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筱（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0）

1583年，罗明坚与利玛窦以学习中国文化为由，获准在广东肇庆留居，迈出入华传教的第一步。1589年，传教士们从肇庆迁居韶州，此时，罗明坚已回到欧洲，利玛窦承担起在华传教的重任。

利玛窦为了使天主教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播，开始实践“文化适应”的传教策略，即秉持一种以自然真挚的谦虚去尊重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思想态度。为了践行这种传教思路，利玛窦提出三种具体的方法，其一是放弃扮演僧人的角色，其二是极力融合天儒，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走上层路线，发展与士大夫的交往。

一、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往

万历二十七年（1599），徐光启首次闻利玛窦之名。据晚清教会史家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记述：徐光启“万历二十七年，偶闻利玛窦名，特来南京问道”。这次见面时间不长，应该是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南京寓所所获聆利氏讲道，但对徐氏影响不小。万历三十一年（1603）秋，徐光启再次来到南京，想拜谒利玛窦。这次虽未见到利氏之面，但获利氏之书，对徐光启产生更大的影响。万历三十一年（1603）冬，徐光启入京参加会试，第二次见到利玛窦。柏应里《徐光启行略》称：赴京会试，即登甲榜，入翰林。其时利子在都城，构堂行教。公虽备员讲幄，时或朝廷顾问，必且日与弥撒，未尝间缺。[1]可以看出，徐氏进京后与利玛窦交往更加密切。而利玛窦1605年的信亦称：“他常来望弥撒，办告解，领圣体。”[2]在与利玛窦交游中，徐光启通过读利玛窦所译之书，如《西国记法》、《交友论》、《天主实义》等，终于信服西学，捐弃“向所叹服”。万历三十三年（1605），徐光启在京期间还是不断地向利玛窦学习。

随着徐光启学习的不断深入，已由学习西方的哲学和伦理学转向学习圣教道理和西方科学之书。他认为利玛窦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3]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译书，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都大大促进其对先进科技的认识。同时，徐光启也积极向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他推荐西人陆若汉以枪炮协助明军守涿州，并向他的好友孙元化推荐西人火器，从而增强军队力量。

二、利玛窦与李之藻的交往

李之藻与利氏交游较徐光启早。据徐宗泽的《增订徐文定公集》记载：“万历辛丑，利氏来宾，余从寮友数辈访之。”李之藻与利玛窦的交往以及利玛窦对李之藻入教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件事中看出。

其一，利玛窦壁间悬挂的大地全图成为二人相识相慕的媒介。李之藻少年时曾绘一天下总图，图上有十五省，颇精确，他认为世界尽在于此。而当他于1601年在北京看到利氏所作《山海舆地全图》，时恍然大悟。知天下与世界相比，为渺小。李之藻对利玛窦所言大地之广袤，地为圆形、地有两极、天为九重，以及太阳与其他星辰远较地球为大等真理，与他人所难于信从者，均易于领会。于是便与利玛窦密切无间。从利氏日后主动和利玛窦共事看，《山海舆地全图》可以说指示了李氏的“西向”之路。利玛窦还在李之藻的帮助下，使原图得以重新考订和恢广，并于1602年再次刻印。

另外，李氏对利玛窦个人的钦佩和西来新理念的赏识，与日俱增。二人在算学和天文学上的译著及天文仪器的制造上，均共商事。万历三十三年（1605），李之藻从利玛窦译《浑盖通宪图说》，还编印了《天学初憨》。万历三十五年（1607），李氏为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重刻本作序。

其二便是1610年李之藻受洗入天主教。据记“李氏患病京师，邸无家眷，利玛窦朝夕躬为调护，凡数周之久。当其疾笃时，已立遗书，请利玛窦主之，利子力劝其立志奉教，得了然于生死之际而受洗，且奉百金为圣堂用，而李公之疾亦痊矣”。[4]

利玛窦与李之藻的交往，展现了利玛窦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其以西方科技之所长，不断吸引士大夫与其交往，并且在交往的过程中，利玛窦以其高尚的人品和道德，以及对李之藻的深切照顾和关怀，深深打动李之藻，使其感动入教。顺利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李之藻真心相信儒家的“天”和“上帝”与天主教的“天主”本来为一，且天儒之间可以并行不悖，相互补足。中西两种文化，在李之藻身上似乎颇为成功的融合在一块。

三、利玛窦与杨廷筠的交往

杨廷和1600年认识了利玛窦，二人有一些交往，并从利玛窦初识耶教天学，因其妾室及其他原因，杨廷筠并未受洗入教。到了1611年春天，杨氏对天主教的认识和信仰忽生转向，这种转变与其友李之藻有关。1611年，李之藻父亲去世，杨廷筠前往吊唁，获识郭居静、金尼阁二人。杨氏“叩其宗旨”之后又获睹“主像”而为之“竦息瞻拜”。并且在与郭居静、金尼阁同游后，对教理渐有所契。二人又为他“开示主恩，发明教戒”，遂使他“洞然知天地万物，同归一天主之生养”的意义。万历三十九年（1611），遂受洗入教。

利玛窦在与杨廷筠的交往中，使杨氏改宗天主教，大大促进了天主教的传播与发展。杨廷筠感化了很多人随他入教，就连他虔诚奉佛的母亲，也被他感化，终弃佛信教，并领洗礼。

利玛窦走上层路线的传教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方面，他通过与士大夫的交往，将西方的宗教思想和科学技术传入我国，对知识分子而言，起到了解放思想、吸取新知识、来阔视野的作用，初步为天主教的传播开阔了道路。另一方面，利玛窦在与士大夫的交往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儒家文化的了解，他的政策为后世传教士所继，并在不断创新与发展中，造就了被称为“西学东渐”的全方位文化交流。

注释：

[1][3]朱维铮：《徐光启全集》卷二《序跋》，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75页。

[2]利玛窦著，刘俊余、王玉川译：《利氏致罗马高斯塔神父书》，见《利玛窦书信集》下册，第266页。

[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