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公元纪年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可以看做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个侧面。它在中国近代知识人和清政府的认识中并不相同。这种偏差既有清政府与知识人对近代化历程的认知错位，也具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长期过渡性。

关键词：公元纪年 纪年之争

时间不仅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纪年方式的变更，与近代中国社会生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追寻纪年问题的演变，可以给研究者一个新的视角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嬗递。

一、公元纪年的传入与使用

公元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的纪年标准之一。传教士在明末进入中国以后，西方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进入到中国上层官员、士人的视野。但后来由于罗马教皇、多明我会和圣方济各会的干预而在中国失去了立足之地。从明后期的传教士来华开始，虽然西方的历法开始进入中国上层官员和士人的视野，甚至此一时期后的中国历法中都含有西方历法的影子，但从最终结果来看中国的纪年方式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所说：传教事业有许多不同的影响，每一种影响都引起都影响中国人一些不同的反映。

鸦片战争前后，已有部分的士人注意到了中国社会之外的新因素。魏源的《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西洋历法”，编写有公元纪年和中国传统纪年方式的对照表——《中国公元纪年通表》。来华传教士也在中国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方的书籍。如美国传教士波乃耶等人主编的《华番和合通书》和1852年出版的《中西通书》。这些西方人编著的书籍都或多或少的介绍了西方的历法知识。一些知识人正是在通过阅读此时传入中国的汉译西书，了解到了另外一种纪年系统存在。 西方纪年还通过报纸的方式进入国人的视野之中。自1812年至1911年间，中国境内的外文报刊至少有136种。 外国人创办的报纸上用用西方通用的公元纪年不难理解，同时部分中国人在长时间的接触下，了解并使用公元纪年也是情理之中的。近代著名的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在对太平天国的报导时就已经用使用公元纪年了。 把英语和其它语言报刊考虑在内，即使136种外文报刊不是全部使用公元纪年和供外人阅读的受众群体，也有相当的报刊在发行的时候使用公元纪年。

西方的纪年方式随着西人的在通商口岸的增多而逐渐为人所授受。早期是西人在通商口岸创办的外文报纸和西人开办的中文报纸使用公元纪年，后来国人自己创办的中文报纸也逐渐开始在纪年上同时使用西方的公元纪年和传统的君主纪年从使用的广度和时效性方面考虑，即使广大的普通社会精英能够接触公元纪年，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它，但这一情况在相当范围和时间上局限在沿海通商口岸附近。

二、纪年之争

从1896年至1912年，时人提到的纪年方式不少于10种。有始于反清的秘密会党尊明代正朔的“天运”纪年;1896年《强学报》上首倡的孔子纪年;1902年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上提到的“周召共和”纪年和明亡国纪年;1907年革命党人发表于新加坡《中兴日报》上的干支纪年;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说》中提到的黄帝纪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书上提到的见于当时的帝尧纪年、夏禹纪年和秦统一纪年以及在高梦旦《论纪年书后》中提到的公元纪年。中国社会出现了有悖传统的君主纪年和干支纪年方法。在此变局之下，对传统纪年方式的质疑在清季的纪年之争中达到高潮。不同纪年方式反映的是不同思想背景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出路的思考。

1896年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人士创办了《强学报》，并在创刊号上发表《孔子纪年说》。首次在公开倡导在中国使用孔子纪年。康氏并无意否定清朝的正朔，而是意在使用孔子纪年来发扬孔教。从思想性方面来看，也是其“三世进化论”的一环。在康氏三世进化论中同样包含有君主纪年——教主纪年——大同纪年的三阶段论。 晚清社会各种西方思想纷纷涌进，新兴民族主义也占据自己耀眼的一席之地，并尤为革命党人喜爱。革命党人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具有密切的关系。 将中国传说时代的黄帝作为纪年标志的黄帝纪年，是企图以血缘为根基作为联结纽带来为国族的起源提供坚实的“历史基础”。因此，在“纪年之争”中只有提倡黄帝纪年和提倡孔子纪年的双方表现有较明显的敌意，因为双方基于两套不同的国族论述。

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作中，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社会上各种势力的聚集化和多样化。 将这种思考方式运用到近代中国，君主年号纪年是传统中国的标准纪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稳定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即中国传统政治的权威、高效和有序。但在现代化过程中，或之称为近代化的中国进程中，传统逐渐失去权威，清朝已经越来越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这种清朝权威性丧失的过程中，各种势力开始介入到作为中国具有正统性标致之一的纪年领域，企图用一种权威维护旧的权威，或用新的权威替代旧的权威。备受关注的两种纪年方式是以康氏为代表的孔子纪年和革命党人为代表的黄帝纪年，其它的纪年方式虽然也有人主张，但关注度却相对小的多。但最后的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备受关注的两种纪年方式在民国成立后却让位于其时不太受时人关注的公元纪年。这与民国成立后，过度强调民族性或传统性都不合超时宜有相当关系。

三、小结

纪年方式的演变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注脚，是通过中国知识人来体现的。同样是参与近代化的历程清政府内部的视角和以知识人为代表的社会视角是不同的。中国社会知识人所作的方案的正确性——即适合近代化，也不是唯一的。中国传统性的现代性延续，也是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步入的近代的标志之一。干支纪年法与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情形是密不可分的，它的长期存在也是意味着，小农社会的现代转型仍然需要相当的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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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彭红，男，1997.4，四川宜宾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9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