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4年10月，因群众建房，在临朐县沂山上寺院村挖开了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出土一批北朝至隋代佛造像，因这批带有铭文纪年造像雕琢简陋古朴，从潦草发愿文题记看，造像者应属中下层民众，这反映了民众造像的一个层面。另外，部分造像为小型滑石质地，为就地取材雕琢而成，说明当时佛教信仰已深入较为偏远之山区，这对研究当地造像真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带铭文造像不仅为明道寺，且为古青州地区造像之排年列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临朐；纪年；造像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2）08-185-04

【本文著录格式】衣同娟.山东临朐馆藏纪年佛造像[J].中国民族博览，2022，04（08）：185-188.

沂山明道寺舍利塔位于山东省临朐县沂山风景区上寺院村，该塔20世纪30年代尚存一层，六角形，底层为佛堂，周围有佛龛，每面各三龛。堂中有石供桌，东西壁间各嵌有石刻一方，东曰“众善题名”，西为“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此层佛塔毁于40年代。壁记详细记述了讲法花经僧觉融、听学僧守宗，偶游此地，覩石镌坏像三百余尊，收得感应舍利可及千錁，舍衣建塔，将残损佛像整理、埋藏的过程，以及塔落成后前来参加庆典的僧人、施主、地方官员等。撰文为“镇海军节度行军司马郑归昌”，时大宋景德元年。

1984年10月，因村民建房，挖开了明道寺舍利塔地宫，县文物部门及时进行了抢救清理。地宫为倒陀螺形，底部地面用青砖铺底，直径2.1米、底至顶2.98米。由底部向上砌筑0.5米后，周围留出0.2米平台，直径外扩为2.5米，再向上砌筑0.48米，始叠摞聚拢，层层内收，至顶部留有边长0.56米方口，以方砖封口，形成圆形攒尖式顶。地宫内全是佛造像残块，共计300余尊，约1400余块，这批佛造像风格特征明显，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在这批造像中，早期小型造像多以滑石为主，也有部分石灰石造像，其共同特点是均具背光，或为单尊或为三尊像。从造像纪年题记看，有17件带有铭文，其中有确切纪年13件，有干支4件，纪年时代自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至隋炀帝开皇十六年（596年），历经北魏、东魏、北齐、隋四代，长达77年。这批佛像跨年代之久、纪年序列之清，在古青州地区佛造像中较为罕见，这为探讨古青州地区乃至山东地区佛造像之艺术风格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本文攫取数件纪年造像，分述如下：

一、北魏纪年造像

北魏正光元年（520年）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通宽32、通高50、厚16厘米，重28千克，滑石质地。主尊佛像高大，两胁侍菩萨小巧，均着北魏晚期传统褒衣博带裙装，两胁侍背后有系出的线刻花结，均跣足立于长方形台座之上，足尖露于裙外，背光无雕饰（见图1）。背部题铭“大魏正光年十一月辛未朔□」八日戌□清□癸未宋□敬造像一区」为亡□父□□□母□劫师僧俱」家□夙愿生西方□乐国□值」□□□□□□愿□从心无□」□恶十□□□生并同其愿。”。

据背铭“大魏正光年十一月辛未”，原铭中未说明正光哪一年，只在月中表明“十一月辛未”。大魏正光（520年7月—525年6月）是北魏孝明帝元诩（庙号肃宗）第三个年号，共计近5年。《魏书》卷一百一十二上·灵征志“肃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1]由此知，“大魏正光年十一月辛未”应为正光元年十一月。该三尊像是宋某人在北魏正光元年十一月为亡父、母摆脱劫难，愿生西方极乐国而敬造的一尊佛像，且许下的发愿文。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比丘僧庆造石雕佛像 通宽23厘米、通高30厘米、厚8厘米，重5千克，滑石质地。雕刻刀法较平直，其突出特点是在主尊右侧背光上残留有模糊的线刻画像，这种在主尊身侧线刻画像比较少见。似这种滑石佛像一般个体较小，大多带有明确纪年。在这尊佛像背面题有发愿文“魏孝昌三年七月廿日飞」流泉寺比丘僧庆为亡母」未亡妹神珠现存」父继母及己庆身弟等」居家大小愿生生世世□」离三涂师僧」普同其……」”。

据背铭，该造像在人名排序上，把亡者放在前，是希望逝去之亲人得到超度；对生者则将生活中弱者放在前，如“未亡妹神珠”，这个称呼是由神珠之丈夫已逝而来的；其后为僧庆之父、继母、自己与弟弟等。此佛像是身在飞流泉寺比丘僧庆出资敬造且供养，并写下发愿文，寄托佛保佑全家人，包括逝者与生者，生生世世永远平安，远离三涂。“三涂”道教用语即火涂、血涂、刀涂。《新唐书》傅奕传“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涂六道，吓愚欺庸。”[2]僧人出家入空门，绝尘缘，对僧庆来说却是相反，他求佛最大之心愿似在处于俗世，包括自己全家。实际上，僧庆代表的是出身中下层民众中僧人的一种心态。从这类造像之工艺、尺度、铭文等方面分析，大多为中下层民众，这为对我们了解北朝至隋代中下层民众造像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北魏永安二年（529年）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通宽13、通高24厘米、厚厘米、4.8厘米，重2.3千克，暗绿色滑石质地。原为三尊像，现存主尊与右胁侍，此造像服饰已明显变薄，肩部无凸棱纹，主尊偏右下垂之鱼鳞状衣纹较为平滑，但胁侍菩萨体型相对变高大。在造像背面刻铭“大魏永安二年二月癸朔」□□九日率众佛弟子」□□道□夫妻二人知」曲儿常□□□唯有」□□可□□□□愿上为」□……为亡父母□□”。

据背铭“大魏永安二年”，永安（528年9月—530年10月）是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之第二个年号，共计近3年。该背铭是永安二年二月，众佛弟子与某道某夫妻二人为去世之父母敬造的一尊佛像，并写下的发愿文。

北魏普泰年（531—532年）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 通宽18.8厘米、通高27厘米、厚6.4厘米，重2.47千克。残缺，断为4块，粘接。滑石质地，是一件雕刻有飞龙图纹之造像，在莲瓣形顶部出现了飞龙与飞天，飞龙头部残损，但仍可辨识出飞龙口衔花草枝蔓在主尊头后形成的项光和主尊身后近椭圆形背光，在右胁侍菩萨所站莲台正下方有一飞龙正在向主尊莲台靠近。这尊由飞龙口衔的花草枝蔓盘绕而形成项光的构图样式，在古青州地区北魏晚期造像中不乏其例，是北魏晚期造像之特點，这尊佛像在临朐馆藏纪年佛像中是年代最早的一件刻有龙形图纹之佛像。

背面刻有铭文“大魏普……月廿四」日诸县人……妇」妹上为亡父□……家」眷属造石……」愿信心□……”。据背铭“大魏普……月廿四日”，由于该三尊像残缺，使得原铭中只保留了大魏普，具体是大魏普什么年缺失。《魏书》帝纪·卷十一“诏曰：‘“朕以寡薄，抚临万邦，思与亿兆同兹庆 泰，可大赦天下，以魏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3]大魏普泰（531年2月—10月）是北魏节闵帝元恭之年号，在位历时数月。由此可知，“大魏普”应为大魏普泰元年，即北魏普泰元年。这尊佛像是北魏普泰元年某月廿四日，诸县人……妇妹为亡父和家眷属敬造之佛像，且写下的发愿文。

北魏晚期背光式定光如来石雕佛单尊像 通宽21厘米、通高26厘米、厚5.5厘米，重2.4千克。滑石质地，残断，粘接后仍残缺，为背光式单尊立佛，由于石质较软，佛像突出部分磨损较重，头顶为矮肉髻，面目模糊（见图5）。此像是目前馆藏佛像中仅存的一件有刻铭的定光佛像，从其造像风格分析，年代应为北魏晚期（500—534年）。在佛像背面刻铭“青信士佛弟子□□□」盖为其□□造定光如来」一躯愿□□□□□」者求利三涂……」难所愿如」”。

由背铭知，该佛像是信奉佛教在家之男子为其某敬造的一尊定光如来佛像，并写下的发愿文。

二、东魏纪年造像

东魏武定元年（543年）造像顶部佛塔与飞天 通宽68厘米、通高30厘米、厚14厘米，重25千克。青石质地，背光顶部雕有佛塔，塔为单层，上有稍显高大之覆钵，其顶部立一高刹杆，杆上有环相轮，在覆钵周围边角立有刹杆；塔体粗矮，正对两面阴线刻两个拱券形塔窗；塔底两侧各有一飞天托塔，塔下飞天身材丰满，而衣裙则极其单薄简洁（见图2）。在背面刻铭“维大魏岁」次癸亥武」定元□」□月戊□□」二十……」。夫自圣道埋晖□□□」慕然法不目明之□……」智之徒□崇正觉……」灵山虚曠道□□……」福不勇猛□石成□……」是□清□□法义□……」□百□……」声於□曰虽寓□□……」崇□□□□达志……」”。由背铭“维大魏岁次癸亥武定元□□月戊□□二十”而知，是东魏武定元年（543年），武定（543正月—550年五月）是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之第四个年号，共计八年余。

在临朐馆藏的浮雕佛塔中，绕覆钵周围刹杆之布局，在古青州地区较为少见。这件东魏武定元年顶部佛塔雕像，对我们认识东魏时期之佛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魏武定元年（543年）刘天恩造背光式石雕佛菩萨三尊像通宽33厘米、通高30厘米、厚9厘米，重12.3千克。滑石质地，残断，粘接，头部残缺，佛像残损。主尊与两胁侍躯体显得较修长，主尊着双领下垂式佛衣，衣饰略显厚重，大衣明显变短，仅及膝部偏下，佛裙突显，裙下摆略外撇，双足裸露较明显。主尊与两胁侍间各雕有飞龙，呈“S”形倒置，昂首、屈体、尾巴弯曲上扬，口衔莲秆引出两胁侍菩萨所站立之台座。

此佛像背刻有残存铭文 “武定元年四月十五」佛弟子刘天恩敬」造世（释）家（迦）□尼像一躯」愿使居家□□」愿天恩父刘舍奴」母□□田□□□□□」容□□贵□□□」□金□」”。由背铭知，该三尊像是佛教弟子刘天恩，在武定元年四月十五日，为其父刘舍奴、母等祈福敬造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其中背铭中“释”“迦”均为别字。

三、北齐纪年造像

北齐天保三年（552年）背光式三尊像 通宽20.4厘米、通高38.4厘米、厚7.8厘米，重7千克。滑石质地，主尊与两胁侍着厚重佛衣，其下摆垂直，铣足立于由莲杆相连的莲花台座上。在佛像莲瓣形背光顶部人字形两侧浮雕有化生“童子”之化生过程，顶部中间雕刻一坐姿小化佛，其下部两侧各雕刻化生童子二尊，右侧下部化生童子由莲花中心露出头部，而其上的化生童子已露出一点颈部，依次转至左侧下部之化生童子颈部完全露出，化佛与下部两侧的化生童子间由莲秆、叶片相连（见图3）。

背面刻铭文 “天保三年三月岁次□□」□山□僧□惠□」□□等□」敬造石□□□」□」”。其大意是北齐天宝三年三月，某山某僧某惠、某某等敬造石像一尊。

北齐河清二年（563年）赵继伯造像 通宽12.5厘米、通高15.2厘米、厚4.3厘米，重 0.785千克。滑石质地，是一尊背光式高浮雕单尊菩萨立像，其舟形上端、像头、肩部残缺，下部插榫缺失，平胸、腹微凸、躯体修长，着袒右式紧身佛衣，佛衣平展无衣纹，左手上举提肘平抬，手残损，右手自然下垂，手轻扶佛衣，手背残损，跣足立于莲台之上。背面竖刻铭4行18字“……清二年四月」……六日赵继伯」……亡妹文香敬」……像一躯。」”。在背铭“清二年”前一字缺失，《北齐书》卷七·帝记第七“河清元年夏四月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济清。以河、济清，改大宁二年为河清。”[4]由此知，“清二年”应是河清二年（563年）。河清（561—565年）是北齐武成帝高湛之第二个年号。由上而知，这尊佛像是赵继伯在北齐河清二年四月，为去世之妹文香敬造的。其背铭雕刻的字体端庄俊秀，应为北朝向隋唐过渡的正楷书体，这也说明北朝时期，特别是东魏北齐时期，古青州地区的造像是富于创新性的。

这种在雕塑艺术上追求形体、线条之美，简刻衣纹或不刻衣纹，仅在衣服边缘刻出一点衣服的曲边象征佛衣，加上薄衣透体等，如果没有一点衣服下端曲边，甚至不会认为有衣饰存在。特别是在北齐时期，背光式佛像在造像中所占比例较少，圆雕佛像、菩萨像等又绝大多数不带铭文，因此对这种几乎无任何衣纹造像出现的年代，或认为北齐早期，或为中期甚至晚期。此像具有纪年刻铭，说明最迟在河清二年已出现了“无任何衣纹，仅在佛衣下部边缘有一点曲边”的造像形式了。

北齐背光式带座石雕佛像 通宽38厘米、通高49厘米、厚12厘米，重26.3千克。滑石质地，主尊头部与两胁侍均残缺，主尊左侧残留有倒挂护法龙，脚踩莲花座，其下连须弥座，座分上下两层，上层中心部位雕一佛龛，龛内雕一尊小坐佛，龛两侧有两只坐狮，两狮外侧各雕一龛，龛内雕一尊同该层中心部位姿态相同的小坐佛；下层为一长方形龛，内雕姿态表情同上层、且并排的5尊坐佛。这种连座样式背光式造像，在古青州地区较为少见，但在河北定州等地多有相似之连座造像，由此可见临朐造像廣泛吸收南北方造像艺术之特点。

造像背面刻铭“……十」……日人」……为皇帝下及师僧□□七」……开化东方贻座千载者」……□佰□当来□□其辞」……石可人□相永」………□李□□维」……□□□得」……□□□」”。

北齐（550—577年）背光式左胁侍菩萨像 通宽33、通高90、厚20厘米，重79千克。石灰石质地，为背光式三尊像左胁侍菩萨，残留部分背光，胁侍菩萨保存较完整，从菩萨丰满圆润之面部及修长体形看出，其北齐风格比较明显。背光左侧刻铭两行“文殊师利法王子”“虚空藏法王子”“观世音法王子”“毗沙门法王子”“虚空法王子”“破暗法王子”“□闻法王子”等名称。背面线刻三排佛像，上排三人、中排四人，下排因风化严重，人物不能辨识，上排三人均头饰圆形项光，头上束髻，发带垂于身下，颈有项饰，上身袒裸，帔帛自双肩下垂于腰间呈“U”形翻卷向上，搭于对侧肘臂，飘然下垂于体侧；中排四人饰圆形项光，着紧身衣裙，跣足立于覆莲形台座之上，四人右侧均刻铭，自左至右依次为“利波多”“毕陵伽婆蹉”“薄居罗”“摩诃居絺罗” 。

北齐背光式右胁侍菩萨像残躯 通宽37厘米、通高83厘米、厚20厘米，重81千克。为背光式三尊像的右胁侍菩萨像，头部残缺，颈有项饰，上身袒裸，腰系长裙，帔帛自双肩系结沿肘臂外侧下垂体侧，帔帛之上衬有璎珞，璎珞间夹有珊瑚、玉饰件等，菩萨跣足立于龙衔莲枝的莲蓬之上。背光左侧刻铭两行“延阿逸”“劫宾那”“那提迦叶”名称；在背面刻有上中下三排线刻画像，上排人物线刻风化严重，模糊不清；中排四人仅剩腰部以下，均着长裙，作舞姿状，从衣饰看似菩萨；下排同样雕有五人，左侧三人均头束两圆形发髻，略向右侧转身，上着宽肥佛衣，双手抱于胸前，腰束拖地长裙，足蹬尖头靴，从衣着服饰看应为菩萨；第四、五两人同样束蝶形发髻，上着紧身衣，腰着短裙，下穿瘦裤，足蹬尖头靴。

综上两尊菩萨像来看，为典型的背光三尊像，背光侧面刻铭菩萨和弟子名号，背面分三排，上排刻菩萨形象，中排刻佛陀弟子形象，下排刻舞者形象。从刻铭“文殊”“虚空藏”“观世音”等菩萨，皆名“法王子”，意即佛为“法王”，菩萨为“佛子”，可对应背光上排之形象。而“利波多”等名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可对应中排雕刻。通过检索佛经，可知其菩萨组合出自《大方等陀罗尼经》，而弟子组合则出自《妙法莲华经》[5]。

四、隋纪年造像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王旿希造像 通宽34厘米、通高30厘米、厚9.6厘米，重10.4千克。该造像滑石质地，是馆藏有明确纪年中较晚的一尊，可以看出佛衣由厚变薄，由褒衣博带到薄衣显体之变化（见图4）。从褒衣博带式佛衣及较为瘦弱造型看，与隋代造像风格相去甚远，但有研究者认为是复古造型，就造型特征而言，笔者认为复古北魏晚期造像，但在雕塑艺术手法上，其隋代大线条风格还是较之明显。在造像背面刻铭 “□皇十六年岁次□」□□□朔王旿希为」□母孟容敬造石□」一区上为国王□主□」当瑰王天祚王天祐」……光王景远弟□」……生西方无量国」……□并为一切众□」”。

据背铭“□皇十六年岁次”，应该是隋开皇（581年2月—600年12月）十六年，这是隋文帝杨坚的开国年号，历时20年。这尊佛像是王旿希为母孟容敬造的一躯佛像，且许下的发愿文。

五、余语

临朐馆藏的这批纪年佛像，大部分为滑石质地，这种滑石为就地取材，在明道寺遗址南侧汶河南岸山坡，有裸露且夹在花岗岩中的滑石，质地与出土滑石造像相同，其质地较软易雕刻。目前在古青州地区出土的佛教造像中，除临朐有滑石质地造像外，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400多件造像中“品种较全，从造像质地分析，除铜造像外，石灰石、漢白玉石、花岗石、铁、陶、泥塑、木七种质地均有出土。” [6]但无一件滑石质地。在诸城“发现的三百多件遗物中， 造像所用石料，以石灰岩、沙岩为主，属本地常见石料。另有不见于当地的汉白玉等，但为数很少。内有一件形体较小者，以滑石为原料。”[7]232由此可见，在古青州地区除临朐外，其它各地很少有用这种滑石质地石材的，其一，滑石质地虽软易刻，但也易破损，以大中型造像为主的青州龙兴寺等寺院是不用此种石材的；其二，因质地较软，一些造像细微处没有石灰石等容易表现出来，且档次低，不为有钱施主所接受。在临朐较普遍供养这种易雕刻的小型滑石质地造像，反映了一个区域内造像特点，施主选取易刻的滑石制作佛像主要是为了省钱，因为他们拿不出更多的钱财去造更大更好的佛像，所以就地取材雕刻小型滑石佛像，说明这些造像者家境不是很富裕，但他们对佛还是很虔诚，希望佛来保佑他们。从这些粗简的民众造像中，可以看出佛教在古青州地区影响较深远，社会各阶层群众已普遍信仰佛教。因此在北齐国内佛寺总数达4万余所，也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魏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新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魏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1986（12）：2203.

[4]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北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山东临朐山旺古生物化石博物馆.临朐佛教造像艺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6]山东省青州博物馆.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J].文物，1998（2）：6.

[7]杜在忠，韩岗.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J].考古学报，1994（2）：232.

作者简介：衣同娟（1972-），女，山东临朐县，大本，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文博。

摄影：王书德 孙名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