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旭江 吕依晨 王少兰 王海芳 韩曼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防治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712046)

心血管疾病是指累及心脏和血管的循环系统疾病，常见有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及动脉粥样硬化等。血管壁是控制物质在管腔和管壁外组织之间相互转移的屏障，因此内外源性的化学物质均可导致血管功能障碍并参与心血管疾病的发展。糖脂代谢紊乱及血管内皮功能损伤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和病理生理基础[1]。孕烷X受体(pregnane X receptor，PXR)又称内外源异物“感受器”，是机体参与解毒的重要核受体，也是糖、脂、类固醇、胆汁酸、胆红素代谢，免疫炎症反应和肿瘤耐药性的重要调节因子[2-4]。PXR分布于肝脏、小肠、肾脏、肺及血脑屏障等组织细胞中，在脉管系统中也有表达。近年来研究证实，PXR作为血管防御的“新守门人”，可调节与肝脏相同的防御系统，也可发挥抗炎、抗氧化应激等保护的防御机制[5-6]，因此PXR已成为众多心血管疾病药物治疗的新靶点[7]。本文旨在讨论PXR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及基于PXR为靶点的中药在心血管疾病治疗的机制，为PXR靶点药的研发以及临床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提供思路。

1 PXR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1.1 PXR参与调控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是多因素参与的机制复杂的血管慢性炎性疾病，在多种心血管疾病发生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动脉粥样硬化进程早期，脂质沉积于血管内皮下，激活内皮细胞，诱导炎性细胞向受损内膜浸润。炎性细胞(尤其是单核巨噬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细胞外基质之间相互作用，参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及消退[8]。PXR可直接调节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这与PXR在胸腺依赖淋巴细胞(T细胞)、B细胞和巨噬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中均有表达有关[9]。Zhou等[10]证实野生型(wild type，WT)小鼠中PXR激活增加了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极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low-density lipoprotein，LDL)的水平，但PXR基因敲除(PXR-/-)小鼠无影响。在高胆固醇血症的载脂蛋白(apolipoprotein，Apo)E缺陷(ApoE-/-)的小鼠中，PXR激活可降低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HDL)水平，并增加主动脉根部和头臂动脉的动脉粥样硬化横截面积。PXR激活也显著上调WT和ApoE-/-小鼠肝脏中参与脂蛋白运输和胆固醇代谢的基因，包括巨噬细胞膜上的CD36、ApoA-Ⅳ和CYP3A1。此外，PXR激活还可增加ApoE-/-小鼠腹腔巨噬细胞CD36表达和脂质积聚。综上，PXR激活促进WT小鼠的高胆固醇血症，并加速ApoE-/-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CD36是巨噬细胞摄取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ox-LDL)的主要受体，CD36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中发挥作用。研究[11]表明，CD36缺陷可阻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Sui等[12]构建了PXR和ApoE双敲除小鼠模型，发现其主动脉根部和头臂动脉的粥样硬化横截面积均减少，同时小鼠腹腔巨噬细胞CD36的表达水平、脂质积聚和CD36介导的ox-LDL摄取均降低。Sui等[13]构建了骨髓特异性PXR缺乏症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LDLR)缺陷小鼠模型(PXRΔMyeLDLR-/-)，研究发现PXRΔMyeLDLR-/-不影响代谢表型、血脂谱及巨噬细胞的黏附性和迁移性，但与对照组PXRF/FLDLR-/-相比，PXRΔMyeLDLR-/-小鼠的主动脉根部和头臂动脉的动脉粥样硬化明显减少，这可能与CD36的表达减少、巨噬细胞脂质的摄取减少和泡沫细胞形成减少有关。此外，RNA-Seq分析表明，配体孕烯醇酮16α-腈(pregnenolone 16α-carbonitrile，PCN)激活PXR影响体外巨噬细胞中许多动脉粥样硬化相关基因的表达。这些发现揭示了髓样PXR信号在动脉粥样硬化发展中的关键作用。LDL水平的升高是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相关的血脂异常的重要指标。配体介导的PXR激活可导致小鼠血浆TC水平和促动脉粥样硬化LDL水平升高[10，14-16]。Meng等[14]构建组织特异性PXR-/-(PXRΔIEC)小鼠和PXRfl/fl小鼠，表明喹硫平(PXR的选择性激动剂)显著增加了PXRfl/fl小鼠的血浆TC、极低密度脂蛋白和LDL水平，介导PXR激活并刺激调节脂质稳态关键基因胆固醇转运蛋白尼曼-匹克C1型类似蛋白1和微粒体甘油三酯转移蛋白的表达，PXRΔIEC消除了喹硫平对胆固醇水平的影响以及脂质的摄取转运。PXR激活可通过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2(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 2，SREBP2)途径诱导胆固醇的合成，升高LDL和TC，其涉及的机制是通过激活SREBP2通路增加血清中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proprotein convertase subtilisin/kexin type 9，PCSK9)的表达，促进LDLR降解，最终使LDL升高[16]。近年来与化学品有关的内分泌干扰物已被证明与人类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邻苯二甲酸二环己酯诱导小鼠高胆固醇血症和神经酰胺的产生，与激活PXR有关[17]。Sui等[18]构建了一种人源PXR(PXR-humanized，huPXR)过表达与ApoE-/-杂交小鼠模型即PXR人源化载脂蛋白E缺陷(huPXR·ApoE-/-)小鼠，并以双酚A(bisphenol A，BPA)激活huPXR的方式增加huPXR·ApoE-/-小鼠的动脉粥样硬化。BPA暴露虽不影响血浆脂质水平，但增加了huPXR·ApoE-/-小鼠巨噬细胞中CD36的表达和脂质积累。BPA也可激活huPXR·ApoE-/-胚胎心导管中的PXR，并促进其靶基因CYP3A11、谷胱甘肽硫转移酶A1、多药耐药基因1(multidrug resistance gene 1，MDR1)和CD36的表达。MDR1是血管PXR的靶基因，可介导游离胆固醇的转运，因此MDR1的升高可能会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中的胆固醇累积[1]。BPA暴露与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围产期BPA暴露会加剧成年雄性huPXR·ApoE-/-小鼠后代的动脉粥样硬化风险，但对雌性小鼠无影响，具有性别依赖性[19]。综上，PXR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治疗的潜在治疗靶点。PXR敲低可减慢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这可能与PXR下调巨噬细胞CD36表达和脂质摄取减少有关。

粥样硬化可引起动脉狭窄，PXR的表达与治疗预后密切相关。研究证实PXR rs3814057、rs3814058和rs6785049的单倍型在氯吡格雷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的不良心血管事件有影响，在384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研究中发现，153例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29例伴有出血现象，剩余患者预后良好。分析[20]发现PXR rs3814057A>C和rs6785049A>G与不良心血管事件呈负相关，而PXR rs3814058T>C与其呈正相关。甲萘醌-4在高无机磷酸盐介质中加速华法林诱导的人主动脉瓣间质细胞钙化，这种作用与激活PXR调控骨形态发生蛋白2-碱性磷酸酶信号通路有关，这种钙化可被PXR抑制剂酮康唑和香豆雌酚有效抑制[21]。

1.2 PXR参与调控肥胖与胰岛素抵抗

肥胖和胰岛素抵抗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因素。PXR缺乏通过诱导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5(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5，FGF15)的表达改善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从而抑制胆汁酸经典合成途径中CYP7A1和CYP8B1水平，降低脂肪吸收、肝脏脂质积聚和肝脏甘油三酯水平。高脂喂养的PXR-/-小鼠与WT小鼠相比，体重明显减轻，肝脏甘油三酯水平，胆汁酸经典合成途径中的关键酶CYP7A1和CYP8B1的mRNA表达水平显著降低[22]。WT小鼠给予PXR激动剂PCN干预后可下调肉碱棕榈酰基转移酶1A(carnitine palmitoyltransferase 1A，CPT1A)及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合酶2(3-hydroxy-3-methylglutaryl-coenzyme A synthetase 2，HMGCS2)的表达。PXR能直接与叉头盒转录因子(forkhead box transcription factor，Fox)A2结合抑制FoxA2与CPT1A和HMGCS2启动子区的结合，进而抑制CPT1A和HMGCS2转录激活，减少β氧化及生酮作用[23]。在大鼠和原代小鼠肝细胞中，配体PCN激活PXR，从而下调葡萄糖激酶(glucokinase，GCK)和葡萄糖转运蛋白2(glucose transporter 2，GLUT2)的表达[24-25]。GLUT2是肝脏和胰岛β细胞的葡萄糖转运蛋白，能快速转运餐后血浆中升高的葡萄糖，有利于血糖浓度的调节。肝脏GLUT2和GCK基因敲除小鼠在正常喂养条件下会出现高血糖[12，22]。在HepG2模型中同样证实了PXR对GLUT2和GCK的调节作用，PXR-/-可上调GLUT2和GCK的表达，PXR过表达则下调GLUT2和GCK的表达。体外研究表明，抗血管病变的药物阿托伐他汀、辛伐他汀、洛伐他汀和氟伐他汀均可激活PXR，降低GLUT2和GCK蛋白水平，减少葡萄糖的消耗和吸收[26]。

He等[27]研究表明，在肥胖模型小鼠(ob/ob)中，PXR-/-小鼠与WT小鼠相比显著增加小鼠的能量消耗和耗氧量，增加线粒体β氧化，抑制肝脏脂肪合成、炎症和糖异生等，同时胰岛素敏感性也得到改善，这可能与c-Jun氨基端激酶活性降低有关。同样，高脂喂养的肥胖小鼠给予PXR拮抗剂酮康唑也可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抑制PXR活化可能起到改善和治疗肥胖和糖尿病的作用。研究[28-30]表明PXR激活可抑制AMP活化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糖异生酶葡萄糖-6-磷酸酶和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化激酶(phosphoenolpyruvate carboxykinase，PEPCK)的表达。PXR与FoxO1、c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MP 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和肝细胞核因子4(hepatocyte nuclear factor 4，HNF4)相互作用来调节糖异生[29]。Spruiell等[31]构建高脂饮食诱导下WT小鼠和PXR-/-小鼠肥胖模型，发现PXR-/-小鼠的体重增加低于WT小鼠，但空腹血糖水平升高，且葡萄糖耐量严重受损。综上，PXR缺失会抑制饮食诱导的肥胖，增加能量消耗，这与抑制高脂饮食诱导的黄色脂肪组织中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α和CPT1A表达有关。PXR对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和高血糖也具有性别依赖性，高脂饮食喂养的雌性过表达hPXR小鼠与WT小鼠相比，体重增加更快，表现出高胰岛素血症和糖耐量受损，出现肥胖代谢表型。同时hPXR小鼠黄色脂肪组织中雌激素受体α水平降低，而CYP3A11、解偶联蛋白1、糖异生酶PEPCK和葡萄糖-6-磷酸酶表达升高[32]。综上，PXR可通过参与糖脂代谢调控肥胖和胰岛素敏感性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1.3 PXR参与调节血压

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重要的危险因素，动脉血压的调控可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Pivovarova等[33]将32只雄性大鼠分为遗传性应激性动脉高血压(inherited stress induced arterial hypertension，ISIAH)模型组和WAG大鼠品系对照组，发现ISIAH模型组PXR等转录因子的活性高于WAG大鼠品系对照组。同时ISIAH模型组血液中HDL ApoA-Ⅰ水平降低，LDL ApoB-100和血糖水平升高。Hassani-Nezhad-Gashti等[34]将22例健康志愿者随机分为利福平组(利福平为PXR激动剂)和安慰剂组，给药1周后，第8天测动态血压，发现利福平组平均舒张压、收缩压和心率均升高，同时血清和血浆中肾素浓度均上升，因此PXR促进肾素生成，有升血压作用。Hukkanen等[35]在动态血压的人体试验中发现，PXR活化可降低糖耐量，增加血压和心率，升高血浆4β-羟基胆固醇(4β-hydroxycholesterol，4β-HC)浓度。4β-HC是肝脏中CYP3A酶产生的胆固醇代谢产物和肝脏X受体激动剂，被认为是血压的负调节因子，4β-HC激活肝脏X受体可诱导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eNOS)，促进内皮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产生，导致血压降低[36]，综上，利福平给药激活肾素的同时又可使4β-HC浓度升高，因此PXR涉及的机制既有升高又有降低血压的作用[36]。研究发现PXR在妊娠期血管的适应改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妊娠期的C57Bl/6J小鼠，随着孕期的增长孕酮的含量会不断增加，其代谢产物5β-二氢孕酮(5β-dihydroprogesterone，5β-DHP)可作为内源性配体激活PXR调节内皮衍生超极化因子和NO的改变发挥舒血管作用。WT小鼠给予5β-DHP干预7 d后，小鼠肠系膜动脉对苯肾上腺素诱导的血管收缩反应降低，而对乙酰胆碱和缓激肽诱导的血管舒张反应则增强，这些结果在PXR-/-小鼠中则并无变化，同样抑制PXR下游靶基因细胞色素P450酶(cytochrome P450 enzymes，CYP450)后，5β-DHP的舒血管作用也受到显著抑制[37]，综上，PXR激动剂能改善妊娠期血管的适应性以及血管紧张度，可能与妊娠期高血压的防治有关。Pulakazhi Venu等[38]研究表明，PXR及其激动剂吲哚-3-丙酸(indole-3-propionic acid，IPA)可调节主动脉和肺动脉血管舒张功能，在WT小鼠，IPA可上调PXR的表达进而促进eNOS和NO的产生，发挥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作用，反之在PXR-/-小鼠，IPA介导的血管舒张功能作用被抑制。综上，PXR参与血压的调控过程，但在高血压模型中研究较少，PXR激活是否发挥降压作用，其具体的机制还有待深入探讨。

1.4 PXR改善血管内皮功能

血管内皮损伤和功能障碍是多种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始动环节。多种外源异物和内源性代谢产物随血液流经血管时，均可激活PXR来调节其下游的相关基因如CYP450及MDR1的表达，进而加速外源性物质及有毒物质的代谢，从而使内皮细胞恢复稳态[5]。PXR通过参与调控炎症反应进而减缓疾病的发生进展已在多种疾病模型得到验证。炎症是心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PXR在血管内皮同样也发挥炎症保护作用。PXR在血管内皮和平滑肌细胞均有表达，如PXR在血管内皮细胞能上调Ⅰ相和Ⅱ相氧化酶、转运蛋白以及氧化应激相关酶，降低H2O2诱导的内皮细胞氧化应激损伤[5]。保护性的层流剪切力可激活PXR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脂多糖，引起促黏附因子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VCAM-1)和E选择素(E-selectin)等的表达，抑制单核细胞的黏附，增加内皮细胞药物代谢酶Ⅰ相或Ⅱ相的表达，抑制TNF-α诱导的内皮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炎症通路等起到内皮保护作用[6]。PXR在内皮细胞中活化通过调控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s，NLRs)家族维持内皮细胞免疫/炎症稳态，进而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在无ox-LDL或TNF-α等损伤因子刺激时，PXR激动剂或过表达PXR腺病毒刺激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HUVECs)可直接转录上调TLR2、TLR4、TLR9和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受体1(nucleotide-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1，NOD1)，同时激活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家族pyrin结构域蛋白3(nucleotide binding oligomerization domain-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 protein 3，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导致胱天蛋白酶(cysteine aspartic acid specific protease，caspase)-1和白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的剪切成熟，从而增强内皮细胞天然免疫[2]。反之，当有ox-LDL或TNF-α等刺激HUVECs，他汀类药物或PXR激动剂利福平均可激活PXR抑制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39]，说明PXR在血管内皮细胞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既可提高天然免疫，又可抑制NLRP3炎症小体的过度活化。综上，PXR通过激活下游靶基因和氧化凋亡相关的蛋白抑制内外源异物诱导的内皮损伤，或在血管内皮可通过参与调控血管免疫/炎症稳态，从而起到血管保护作用。

1.5 PXR抑制血管生成

由于内皮的迁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在形成时会形成微循环，微血管则促进斑块的生长。微循环的发生进展与促血管生成的重要调控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缺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2和MMP-9的表达有关。利福昔明是PXR配体，利福昔明在人结直肠上皮可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和NO的释放，显著抑制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p38 MAPK)和p70核糖体蛋白激酶S6(p70 ribosomal protein kinase S6，p70S6K)等的磷酸化，降低HIF-1α、MMP-2和MMP-9等表达以及NF-κB核转位，而加入PXR拮抗剂酮康唑可逆转利福昔明对这些血管生成因子的调控，证明利福昔明的调控作用依赖于PXR。综上，利福昔明通过激活PXR下调血管生成相关基因，抑制微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40]。PXR特异性的配体利福平，也可通过下调血管生成相关基因抑制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41]。综上，PXR活化可能通过抑制促血管生成相关基因介导微血管生成，进而参与粥样斑块的进展，但其具体机制还有待探讨。

2 基于PXR靶点的中医药调控

研究表明，PXR是众多心血管疾病药物治疗的靶点[7]，寻找PXR激动剂和拮抗剂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中国中医药学历史悠久，中药资源丰富，中药具有多效调节等特点。中药药理也迈入了新的研究阶段，这为PXR靶点药的研发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研究中药有效成分和天然产物有利于中国新药的研制[42]。红参和附子是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中药配伍药对，其中红参的主要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杨亮[43]发现红参中单体人参皂苷Rg1、人参皂苷Rg2可调控PXR介导CYPA43酶活性，影响附子中乌头碱、次乌头碱等双酯型生物碱的代谢，并降低附子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心脏毒性，进而增强治疗心力衰竭、心肌梗死的疗效。麦冬作为中国传统大宗中药，具有养阴生津、润肺止咳等功效。其皂苷类成分——麦冬皂苷D是临床上用于治疗心脏疾病参麦注射液的有效成分之一，可增强心血管功能并发挥抗炎、抗氧化等作用[44]。王佳[45]的研究表明，麦冬皂苷D可通过诱导PXR核转位，诱导CYP2J3酶的表达，促进细胞内钙通道激活受磷蛋白(phospholamban，PLB)的磷酸化，进而调节心肌肌质网钙离子泵Ca2+-ATP2a酶(sarco/endoplasmic reticulum Ca2+-ATPase type 2a，SERCA2a)的活性，促进大鼠心肌细胞内钙离子循环平衡，进而改善心力衰竭的症状。林毅[46]的研究表明，麦冬皂苷D能改善异丙肾上腺素所致心力衰竭大鼠的心脏功能，与上调CYP2J3的表达有关。麦冬皂苷D能逆转异丙肾上腺素所致的心肌细胞AC16和H9c2中CYP2J3表达降低，这种逆转由PXR介导。丹参是活血化瘀类的中药，丹参酮是丹参中提取的脂溶性药理活性物质，临床被广泛用于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具有抗炎、抗氧化、抑制血管生成等作用[47]。研究[48]表明，丹参酮ⅡA可激活PXR抑制H2O2诱导的内皮细胞氧化应激、细胞凋亡等改善血管内皮损伤，丹参酮ⅡA激活PXR上调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Px)进而促进氧化型谷胱甘肽(oxidized glutathione，GSSG)生成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发挥抗氧化作用，同时丹参酮ⅡA激活PXR可降低H2O2诱导的内皮细胞凋亡，其机制与降低caspase-3、caspase-7、caspase-9、B细胞淋巴瘤-2相关X蛋白(B cell lymphoma-2-associated X protein，Bax)、细胞色素C(cytochrome C，Cyt C)和升高B细胞淋巴瘤-2蛋白(B cell lymphoma-2，Bcl-2)有关。丹参的脂溶性提取物丹参酮ⅠA、ⅡA和隐丹参酮，都可激活PXR诱导CYP3A4的表达[49]，在冠心病等疾病的发生进展中发挥作用。作为银杏叶提取物，银杏内酯类能有效阻止管壁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改善心脑组织的微循环。银杏内酯B在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可激活PXR，并显著抑制星孢菌素诱导的内皮细胞调亡和TNF-α诱导的VCAM-1和E-selectin的表达，进而抑制内皮细胞与人单核细胞白血病THP-1细胞的黏附作用，发挥血管保护作用[50]。综上，中药单体可能通过激活PXR调控药物代谢酶、炎症因子、氧化应激和凋亡等基因的表达，起到改善血管功能等作用，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

3 小结

PXR在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多种药物均可作为配体激活PXR调控药物代谢酶和转运蛋白[CYP3A1、CYP3A11、CYP7A1、CYP8B1、CYP2J3、CYP3A4、MDR1、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免疫炎症相关分子(TLR2、TLR4、TLR9、NLRP3炎症小体、NOD1、NF-κB、VCAM-1)、糖脂代谢酶(CD36、ApoA-Ⅳ、ApoA-Ⅰ、SREBP2、GCK、GLUT2、CPT1A)和氧化凋亡相关因子(caspase-3/7、caspase-9、Bcl-2、Bax)等，在调节肥胖、胰岛素敏感性、糖脂稳态、动脉粥样硬化和血管功能方面[3，5，51-54]发挥心血管保护作用(图1)。因此，通过探究PXR参与调控心血管疾病分子机制，为药物治疗心血管疾病提供了新的方向，以及为临床上解决特异性靶向、缩短治疗时长提供治疗思路。PXR在治疗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多为动物实验验证，在人体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机制还有待研究。中药治疗心血管疾病在临床上已被广泛认可，但其分子机制尚不明确，已有研究表明中药及其活性成分可直接靶向PXR发挥疗效，因此寻找以PXR为靶点的中药有望为临床治疗心血管疾病提供思路。

图1 PXR参与心血管疾病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