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坚1579年来到澳门，1583年进入中国内地长期居住，成为中西初识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和铺路人。1588年，他被安排回欧洲，从中国消失，后来又因利玛窦的高大身影，从大多数历史叙述者的视野里消失。

写这样一本小书，关注这样一个“小人物”，已酝酿了一些时日。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利玛窦中国札记》，被首度入华耶稣会士们的中国奇遇所吸引，后来因为工作关系，编辑和阅读了不少相关书籍，对葡萄牙和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中国政府怎么应对，各个阶层如何反应等饶有兴趣。我们大量的研究著作对传教士最初进入中国的叙述比较粗略，且几乎一个口吻，将初创行动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之功一股脑儿算在后来成功进入北京的利玛窦头上，而对创造了中西文化交往史上的多个“第一”的罗明坚忽略不提或作为利玛窦的陪衬一笔带过。过去求学时代所受的学术训练教导我，凡事皆有因由，且宜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去观察和阐释。中西初识时代所谓“一代巨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们的到来，曾经惊动了上至朝臣下至街民，形形色色的反应透露了我们社会和文化的基因，因此我试图弄清具有标本意义的罗明坚。

伴随着有关罗明坚史料的不断发现，国内外学者张西平、金国平、吴志良、戚印平、汤开建、宋黎明、夏伯嘉（R.Po-Chia Hsia）、萨安东（António de Saldanha）、麦克雷（Michele Ferrero）、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汪前进、杨慧玲、岳峰、罗莹、王慧宇、伍玉西等，从各自研究领域，对罗明坚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著述和地位，给予了更多关注和肯定，使罗明坚的形象逐渐走出了利玛窦的身影。这更坚定了我在本职工作之余撰写这一本小书的信心。去年走马观花参观了某个大型博物馆的展览，看到结尾处，说到中西文化交流一段，在利玛窦硕大照片之下，照例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标签，近旁的电视里，传来雄壮的男中音：“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位到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他是第一位用拉丁文翻译‘四书’的西方人……”展览馆空旷旷的，但还是有一对青年人伫立屏幕前，了解这些“知识”。我当时庆幸自己做了一份该做的事。

经过较长时间的材料收集阶段后，我开始动笔撰稿。但在取什么体例和笔法上，颇犯踌躇。现在的样子是不断调整的结果。前七个部分讲述罗明坚来去中国的背景、过程，采取叙事的笔调，甚至还描述了一些历史场景，虽然也有一些作为叙事组成部分的引文，但均是通俗易懂的文字，资料出处、必要的解释和难懂的引文材料都放在脚注中。第八部分多为论述性文字，想将罗明坚与他周围的人、行走过的社会做一番梳理，算是总结一下自己多年来的有关思考。

关于历史研究是走前现代的叙事之路，还是走现代大行其道的阐释之路，一直有争议。知名党史专家杨奎松将历史研究看作是人的研究，认为历史学研究和写作，应该坚持走叙事的路，而且叙事要如史学大家陈寅恪所言：“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本人服膺其说，但要做到以“了解之同情”姿态，客观、中立、生动讲好历史故事，殊为不易。还原一个具有标本性历史人物的鲜活生命历程，弄清其交往的人、经历的事，让读者感知个体命运与社会的关联以及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比抽象地分析总结其学说、思想和历史影响之类，显得更加艰难。

本书试图以现有的資料，叙说罗明坚东奔西走（包括中西方间的“东奔”“西走”和进入中国后的“东奔西走”）的具体过程，厘清他所经历事件的来龙去脉;试图从他个人经历，反观利玛窦、范礼安、王泮、陈瑞、郭应聘、沙勿略、桑切斯、卡布拉尔、菲利普二世等历史人物及中西初识时代的中西方社会;试图从罗明坚与其行走社会的关系，让读者感知个体或阶层命运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的关联性。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前人所做的相关研究，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指导及不少朋友、同事的鼓励或帮助;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总编辑周绚隆、学术著作编辑室主任罗华彤的大力支持;本书责编王贵彬对书稿进行了悉心编辑处理，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因为本人占有材料和笔力的局限，书中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写作的初衷远没有实现，敬祈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钟永宁：《消失的铺路人：罗明坚与中西初识》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