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通过对杨家埠木板年画形式语言、制作工序的分析，探究了杨家埠木板年画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地域文化特征，结合杨家埠木板年画当前面临的传承困境，从优秀文化教育、文化创意产业、数字技术保护传播三个方面，提出杨家埠木板年画现代化保护和传承的策略，为今后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提供理论框架。

关键词：民间艺术;杨家埠木版年画;“非遗”保护与传承

中图分类号：J2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06-0-04

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大众审美文化的体现和古今人民生活的历史见证。杨家埠木版年画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历经六百多年的历史演变，就像一部没有文字的图形文献贯穿古今，鲜活地记录了山东人民的风土人情。杨家埠木版年画兴于明，盛于清，是我国著名的三大民间年画之一，经历代手艺人、匠人的传承，将拓版（技术）留存至今。虽然杨家埠木版年画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其知名度仍然较低且处于传承困难的局面，保护与传承杨家埠木版年画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事。因此，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角度对杨家埠木板年画的艺术美学特征及现代化保护和传承策略展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美学特征

1.1 形式语言之美

从题材类别来看，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起初是站在实用性美学的角度产出的，因此从功能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神像年画：具有信仰与心灵抚慰的功能，比如贴门神年画、灶神画是希望起到驱邪避鬼、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之效，而贴在马车、猪圈等处则体现了民众积极且主动地迎接美好生活的愿景，也是旧社会人们精神上的慰藉。

故事画类、农民生活类：具有教育及娱乐功能，在封建社会，农村民众信息闭塞，获取信息的渠道匮乏，因此，主要通过年画来获知信息。年画通过其鲜活的视觉体现以及专属的图像文本成了当时大众传媒手段之一和丰富生活的方法之一，甚至在当时成了儿童的“启蒙书”。同时，人们认为看画如看戏，因为当时交通不发达，对农民来说，看戏是大事、是不容易的事。如《杨家将》《白蛇传》《秦香莲》等，都是农民买回来回味或听人讲起买来“解渴”。

时事画类：具有传播功能，时事画类虽然在民间年画中数量较少，但它的价值不容忽视。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中国农民似乎一直存在自给自足的狭隘意识，对国事漠然视之。然而在民间画中所展示的却并非如此，如杨家埠艺人创作的年画《义和团》《红灯照》，艺人们在卖画时就会一边卖一边唱画上所刻印的慷慨激昂的诗歌。当时，外寇入侵，国难当头，惊慌失措的统治者纷纷外逃，这些平时被统治者视为草芥的民众，却毅然挺身而出反对列强侵略，引吭高歌[1]。这类木版年画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喜庆吉祥画类：具有装饰功能，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节日，即使是最贫穷的家庭也要尽力翻修，于是物美价廉的年画就成了不二之选。墙面哪块有空隙、哪块有泥土脱落，百姓就贴上一张色彩丰富的年画，既显得整个屋子亮堂整洁，又因艳丽活泼的色彩，显得整个屋子喜庆、年味十足。

从颜色来看，将杨家埠木版年画与中国水墨画相比较，颜色更为艳丽，对比也更加强烈。红、黄、绿、紫、黑是杨家埠年画面中的基本五色。总结其用色分布特点为使用互补色造成极大的对比度，间色使用较少，色彩纯净、通透不混浊，色块大、不琐碎，善于运用画面中的空白。

从构图来看，杨家埠的木版年画在其有限的空间中构图饱满。因为在大众的审美中，满、全、饱有多福的美好寓意。年画中所刻画的人物大多被縮短比例，男性大多身材魁梧，尤其是门神类人物形象目光炯炯有神，有种不可侵犯感与安全感，相比之下，女性人物较为纤细，但总体来说还是厚实、俊俏的，儿童则圆润可爱、活泼开朗。

1.2 制作工序之美

一幅年画的问世，首先要经历木版制作。第一步是将梨木据成2～4厘米厚的板材并刨平，第二步是设计画稿，第三步是完成贴画稿，在这一步匠人要先用柳枝木炭条、香灰作画，名为“朽稿”。在朽稿的基础上完成正稿，描出线稿，反贴在梨木版上，然后用糨糊匀而薄地刷在版上[2]，此时要注意的是画稿必须贴得平整无皱。第四步是刻板，雕刻线版。所谓线版，就是用来印整幅画线条的版，以刀代笔，刀法需细腻、线条流畅挺拔。随后便可进行第五步的印线稿，用棕刷将颜色均匀刷于线版，用趟子轻刷压。然后进行印色版，以线版为基础，上下左右颜色位置要对齐。一幅画中设计了几种颜色，就要刻几块版。最后一步为晾画，杨家埠木版年画是木版水印，用葵花杆将厚厚的年画分成薄层塔晾干于房子上方，待干后取下储存。

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制作工序美在其环环相扣的工序，每一步工序都必须认真对待、不容出错。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制作一般以家庭为单元，大家分工明确，形成了流水线般的制作流程，而这近似于流水线的步骤需要民间艺术传承人在每一步融入自己的感受、技术经验，对画面的创作、印画的力度及颜色的把控都要细心思考、谨慎制作。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手工印画与现在机器印画的最大差别就是人文融入，两者质感不同，机器印画虽较为均匀，但每一处都毫无变化，压力无法调制合适，压力过大，则把刀痕印到纸上，压力过小，又会造成画面的颜色、油墨不足。手工印画虽然效率低，但是可以自由控制力度，并且即使是同一版的画，因为手印时力量出现细微的变化，同一版印出来的画，最后呈现的效果也不完全一样，这种无法掌握的画面结果常常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2 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现状

杨家埠木版年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但在当前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中，杨家埠木版年画被渐渐埋没，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杨家埠木版年画自身来说，年画的形式和题材内容比较落后。目前，年画的创作形式和题材早已和大众生活脱节，没有紧随时代潮流，满足不了大众的审美要求，主题缺乏创新，呈现形式也较为单一，生产出的艺术作品没有市场前景，难以引起年轻人的重视和兴趣[3]。

其次，宣传方式过于单一也对木版年画的广泛传播产生了一定的阻碍。杨家埠木版年画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并销售的，普遍销售方式是“坐店等客”，即使依托旅游业进行附属产品（相关文化产品）的兜售，销售量依然较少，无法满足艺人的生活需要，如此循环下去，就出现了杨家埠木版年画难以传承的局面。因此，杨家埠木版年画要更多地结合当前的新媒体技术来创新宣传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和了解杨家埠木版年画。

除了以上两点因素导致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市场空间狭窄，科技的发展、居住环境的大幅度改善也大大缩减了木版年画销售市场。例如，人们不再需要买年画装饰墙皮脱落的房屋，再加上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烘托节日气氛的产品，因此年画的装饰功能大大削弱。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新媒体纷纷涌现，人们也不再需要以年画来传播新鲜事物和开展宣传教育。除此之外，人们的风俗习惯与观念的转变也对木版年画的传承造成了影响，比如节庆时期，农村地区已不再和过去一样每家每户张贴年画进行祈福。这是因为随着国家的高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即使是身处边远乡村的人们也逐渐摆脱了封建迷信，逐渐由万事乞求神明转变为独立依靠自己，不再把自己所有的精神力量单一地依赖于木版年画素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古老的木版年画难以得到有效传承。

最后，后继乏人也是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的一大痛点。年老艺人年事已高，经验丰富但力不从心，而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难免人心浮躁，年轻人较难保持匠心，相比外面精彩的世界，难以专心刻苦地投入木版年画的传承，且大多不愿从事木版年画的传承工作。另外，当前木版年画大部分市场仍以艺术收藏与研究为主，大众市场需求较小，因此无法养活数量众多的艺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去城里谋生，导致杨家埠木版年画传承出现了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

3 杨家埠木版年画现代化保护与传承

从传承优势来看，杨家埠木版年画具有较强的乡土气息，特色鲜明，地域性文化显著。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艺术市场愈加繁荣，木版年画的审美价值得以提升，因此社会对其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开拓相关市场势在必行[4]。同时，随着“非遗”文化与民间艺术相关国家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民间艺术保护的必要性，民间艺术自信增强和相关教育的影响，也激起了年轻人对学习民间艺术文化的兴趣。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现代化保护与传承应从以下几点进行。

3.1 寓教于乐，融入优秀文化教育进行保护与传承

将杨家埠木版年画融入中小学教育，不仅能够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还可以让其从小就树立文化自信，而将杨家埠木版年画融入高校教育，依托高校环境，可以为民间艺术的传承提供理论帮助与技术支撑。从研究角度而言，高校以教学加科研的工作模式培养的学生大都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加上多学科的学习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合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传承与演变规律、社会功能等研究有充分的保障，缓解了现行“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痛楚，并为“非遗”创新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5]。因此，将民间艺术——杨家埠木版年画融入优秀文化教育，不仅可以培养传承人，还可以促进民间艺术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与发展。

3.2 在文化创意产业里实现保护与传承

在工业设计中创新运用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元素进行创意产品设计，拉近杨家埠木版年画与当代生活的距离，能够唤醒杨家埠木版年画在人们生活中的活力。在文化创意产业里保护与传承杨家埠木版年画不仅需要推出具有实用创新性的“非遗”艺术产品，还需要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传承人具有一定的商业思维与市场观念。要抛弃陈旧的农业意识，树立产品市场的思想，带领杨家埠木版年画文化创意产品走向产业化，在社会各方的帮助下，获得一定的市场地位。

杨家埠木版年画不仅仅是留存下来的旧物件、旧技术，还是当时中国人民精神的寄托载体，因此传承与保护杨家埠木版年画这一民间艺术，要与现代社会的工业结合。要将产品市场化与产品品牌化的理念融入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意产业，因此“非遗”传承人不能局限于匠人的概念，即手艺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要成为一个专业化团队打造的品牌，“非遗”传承人不仅要做高技艺匠人，更要做品牌的代言人，宣传自己的品牌，将传统的民间艺术作品转化为“文化消费品”[6]。通过大众的消费，不但能为杨家埠木版年画打好经济基础，还可以使杨家埠木版年画重回群众的视野，揭开沉睡的面纱，重焕昔日荣光。

在多媒体时代，众人皆可成为分享者与创作者，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保护与传承可以在融媒体时代的红利下，借助具有技术门槛低、可快速生成内容且流通量大的特点的短视频进行推广，加深大众对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了解程度，通过对短视频加以故事性与历史感的艺术加工，对杨家埠木版年画进行更深层次地诠释与传播。

此外，体验经济也可以成为杨家埠木版年画新的传承与销售形式，可通过体验经济强化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聚集效应。例如，可以建立“咖啡馆+”的形式，将咖啡馆与杨家埠木版年画制作体验相结合，以咖啡馆为空间载体，在这个空间载体里，顾客可以在民间艺术传承人的讲解下更深入地了解杨家埠木版年画，在传承人的指导下体验木版年画的制作，使大众可以近距离地体验民间艺术的艺术美感与文化魅力，增强体验者的创作成就感，深切感受到传承的不易，最终自发地加入保护与传承民间艺术的行列。

除了让大众在生活中直接体验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技法艺术外，打造杨家埠木版年画的IP形象进行跨界传播也是不错的选择。利用IP形象与多领域合作，形成全新的传播形式，可以拉近大众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距离。比如，杨家埠木版年画的IP形象与影视领域合作，不仅可以一改杨家埠木版年画传统的二维静态的展示方式，还可以依据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故事与人物进行二次创作，为大众展现别具一格的三维动态年画。IP形象的成功运用，不仅可以提高形象的经济价值，更珍贵的是通过生动形象的IP形象，使文化创意产品的艺术内涵与文化底蕴深入人心。比如2022年北京奧运会的吉祥物“冰墩墩”，一经推出便迅速引起反响，甚至出现“一墩难求”的盛况。中国的文化、冬奥的精神更是借助“冰墩墩”这一IP形象将文化与精神传向世界各地，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的大国风采。

杨家埠木版年画是一代代手艺人艰辛保护、传承下来的艺术，是当时中国民间百姓生活的再现、技术水平的体现与思想意识的展现。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它被人们忽视，被越来越丰富的艺术形式淹没，对此要结合现代所需、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来帮助杨家埠木版年画在大众生活中继续绽放艺术的光彩，传承发展下去。

3.3 借助数字化技术进行保护与传承

利用数字化技术的全面性、交互性、多媒体性的特点，建立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数字资料库。以数字化“建档”的形式把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生产工具、原材料、工艺流程、工艺作品及艺术传承人的故事经历等详细信息保存起来。这样一方面可以较好地保护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技术并传承其精神，另一方面可以在数据平台上全面、完整地展示资源并提供下载功能[7]。这不仅可以为更多学者提供准确的研究资料，还可以为对杨家埠木版年画感兴趣的人们提供更具权威性的了解渠道。建立资料库应用的技术要与时俱进，比如可以通过扫描将古传木版、现代手艺人创作的木版及经典作品上传至数字平台，而对保存不善有磨损的原作进行数字再绘制。要运用数字技术最大限度地还原“非遗”木版年画的缺失部分，尽可能地为大众提供完备的资料体系。

除了建立基礎的作品资料库外，还可以借助数字媒体记录并宣传传承人背后的故事及其工匠精神，如故宫博物馆推出的《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故宫修复院的钟表师傅受到大家喜爱，而故宫文物修复院也从之前的招收不到人才的困境转为每年有万人报名的情况[8]。这些都是利用多媒体技术多角度讲述展现艺术文化的功劳。

值得注意的是，建立杨家埠木版年画的数字资源库，不应只有文字、图像和影像等传统数字资源。在针对杨家埠木版年画建立资料库的基础上，还可以和博物馆合作对杨家埠木版年画进行展示性的保护与传承。结合三维立体技术、全息投影、VR（虚拟现实）等具有交互特点的数字手段，贴合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艺术内容进行数字媒体艺术创作，使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展示更具有互动性、再生性，也进一步激发大众对杨家埠木版年画的保护欲。

4 结语

杨家埠木版年画拥有独特的美学与历史意义，因此，将杨家埠木版年画与文化教育、文化创意产业、数字技术结合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这对杨家埠年画的传承与保护是一种机遇也是新的挑战。总而言之，无论是杨家埠木版年画还是其他种类的民间艺术或是“非遗”文化，都应该寻找适合时代发展之路，将艺术瑰宝与历史文化传承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 李新华.山东民间年画的内容和审美特征[J].民俗研究，1995（1）：6.

[2] 崔烁.民间艺术之瑰宝：杨家埠木版年画艺术探究[J].艺海，2016（7）：48-50

[3] 杜建伟.新媒体艺术在山东民俗文化传承中的应用研究：以山东杨家埠木版年画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17（12）：45.

[4] 王永续.浅析杨家埠木版年画艺术特色及传承发展[J].美术教育研究，2020（11）：28-29.

[5] 姚松奇，陈晓.数字化背景下“非遗文化进校园”的传承教育创新研究[J].萍乡学院学报，2018，35（5）：104-107.

[6] 王家飞.基于跨界打造非遗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19，40（22）：253-259.

[7] 唐婕.新媒体多元化形式下侨乡非遗数字化保护研究[J].科技传播，2021，13（18）：103-106.

[8] 靳晶.我与故宫600年的约定：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J].小康，2017（7）：104-107.

作者简介：吕思瑶（2001—），女，辽宁大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