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跃玲 管延庆

摘要：在全球化态势下，民族地区幼儿园的空间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样态。首先，民族地区幼儿园普遍设置于城镇环境之下，按照城镇空间的市场逻辑来设置自身;其次，幼儿园自身进行着功能性的空间划分，教学楼作为幼儿园的主体建筑，无论在物理空间布局上，还是文化活动中均处于主体地位;民族文化仅仅沦为幼儿园的局部装饰以服务于幼儿园的行政表达。身处现代空间之下的教师与学生，正经历着民族性身份向全球公民身份的转向;教师还将成为文化调解人，以消解教育空间中的文化冲突;儿童则在现代学校课程与现代空间的联合作用下，将更为彻底地获得全球性人格。

关键词：全球性;民族性;民族文化;幼儿园

中图分类号：G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12-0017-06

一、全球性視角与民族性环境

（一）全球性视角

全球化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呈现出来的一个主要特征。其最初指借助计算机的发展而发生在经济领域的跨国交往态势。如今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加速了经济贸易上全球整合，同时也带动了各地区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与吸收。网络的触角逐渐打破各类时空界限，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的共享、快速流通、空间的透明化成为全球化的典型特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现代性的流通、交流态势，更多时候，它代表着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视角。

全球性观念最初孕育于现代性概念中。现代性起源于欧洲17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大机器生产与资本积累为基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为支撑，而产生的区别于古典时期政治组织形式、经济产出方式以及文化观念等的新时代的总特征。现代的诞生至少依赖于三方面的共同作用：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复苏的人的主体性意识;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在生产领域的技术性转化;工业资本累积促成的资产阶级的诞生。这三者交互作用，共同扶持，使自古罗马时期以来控制着西方世界的神学体系不断遭到怀疑与攻击，最终衰微于世俗世界。

从时间线段上来说，现代起始于欧洲启蒙时代，与由神统摄的古典时期划清界限;但更多时候，它代表着一种新世界的秩序与叙事方式：一是以“人”为核心的世界中心的确立。由于神学体系的崩溃，世俗世界的主宰权逐渐回到人手中，人类在经历了被神抛弃后的失落无助后，又借助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实践，重拾了掌控世界的信心，最终在科学的扶持下，雀跃彷徨地重新站定脚步。二是全景式远观视角的形成。人们调整过去仰望天国的目光，重新扫视自我及周身世界。16、17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提出惯性定律，牛顿确定“万有引力”定律，人们逐渐获得一种远观式的宇宙视角，人不仅是挣扎于现实琐碎生活的情感主体，也是远观自身的旁观者。三是以自由经济贸易为基础的空间观念的诞生。过去通过国家概念而界定的领土界限在自由商贸的来往中逐渐消弭;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资本增长，商业贸易的各个环节：资源调配、资本输出、商品分销等逐渐跨区域、跨国界，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整合。空间观念不再根植于地域性。

而全球性则是现代性借助互联网与全球传媒体系在当下形成的一种极具“信息性”的发展状态，其中蕴含的已不仅仅是世界经济联盟体系的形成，而是在信息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整合性、统一性的世界观念或信仰框架，它逐渐主宰着一切学科的自我修剪与归宿，也左右着生活日常中的伦理建设;同时，它还提供了一个“广视”立场去看待世界全貌，打破了原有的空间概念，使当下世界从一个个体化、区域化、民族化的地缘概念中抽象出来，以整合进入“全景化”的巨型网络中。

（二）民族性环境

民族是一个具有多重解释的概念。从较为广泛的角度来说，民族的概念相当于国族或国家，是基于政治性的需要而凝结成的人类种群，具有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体系。但运用更广的则是较为狭义的民族概念，指具有共同生活历史的、较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或行为。在我国，按照狭义的民族区分，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是人口最多、居住区域最广泛的主体民族，而剩下55个则为少数民族，不仅有与汉民族杂居的情况，也有某个或几个少数民族小聚居的情况。

少数民族地区指以少数民族为主聚集生活的地区，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具有地域性的空间概念。目前，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一般有较为固定的地理范围，并且按照本民族的习俗、传统来组织日常生活，通常具有传统的服饰、仪式、宗教、语言以及行为方式等。同时，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多为乡村地区，以致我国少数民族人群的生活特征往往具有乡村性。乡村，由于其地域“劣势”，通常交通闭塞或资源匮乏，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较低。但同时，乡村保留了更为传统的生活模式与习俗观念。与城市频繁地对外交流、价值融合的生存态势不同，乡村更多时候保留了其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生活圈层;城市的生存动力来源于生产，而乡村生活的运转依靠的则是自然的周而复始。所以乡村生活更为缓慢与稳定，它需要完成的是代际间的文化传承;而城市则需要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的文化主题。

但与一般的乡村社会不同的是，少数民族村落具有更为突出的习俗性，这表现于我国少数民族群体通常具有自己的语言、宗教、生活习俗以及观世角度。这使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更具独立性，其生活更具闭合性，与城市地区开放、流动、变化频繁的生活态势有着明显不同。

二、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的空间现状

现代社会以来，尤其随着城镇化趋势的扩大，现代学校作为国家性的教育机构，逐渐成为普遍化的社会教育形式。少数民族地区的儿童，也逐渐被纳入到现代学校体系中，学习现代学科与知识。由于学前教育目前并不属于我国义务教育的实施阶段，所以幼儿园的环境设计、课程编制以及教学方法等都不具备严格的统一标准。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属于现代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或地处农村，或地广人稀，或交通闭塞。所以在城镇化迅速扩张以前，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儿童的学前教育仍然主要依赖家庭、传统村落或部族。目前，由于学前教育观念的普及以及服务家长务工的需要，在少数民族村落中设置学前班、托儿所等机构的现象已经出现，而在人口居住较为集中的乡镇设立学前教育机构则已经较为普遍。但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空间设置的考察，却发现其较为普遍的标准化倾向。

（一）基地化与童话化：宏观空间的包装总特征

“幼儿园”本身是来自德国幼儿教育家福禄贝尔的幼儿教育模式与理念，与我国传统的家庭教养方式、育儿观念存在很大区别。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幼儿园”被确立为我国幼儿教育的主要机构，是国家开办、实施幼儿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一般设置在乡镇一级的行政区域中，从其外部宏观环境来看，具有基地化与童话化两大特征。

1.基地化：幼儿园外部空间的一般样貌

民族地区乡镇幼儿园一般设置在社区、某个工作单位、大型工厂的附近，或者设置于某交通枢纽处，其设置原则是一种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从外部空间看，幼儿园门口通常会迅速组建起一个在经济运作上依赖幼儿园的微型市场，如出售早餐、文具、玩具的店铺，车流不息的马路，穿梭其中的小贩等。它们不仅服务于幼儿与家长的消费需要，而且连接着幼儿园与更大的城镇环境，使幼儿园成为城镇建筑中的一员。幼儿园门口消费环境的形成，使幼兒园区别于乡村社会的村落组织，并具备了城镇空间的一般特征。乡村总是体现出一定的孤立性，无论是一个村落中的住户，还是村落与村落之间，总是通过围合性的房屋构造或聚落形式的建筑布局来区别自身与外部环境，人们的日常事务与劳作通常能够在一个家庭或村落中解决，乡村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乡村建筑的独立性。

而城镇则是一个“关系性”空间。幼儿园附属于某个街道、社区，家长与幼儿频繁地穿梭、参与到幼儿园与校门口的商业活动中，使得建筑的孤立性在市场的干预下被打破。幼儿园通过建立与外部空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来使自身成为城市建筑的一员，融入到城镇街道与各类活动中，并呈现出一种“基地化”特征。“基地只有在同别的基地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恰当地定位。”[1]幼儿园成为现代城镇空间关系网络中“无差别”的一员，它发挥教育的功能，通过与街道、社区、商铺等建立联系来定位自身。幼儿园在城镇生活中并不具备独立性和完整性，基地化的空间调整，使其保留其功能性，衔接在巨大的城镇建筑关系群落中。空间的基地化致力于对人的生活进行功能性拆分，促使每个人通过奔袭于不同的基地化空间，来完成其日常事务。

2.童话化：幼儿园建筑外墙的普遍脸谱

作为一种文学表达体裁，童话一般具有幻想性与荒诞性，深受儿童喜爱。同时，童话还具有民族性，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童话故事，并通过童话表达自身的宗教、习俗、生活方式等。但是，当下幼儿园建筑所体现出来的“童话性”却不是本民族自身文化脉络中的童话，而是西方童话中的元素，更确切地说，是经过现代印刷与“迪斯尼”“梦工厂”等现当代动画传媒改编与影像化后的人物形象与事物要素。这是一种经过动画产业链条制作而成的消费性现代儿童童话，其绘画线条、色彩选用、人物形象、空间氛围共同构成了典型的欧美童话风格。这类童话既有以西欧传统童话故事为蓝本而改编的，如白雪公主、灰姑娘等故事，也有现代作家创作的，如米老鼠、唐老鸭、猫和老鼠等故事。

当下，城镇幼儿园的建筑形式、色彩、装饰普遍移植了这种欧美式动画风格。比如，采用“城堡”等西方建筑的元素、将建筑外墙粉刷为鲜艳明亮的色彩、用欧美动画的技法装饰墙面或直接绘制通识度较高的欧美童话角色。这种风格化的建筑已成为当下城镇幼儿园的普遍脸谱，并成为一种沉默且坚挺的空间课程，既体现了大众对幼儿园的集体认知，同时也体现了幼儿园价值审美与文化处境;这极具欧美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态及色彩选择既不是民族国家政策选择的结果，也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延伸，而是一种身处全球化语境下不自觉的自身表达。

（二）结构化与标准化：中观空间构造的总原则

在幼儿园空间的中观层面，总体上遵守着一种以结构性与标准性为核心的规划原则。幼儿园的各类室内空间均有一种“矩形”基础，由大小、形状、材质基本相同的母体空间演变而来，这是现代空间的一种物质面貌，也是一种普遍的现代空间语法，它奠定了幼儿园空间的结构基础，并为其开展标准化空间实践提供场所支持。

1.结构性：空间规划布置的语法结构

民族地区幼儿园通常分为教学楼、操场、食堂等区域。教学楼一般2—4层，每层都被等量地划分为大小相同的教室与办公室，承担着日常教学、办公、生活等活动。操场一般是面积（使用面积）仅次于教学楼的区域。户外活动场地一般保留较大的空白区域，除此之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状况，幼儿园会设置绿化带、大型玩具区、沙地、养殖区等不同户外教学区。食堂，一般偏设一角或附设于教学楼一楼的角落。由于食堂并不具备教学功能，所以其设置一般较为“隐秘”，仅仅负责幼儿园日常的饮食、热水等供给。

结构的核心是定位与关系。空间的结构化意味着空间将成为一种语法性基础，凭借着场所的定位与组合来确定所有实践的意义。现代空间的变革首先是将场所从其意义的当下性中清理出来，使其以无差别的矩形样貌显现，这使空间具有了一种客观性错觉。然后对空间进行功能性的改装，并确定各类功能性空间的关系，进而使空间具有一种基础的结构性。幼儿园空间的布局与规划遵循着现代空间的生成路径，将教学、办公、游戏、进餐、午睡、如厕等各项事务定位于固定的空间，进而完成对人的空间定位。空间的关系结构是通过实践其中的日常事务与空间制度来进行建构的。例如，办公室与教室本来是无差别的矩形空间，但由于办公室是教师的办公场所，一般是禁止儿童随意涉足的，所以办公室有了权威性，它通过与教室建立这种对立关系而确定了自身的位置与权力。结构体现了运作其间的权力要求，所以空间并不是其所体现出来的“客观”的，而是被有意建构的，“它即被俗化了，也被结构化了，被有意地按照关系部署起来。这样一个空间，既具有历史主义的色彩，也充满了人工之手的痕迹。”[1]幼儿园空间一旦获得了某种语法结构，便能够按照这种语法所归属的权力意志来对践行其间的活动与实践进行限制与规训。

2.标准性：教学楼的叙事起点

教学楼作为幼儿园教学、办公、生活的主要场所，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占据最大面积，并且通常是园中唯一的高楼建筑。教学楼在其面积、高度、色彩的共同作用下，无疑成为幼儿园空间结构中的“中心”建筑，其中心性所阐释的并不一定是测量学上点与各边线的等量距离，而是其给予人的一种突出、庞大的存在体验，教学楼是幼儿园空间的视觉与体验中心，它用其超然的存在感抓住了投注于这个空间中的所有注意力。教学楼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建筑，与现代工厂、办公楼、医院等现代建筑一样，阐述一种“火柴盒式风格”，即按照一定的测量标准，将每层楼划分为大小几乎相同的矩形微型空间，然后根据教学、生活、游戏、办公等需要对每一个微型空间内部进行布置、装饰、命名。矩形结构是现代空间的母版，它由直线型墙体与直角构成，取消阴影与遮蔽，结合大面积的窗户与现代照明技术，使空间呈现一种自我袒露的姿态，对自身的物质性进行自我暴露。这种具有原始感的物质性“也往往给所有的空间事物披上一层挥之不去的原始感和物质构成感，烘托出一种客观性、必然性和物体化的气氛。”[2]而这是一种虚假的氛围，现代性正是借助着这种物质性、客观性的空间假象来严厉地传达着一种复制于现代生产的秩序标准：首先，教学是一切空间布置的起点。一切室内物件均需靠墙码放，游戏区、植物区、阅读区等非正式教学空间也都必须建构于各个角落，教室中部需要留空并在讲台、桌椅的组合下开展教学。其次，教学需要保持空间的透明性，在清除所有障碍物的同时，还需借助自然光与人造光共同驱逐室内阴影，使教室呈现出一种“敞式”特征，为知识传达与教师监控提供空间基础。

教学楼传达着现代空间的美学标准，墙体与直角转角对空间做出切割与围合，提供现代教学场所的“硬化”基调，使产生其中的教学制度、环境布置、游戏活动均受制于这个刚性的物理标准。儿童作为空间活动的主体，其感知与想象却受阻于界限分明的教室墙体;人在室内是袒露的，无从躲藏，空间规划的目的是用于处理各类教学事务而不携带情感关照功能。

（三）碎片化与符号化：微观空间装饰的总策略

民族地区幼儿园常常将民族文化纳入空间布置，通常有四种做法：第一种是在户外的围墙上绘制连续性的少数民族画卷。画卷一般描绘少数民族人民较为典型的生活场景，如欢度节日、集体劳动、孩童游戏等画面，整体上体现一种欢愉的庆祝气氛。第二种是在主体建筑墙体上采用浮雕或拼接画，用抽象符号的方式来显现少数民族文化，如民族文字、图腾，神话传说中的自然事物、动物等。第三种则是专门的民族工艺展示区，常在户外的空白墙、教学楼的走廊、教室的区角中设置;展示区内展示的工艺品或者是教师特意制作的装饰物，或者是儿童在工艺课上的成果，其内容通常是以少数民族人物为主角的画作、身着民族服饰的玩偶，或具有某少数民族特色的工艺物品，如蜡染、刺绣、纺织、饰品、乐器等。第四种是宣传栏，幼儿园宣传栏上总是会展示幼儿园所举办的大型活动状况。民族地区幼儿园通常会在一些固定节日有较为大型的民族类活动，如在六一儿童节举办民族类歌舞活动、在运动会开展民族类体育竞技项目等。这些大型活动中所展示的民族性元素通常会被精心拍摄后作为宣传栏的重点展示模块。

少数民族文化在幼儿园微观空间中被精致地描绘出来，成为幼儿园民族性身份的空间佐证。然而，局部空间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却总体显现出一种展示性特征，它们或高高地浮挂于建筑外墙上，或被区隔在一个独特的展示性区域中，成为幼儿园的民族性符号。这些符号并不具备具体的课程意义，不关照生存其中的人的民族性经验，也不参与幼儿园的日常生活，它们践行着一种向外的维度，是幼儿园民族性特征的行政表达。

三、幼儿园空间中民族性身体的全球转向

空间总是用一种沉默的方式细致地表达着实践于此的各类事件。民族地区幼儿园的空间，是其教育观念、课程实践、教学制度等多方面综合显现的场所;所以教育空间总是能显示比秩序化的教育教学制度更真实、更细微、更错综复杂的教育生态。

（一）全景视角的身体准备

从空间生产的视角来看，民族地区幼儿园已然投入到全球性的空间生产运动中，这种复制于工业生产车间的空间模式，是一种超越时间与区域文化的全球性空间脸谱。现代空间的根本旨趣是完成进行其中的各类标准化生产以及空间本身的复制与扩张。人不再与空间发生一种切身的关联，而时常被隔离、架空在空间之外;同时，被迫完成一种自我分离，将理性的、客观的、物化的“我”从自身剥离出来，以一种“他者”的视角来反观自身的空间活动。教师与学生在现代性幼儿园中转变为现代教学生产的辅助者与产品，并维持着这种远观式的“他者”理性，以使自身的空间实践有序地进入现代教学生产的程序。人越大程度地保持着与空间的失联，便越能够与现代空间的生产保持步调一致，教师与学生就是通过与教学空间保持距离而维持着与它的同一性。

现代幼儿园参与了对“全景视角”的身体锻造，协助教师与学生“挣脱”原生的民族身份并获取更为宏观的“全球身份”。现代教育场所通过排除人与空间在身体感知、情感体验上的复杂关联，进而赋予人一种超越于“当下”的全球性普适人格。少数民族教师与学生因其丰富的民族生活经验而生成的民族身份与存在感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是不适应的“当下性”经验，它们短暂、独特、怪异，不符合现代空间生产的普适性法则，进而面临着被排挤、驱赶、裁剪的命运。

（二）教师：文化调节人的身体境况

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教师很大程度上也是当地原生的少数民族，其教育轨迹通常是：在原住地生活并接受现代基础教育、外出到较为发达地区（通常是汉族聚居的城市地区）接受高等或师范教育，然后回到原住地工作。相较于儿童，教师在日常教学生活中，面临着更复杂的自我分裂。一方面，教师在生活中延续着自己的少数民族生活传统，另一方面，教师又必须在教学场域中出任文化调解人的角色，协助学生完成其民族身份到全球身份的转换。

民族地区幼儿园的教师通常具有深厚的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这意味着教师在生活中一般保持着自身的民族信仰、说本民族的语言、按照民族习俗生活、参加本民族的节日庆典、延续着民族审美。民族生活就是教师原生的、本真的生活状态，教师融入在弥散着民族性的生活圈层中，充分体验着作为民族人的主体存在感。但当进入幼儿园，教师身份的赋予使得民族性生活风格在幼儿园空间中自动隐匿，教师是携带着系统化现代师范教育经验的文化调解人。在师范教育中，“教师必须接受广泛而深刻的教育，从而能够从事跨学科、跨文化、夸国界的讲解工作”[3]，而师范知识就是其经过现代理性的自我锻造后而获得“他者经验”，这意味着教师一方面要不断摈除自身的民族性，以不断纯化现代教师的职业性;另一方面教师需要运用这种“他者”经验来完成其教育教学事务，并致力于将这种“他者性”自我的锻造方式传达给儿童。教师践行着一种分裂式的教育学，即在幼儿园与家庭、教學与生活、教师身份与民族性自我之间来回奔徙，使生命最终呈现一种拼组式的现代面貌。现代教育用一种组合式的教育逻辑来使教师发挥其作为文化调解人的日常功能，即借助教师的民族性生活背景与现代性教育经历来消解幼儿园教育进程中的各类冲突。

（三）儿童：为“全球性人格”做准备

相对于教师而言，儿童面临着更彻底的现代身份转换。多数幼儿进入城镇幼儿园就读，是以其家庭的的城镇化迁徙或家乡的城镇化空间转变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儿童的家庭生活与社会活动均被纳入到现代城镇的空间网络中。现代空间正细致地对乡村或少数民族居住地进行搜索，反复吞吐着少数民族聚居空间的生活经验，使用一种温和而柔软的方式：保留民族性的空间碎片、为局部的家庭民族生活需要留以余地，以使其平稳地进入现代空间的框架之下。如果说儿童的家庭生活传统仍然在与现代城镇空间的反复对峙之下得以缓慢延续，那么幼儿园作为专门化的现代教育场所将联合各类学校与广阔的现代社会环境，最终完成对儿童现代城镇人格的锻造。幼儿园所提供的教育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教师系统传达的现代课程;二是经过现代学科与知识体系筛选与改编后的少数民族经验与文化;三是沉默的空间所传达的现代性秩序。尽管幼儿园在课程编制与空间布置上都采纳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但这是一种建立于现代语法之上的文化重组，通过对民族文化碎片进行拼凑、粘贴，来完成民族性的符号展示。少数民族儿童所诉求的是一种更为包容、开放的生存空间，以使其完整的生活经验得以关照与表达。

现代城镇空间是一种能够不断自我复制与增长的全球性空间，它召唤着一种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全球性人格”，人在现代空间之下所遭遇的并不是来自于某个民族、某种文化的强势改造，而是受到一种没有“来源”、没有方向，无限扩张却又无所不在的全球现代性文化的温柔浸染。幼儿园作为现代空间的一个组块，也回应着这种全球性的锻造要求，以协助儿童为获得“全球性人格”做准备。

结语

自晚清以来，我国便逐渐整合进入世界的空间框架，民族国家的区域观念自此缓慢解体。到今天，全球化作为现代性高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仍然昭示着现代性空间对我国区域观念的持续拆解。少数民族空间因较为封闭、独特的小圈层生态，使之长时间独立在大环境之外，保持着自身缓慢的生活循环。但随着现代性空间的深入扩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空间观念也在不断解体。首先是少数民族家庭的面临着城镇空间的拆解，使过去讲求代际文化传承的家族生活、生产与生活一体的村落生态被分割为两代人组合的微型家庭并被安置进入现代社区。少数民族家庭的生活习惯、文化信仰均受到来自现代空间的拆解和规范，使民族性生活在一种碎片化的状况下艰难维持。城镇幼儿园作为全球性空间样本，虽然努力重申自身的民族身份，却最终无法避免现代空间对民族文化的拣选与改变，最终使之成为一种工艺装饰符号。幼儿园的民族文化传承使命，应该首先从其空间布局上做出反思：能否打破现代空间的既有格局，使幼儿园成为一个能够容纳儿童完整民族生活经验，使其生活诉求得以延伸与扩展的空间？能否恢复人与空间的切身性关联，使人不再被安置于某个准备就绪的环境，而使空间具备一种周身性，与人的情感、经验保持着密切联系？“教育在完成文化传承和传播使命过程中，更多地被认为应该用于消除民间文化理解的差异，包容、融合、协调各种价值观念，传承民族文化基因。”[4]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需要依

赖文本化的记录与传达，更需要保持其活生生的生活状态本身，而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应自觉承担其文化抚慰、生命关怀的责任，使民族性能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得以保留。

参考文献：

[1]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99-100.

[2]爱德华-W-苏賈，周宪，许钧.后现代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1.

[3]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郭洋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88.

[4]孙杰远.走向贡生的民族文化发展与教育选择[J].教育研究，2012（9）.

作者简介：潘跃玲（1988—），女，苗族，贵州贵阳人，贵州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儿童哲学和学前课程。

管延庆（1986—），男，汉族，山东诸城人，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课程史。

（责任编辑：赵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