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叶

河南涉县（现属河北）原曲村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村中有一座龙王庙，庙内殿宇齐整，石碑肃穆，松柏青翠，院落宽敞，处处透露着一种古朴厚重的气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第六分校曾驻扎这里，留下一段光荣的历史和不平凡的印迹。

创办第六分校

“抗大”前身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创办于1936年6月，1937年1月更名。抗战时期，“抗大”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培养了十多万军政干部，第六分校是其中一所。

最初，第六分校是由“抗大”第四团第一营、第二营和第一团第三营，以及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组成。校长刘忠，政治委员黄欧东，参谋长姚继鸣，政治部主任铁坚（后为胥光义）。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和训练第一二九師和晋冀鲁豫军区初、中级干部。

1940年11月底，学校成员先在涉县固新镇集中，后开拔到山西武乡县，在这里选择校址。12月中旬进驻武乡县东沟村。

1941年1月，日寇对太行山进行大“扫荡”，第六分校转移到黎城县东黄须村、西黄须村一带。待反“扫荡”结束，又转移到武乡县蟠龙镇及附近地区。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示第六分校，以该地区为基本校址，接收各地送来的学员。

1941年3月18日，第六分校在武乡县义安村召开大会，庆祝“抗大”第六分校成立，并举行了“抗大”第8期开学典礼。刘伯承到会祝贺，并作了加强敌后干部训练工作的指示。

第六分校设训练部、政治部、供应处和一些科室，学员总共有2700多人，分成4个营，每个营均是3个连。第一营为连级军事干部，第二营是排级干部，第三营是连、营级政治委员，第四营是特科大队（训练炮兵、工兵和供给管理干部）。后来又成立第五营，负责训练民兵。此外还成立了干训队、青年队、地方干部队，有针对性地培训不同对象。

学习和反“扫荡”两不误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亲自拟定“抗大”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第六分校是严格按照“抗大”总校的方针和政策开展教学管理工作。以军事学习为主的营，军事课和政治课的比例分别为60%、30%;以政治学习为主的营，军事、政治课程比例为30%、60%。所有营的文化学习占10%。

军事课教材主要是翻印总校课本，设有战术和技术课。战术课学习分步兵战术和游击战术，技术课主要是学习刺杀、射击和投弹。担任炮兵教员的是全军著名的炮兵射击专家赵章成，教刺杀的是第一二九师有名的刺杀尖子高孚。在射击教学上，用的是第一二九师参谋田牧翻译的日军射击教材，内容包括步兵各种武器的射击原理、实弹射击、武器故障排除及修理。此外，学员还要学习土木作业、防空、军事内务条令、纪律条令等知识。

政治课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育、中国革命问题、政治工作、党的建设、政治常识等。第三营一些干部来自决死队，文化程度较高，但也多少受到阎锡山的影响，因此学校教员在上哲学课中专门批判阎锡山的“唯中哲学”，揭露和反击阎锡山鼓吹的“抗日准备联日”“联蒋准备反蒋”“联共准备反共”等主张，让干部认清阎锡山的反动本质。

学校借住的都是老乡的房子，因房屋有限，也没有太多的屋子当教室，因此平常教学主要在村外平坦的场地或树下进行。

太行山是日寇“扫荡”的重点区域，为此第六分校师生多次参加反“扫荡”。1942年2月，按照第一二九师命令，学校以第四营（特科营）为基础，增配数百支步枪，组成一个加强营，在营长谢光粹、政委邢亦民等同志带领下，在武乡、襄垣、榆社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袭击敌人据点，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进攻的阴谋。一次，政教科科员戈果担任侦察班班长，带侦察员到太和县小白村侦察，从村里维持会人的口中得知敌人快要来了，马上将消息报告给学校，学校立即组织师生转移，使敌人扑了空。

因为学校主要是为了培养和保存干部，因此在反“扫荡”中尽量不与敌人正面交战，而是隐避、突围、脱离敌人封锁包围圈，跳到外线，在山里、青纱帐和游击区分散开展活动。等敌人“扫荡”结束，学校再按上级通知要求，返回驻地继续开展教学活动。

在反“扫荡”中，学校也受了一些损失，供给处协理员徐德就是在遭遇战中不幸牺牲的。

背粮运动

第六分校师生生活十分艰苦，各种物质缺乏。武乡地处太行山深山，沟壑纵横，交通不便，而学校又缺乏畜力，为解决粮食困难，便组织学员开展背粮运动。

学员们从武乡蟠龙一带出发，翻山越岭，步行二三百里山路，到平顺、昔阳等游击区背粮。去时每个人背上背包，带上三四天的口粮;回来时，再用裤子当粮袋，把两个裤口绑紧，将袋子搭在肩上背回来。身强体壮的同志可背七八十斤，而那些身体孱弱的同志只能背四五十斤。返回学校要走四五天，路途中会吃掉一些粮食，把粮食背回来后，会再分一些给病号和留守同志，这样学员们余下的粮食也就没有多少了。往往在学校休息个三四天，便再去背粮，如此反复。

师生们吃的粮食大部分是黑豆和红高粱，只有少量小米给重病号吃。因背粮体力消耗大，伙食又单一，普遍缺乏营养，很多人得了夜盲症，晚上看不清路，这就给夜间行军造成极大不便。当时根据地医疗用品缺乏，部队疟疾流行，有的人还并发痢疾，学校不少连队的病号达一半以上，只能让轻病号照顾重病号。

由于敌人严密封锁，用于治疗疟疾的奎宁很难买到，因此师生们只能用土偏方治疗。有的用醋煮鸡蛋，有的找狗肉、狗骨头熬汤喝。不管偏方疗效如何，很多同志都是等到身体挺不住时才去休息，待病情稍有好转再去背粮，有的人便牺牲在背粮的路上。有一位患了疟疾的老红军，身体很是虚弱，不忍让其他同志受累，坚持跟着去背粮。晚上在一个村宿营，没想到第二天清晨，同志们便发现他没了呼吸。

学校食堂也缺乏食盐，驻地不产盐，外地的盐又运不进来，时间一长，很多人都因缺盐浑身无力。有一个学员非常着急，他养了六头猪，原打算过年再宰了吃，为了解决盐的困难，他便请两人赶着这六头猪，到二百多里地外的武安卖。路上这两个赶猪的人是渴了喝生水，饿了啃口干粮，吃了不少苦。最大的问题是，猪在路上走的时间长了，把“猪蹄子”磨破了，躺在地上不肯走。还是在老乡的帮助下，给猪“穿上鞋”，才把猪赶到武安，最终换回250多斤盐，解了学校一时之困。

既要完成教学任务，也得解决生活困难，学校党委提出背粮与教学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每次背粮前，都组织做好军事、政治和文化课程的教学准备工作。出发时，组织学员演练行军战斗准备，整理武器、装备和书包。行军开始后，组织学员开展战备演习，按照作战要求，派出侦察、警戒、侧翼保障等人员，并按照前卫分队、本队、后衛分队的序列行军。

为了学字，让学员们把生字贴在背包上，行军中边走边记。中间短暂休息时，学员们拿一根木棍在地上练字。休息时间长的话，就由教员上课或组织学员讨论。宿营时，学校组织学员看地形，拟定作战方案，防止敌人突袭，并放出流动哨、小哨戒备。学员们形象生动地评价这种学习方式：“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学习背粮两不误。”

各个中队还都办了自己的“小报”，也就是一张纸加上一瓶墨水、一支笔，一两天就能出一期。这些小报文字短，形式多样，有消息、问答和故事，大家喜闻乐见，相互传着看。在背粮行军中，唱歌、讲故事、说笑话，各种活动穿插其中，也让学员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有一个怕苦怕累退缩的。

背粮中有时也会遇到敌人，学员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1941年10月，第二营五中队到祁县、太谷去背粮，遭遇一队日伪军。在中队长指挥下，大家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抢占山头，先敌开火，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敌人死伤惨重。而待敌人援军赶到，大家又边打边向东撤，安全脱离危险区。

就是在如此艰苦和残酷的环境中，学员们刻苦学习和训练，成为军政兼优的骨干。

1941年9月，第一二九师在涉县王堡和赤岸村之间的宽阔地带举办全师运动会，“抗大”第六分校积极备战，派代表参加射击、投弹等十几项比赛，夺得总分第一名。

1942年4月28日，太行区春季反“扫荡”胜利结束，第六分校奉命调回“抗大”总校归建。学员全部毕业，分配到部队和地方机关工作，大部分教职员返回总校，至6月间合编就绪，第六分校暂告结束。

第二次组建第六分校

1943年1月，“抗大”总校奉命返回陕北。为留下一部分教学力量，为第一二九师和太行区地方武装继续培训军政干部，决定以总校基本科一营、二营、三营为基础，从校直机关和各分队抽调干部，组建新的“抗大”第六分校，归第一二九师领导。

第二次组建的第六分校，校长徐深吉，政治委员袁子钦，教育长胡汉彪，政治部主任张力雄，供给处处长徐熘、副处长郭清明，卫生处处长饶极进。

校部设校务科、军事教育科和政治教育科。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锄奸科。按照精兵简政的要求，校属机关不过百人。校务科直辖1个警卫排和1个通信班。

“抗大”总校留下的3个营，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大队，每个大队3个中队，每个中队均有一百余名学员。三个大队分别驻扎在涉县连泉、固新、原曲村庄。此外，“抗大”太岳大队归第六分校建制，仍留在太岳区，为太岳军区和决死队培养干部。

1943年3月初，新组建的“抗大”第六分校举行了开学典礼。1943年5月，冀南大队从冀南区来到太行山，又被学校编为第四大队。

各大队领头的主要干部多是部队营、连级，也有少数团级干部，绝大多数还是共产党员，军事和政治素质较高。参加培训的学员都是各部队送来的连、排级干部，大部分还是红军时期入伍，战斗经验丰富，只是文化水平低，还有少数干部是文盲，不认识几个字。

根据学员文化状况，分校因人施教，分为中学班、小学班和初小班，对少数学员则安排干部进行重点扫盲。

按照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每周课程排列由各大队制定。根据学校统一教学大纲，各类课程在正式上课前都要经过教育准备会，或先行试讲再向学员讲授，教员不得擅自更改。若发现教员授课中出现错误，会立即纠正。

课堂上教员就是指挥员，学员们必须听从安排，但在讲课中也要充分发扬民主，课前课后教员要虚心听取意见。

为了严格实施教学计划，保证教学质量，学校领导经常检查和听课，亲临训练场地，参加讨论，检查学员作业。教职员和学员安排的时间都很紧，功课排得很满，每天除正课外，早操练习制式动作，晚饭后开展体育活动、做游戏，晚上点名时还要对一天的学习情况进行点评。

学校条件依然很艰苦，没有房子做教室的学员，只能露天上课。用门板作黑板，墙上灰块或木炭作粉笔，膝盖当课桌，地面当凳子。缺少墨水，就买点红、绿、紫染料，和清水混合一起当墨水。没有水笔，就用子弹壳加上铁片尖作笔。没有笔记本就找油光纸钉起来当本子。

粮食运输也是个难题，机关干部和学员轮流到上百里路以外的地方背粮，烧的柴也得自己到山上打。值旱灾、蝗灾盛行之年，为度荒抗灾，学校粮食定量减少到每人每天9两（16两一斤）。粮食不够吃，就组织学员们到地里挖茴茴菜、蒲公英等野菜充粮。

第一二九师师部号召每个人生产30斤菜交食堂，但涉县山多土薄，又不能与民争地，学校只能利用山下、路边、屋角，东一块西一块地挖地种菜，被学员们戏谑为“麻雀战”。

1943年5月，日寇纠集2万余人，对太行山进行梳篦式大“扫荡”。在敌人合围之前，按照师部首长指示，4月30日，学校师生提前跳出合围圈，转移到山西平顺、壶关地区活动。而后学校师生又奉命进驻林县，参加开辟豫北地区的工作。校机关驻姚村，四个大队分别驻原康、魏家河、临淇和东姚。此时的豫北灾情十分严重，群众生活困苦不堪。因没有粮吃，地里的野菜、树叶和树皮都被吃光了，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为救助贫苦群众，学校和部队一样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并联系地方党组织，通过向富户借粮、运输谷糠、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等方式积极抗灾，赢得群众拥护。

学校不少干部和学员都有作战经验，也直接参加了对敌战斗。1943年5月26日，学校第四大队和地方武装配合，攻克安阳以西的岭头据点，俘获伪军200余人。1943年8月，为开辟豫北和太南地区，第一二九师决定发起林南战役。在邓小平领导下，由参谋长李达任总指挥，6个团组成西地区兵团，另6个团和第六分校组成东地区兵团，校长徐深吉担任东地区兵团司令员。学校第一、第三、第四3个大队负责开展游击战，袭扰和钳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第二大队作为兵团战役预备队，相应出击。林南战役自8月18日零时30分开始，经过9天激战，于8月26日胜利结束。此战共歼灭日伪军7000多人，拔掉伪军据点80多个，而我方也伤亡700余人，其中第六分校一些同志长眠地下。

林南战役结束后，第六分校师生回到涉县固新、原曲一带，不久学校奉命撤销。一些优秀学员被抽调出来，组成一批武装工作队，分赴新区与平汉路一带敌后开展工作。第二大队改为太行大队，归太行军区建制。校机关和各大队干部除少数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太行军区外，其他人员都分配到了各部队。

第三次组建六分校

进入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为适应新形势，加强干部培训，1945年3月1日，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政治委员李雪峰、政治部主任黄镇、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致电中央军委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提出：“为适应新的需要，我们拟以太行大队及参谋训练队为基础组成‘抗大’分校，仍恢复原第陆（六）分校的名义，但仍以精简为原则，总共不超过一千人。”4月4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成立“抗大”第六分校。

第三次组建的“抗大”第六分校，校址设在涉县庄上村。校长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兼任，政治委员李克如，教育长孟擎宇。

1945年5月，学校将500余名连级以上干部编成5个学员队，进行培训。这年6月至8月，又陆续招收各地知识青年和豫西农民数百名，扩编为10个学员队。

1945年8月，晋冀鲁豫军区成立。这年11月，以“抗大”六分校和“抗大”太岳分校为基础，组建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校址设在山西长治潞城一带，至此“抗大”六分校圆满走完她的历史进程。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抗大”第六分校先后三次组建。太行山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斗争环境也异常残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员们锻炼了崇高的品质、过硬的军事和政治素质、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一种身处逆境而始终阳光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抗战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今日莘莘学子身处优裕的环境中，教育、教学和生活条件与过去相比，已是翻天覆地，今非昔比。以史明理，以史励志，“抗大”师生们留下的那种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乐观向上的精神，值得当代每个学子认真学习，发扬光大。

責任编辑 / 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