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屹 范志莹

摘 要：制造业转型升级往往导致劳动力需求变化，进而引发结构性失业问题，而厘清制造业整体及分区域的劳动力吸纳能力特征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劳动力需求视角，分析了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对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影响机制，并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对2012—2019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0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行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和技术创新投入增加均降低了制造业整体就业增长率及就业人数，削弱了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分区域来看，东部省份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受行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最大，中部、西部省份次之，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技术创新投入增加降低了东部、西部省份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对中部省份未产生显著影响。因此，统筹推进就业优先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是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基本政策方向。

关键词：行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2）04-0047-08

一、引 言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指出，要全面增强就业吸纳能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就业和提高从业人员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制造业在较长时间内表现出逐渐扩张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但在经济新常态和新技术革命冲击下，我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为此，厘清制造业整体及分区域的劳动力吸纳能力特征是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失业问题的关键政策依据。

历年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在2014年达到1.03亿峰值后的增长率逐年下降，2015—2019年連续出现负增长。分岗位看，从事生产、设备操作等一线岗位的员工所占比重下降明显;分行业看，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弹性从2015年开始持续表现为产值增加对就业的挤出，资本密集型行业存在劳动力吸纳空间，技术密集型行业只有极其有限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分区域看，中、西部省份承接制造业就业增速明显下降，2017年除河南省、江西省外，其余省份制造业就业比重均低于全国均值。由此可见，制造业正在发生的行业结构调整引发了就业水平的波动，细分行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同时，受国际间分工格局变化、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间的制造业分工格局变动也同样引起了就业结构更为复杂的变化。

制造业转型升级所引发的行业和区域结构变化，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战略，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在产业链上不断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另一方面，面对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我国“六稳”“六保”之首。因此，就业优先与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统筹推进、形成良性循环，而准确把握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吸纳能力的结构性变化，是提升制造业就业质量的关键所在。

二、文献综述

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产业结构论关于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因三次产业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和投资报酬差异导致各部门相对收入不同，进而引起劳动力转移。钱纳里—塞尔昆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理论和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则阐明了部门间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影响就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对发展中国家更具现实意义。囤积在发展中国家低发展水平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因收入差距被不断吸收到高发展水平部门，从而往往表现出工业化进程中就业结构转换的滞后性。

我国学者在传统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拓展和实证研究。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必然引起行业结构调整，进而影响制造业整体以及细分行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阳立高等[1]对2003—2012年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比重不断增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被迫进行升级或退出市场。田洪川和石美遐[2]认为，就业弹性在2011年出现的首个负值说明制造业产值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效应减弱，甚至表现为负向影响。李中建和刘翠霞[3]运用灰色模型进行预测的结果显示，制造业在未来三年对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年均增量和涨幅不高。除总量研究，学者们还分析了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变动趋势。王炜和孙蚌珠[4-5]的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在1997—2011年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意味其就业吸纳能力显著下降，且物质资本明显替代了劳动力要素。田洪川和石美遐[2]把30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按照人均资本存量进行划分比较得出，2000—2011年高人均资本制造部门主要依靠资本和技术推动增长，对就业吸纳的作用不明显;中人均资本制造部门在产值增长的同时吸纳了充足的就业，使就业岗位增加;低人均资本制造部门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征，劳动力就业占比高于产值占比，有劳动力转出压力。杨艳和李雨佳[6]按技术类型把制造业划分成28个细分行业进行比较分析发现，1994—2013年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劳动力要素始终表现为供不应求，中高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中、低技术制造业行业的劳动力要素表现为供过于求。根据蔡秀玲和高文群[7]的测算，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初级金属加工、塑料和橡胶制品制造行业的就业替代比例为21%，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电气设备与零部件制造、汽车制造行业的就业替代比例高达79%。综上，实证分析和预测结果均表明我国制造业整体的劳动力需求已经下降，就业吸纳能力逐渐减弱，且由于行业特性和发展模式的不同，细分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2013年以前，要了解当下制造业行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态势，还需对2012年以后数据的准确性把握。

另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发生产要素需求比例朝资本深化方向演进，“机器换人”就是企业资本深化的结果。田洪川和石美遐[2]的研究发现，2010年之后制造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具有明显的资本替代劳动特征。黄浩[8]认为，劳动力需求正在面临“双重挤压”，一是资本对劳动产生的挤出和替代，二是制造业依赖资本驱动的发展模式导致经济增速减缓。宁光杰和张雪凯[9]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企业不断增加的机器设备投资和研发投入最终将导致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减少。面对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叶振宇[10]认为，制造业企业用技术进步优化要素配置而引发的劳动力“动力变革”会降低企业的退出风险，企业的生存目标削减了劳动力需求，使其就业吸纳能力下降。此外，资本深化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就业具有差异化影响。Lordan和Neumark[11]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可自动化程度高且所需劳动技能较低的岗位最容易被机器替代。韩民春和乔刚[12]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中的低技能劳动力已受到冲击，机器人使用量每增加10%，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量下降0.54%。吕洁等[13]通过对比22个国家1990—2015年制造业数据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加大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同时也增加了对中、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需求。张艳华[14]对6家北京制造业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机器换人”的破坏效应已经冲击到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白领人员就业岗位，而企业对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技术等方面的高技能人才需求仍得不到满足，缺口很大。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具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资本深化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冲击更加突出。蔡秀玲和高文群[7]通过模型预测2016—2025年制造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年均就业替代规模将达到22.78万人，且呈逐年递增态势。由此可见，制造业在面临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改变的情形下，采取的方法通常会使资本要素比重不断上升，劳动要素比重不断下降，但资本要素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的替代程度存在差异。

此外，也有学者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进行分析。我国人口结构在2010年左右发生重要改变，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80—9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劳动力逐渐成为劳动力供给主体。阳立高等[15]的实证研究发现，新生代劳动力的择业有“去制造业化”“高端化”“服务化”的特征。江鹃等[16]的研究认为，新生代劳动群体表现的排斥在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的择业倾向，与这代人具有高学历、高职业预期、高物质精神需求和低耐受能力的“三高一低”特征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改变降低了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是持久且复杂的。20世纪30年代初，凯恩斯就预言人类将面临“技术性失业”。事实上，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都经历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革过程，即低技术劳动力面临转型压力，高技术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技术创新对就业岗位影响是创造性的还是毁灭性的仍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焦点。王永钦和董雯[17]对2011—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了替代效应，渗透度每增加1%，劳动力需求下降0.18%。然而，Acemoglu和Restrepo[18]的研究显示，自动化的就业创造效应解释了美国1980—2010年50%的就业增长。技术创新对就业岗位的总量影响尚未明确，但其对就业岗位的结构性影响较为明显，表现为“技能偏向性技術进步”，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就业极化现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变化趋势是中等技能岗位需求不断减少，Acemoglu和Autor[19]将就业极化描述为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呈上升趋势，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技术创新对就业岗位影响还表现出时序性差异。方建国和尹丽波[20]认为，长期来看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就业总量的影响不显著，只有当大规模的技术变革引起产业结构变动时，才会出现局部的、短期的技术替代劳动的失业现象。王君等[21]将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导入期、拓展期和衰退期，技术创新在导入期因未形成对相关产业的扩散影响而表现为对就业的破坏效应，在拓展期随着相关产业规模扩大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在衰退期对就业的影响逐渐减弱。朱巧玲和李敏[22]通过梳理历次技术革命与劳动力市场结构特征认为，技术创新最初替代的是体力劳动者，之后通过解放人的思维替代脑力劳动者，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程度加深，被替代的智能劳动者和创新劳动者的比重逐渐增加。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假设及模型设计

1.行业结构调整对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影响的分析模型

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发细分行业的结构调整，使各细分行业间的比例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行业规模变动对制造业整体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同时产生正向的强化效应和反向的弱化效应。能够紧跟市场发展趋势，满足消费者需求和消费升级需要的行业，因产量的增加会导致整体规模扩大，最终提高了行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产生正向的强化效应。相反地，因产能过剩以及无法承受高边际成本压力而关闭生产的企业会导致行业整体规模缩小，从而降低了行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产生反向的弱化效应。当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已受制约，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行业结构调整速度越快，制造业整体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越弱。

（1）行业结构调整系数的构建

结构调整系数用于衡量整体中各部分增长速度的差异。各部分增长速度差异越大，意味着结构调整速度越快，则结构调整系数越大。本文借鉴陈素青[23]的方法构建以制造业各要素密集度行业为标志的行业结构调整系数（δ），计算公式如下：

δ= ∑ni=1xi-xp2Rixp（1）

其中，xi为某时期第i类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年均增长速度;xp为该时期制造业的年均增长速度;Ri为第i类要素密集度行业的比重。

（2）模型设计

根据假设，本文构建以行业结构调整系数（δ）为解释变量，就业增长率（l）为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

lt=α0+α1δt+ε（2）

其中，被解释变量lt表示t期内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解释变量δt表示t期内制造业的行业结构调整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2.技术创新对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影响的分析模型

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会同时产生正向的增强效应和反向的减弱效应。一方面，技术创新降低生产成本使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显现，同时缩短新产品的上市周期使其更具吸引力，导致需求量不断扩大，为满足扩张的需求量而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了劳动力需求，使行业的劳动力吸纳水平提高，产生正向的增强效应;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生产规模不变和节约生产成本的前提下，用其他要素替代劳动力要素使行业的劳动力吸纳水平下降，产生反向的减弱效应。现阶段，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尚处于发展初期，技术创新对产业的辐射作用还未显现，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技术创新投入越多，制造业整体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越弱。

技术创新的速度和质量受研发经费支出的直接影响，因此，本文构建以R&D经费内部支出（r&d）为解释变量，就业人数（L）为被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

lnLt=β0+β1lnr&dt+μ（3）

其中，被解释变量Lt表示t期内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解释变量r&dt表示t期内制造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对二者取自然对数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β1为就业人数对R&D经费内部支出的弹性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说明

1.数据选择

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口径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分别在2011年、2012年发生重大变更，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选取2012—2019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不包括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直辖市和30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不包括其他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以及29个细分行业[不包括其他制造业和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借鉴王志华和董存田[24]对制造业的分类办法将30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2.数据来源

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主要来自Wind数据库，缺失数据来自2014—2015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R&D经费内部支出主要来自Wind数据库，缺失数据来自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主要来自2012—2017年及2020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和相应年份的省份统计年鉴，缺失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R&D经费内部支出来自2013—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3.数据估算

缺失2017年制造业细分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就业人数的省份，根据该省份2016年和2018年细分行业所占份额加权平均估算得来;因缺失制造业细分行业R&D经费内部支出的省份较多，本文以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代替制造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整体性效应分析

考虑到经典回归模型是建立在平稳数据变量基础之上，否则会出现伪回归等问题，因此，本文先采用单位根（ADF）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就业增长率、行业结构调整系数、就业人数、R&D经费内部支出的一阶差分ADF值分别在1%、10%、5%、5%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四个变量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表1是应用模型（2）和模型（3）对制造业整体的实证检验结果。

模型（2）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行业结构调整的估计系数为-10.1028，表明行业结构调整速度对就业增长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行业结构调整系数每增加1%，制造业整体的就业增长率下降的10.10%。

模型（3）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R&D经费内部支出对就业人数的影响显著为负，lnr&d的估计系数为-0.2153，说明制造业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制造业整体就业人数下降约0.22%。

实证结果表明，当前的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对制造业整体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产生的是负向的弱化效应和减弱效应，降低了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和就业人数，从而削弱了制造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本文提出的H1和H2都通过了实际数据的验证。

（二）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的结构性效应分析

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导致制造业整体的就业增长率和就业人數下降，也必然会对各区域的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产生影响。为准确把握区域性结构特征，本文将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缺失的行业数据较多，未做统计，本文没考虑港澳台。]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如表2所示。

我国产业布局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各区域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制造业亦是如此。从2008年开始，受国际分工格局变化、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影响，中部、西部省份加速承接东部省份制造业转移，因此，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对不同区域制造业就业必然产生差异化影响。

1.行业结构调整对各区域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影响差异比较

首先，根据公式（1）计算东部、中部、西部省份的行业结构调整系数;其次，对其就业增长率和行业结构调整系数进行ADF检验;最后，根据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三个区域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和行业结构调整系数均通过ADF检验。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东部、中部、西部省份的行业结构调整速度对就业增长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三个区域的行业结构调整系数（δ）的估计系数（-14.4359、-5.6152、-4.1108）分别在1%、1%和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行业结构调整系数每增加1%，东部省份制造业就业增长率下降约14.44%，中部、西部省份则分别下降约5.62%和4.11%。

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结构调整对各区域的制造业就业增长率均产生了负向的弱化效应。在当前制造业行业的区域布局下，东部省份制造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受行业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最大，中部、西部省份次之。

2.技术创新对各区域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影响差异比较

东部、中部、西部省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lnL）和R&D经费内部支出（lnr&d）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根据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东部、西部省份制造业就业人数对R&D经费内部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lnr&d的估计系数为-0.3521和-0.1598，并分别在1%和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东部省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约0.35%，西部省份下降约0.16%;中部省份制造业就业人数对R&D经费内部支出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东部、西部省份制造业就业人数产生了负向的减弱效应，对中部省份未产生显著影响，存在区域结构特征。当前的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水平对东部省份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影响最大。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在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背景下，制造业整体和分区域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已经出现波动和复杂性变化趋势。本文认为这不仅与制造业自身发展有关，还可能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从未如此之深，国际经济形势和环境必然会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再加上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都直接影响了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第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正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不断演进的过程，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还在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吸收大量就业的能力，从而降低了当前的劳动力吸纳能力。第三，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不能对新需求作出及时调整，且在择业时偏好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成熟度较高、保障性较强的行业，导致空岗和失业同时存在，进而降低了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转型升级期，制造业劳动力就业吸纳能力的下降是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传统的依赖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低廉发展壮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已不具有优势，以创新驱动和消费升级为特征的行业，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和医药制造业，可能是劳动力吸纳的潜力部门。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从整体看，现阶段的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是负相关关系，即行业结构调整的速度越快、技術创新的投入越多，制造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越弱。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行业结构调整系数每增加1%，制造业就业增长率下降约10.10%;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约0.22%。

第二，从区域看，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对各区域制造业劳动力吸纳能力影响存在差异。虽然东部、中部、西部省份的行业结构调整不存在明显差异，但东部省份受其影响最大，中部、西部省份次之;技术创新对东部、西部省份制造业就业人数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部省份的影响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为统筹推进就业优先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缓解当下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劳动力吸纳能力下降的阵痛，笔者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实施差别化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基于要素禀赋和相对价格的动态变化，对现有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合理、科学地评估和分类，实施控、扶兼顾的差异化政策，在保证平稳就业基础上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避免出现因调整步伐过快导致就业量的快速下降，做到“稳就业”。发挥财税、信贷等政策的调节效应：一方面，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就业解决税收减免和再就业补贴，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鼓励企业吸纳潜在劳动力;另一方面，根据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情况，实施租金优惠和就业创业补贴，促进形成和释放“两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实现“增就业”。我国区域资源禀赋差异较大，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思想下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充分利用区域资源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合理分工合作。鼓励东南沿海和主要发达地区发挥区位优势、资本和技术的比较优势，打造全国创新高地，培育产业发展能级，吸引领军型人才和中高端技术人才;促进产业在区域间的有序转移，定期发布符合中西部比较优势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指导目录，对承接地区给予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税费优惠政策，降低中低端技术劳动者的转入成本，实现产业和劳动力的双转移。

第二，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制造业转型升级促使劳动力就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技能是客观且必要的。教育是劳动者提高技能，提升适应新形势、新技术能力的最有效途径。培养产业转型升级所需劳动力，要做到“产业升级，职业教育先行”“就业转移，技能培训保障”。一方面，扩大高等职业院校与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密切相关的专业招生规模，鼓励高等职业院校建立以企业需求为中心的“预科班”，推动高等职业院校与行业共建专业课程、实训基地，缩短潜在劳动者在学与用之间的转换时间，采用产学合作模式培养产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放宽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引导培训机构或企业开展应对技术变化的技能培训;鼓励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业内人士定期制定和审查培训内容，保证技能培训的质量;对学员再就业率高的机构或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培训补贴等。

第三，完善重点人群的就业保障工作。产业转型升级促使企业增加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需求。对这类劳动者的保障措施包括：建立和定期发布对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产业、战略新兴等产业发展的统计监测与分析，掌握产业未来的发展动态和岗位需求;建立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就业及转岗再就业的信息平台，发挥平台优势提高劳动者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效率;鼓励行业协会和人社部门联合举办高技能人才服务活动，营造劳动力供需的匹配环境。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升级给中低技能劳动者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对这类劳动者的保障措施包括：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建设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充实平台的服务内容和质量，与地方的职业技能培训形成信息联动，支持包括在线教育、订单式课程等多种培训形式，还可以提供免费的社区式学习服务中心，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务;制定教育培训学费补贴政策，鼓励其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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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ng Yi，Fan Zhi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300222）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ten leads to changes in labor demand，which in turn leads to structural unemployment.To clar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absorption capacit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 whole and sub regions is the key basis for policy to solve this problem.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deman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labor absorption capac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and makes an empirical test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and 30 sub industries from 2012 to 2019.It is found that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the increa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estment both reduce the overall employment growth rate and employment number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and weaken the labor absorption capac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the absorption capacity of manufacturing labor in eastern provinces is the most affected by the speed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followed by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showing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increas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estment reduces the labor absorption capac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central provinces.Therefore，the overall promotion of employment prior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basic policy direc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Key words：industry structure adjust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labor absorption

（责任编辑：于振荣）

收稿日期：2021-10-19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面深化改革的底线思维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研究”（TJZDWT1603-06）

作者简介：丛 屹（1971-），男，山东招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E-mail： cy@tjufe.edu.cn

范志莹（1985-），女，天津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E-mail： fanzhiying01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