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

十月革命发生后，鲁迅对苏俄曾抱有怀疑的态度。不过，很快鲁迅就开始青睐苏俄。1920年代末期，鲁迅的思想日益左倾，他对苏俄的评价也越来越高。这种对苏俄的歌颂，在1932年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鲁迅甚至一度想前往苏俄参观。然而到了1934年，看到苏俄肃反的消息后，晚年的鲁迅又对苏俄有了新的疑虑。

从怀疑到歌颂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鲁迅对新生的苏俄抱着“冷淡与怀疑”的态度，據他后来回忆，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宣传”。到了1919年，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公开赞扬苏俄的“过激主义”。缘何有此改变呢？这一时期鲁迅对苏俄有好感，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源于他对苏俄的判断。当时，鲁迅认为苏俄的革命对穷人是有益的。作为知识分子，鲁迅向来是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一边的，因此，当他对苏俄的革命作出如此判断时，他歌颂苏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鲁迅赞颂苏俄，还因为苏俄革命中的一些主张与他自己的主张相似。

第三，鲁迅从怀疑苏俄到赞颂苏俄，还与他的“代价论”思想息息相关。

在鲁迅看来，革命后让作家活不下去的革命才算是真革命。为了赢得真正革命的胜利，作家与知识分子有必要牺牲自己。这就是鲁迅的“代价论”思想。

第四，鲁迅对苏俄青睐有加，还与他单方面的信息来源有关。这可以通过张友松的回忆中看出来。张友松认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是苏俄内部的权力之争。鲁迅对此不以为然，并很快拿出了一本揭露托洛茨基叛徒行径与丑恶嘴脸的小册子给张友松看。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张友松对苏俄的判断无疑更接近事实真相。鲁迅的判断失误，无疑过于轻信这些小册子了。在当时，鲁迅是完全可以看到有关苏俄另一面的相关信息的。不过，鲁迅对这一类的文字嗤之以鼻。

第五，鲁迅不相信有关苏俄另一面的信息，与鲁迅的左翼立场以及思维方式的特点有关。在杂文中，鲁迅经常表现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思维特点。这也典型体现在他的苏俄观上。而这一时期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时期，无数的人因此死亡。鲁迅为何有如此判断呢？他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论证：“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哪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思维误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鲁迅对苏俄的错误判断。

正是基于以上诸种因素，鲁迅对苏俄越来越青睐，写下了不少赞扬苏俄的文字，不过，晚年的鲁迅，对苏俄又有了不少疑虑与警惕。

从赞赏到疑虑

鲁迅青睐苏俄的高潮是在1932年，这年4月，他发表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5月发表了《我们不再受骗了》，两篇文章都是对苏俄的歌颂。此后，1932年6月24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写道：“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胡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由此可见，1932年的鲁迅，不论是在公开的文章，还是在私人信件中，都在为苏俄辩护。不过，这并不代表鲁迅就对苏俄持全盘肯定之态度。

到了1934年，鲁迅明显对苏俄有了疑虑。缘何有此转变呢？

首先，鲁迅对乌托邦世界并不抱有幻想。对宣传的“黄金世界”，鲁迅并不感冒。对于苏俄革命“预约”的乌托邦世界，鲁迅是怀疑的。1924年9月24日，鲁迅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不少。1925年3月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还写道：“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

由此可见，鲁迅的斗争，并非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鲁迅的这一思想，无形之中也就拉开了他与建立在革命乌托邦世界上的苏俄的距离。

其次，苏俄“同路人作家”的悲惨命运不得不让鲁迅对苏俄有所疑虑。1932年9月，鲁迅在《〈竖琴〉前记》中写到了俄国“同路人”作家的命运，他写道：“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库普林、蒲宁、安特来夫之流的逃亡，阿尔志跋绥夫，梭罗古勃之流的沉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下了勃留梭夫，惠垒赛耶夫，戈理基，玛亚珂夫斯基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人物，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第三，鲁迅对苏俄产生疑虑，与苏俄的肃反运动有关。1934年，苏俄的肃反运动达到顶峰，产生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对此，许多报刊都有报道，鲁迅收藏的《东方杂志》中就有对这一情形的详细描述。对此，鲁迅不可能无动于衷。看到苏俄的肃反运动之后，鲁迅当然对苏俄有了疑虑。当时，他曾质问冯雪峰说：“党内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他们这样干，行吗？”

此外，由于对苏俄的疑虑，鲁迅也多次取消了访问苏俄的念头。1934年，萧三邀请鲁迅出席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对此，鲁迅婉言谢绝了。

1935年冬，胡愈之邀请鲁迅前往苏俄治病，鲁迅再次婉言谢绝，其中有个理由就是：“我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在搞肃反扩大化，我在这种时候去苏联也不适宜。”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34年之后的鲁迅，在公开的文章中，还有不少歌颂苏俄的文字。不过，在与熟悉的朋友的私人谈话以及私人书信中，多有对苏俄的怀疑与忧虑。鲁迅的这一举动，倒是非常类似罗曼·罗兰。这位法国文豪一开始对苏俄充满希望，然而，当他踏上苏俄的国土之后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在公开场合，他继续发表了许多赞扬苏俄的文字，但是在日记中，他却写下了苏俄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