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台湾作家王昶雄的小说《镜》讲述的是日据时期台湾青年洪秋文和日本女子江马哲子的悲剧爱情。从“镜子”意象分析洪秋文的形象，展现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矛盾的暧昧关系，揭示了殖民主义特有的吊诡与模棱两可。同时，从殖民语言的写作中探索文化主体在殖民认同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游移特质和反抗表述。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身份纠葛既反映了中日争取岛内文化主导权的隐性斗争，而此时台湾意识的崛起也加深了他们心理情感的复杂性。

关键词：《镜》;洪秋文;身份纠葛;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K25;I24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2-0143-04

引言

《镜》创作于甲午战争之后，也是王昶雄作品中承上启下的一部短篇作品。目前为止，对于作家王昶雄的学界研究主要来自于我国台湾，《王昶雄及其作品研究》《王昶雄小说研究》等都是对作家个人经历的研究或者宽泛地研究其作品，且较多着墨在其中篇小说《奔流》，而忽略了《镜》这样一部承上启下的作品。《镜》是知识分子噤声难语的惶恐岁月中，敏锐且委婉地呈现出殖民统治下台湾人的矛盾与挣扎。

小说《镜》如今所能考证到的只有在1944年6月刊登在《台湾文艺》第二号刊的一个出版预告，这部短篇小说出版与否，已经成为一个悬案。本篇所探讨的小说《镜》的文本来源于陈藻香教授翻译，许俊雅教授整理编辑，台北县文化局所出版的《王昶雄全集》[1]。

小说一共六个章节，前三章故事的发生地点是日本，后面三章叙述的则是台湾土地上的悲欢离合，主要讲述日据时期来自台湾本岛的洪秋文与日本内地的江马哲子之间的爱情故事。两人相识于东京，在梦幻般浮华的城市里相恋，最终却因为来自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因为完全不同的身份而导致这段爱恋无疾而终。在时代的洪波之中，哲子与洪秋文可以说是具有典型符号意义的时代人物。“镜”作为小说的题目以及主旨，照见人物，照见社会，洪秋文清醒地认识到种族主义下的不平等骗局之后，却又陷入大东亚建设的另一个殖民骗局中，在没有出路的迷宫社会里尽显绝望与揪心。洪秋文的形象正是作者自己的写照，也是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写照。本文将重点从“镜子”的意象分析小说主要人物洪秋文的形象，《镜》主人公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矛盾的暧昧关系。笔者还试图从殖民语言运用的角度来探讨反抗语境下殖民身份设计的文化和主体的内在特征及模式，研究日据时期中国台湾知识分子的身份纠葛问题。

一、从洪秋文形象看知识分子身份纠葛表现

（一）以镜照见自我：无法成为“内地人”的“本岛人”

小说的男主角是东京大学法律系的台湾人洪秋文，他是优秀的，不仅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毕业，本人更是通过了日本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试。除了出身以外，还有帅气的样貌，优秀的学历背景，前途无量的未来，洪秋文是无可挑剔的。在化妆间的镜子前，洪秋文看到的自己的形象是：

“宽阔的额头，乌黑鲜明的眉毛，雕了出来似的大眼睛，紧闭的嘴唇——与白野辨十郎不同的是，镜中的自己远比戏台上的白野帅得多。不，在日本内地被熏陶的这幅脸庞，已与内地人分辨不出来了。而且从他的口角所流滑出来的语声，也是字正腔圆的户江口音了。说一声“山”，即刻能以“河”来呼应。并且也能欣赏日本传统的能和歌舞伎，与其说喜欢五花十色所装饰的朝宇，更喜欢以素色的原木所建造的简朴而明快的神社造型之美。”

如此般说日本话，过日本生活，体会日本文化的洪秋文，却永远也不会是日本人。他在剧院化妆间的镜子里看见自己“已与内地人分辨不出来”的表象，可每每到回到家中发现自我“气色近来显得这么没精打采的”而“从新打量镜子里的自己”，看到的只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萧瑟决绝。

洪秋文在日本文化的裹挟下却永远也无法真正成为一位日本人，作者借这部小说表现出了两个主题：日本文化对台湾知识分子的不认同;台湾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其一，殖民的本质是两种身份的对立，日本人不可能接受血统与之不一样的台湾人。洪秋文一回到台湾便立刻去拜访江马一家，在谈话之间，哲子的母亲“大声地笑着”告诉秋文“我们在想是不是把哲子许配给你的那位好朋友谷口君呢”。但是对于与他们身份不一样的洪秋文却是以“严肃”的口吻“对秋文先生来说，还是故里的小姐比较好”。如此明确的身份区别对待，即使他各方面“与内地人分不出来”，也抹不去他仍是“台湾人”的事实。

其二，比起另一位日治作家陈火泉的小说《道》的主人公青楠执着于要血缘上、精神上一定要成为一个日本人，全盘否认和抛弃自己身上的中华符号的极端心理，王昶雄的小说《镜》的主人公洪秋文的灵魂深处是有对故乡的眷念的。“仅隔三年的回乡，在秋文的心中似觉已超过了五年之久”并且“在那田地之青翠里，蕴藏着祖先的血与泪，他们是承受着生于土，死于土的宿命，现在仍默默地耕耘着。对于这般虔诚的生之态度，使秋文的眼眶红了起来。”东京给洪秋文无法抗拒的繁华都市生活、无可抗拒的世界一流教育，可以说洪秋文是日本殖民教育的一个成功的试验品，但是却无法改变他内心深处最纯粹的对故乡的思恋，对祖先的敬畏，而这些记忆的传承就是台湾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日本人不愿意台湾人成为和他们一样的身份，不如说骨子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那种反抗殖民精神塑造了两种不一样的身份。

（二）以镜照见社会：帝国想象与自我命运的冲突

日本的殖民假象就是第一次镜子中给被殖民者的看的那个貌似完美的身份与美好未来，但是打破骗局的便是第二次镜子中的洪秋文形象，殖民下的种族差异是永远消除不了的，打碎所有的骗局之后，徒留一个憔悴不堪的真实的自己。恋情在“梦境中”的大都会里发生，这样一个脆弱的感情是“漂浮在半空中的东西”，一遇到故乡的现实就会如秋风扫落叶般萧条凋零。在哲子的信中写道“憧憬虽然美丽使人陶醉，然而现实是多么的严肃而冷静”。这里的“现实”就是打破殖民的骗局，穿透镜子的假象而窥见的“不平等”的真相。作为日本人的哲子看见的是自己的身份高于台湾人洪秋文，陶醉于自己的“勇敢觉醒”，迷醉于“战胜自己的凯歌”，不得不说一下哲子的信，自以为是的卫道士形象掩藏着最令人发指的种族歧视，充满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自我满足。哲子是洪秋文看透自己的一面镜子，在爱情分手之际，他坦言：“与你的相处，对我而言是一面尊贵的镜子”;洪秋文想“自己不也是正因這面镜子之故，才跨进成人的铁门之内”。洪秋文看懂了自己身为台湾人的被殖民命运，因此要摆脱这里的一切，台湾的故土在殖民者的占领之下必然不是我的故乡，不如去中国大陆开创一片事业的新天地。小说的结尾，洪秋文望着年迈的母亲，心生愧疚：“妈，咱们一起去满洲吧。”带着遗憾与命运的疲惫，不如远去。人物互相成为对方成长中的一面照见自我看懂社会的镜子。

主人公洪秋文的波折命运更是一面照见那个灰暗社会的镜子，是关照每个人自己内心的镜子。拉康①的“镜像理论”中[2]，主格“我”的“异化的命运”是个体永远与其本身处于不一致之路。主格之“我”不知疲倦地倾注于凝结一个不可能被凝结的主体性过程，“主体”是被构建的、被培养的。当“环境”被殖民者控制得越多，也就是形塑一个社会环境来强制执行“主体构建”，便会造成“主体”的“自我冲突”形成“异化”，也就是拉康所说的“想象恰好是一种奴役”以及“我们被社会秩序所囚禁。”[3]小说的男主角洪秋文在生活命运的“冲突”中打碎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镜像，觉悟到“去满洲那里”作为自己生命的出路，但是更加悲哀的便是这样的一个“出路”也不过是日本殖民的另一个骗局罢了。大东亚共荣体建设其实就是转移矛盾的一个幌子，小说设计了洪秋文投入大时代这样看似解脱的结局：“为了把悲剧防患于未然，我们不妨暂时默默地随波逐流于我们无法左右的那个外界无情的水流吧。”但是这部短篇小说中作者穿插了三场《白野辨十郎》的舞台剧，一次是相遇相爱，一次是生离，一次是死别，结局自然可见。

二、知识分子身份纠葛原因探寻

在身份认同的界定上，政治认知的“我群”是以血缘、种族、宗教或文化等特征来区别于“他群”，崇尚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则是以公民权等政治身份来凝聚成为“政治共同体”。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台湾抗争对象是日本异族，即使台湾受到异族的殖民但对“原乡”的政治认同定位仍然保有高度的“自尊”，所以此时“台湾意识”在族群身份定位上仍然连接着“中国”母体认同的脐带。因此，本部分在社会文化角度这一方面探究日据台湾知识分子身份纠葛原因时，聚焦于中国的“原乡连结”、日本殖民的“现代性主体构建”和殖民语言的书写悖论三部分。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

甲午战争之前，台湾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轨迹与其他地区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并无区别，即科举晋身、朝堂为官、光耀门楣，或为士绅乡贤，造福桑梓。然而，随着甲午战败，台湾割日，经此家国剧变的台湾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新旧时代的变革，异文化的冲击，生活发展空间的改变，乃至族群归属的抉择。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目的是将台湾去中国化，把台湾人同化成为日本二等国民。但是在日据初期，日本殖民者立足未稳，实行的是“绥抚政策”，以同文同种的名义笼络人心，减少反抗。其中一项政策就是成立“扬文会”汉诗诗社，以日台诗人相互唱和的方式在文化上亲近，使得大量中国传统文化暂时得以保存。

节庆民俗与文化归属和族群认同关系密切，也是“原乡意识”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颁布“过元旦为过年”，但是却遭民众对日本同化政策从不以为然到默默抵抗。台湾作家赖有嘲讽道：“只有几处真诚同化的人家，尚在结草绳树门松”[4]。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方式是文化归属和族群认同。政权易代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向往隐逸，奉行正朔”，代表着不与现政权合作的族群认同，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也成为台湾知识分子抵抗日本殖民同化的精神寄托和内心力量。

（二）日本殖民文化下的身份再构建

日据时期，中日政治、经济、文化冲突成为主要的社会文化背景，虽然有着“绥抚政策”赓续传统文化，但是殖民当局在台湾不断推进所谓的现代化改良，强制推行公学校进行日语和日本文化教育。1937年以后，日本在台大力开展“皇民化运动”，强制推行日语，禁止中国文化继续发展，岛内所有中文报刊被停刊。不仅是语言文化的更替，日本殖民在一定程度上给台湾加速了“现代化”：南北铁路的修建，现代化商贸经济快速发展，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等。陈芳明认为“台湾若不追求现代，就必须接受被支配的命运。不过，现代化并非是台湾社会内部自发产生，而是由日本人以强制性手法加诸台湾人身上。因此，殖民地知识分子已深深体会到文化上的两难。如果台湾人要抵抗殖民统治，就连带要抵制现代化，如果要接受现代化，则又同时要接受殖民统治。”[5]在殖民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的定位是由殖民者掌控的，但被殖民者陷入对殖民的认同之后，主体会不断带入客体意识，从而产生对原乡文化的叛逆情结，甚至是对原乡文化、历史、血缘认同的背叛。对于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而言，其身份纠葛的原因正是殖民关系下“主体”与“客体”之间心理位置的不断徘徊反复，一方面是联系文化与血缘的纽带仍然延续着，但另一方面又不断被殖民构建的现代新空间吸引与说服，从语言思想到衣食住行无一不在解构传统，重建认同。

（三）殖民语言的书写悖论

小说《镜》是王昶雄用日语进行写作的，语言对于该文本的意义不可忽视，因此本段也试论殖民语言下皇民文学的书写悖论。通过教育和文化运动，日本的同化计划试图将台湾主题融入“帝国公民”。然而，《镜》这部小说揭示了一个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可逾越的障碍，即在殖民同化的过程中，不管是客观上推行的一系列皇民政策，还是主观上无法逾越的民族差距不断引起了台湾臣民对殖民地的疏离感。异化或移位的心理情绪促使了作者通过文字来书写殖民地以抒胸意，但是作者被迫使用殖民者的语言却加剧了殖民服从和文化流亡的情绪。

阿尔伯特·梅米（ALBERT MEMMI）在观察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后指出“殖民双语”的本质：使用殖民者的语言“让殖民者感觉像自己国家的外国人”，被迫拥有两种语言是被强制要求参与进去两个不同的精神和文化领域[6]。文学创作想要冲破这样的语言和文化二元性，那么作者的创作会不自觉地从自己的阐述空间中重写甚至颠覆受压迫的话语框架，殖民语言既提供了写作的手段，又给予了颠覆的机会。霍米巴巴（BHABHA HOMI）在他的The Location of Culture书中主张殖民双语写作的空间是一个“分裂”和“加倍”的空间，因为采用殖民主人的語言使主题成为本土人和陌生人，我和他人[7]。如果写作主题被困在语言和话语之间，殖民者的自我就会被殖民者语言流放。《镜》在塑造主人公洪秋文时非常强调在日本的“外国人”身份以及回到故乡的“陌生人”身份，这种在两个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之间“流放感”，正是殖民地主体在通过殖民者的语言构建身份时所面临的困境。

分裂的写作空间也是一个“毁灭”和“创造”的空间。台湾本土作家的语言身份更为复杂，他们大都母语中文、官方日语、还要接受当地的方言，主要是闽南方言和客家方言。但是当台湾作家退出他们的母语，日语的使用正是台湾作家所面临的困境。作者用语言指定了一个角色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叙述者被困在中间，经常以翻譯的身份出现，努力弥合不同语言和文化领域之间的差距。因此不可忽视殖民语言下书写的悖论给日治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带来的身份纠葛。

结语

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日本殖民噤声难语的惶恐岁月里，台湾知识分子仍然延续着对故土的思恋，对原乡的血脉延续。日本的殖民给台湾带去了现代化元素的同时，给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带来巨大的冲击，但是中华文化依然在夹缝中流传至今。殖民给台湾知识分子带来的身份纠葛问题正是源于文化与血脉的紧紧相连，这使得多年以来，台湾人仍然能够有所依靠，避免在历史的长河中迷失自己。

王昶雄作为台湾知识分子的缩影符号，在殖民岁月里因为恐惧而模糊根土意识，经历皇民化的岁月，背负着皇民文学的抉择争议，战后被冠以“文学逃兵”的罪名而封笔二十载，却依然用泣血的文字对那个时代的遭遇发出呐喊，这样的一个文学人是值得探究的。王昶雄为他所热爱的土地立言立情，将己身的小说、散文、诗歌的文学表现倾注于故土上，跨越语言书写的坚毅秉性，除了是台湾文学史的缩影外，也是跨界文人面临选择困境下的投影。小说塑造的洪秋文形象是日据台湾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皇民化运动”给日治时代人带来的不是身份的殖民，而是“想象的奴役”，永远在没有出口的迷宫里面绕圈。自我从一开始就活在需要从他者确认自身的误认之中，也禁锢在殖民构建的意义世界之内。

注释：

①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作家、学者、精神分析学家，也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者。拉康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依德的学说，他提出的诸如镜像阶段论（mirror phase）等学说对当代理论有重大影响，被称为自笛卡尔以来法国最为重要的哲人，在欧洲他也被称为自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最有创意和影响的思想家。

参考文献：

[1]许俊雅.王昶雄全集[M].陈澡香，译.台北：北县文化局，2002：333-366.

[2]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2.

[3]玛尔考姆·波微.拉康[M].牛宏宝，陈喜贵，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28.

[4]赖和.忘不了的过年[N].台北：台湾民报，1927-01-02（138）.

[5]陈芳明.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M].台湾：台湾麦田出版社，2004：47.

[6]MEMMI·ALBERT.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M].New York：Orion Press，1965：106-107.

[7]BHABHA·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New York：Routledge，1994：44-45.

作者简介：刘雨欣（1999—），女，汉族，江苏泰州人，单位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东南亚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