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其国

熊希龄，字秉三，生于1870年，湖南凤凰人，所以后来人们也称他“熊凤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熊希龄无疑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十四岁考上秀才，1891年秋应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得中。朝考后领点翰林院庶吉士。但就在这样的一路高歌猛进中，不幸也同样骤然而至，1895年，熊希龄的妻子廖氏因肺病离世，这于熊可谓乐极生悲。所幸此时熊的业师朱其懿惜才如命，相信“秉三前程远大，岂但玉堂之选，必为开国重臣，名满天下”。朱其懿不仅给了熊希龄极大鼓励，更将其同父异母的幼妹朱其慧许配给他。1896年春，熊、朱成婚，昔日师生也从此成为郎舅，一时传为美谈。

此时中国已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并与日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国内群情激愤，救亡呼声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熊希龄也同样将此视作他的奋斗目标，为此，他决定投笔从戎，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委充两湖营务处总办。

百日维新不幸失败了，熊希龄被指为康梁党徒，但因为他恰巧不在京城政治漩涡中心，所以仅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就是在此期间，被委任常德知府的朱其懿在常德府治设立一所西路师范讲习所，因此便名正言顺地请出熊希龄来帮办学务。这一举措也被视为开湖南师范教育之先河。嗣后，熊希龄又助朱其懿开办了被视为“西路全体教育之总机关”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1903年，更联合多县开办“为常德全郡之模范”的常德府中学，其学生中就有宋教仁、覃振、蒋翊武、刘复基等一批青年才俊。熊希龄在教育上做出的实绩和在民间的好口碑，引起了时任湖南巡抚赵尔巽的注意，于是赵即上奏清廷，“恳恩免予（熊希龄）严加管束，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清廷降旨照准。得到赵尔巽器重的熊希龄，因此成为赵在湘办理新政的高参，直到翌年赵卸任离湘，熊希龄因不受新党待见，也就毅然转身，投向实业界。他还赴日半年，考察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情况，回国后，即向湖南巡抚端方递交了一份振兴湘省实业的宏观规划，同时利用自家资源，设立务实学堂，培养实业人才。熊在联合部分醴陵乡绅呈文端方，得到资金支持后，即请来日方技师，改革和创兴醴陵瓷业，乃至醴陵细瓷后来名扬天下，还在武汉和南洋劝业赛会上获得一等金牌奖章。此外，熊希龄还和湘绅杨度等人联合创办华昌炼矿公司，开发湖南矿产。熊也由此被誉为湖南近代实业先驱之一。

1905年，端方保荐熊希龄为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随员，这也标志着熊重新踏上政治仕途。六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其时熊希龄正在奉天（今沈阳）任事。他劝由川督回任东三省总督的趙尔巽识大局转向共和。赵不从。熊希龄便于是年岁末离奉抵沪。有人问他为何离开奉天？熊答：“余尝以策干赵尔巽，赵不从，则是居与不居等也，故辞归耳。”道不同不相谋，熊希龄便选择离开两度为他解脱政治桎梏、破格擢用他的赵尔巽，毅然转向共和。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任命熊希龄为财政总长。袁为了控制熊，继而又任命熊担任热河都统。后来袁出于欲除掉国民党“暴烈分子”的目的，挟制熊希龄，特命他组阁，熊就此成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但在袁的掣肘下，熊毫无执行自己政治主张的自由，遂生急流勇退之意，于1914年2月6日正式向袁递上辞呈。9日，袁免去熊财政总长职，但仍“慰留”他专任国务总理。12日，熊再上辞呈，谓“泛水之舟，操舵者既无驾驶能力，必须易人，乃可渡登彼岸”。袁终于免去熊国务总理职，由孙宝琦代理，只是袁很快又任命熊为湘西宣慰使。熊接到此任命的1916年3月19日，正是他奉母到达常德之日。当地绅商和父老知晓此事后，纷纷对他“环求哀留，至于涕泣”，希望他担任宣慰使，熊眼见家乡“亲朋故旧，均遭兵燹，颠沛流离，尚在难中”，于是“推己及人，心殊不忍”，遂决定“勉暂担负”。随后熊首先“联电中央，吁请罢兵恤民”。接着就着手办理各项恤民之事，尤其是放赈。一个多月后，见诸事完成，熊才又请求解职。

1917年9月的夏末秋初所发生的事，大概会成为熊希龄一生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那个时节，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大河漫溢，汪洋一片……放眼望去，京畿一带几成泽国。据资料记载，“北自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约一万方里之广，“盖无不有被灾之事”。当时被淹的计有一百零三个县，灾民逾六百万，如此大灾祸，为“五十年来所未有”。

熊希龄作为“灾民”之一，当时在天津亲历且目睹了“水决天津，淹灌全埠”，以及“难民露宿，呼号求援”的悲惨一幕。眼看自己的寓所没于大水，再想到家乡沅州也正遭兵燹，熊希龄因此悲愤地称自己为“双料难民”。难能可贵的是，他这个“双料难民”面对大灾难，并非只是徒然叹息，而是奋起作为。于是在非常情况下，熊身上的仁义大爱开始彰显。

心怀悲悯的熊希龄此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紧急求助。经几番辛苦奔波，款项终于落实到位后，他即刻交京师警察厅，让他们购备粮食，尽快运津赈济。然后又马不停蹄往告政府，希望赶紧筹款，以赈济整个灾区饥民。只是熊希龄没有想到，他的建议经由财政总长梁启超、外交总长汪大燮提交国务会议讨论时，阁员们竟一致认定，必须由熊希龄出面主持赈灾方可，否则无从定议。对此，熊的第一反应是：“希龄自知不才，难以任重，何敢出以冒昧？”

但是眼前十万火急的情况明摆着：他如不出来主赈，政府就不“定议”，如此，“则此数百万之饥民，无有全活希望”。正是鉴于此严峻情势，熊希龄经考虑后，“遂不得不勉为其难”。于是，1917年9月29日，大总统冯国璋颁发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命令，次日命财政部拨款三十万，交熊赶办急赈。10月2日，熊从天津查勘灾情回京。10月4日，熊就职任事。

而熊希龄在这方面，同样凸显出了他的突出才干。即以放赈言，熊事先会作周密筹划和精心部署。比如熊知道凭一己之力绝对办不成大事，所以他会及时约集捐助灾区的中外各慈善团体和机关，派代表到督办处讨论合力办赈方法等。再如洪灾和水患多有关系，所以熊希龄很重视根治水患，除了治标，更注重治本。在他的运作下，不过一年，京直各县五六百处决口均得到安全堵筑。熊希龄所著《顺直河道改善建议案》已成为北方河防建设史上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可知他在这一工作上的投入程度。这也是他为北方作出的重大贡献。此次救灾被视为熊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的滥觞，熊也从此确立了为社会慈善事业奋斗的终身宗旨。

继1917年大灾后，1920年秋，北方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又发生特大旱灾。结果又是熊希龄出面，邀集北平（京）各慈善团体，组织北方五省灾区协济会，发起公捐赈灾和各界及各国在华人士助赈，参与救灾活动，使北方五省灾民得以度过困境，许多饥民免于死亡。

1920年期间，熊希龄在四处奔波赈灾时，目睹哀鸿遍野，饿殍载道。据知熊希龄在赈济安抚流亡人员的赈灾工作中，所收容的这些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约有三百人，为此，熊成立了“慈幼局”收养这些孩子，使他们暂且得以栖身。“慈幼局”暂时缓解了需救助孩童“养”的问题。但这非长久之策，对一个孩童来说，接下来更重要的还面临“教”的问题。此时熊即呈请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由徐商请逊位清室内务府，得以划拨北京香山静宜园设香山慈幼院，当年院舍即落成。次年开办，熊任院长。开办伊始，除设幼稚园，熊还设立有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学校的规模，这说明熊是有长远眼光的。

在熊院长帮助过的许多人中，还有一个人也应该一说。这位受助人就是湖南早期共产党人向警予，她于1922年3月13日写给熊希龄一封信。这封信内容如下：

秉三前辈先生执事：

警予日前以接在法女同学急报，仓卒〔猝〕请见，吁恳设法。幸蒙慨诺，并主张警予晋京陈述于中法协会，一切进行则全由长者主持指导。警予获此，若接福音，方图摒挡就道，旋恐火车颠簸，贱体难支，拟再谒左右，一权进止。乃两叩龙门，而均值执事外出。三叩龙门而执事已搭早车北行矣。欲陈未尽，殊觉怅然。日昨蒋君华卿来，奉到赐翰并惠钞廿五元。区区勤工俭学女生问题，犹劳万事丛脞之。

长者殷勤记注，盛德高风，曷胜铭感。惟警予京游既罢，所惠川资，理应璧还，谨藉华卿君复呈钧座，幸乞察收。至女生问题，决通信进行。警予致中法协会书，敢乞左右为之代达。窃维执事热忱夙著，实力有余，必能领袖群伦，主持至计，佳报赴法，期当不远。警予不仅为苦女生巨跃三百，抑更为民国体面曲踊三百矣。耑此奉渎。敬叩

道安

后学  向警予谨肃

三月十三日

向警予为何会写这封给熊希龄的求助信呢？如果说她和熊希龄同为湖南人的话，这原因肯定失之牵强。而此时的向警予也肯定知道熊希龄除创办北京香山慈幼院外，还担任中华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全国总会会长、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等职务。人们称道熊希龄把祥云慈雨洒在了中华大地，把仁爱和宽厚遍施给苦难的黎民百姓。正是有鉴于此，向警予才在眼看留法勤工俭学生面临窘境的情况下，想到了熊希龄先生。

向警予是于1921年，带着身孕启程回国的。当时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尤其是女生，既无法读书，又找不到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境遇更加困窘。为解决她们的经费，向警予回国前曾在巴黎和蒙达尼奔走，但无济于事，于是她便选择回国想办法。

向警予回国后落脚第一站就是上海。她借住在上海法租界香山路上的一个小阁楼里。就在身怀六甲的向警予庵卧沪上、一筹莫展之际，她又收到了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女生熊季光等向她陈述困境，请求得到帮助的来信。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处小阁楼里读到这封信，让向警予突然想到了当时也正在上海的熊希龄。于是她立即付诸行动，不顾有孕在身，出门去拜见熊希龄，向这位乡贤求助。

熊希龄知道情况后，慨然允诺一定出面相助。可能当时熊希龄并不知道，向警予也没有告诉熊希龄，她那时已有孕在身。所以熊希龄希望她赴京向中法协会也作一陈述，于是她连忙去找熊希龄。不料两次造访未遇，第三次上门时，熊希龄已去了北京。而熊到京后才知道向警予并没来京。熊以为她缺少川资，正好有熟人要赴上海，熊便托其带信给向警予，催她速来京，同时附去二十五元。向警予收到熊信及川资后很感动，于是便给熊希龄写了上面那封信。

熊希龄在经营香山慈幼院和奔波赈灾过程中，他的妻子朱其慧夫唱妇随，倾心平民教育、热心慈幼恤贫事业，同样功不可没。但继朱其慧后，熊身边还有过另一位杰出女性，也是令人难以忘怀。她，就是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毛彦文。

原来1931年，年仅五十五岁的朱其慧因患脑溢血不幸去世。熊在丧妻的悲伤中度过三四年后，毛彦文出现在了他身边。毛后来不仅成为熊晚年生活中的生命伴侣，她还继朱其慧后，着力辅佐熊有序运转香山慈幼院的大小工作。

1935年2月，熊、毛的婚礼在上海举行。婚后，毛彦文践行答应过熊“尽力而为”的承诺，“事无大小，只要有关慈幼院者，莫不注意倾听，悉心协助，短时间内，对本院一切已稍有认识”。应该一提的是，朱其慧去世后，熊希龄将薄产分为三份，两个女儿各一份，他把自己的一份捐赠其所设“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作为基金，组织一董事会管理与经营。董事长周作民，副董事长陈汉第及十余位董事。熊、毛结婚半年后的一天，副董事长陈汉第单独找毛彦文，对她说：“秉三当年把所有产业捐出，因为他没有家了。现在情形不同，他又有家室，区区生活费会不够用。基金会同人拟将秉三捐出的产业归还你们一半，由你们自己经营。此事不必与秉三磋商，只要你同意就可以了。”毛彦文听陈说完后，当即回答道：“我不是阔小姐出身，秉三先生能过的日子，我也能过，不要因为我而把已捐出去的产业收回。谢谢各位的好意。”熊希龄知道此事后，由衷地对毛彦文说：“我没有看错人，你没有给我丢脸。”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熊、毛夫妇正在青岛。此前他們本计划赴北平参加香山慈幼院七月七日的“回家节”。现在因战事发生，无法赴北平，于是便辗转来到上海。却又遇淞沪战起。他们眼见我方士兵伤亡惨重，难民遍地。毛彦文回忆道，她当即便协助熊希龄与上海红十字会同人合力办理救护工作，设伤兵医院四所，难民收容所八处，救治伤兵六千余名，收容难民达两万多人。同时熊又关心一手创办的北平（京）香山慈幼院，因之电邀慈幼院第三校幼稚师范主任张雪门来沪，商讨赴长沙设分院事。商谈结果，先办幼稚师范，由雪门先生赴长沙觅校址，熊、毛随后去湘。但因在沪主持救护事宜，一时不能分身，故又电邀慈幼院二校教员张子招、周仰岐二君南下，协助雪门先生。在毛彦文的叙事背后，可见他们夫妇二人殚精竭虑、言难尽述的艰辛付出。比如此时已是十二月冬季，毛彦文考虑到熊希龄怕冷，劝他在沪过了旧历年，气候稍暖和时再走，但熊坚持立即动身。可是还没有等他俩动身赴湘，又传来南京失守的伤心消息。于是只能先匆匆赴港，打算然后转道去主持长沙分院事宜。

结果他们到港仅一周，上了年龄的熊希龄一方面劳累于艰辛奔波，另一方面受战事失利消息的刺激，竟于1937年12月25日凌晨，因脑溢血溘然长逝！

毛彦文后来回忆道，当熊希龄逝世的噩耗传到上海后，大家在悼念他之余，“本院（慈幼院）董事会立即在上海召开临时会议，议决院长一席聘请我担任。聘书寄到香港时，绕室彷徨，不知所措。倘接受聘请，当时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能否活下去，尚不可知，焉有心情为慈幼院效劳;若不接受，则有违当年对秉三先生的允诺。考虑至再，方接下这副重担”。

事实证明，毛彦文没有辜负大家的嘱托。她也无愧于熊希龄对她的信任。这一切无他，盖为她也拥有一颗博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