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景涛 胡静

内容摘要：自1924年洪深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上映后，“中国化”的改编形式初现，改编剧不仅拉开现代戏剧帷幕，更是解决“剧本荒”的不二法门。少有原创剧目的孟京辉在二十世纪末将达里奥·福据意大利真人真事创作的戏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进行改编后搬上中国舞台。孟氏版本不仅改变了原著的剧作结构及人物设定，且在此基础上增添个人一以贯之的先锋元素，笔者谓之“颠覆性改编”。

关键词：孟京辉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改编 颠覆性

1998年这部由意大利戏剧家达里奥·福原著，黄继苏改编，孟京辉执导的政治讽刺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北京儿童剧院上演。在达里奥·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次年，一直致力于实验、先锋话剧的中国导演孟京辉将其最具代表性的名剧搬上中国舞台。此并非这一名剧首次在中国上演，赖声川翻译，表演工作坊演出的《意外死亡（非常意外！）》在基本遵循原版故事框架的基础上已于1995年在台湾上演。与之不同的是，孟京辉改编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非但没有贴近原著，甚至与编剧黄纪苏版都相去甚远。现代剧作家李健吾曾对改编作出评论，他认为“改编越具备再创造的情况，价值也就越大”，从这一角度看，孟京辉对该剧全盘的颠覆性改编似乎具有的价值更大，但至今并未得以公认，故本文不探讨其改编的价值，而着重分析其在哪些方面进行改编，何谓之于“颠覆性”。

一.剧作结构与人物设定

无论是原著抑或孟版，都体现出了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即小人物向掌权者的权威进行挑战。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开篇以犯罪的疯子在警察局的审问而开始，而后进行一系列的由疯子主导“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始末，最终在记者的追问下，谎言一步步被戳破，真相公之于众。而孟京辉改编版并未设定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死亡的既定前提，而是按照传统的线性叙事展开。开局便毫无保留的讲述这名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原因，其后警察如何一步步处理这一事件的完整行为，并欲借疯子来编排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死亡全过程，以期为警察掩盖真相。与达里奥·福原著相同的是，剧中的疯子同样在排演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种种“完美”方案，欲掩人耳目时却顺藤摸瓜地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洞悉出全部内情，并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斥责。达里奥·福原著的剧作结构的设定中，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切皆由疯子扮演的“法官大人”与警察之间的对话展露殆尽。而孟京辉的剧作结构，则是将无政府主义如何死亡以及警察如何处理的全过程表演出来。

原著的疯子承担着揭露事件真相的任务，而孟版中他在警察杀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后登场，不再担任“破案者”，而作为警察的“点子”式的人物出现，他不断帮助警察寻找向公众解释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完美方案”，彻彻底底的为警察掩饰罪行而服务，显然不是主动对当局的深层批判与丑恶罪行的强力揭露者。

达里奥·福版主要角色为七人，除疯子外设有警察局长，警长甲、乙，警察甲、乙以及女记者，每一个人都在“戏中”，对最终真相的和盘托出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孟版沿袭了原著角色较少的设定，一个疯子、三名警察与一名发廊女组成了这出意外的主要参与者。诚然，角色的差异是孟京辉在进行改编时一个创新的地方。尤其原著中女记者的改动成为剧评人争论的焦点。应该看到，删除女记者使得故事中的疯子从始至终维持着“导演”的身份，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真实经过与警局处理此事的多种尝试均由疯子通过自导自演的一场场戏而展露无遗，其行为的荒诞与真相的残酷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取代女警察的“发廊女”在警局需要女性协助时出现，此形象的设定将警局的虚假做作推上高峰，展现了警局欲在寻求最终“完美方案”的无底线丑脸。

除此之外，孟版亦有一个直观的人物替换，即原剧作中代表社会黑暗与正义，不断揭示社会内在矛盾以促进故事不断向前发展的“画外音”被两名小丑所替代。彼得·格雷泽谈到：“改编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所谓的‘干预’”[1]，由周迅与孟京辉本人饰演的小丑在剧中不断的跳入跳出，介绍人物、朗读诗文、播报新闻、歌唱等行为层出不穷，他们“干预”剧情发展，并不断的提醒观众这是“戏”。两位小丑并非简单的辅助故事发展，他们的出现给予了该剧更多的现实因素，且富有更为深层的含义，即他们在告诉观众“我们”此刻的角色在为人民发声，为民主呼唤。

二.“彻底的”本土化

学者朱恒夫在总结怎样让西方戏剧剧目与戏曲有机地相结合时，其中有一点经验是：“让其剧目的故事高度‘中国化’，即除了保留被改编剧目的主要故事情节与主题思想外，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地点、人物都要“中国化”，最好连名字也要改成中国人的名字。”[2]此虽论及戏曲，但从“大戏剧”的概念看，与之类比并非南辕北辙。孟京辉搬演时在其如何更好的实现“中国化”方面花费诸多心思，无论出于商业利益而做出的决定，抑或从艺术价值进行思考，不可否认的是与其它移植剧强加本土化元素不同，孟京辉的本土化改编不可谓幅度不大，甚至是“彻底的”。

在北京出生的孟京辉深受北京文化之影响，首次上演便选择北京似乎亦有某种深意，剧中诸多北京元素的出现便不足为奇。如，警察甲、乙审犯人时，刻意地用类似：“无政府那孙子，你丫出来嘿”、“打出你丫屎来信不信”等这种略带粗俗的北京片儿话。不仅在语言上，故事讲述中也充斥着北京文化的独有印记。最为鲜明的莫过戏仿老舍先生的名作——《茶馆》。这部揭示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黑暗腐败、光怪陆离的剧目与此次上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毫无关系，但孟京辉将《茶馆》嵌入故事发展，将一部“意大利”戏剧加入进老北京满清贵族的一套封建生活风貌竟毫无违和感，更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效果。当警察甲提着鸟笼，局长一口“哟，这不是‘无爷’嗎”，疯子说：“谁呀？”局长接：“小王呀，给您请安了”，说着话紧赶着左手抖搂右手，用传统的满清贵族方式给“无爷”请安。二人互致请安礼后，局长问：“您今儿个怎么那么闲在，有工夫到我们警察局来了？”疯子回答道：“我来看看，看看你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会不会开警察局”。这一段发生在《茶馆》中的经典对话，被局长和疯子搬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舞台。这段颇具讽刺性的模仿中，警察局长成了裕泰茶馆中见人请安、仰人鼻息的掌柜的王利发，而疯子摇身一变成了手握大把地权的秦二爷，此时的疯子与警察局长的身份、地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身份的随意置换不仅展现出该剧荒诞的一幕，更极大的讽刺了当权者的做派。不禁令人将意大利当局和昏庸腐败的满清政府联想起来，唏嘘不已。

剧中一些巧妙的小设计与颇具“俏皮”的语言包袱同样充斥着本土的意味。例如，在全剧开头所有演员站在台前共同哼唱那首“屁”顺口溜——“达里奥·福，放了一个屁，崩到莫斯科，来到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正在看戏，闻到这个屁，很不满意……”。借以小孩子哼唱的顺口溜来调侃达里奥·福，令观众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似乎给本剧“彻底的”本土化改编奠定了基础。更有甚者，在剧中穿插“来到了天津卫，是嘛也没学会，我学会了开汽车，我轧死了二百多……”中国传统曲艺的艺术手法，其歌词虽不甚高雅，但以其尖锐的词句批评与讽刺了九十年代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政治现象，让观众嬉笑之余继而产生对社会不良风气的联想与反思。但全剧“尺度”最大的还数改编“火车向着韶山跑”这一童谣，“车轮飞，汽笛响，火车向着美国跑，越过高山越过海，迎着霞光千万道，嘿，迎着霞光千万道。”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唱过的红色革命歌词，被孟京辉巧妙运用于“穷爸爸富爸爸”[3]，讽刺了当时弥漫于中国大地的唯利是图、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尤其是“美国的月亮圆又圆，美国的钞票满天飘，满呀满天飘”其矛头直指当时社会流传的“外国一切好，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这类现实问题，极大的抨击了这种扭曲的社会言论，将当时高干子弟的美国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各种社会及个人层面的弊端层出不穷。孟版此番“彻底的”本土化不仅适应中国观众的观剧习惯，难能可贵的是在剧中不仅展现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更是将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融入其中，在给予观众代入感的同时，隐喻和讽刺了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和不法行为。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批判在以往孟京辉戏剧中并不常见，该剧一改其固有风格，对此孟京辉自己也表达：“这是一部‘人民戏剧’”，反映人民的感情，表达人民的心声，直指社会的弊病。

三.先锋的实验性

以实验戏剧起家的孟京辉在其早期戏剧作品中大胆打破传统，尽显先锋姿态。如《思凡》、《我爱XXX》等都有着显著的实验性。虽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孟京辉将其笔墨更多的用于展现社会问题与控诉现实的不公，但依然有着熟悉的“孟氏先锋味”。

与主流戏剧开场即展开剧情不同，孟版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开头别出心裁，连同孟京辉饰演的小丑，主创七人聚集在舞台上。伴随着音乐他们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该剧主要的人物，还将其性质，即观众常说的“好人”、“坏人”之分传递给观众。虽然这种行为一改常规戏剧之态，但起到让观众带着对人物形象的既定认识进入剧情的目的。

上文提及，作为导演的孟京辉饰演了一个小丑，他和另一位周迅饰演的小丑在全剧中有多处议论性的话语以及朗诵，加之吟唱等方式。他们介绍达里奥·福、布兰卡·拉梅;他们朗读意大利官方媒体对爆炸案及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报道及评论;他们控诉意大利存在已久的社会暴力;他们拨弄吉他，高声歌唱。他们甚至带着“旁观人”的视角，进入故事，时不时的发表评论，如：“在米兰的大街上要不要带刀？”等。两位小丑的出现，造成“离间效果”的同时，亦在推动剧情、帮助观众更好的揣摩故事以及在表达作者思想倾向等方面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孟京辉一以贯之的实验性还表现在独特的舞台设置，一个较为空荡的场地，一个裸露的话筒架、三把椅子、一个吊着的沙袋、一条绳索，在两块高大的铁皮下围起了一个封闭的舞台。左侧巨大的“达里奥·福”画像、能够向上攀爬的窗户，右侧单独设置的小乐队和坐席，延伸到观众席的舞台等共同构成了整部戏剧的叙事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演员根据剧情，时而跑去窗户处排演无政府主义者跳窗的方式与跳落的姿势;时而跑去观众席中。尤其是与观众互动的这一行为，它发生在疯子不愿再继续编造故事而藏匿于观众席时，警察们四处寻找，疯子请观众帮忙掩护，最后两个警察百般谄媚将他“求”回审讯室。演至此处所有的观众被调动起来，此刻他们不仅仅是观众，亦代表“人民”这一群体，集体为疯子撑腰。英国戏剧家彼得·布鲁克曾把“观众”作为戏剧的三要素之一，并认为戏剧创作的最后一步是由观众完成的，孟京辉显然将观众融入戏剧创作之中。这一方式打破“第四堵墙”，挑战传统的观演方式。孟京辉对该类观演关系的试验在一年后的《恋爱的犀牛》中再度上演。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审讯室的布局颇有寓意，整个舞台并没有搭建起一个专门的审讯室，舞台即审讯室，令人不禁联想到萨特存在主义戏剧《禁闭》的地狱，后现代主义戏剧的象征意义已不言自明。

语言的狂欢是孟京辉戏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此种颇为幽默又充满着尖锐的自嘲语言在剧中可谓比比皆是。例如，找来疯子排演这出无政府主义者意外死亡的剧目，当他寻求保命的方式时，警察局长问他：“那得看你钻圈的功夫怎么样了”，疯子回答道：“钻圈是咱演员的基本功啊，我在戏剧学院跟沈博士学过两年的英式钻法”。当疯子钻完圈后，警察乙不禁感叹道：“我靠，我一直不服啊，”警察甲同样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道：“演员不就是敢当中亲嘴吗？”警察乙连忙又补充道：“就至于拿那么多钱？”说完二人齐声说：“真冤枉他们了”。通过疯子和演员的几句对话，形象生动的讽刺了当时演技一般却有不菲片酬的演员，作为演员的他们同时也是自嘲与反讽。论及反讽，不得不提剧中经典的一段，局长要疯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导演，便指示他手中的圈就代表窗户，疯子端详着圈，便反问：“您要搞实验戏剧？”此刻无论是演员还是观众都哄堂大笑，疯子扔掉圈，情绪激昂的说：“其实我顶看不上那帮先锋派，在舞台上摆十个八个电视、十个八个破纸盒子，把舞台搞的废品站不是废品站，收购站不是收购站，如今还有人在舞台上砌水池子的，还有人把屋顶都搬上了舞台，分明是现实主义功力不够，所以才哗众取宠”。在這里，孟京辉用“先锋”的戏剧形式对“先锋戏剧”品头论足，将在中国逐渐流行开来的实验戏剧进行一番挖苦与讽刺，当然也是孟京辉本人的自嘲。

孟京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原著上做出了颠覆性的改编，在给观众带来搞笑戏谑、荒诞滑稽的同时，更将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融入其中，在笑声中留有思考，在戏谑中直指社会弊病。虽然这种颠覆性的改编引发社会上不小的争论，但是导演的创作个性与深层思考无疑深嵌其中。孟京辉在考虑商业利益的同时，对于社会的思考与激烈控诉却丝毫未有减弱之势。改编国外戏剧，无论质量优劣都存在些许的争议，究竟是忠实于原著还是将其重新诠释，用以全新的戏剧表达，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孟京辉改编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无疑选择了后者，即在原著的故事上加以本土化，继而融入导演的个性与风格，连带将国内社会的弊病进行一番控诉，虽与原著颠覆较大但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与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吕同六.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2]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增补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3]管玲玉.孟京辉先锋戏剧的接受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16.

[4]李莎.当代中国导演对西方戏剧经典的四种误读[J].戏剧，2001（03）.

[5]黄德海.意大利的节庆狂欢和中国的滑稽传统——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原作和改编[J].中国比较文学，2003（04）.

注 释

[1]李亦男：《“剧本改编课程浅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戏剧系主任格雷泽教授访谈录”》，《戏剧》2012年第二期，第50页。

[2]朱恒夫：《中西方戏剧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与融汇——论中国戏曲对西方戏剧剧目的改编》，《戏曲研究》2010年第一期，第30页。

[3]罗伯特·清崎以亲身经历的财富故事展示了“穷爸爸”和“富爸爸”截然不同的金钱观和财富观。本书1999年4月在美国出版。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