的基础上，新增“铁锤”“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小常识”“红色小辞典”等多个特色栏目，报道更加贴近广大士兵和工农群众，提高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更好地发挥其在战争动员、苏维埃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張闻天在合江任职期间，多次对《合江日报》改进工作做出指示。他认为，报纸要特别注意新闻的“具体性、真实性与连续性”，在连续的报道后每一个典型本身就已经成为经验，就能起到很强的教育作用。并且，不能把新闻看成论文，也不能将其看作文艺，不需要考虑描写得好不好，比起长篇大论，一篇真实、具体的典型报道更有说服力、影响力。[3]P779-780同时，他还要求编辑部严把稿件关，“必须认真审查每篇文章，不管是谁的文章”[3]P744-745，发现有错误的地方要及时纠正，并提出修改意见。在辽东任职期间，张闻天对《辽东大众》报十分关注，审阅报纸大样成为他每天必做的事情，并做到“有误必正，有错必纠”非常细致的地步。[5]P310在其带动下，辽东大众报社全体工作人员树立起一丝不苟、求实存真的工作态度。

三、发挥党报刊的组织领导作用

张闻天认为，党报刊要成为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这一思想来源于列宁关于党报作用的论述。1931年2月，张闻天以思美为名在《实话》第十一期发表了《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必须要将党报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来看待，凡是将二者看成不相关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观念。党报不能空谈理论政策，应当紧密联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或是发现典型经验后，应当第一时间向全党反映，从而起到领导实际工作的功效。他还强调，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认识到“经常阅读党报，经常为党报供给文章是他的实际工作的有机的组成部分”[7]。因此，给党报的文章不仅要切合党的中心工作，而且要充分体现代表性与说服力。他强调，党报刊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成为广大民众的喉舌，成为领导千百万民众的强力武器。为庆祝《红色中华》出版百期，张闻天在该报发表短文《使“红中”更变为群众的报纸》。文章指出，《红色中华》“是苏维埃政权下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喉舌”，“它是同群众的生活不能片刻分离的”[3]P205。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主要报纸，《红色中华》始终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发挥对群众的宣传、教育、组织的功能，并在各级党报中起到带头和表率作用。张闻天还进一步提出，党报应当在每一项工作中挖掘并散布先进经验，在经济、劳动、军事等各条战线上找寻并赞扬模范与英雄，用真实、具体、生动的材料与内容，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宣传。[2]P131

张闻天在担任《红旗周报》与《斗争》主编期间，经常刊登工作经验类文章以及群众动员的文章，有力地推动生产、扩军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张闻天以党报刊为阵地，通过报道红军和苏区的正面消息来鼓舞群众，通过对反动势力的伪善面目和残暴本性的深刻揭露，进一步推动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并且设置专栏发表批评性文章，大胆地揭露党内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党报刊的组织领导作用。[8]P233

在地方工作期间，张闻天常说：“党的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去需要依靠报纸，各级党委也要通过报纸去指导工作。”[9]P191在张闻天的指导下，《合江日报》以及后来的《辽东大众》从创刊就注意及时发布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运用社论、讲座、典型介绍、文艺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告诉读者：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哪些地区做得好，充分发挥报纸指导工作的作用。他强调，省委机关报传达的是省委指示，传递的是省委意图，落实到下层，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成为在广大干部与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与组织的有力武器。哪里注意了看报，注意了运用报纸上的言论和经验，改进自己的工作，哪里工作进步就比较快;相反的，哪里不注意看报，不把党报言论当成行动指南，哪里工作进步就比较慢。张闻天重视全党办报，要求各地各机关以及每个党员，必须做好通讯、订阅、读报、发行等具体工作。[10]省委机关报既是村屯与车间的群众教材，也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读物，担负起组织领导全省工作的重要职责。辽东省的许多市县负责干部强烈感到《辽东大众》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5]P399

四、加强党报刊的通讯员队伍建设

张闻天非常重视党报刊工作者，尤其是通讯员的培养。他认为，党报刊的编辑、记者不能只坐在编辑部里等通讯员送来的稿件，而要深入到基层采访，这样才能拿到最真实、最具体、最生动的材料。党报刊编辑、记者人员毕竟人手有限，而通讯员的队伍庞大，因此通讯员必然是党报刊工作者的得力助手，应该加强通讯员队伍的领导、组织与培养。他对《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队伍建设工作进行分析，认为报纸在领导、组织、教育通讯员方面做得都不够。这在当时的各级党报刊中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说，开展通讯员的教育，我们不应该用“统计法”“演绎法”“唯物辩证法”等难懂、生涩、空洞的词语，去替代那些具体的通俗的实际教育。为了提高通讯员的能力水平，应该明确地告诉他们通讯员是做什么工作的，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这样才能避免写作中出现错误。[2]P131在新闻报道的写作中，张闻天指出通讯员要想写出好的通讯文章，“必须要写实际的东西”，“材料要从各方面搜集，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都应搜集”，“要接近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样才能得到真实的材料”，“要到实际斗争中去体验，去实践”，“要养成从各种具体现象中把握本质的能力”[11]P16-17。显然，办好党报首先必须加强通讯工作，为党报培养合格的通讯员成为实现全党办报的重要一环。

在指导地方党报的通讯工作时，张闻天要求“各地建立通讯组织，培养通讯人才，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各级党委、各部队政治机关以及各地方工作团，应即指定专人担任党报通讯员，并由通讯员团结积极分子，组织通讯网”[8]P163-164。另外，张闻天要求报社不能因过分强调照顾通讯员的积极性而滥登稿件。[12]P15-16这就要求发展党报通讯员不能只注重数量，也要提高通讯员的业务水平。为此，张闻天在辽东省实施了聘请基干通讯员的举措。他要求，基干通讯员积极发挥骨干作用，为报社写稿，帮助本报一般通讯员采访，随时征求读者对本报的反映和意见。为了通讯工作的有效开展，并且逐渐壮大基干通讯员队伍，他强调：“基干通讯员必须和一般通讯员密切配合起来，适当分工，互相帮助。一般通讯员的政策水平与写作水平提高了，就将一批一批地补充到基干通讯员的行列里。”[12]P30在张闻天的重视下，《辽东大众》报通讯员队伍迅速壮大。据统计，1950年辽东省共有通讯员1833名，其中区级以下干部1644名，县团级以上干部179名。[5]P400这些分布于城乡、各行各业中的通讯员，不仅成了记者采访中的助手，而且在报社人手不足、采访不便的情况下，成为《辽东大众》报的主力军。

综上所述，从1931年到1950年期间，张闻天无论身处中央领导岗位还是主政地方，其党报刊编辑出版思想，虽在不同历史时期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是核心观点基本保持一致，并且贯彻到他负责并指导的党报刊中。在东北工作期间，他将主编中共中央党报刊编辑出版思想充分运用到地方党报中，结合地方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基层扎根并完善。1950年2月，张闻天离开辽东省赴北京任职后，为他领导创办的《辽东大众》报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引领着报社不断进步。尤其在抗美援朝时期，《辽东大众》报有力地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在辽东省持续深入地开展。这份成绩的取得与张闻天在《辽东大众》初创阶段的指导与关心密不可分。纵观张闻天的一生，他在党的新闻出版事业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其新闻编辑思想十分丰富。深入考察并总结张闻天党报刊编辑出版思想，对新形势下推动党报刊以及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2]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3]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4]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5]张闻天在辽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6]张闻天.关于我们的报纸[J].斗争，1933（38）.

[7]思美.怎样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J].实话，1931（11）.

[8]杨永兴.张闻天的新闻实践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9]张闻天在合江[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0]中共辽东省委关于辽东大众工作问题的决定[N].辽东大众，1949-08-23.

[11]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