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联 王娜 汪三贵

摘 要：本文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对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表明：（1）2003—2019年，我国共同富裕指数由5.660上升到5.970，共同富裕取得显著进展。（2）2013—2018年，我国区域共同富裕进展程度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共同富裕平均指数和年平均增速最高，西部地区最低。（3）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区域共同富裕指数也越高。（4）日益严重的相对贫困、“半城市化”、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过大以及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是我国2035年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面临的四大挑战。本文旨在丰富国内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其研究结论对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共同富裕;絕对贫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城市化;半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2）04-0003-12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进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其中首次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那么，何为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中，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被正式提出。在此基础上，历代党中央领导人一直强调带领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虽然共同富裕不断被提及，但其理论内涵和实践表现如何？我国要实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将面临哪些挑战？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

现有文献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同富裕的内涵、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方面，而探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涉及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和在此基础上的实践表现。

本文主要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界定，评估了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现状，并分析了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所面临的挑战。与已有研究相比，

马克思首次从科学的理论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使共同富裕不再是空想和幻想。但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实践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深化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他在1955年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首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同年10月，他再次强调，“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1]。但是由于当时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认识还不太深入，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严重抑制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导致这一时期国家整体实力虽然有所增强，但人民个体生活水平提高比较缓慢。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调整相统一的角度科学地认识了社会主义本质，并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指向，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1世纪以来，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坚持邓小平共同富裕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3]。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实现共同富裕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并将共享发展作为统领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之一。如今，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2035年的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那么，“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如何体现？这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做深入的探讨。

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学术界曾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刘先春和宋立文[5]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讨论何为共同富裕。艾四林[6]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张宇等[7]重点分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中共同富裕的内涵。卫兴华[8]强调了共同富裕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在一起，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程恩富和刘伟[9]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定义共同富裕，从理论来看，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和发展目标;从实践来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道路。卫兴华[10]则强调，要将走共同富裕道路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区别开来，就我国而言，目前讲共同富裕，主要是指走共同富裕道路，向着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目标实现时间的长短，要看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财富增长的状况。李炳炎和杨善奇[11]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根本原则，共同富裕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其物质条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其实现途径是先富带动后富。邱海平[12]认为，“共同富裕”的一般含义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消除绝对贫困，第二层次是社会各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小，第三层次指彻底消灭贫富差距。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所讲的“共同富裕”是指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的程度。郭瑞萍和申佳芮[13]认为，共同富裕的具体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新中国—新时期—新时代”的时代划分，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也因此而经历了从农民的同步富裕到先富带动后富的差别富裕，再由兼顾公平、统筹发展到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性变迁。DAADF115-0328-4DD2-8748-4E1F2A4A4C93

从已有研究来看，共同富裕的内涵包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两个层面，在这一点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层面，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消灭了人与人的贫富差距，这也是共同富裕的最高目标。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层面，共同富裕的内涵仍需进一步探讨，早期学者的研究主要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为基础，特别是随着实践中我国区域、城乡、行业等方面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共同富裕的内涵主要集中于缩小贫富差距。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则要求共同富裕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缩小，更体现在城乡和区域发展、公共服务等多个层面的均衡。

因此，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及学者们的研究，笔者认为，共同富裕的内涵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消除绝对贫困，实现所有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第二个层次是特指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逐步缩小区域的发展差距、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差距。第三个层次是指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设想的没有贫富差距，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基于此，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在于：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细分共同富裕的三个层次。将消除绝对贫困作为共同富裕的第一层次，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共同富裕的第二层次，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共同富裕的第三层次。其次，从农村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衡和公共服务差距四个方面评估我国当前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再次，分析当前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区域性差异。最后，分析我国2035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面临的四大挑战。，即日益严重的农村和城市相对贫困问题、半城市化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以及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评估研究设计

用共同富裕指数（CP）来衡量。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文对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评估集中于其内涵的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为了测算我国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本文参考李亚玲和汪戎[14]与黄涛等[15]的研究，选取衡量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单个指标进行测算，然后将所有单个指标合成共同富裕指数以评估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状况。具体分析时，本文分别进行全国和区域层面的评估。本文选取农村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衡和公共服务差距作为衡量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四个重要维度，并分别赋权0.250。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衡量指标及权重，如表1所示。

参考李亚玲和汪戎[14]与黄涛等[15]的研究方法，本文对行业收入差距和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等进行基尼系数的测算，以考察我国在这几个方面的不平衡状况。基于上文的分析，共同富裕指数计算过程如下：第一，根据统计数据初步计算单个指标的值。第二，指标正向化。如表1所示，负向指标越小越好，如区域人均GDP差距;正向指标越大越好，如人均教育年限;适度指标越接近某一固定值越好，如农村贫困发生率。为便于合成综合指数进行比较，本文将所有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对负向指标求倒数将其转化为正向指标，适度指标正向化公式如下：

xi=1/（1+x-A）（1）

其中，x是指标原始数据，xi是正向化后的指标数据，A是x的理论最优值，i=1，2，…，7，分别对应表1中农村贫困发生率、区域人均GDP差距、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异、人均爱教育年限和医疗服务差异等7个指标。所有的单个指标正向化后，用归一化方法对其标准化，即对正项序列x1，x2，…，xn进行变换，公式如下：

yi=xi/∑7i=1xi（2）

则新系列y1，y2，…，y7∈0，1且无量纲，并且显然有∑7i=1yi=1。最后将每个标准化的单个指标乘以相应的权重，得到共同富裕指数（CP），公式如下：

CP=∑WiYi×100（3）

其中，Wi是第i个共同富裕单个指标的权重，Yi是第i个共同富裕单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2013—2018年中国30个省份（北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由于部分数据缺失，计算中予以剔除）数据构建模型。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指数。由式（3）计算而来。

解释变量：城市化率=城市常住人口/总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控制变量：（1）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习近平同志指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预期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增加会提高共同富裕指数。][习近平同志指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预期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增加会提高共同富裕指数。]=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城乡教育比[教育是富裕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共同富裕的核心是教育公平，城乡教育差距缩小有利于取得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教育是富裕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共同富裕的核心是教育公平，城乡教育差距缩小有利于取得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城市平均教育水平/农村平均教育水平。其中，平均教育水平=（未上学人数×1+小学人数×6+初中人数×9+高中人数×12+大专及以上人数×16）/抽样人数，数据来源于2014—2019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各地区城市（农村）受教育程度人口數。（3）总抚养比=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总抚养比反映了人口结构和劳动者面临的抚养压力，预期总抚养比较低时能够提升共同富裕指数，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4）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TL=∑ni=1（TiT）ln（TiLi/TL），T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n=3，表示三个产业部门）。计算方法参考干春晖等[16]。产业结构合理化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高，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周国富和陈菡彬[17]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且是非线性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DAADF115-0328-4DD2-8748-4E1F2A4A4C93

三、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评估

如何衡量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本文先先计算各指标分析共同富裕在某一方面的进展，然后用单一指标合成综合指数，综合评估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

（一）共同富裕衡量指标分析

根据共同富裕指数的计算公式，本文分别计算了农村贫困发生率、区域人均GDP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城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区域医疗服务差距等7个共同富裕指标，单个指标计算值，如表3所示。

在农村贫困方面，如表3所示，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2000年的0.498下降到2019年的0.006。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和12.800万个贫困村全部摘帽，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世界银行发布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900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末到2015 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00百分点，年均下降2.600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00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00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农村贫困发生率也大大低于全球。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脱贫方略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世界银行2018 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综上，2000—2019年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不断变小，说明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共同富裕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在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如表3所示，2000—2019年我国区域人均GDP差距由2002年的0.220下降到2019年的0.156，这说明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增长更加平衡。1978年至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以效率为重心的发展阶段（1979—1991年），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发展阶段（1991—1999年），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发展阶段（2000年以来）。2000年以来，我国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发展都先后得到了中央政策的支持。由此可见，2000—2019年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也在逐渐缩小。因此，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我国共同富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收入不平衡方面，首先，从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指标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分组数据，本文计算了2000—2019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如表3所示，2000—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0.356上升到2019年的0.376，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0.253上升到2019年的0.337。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在于，私人部门收入迅速增加、自有住房估算租金的增加（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以及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和个人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差异，分配要素的多元化及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可见，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我国共同富裕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其次，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来看，如表3所示，2000—2019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 973.600元上升到2019年的26 338.130元，整体呈上升趋势。虽然我国2000年以来出台并实施了很多惠农政策，如“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17年聚焦“三农”问题，农业和农村发展也得到诸多政策优惠，但农村发展相对于城市而言仍有较大差距。一方面，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没有彻底破除，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农民财产性收入（如宅基地、农村征地价格等）增长缓慢，从而导致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在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我国共同富裕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最后，从行业收入指标来看，如表3所示，2003—2019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由2003年的0.167上升到2019年的0.178，这说明我国行业平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由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造成的，更多的是由行业的行政垄断造成的;另一方面，我国农林牧渔行业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过于缓慢。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我国行业平均收入差距扩大，可见，在此方面，我国共同富裕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公共服务差异方面，首先，从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来看，如表3所示，2000—2019年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由2002年的7.734上升到2019年的9.334。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教育方面财政投入不断增加，2005—2019年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由8 418.839亿元增加到50 178.117亿元，人均教育经费支出由2005年的643.859元提高到2019年的3 558.530元。总体而言，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整体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我国教育投入稳定，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我国共同富裕在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次，从区域医疗服务差距指标来看，如表3所示，2000—2019年我国区域医疗服务差距由2008年的0.099下降到2018年的0.034，说明我国区域之间的区域医疗服务更加平衡。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区域医疗方面财政投入差距不断减小。2007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均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分别为176.790元、113.240元、149.140元和153.380元，2019年这一指标分别增加到1 235.402元、1 056.550元、1 265.090元和889.990元，我国区域间人均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基尼系数由0.082下降到0.060。可见，在区域医疗服务差距方面，我国共同富裕取得了显著进展。

（二）共同富裕指数分析DAADF115-0328-4DD2-8748-4E1F2A4A4C93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共同富裕指数的计算公式（3），笔者计算了两种共同富裕指数，如表4所示。[两种共同富裕指数的单个指标计算权重做了相应调整，总体保持表1中四大指标各占0.250的权重。]第一种是2003—2019年我国共同富裕指数，本文使用6个共同富裕单个指标（由于年份数据不可得的原因，计算中没有包含医疗服务差距指标）。由表4可知，2003—2019年我国共同富裕指数由2003年的5.660上升到2019年的5.970，说明2003—2019年我国共同富裕取得显著进展。第二种是2008—2018年我国共同富裕指数，本文使用全部7个共同富裕单个指标（医疗服务差距指标从2008年开始计入）。由表4可知，2008—2018年我国共同富裕指数由2008年的8.080上升到2018年的9.320，这说明2008—2018我国共同富裕取得了进展。无论从哪一种计算方法来看，我國共同富裕均都取得了进展。

四、我国区域共同富裕进展的评估与检验

上文分析了我国共同富裕指数总体变化，为了更好地分析我国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下文将从区域和省份角度进行分析。[由于数据可得原因，省级共同富裕单个指标包括各省农村贫困人数（贫困指标，权重0.25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标，权重0.250）、城乡收入差距（收入不平衡指标，权重0.250）、城乡医疗服务差距（公共服务差异指标，权重0.125）和人均受教育年限（公共服务差异指标，权重0.125），总体保持和表1计算方法基本一致。区域共同富裕指数计算由区域内省份算数平均值计算而得。]

（一）我国区域共同富裕进展

2013—2018年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值和排名情况，如表5所示。[由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从2013年开始农村贫困人口数一直为0，在进行计算时2013—2018共同富裕指标波动会很大（其他省份农村贫困人口数会有变化，而北京、上海和天津一直没有变化），故在分省份计算时予以剔除。

]由表5可知，大部分省份共同富裕指标排名较稳定，如重庆、安徽和浙江等，有些省份排名变化较大，如内蒙古和西藏等。

笔者还对不同区域的共同富裕指数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2013—2018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共同富裕平均指数分别为3.410、2.070、2.050和2.170，可见，东部地区共同富裕进展程度最高，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最低。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各省份整体经济更发达，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偏高，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和地域原因，共同富裕平均指数较低。2013—2018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3.520%、9.060%、7.390%和9.790%，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最低。这说明，整体上我国区域之间共同富裕进展速度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2013—2018年我国区域共同富裕进展程度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共同富裕平均指数和年平均增速最高，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平均指数和年平均增速最低。这说明我国要实现共同富裕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关键的短板在西部地区。

（二）我国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实证检验

根据2013—2018年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和城市化率的数据可知，二者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如表5所示，东部地区城市化率较高，共同富裕指数也较高。陆铭和陈钊[17]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城市化推进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斌开和林毅夫[18]认为，城市化水平越低，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其进入城市工作并获得较高的工资，获得更好的医疗、教育资源。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城乡间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也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建成“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智助农”“城乡互促共进”格局。黄祖辉[19]认为，乡村的现代化和振兴要以城市化的充分发展为前提。陆铭和陈钊[20]认为，城市内部的 “二元社会”矛盾是影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非城市化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常住人口增加，集聚效应增加，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城市中心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城市化率越高，地区共同富裕指数越高。

为了验证该研究假设，本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lnCPit=β0+β1lnUrbanit+γXit+δi+εit（4）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lnCPitQUOTE表示地区共同富裕指数的自然对数;lnUrbanit表示省份城市化率的自然对数;Xit代表控制变量，本文选取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城乡教育比、总抚养比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均取自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δi表示地区虚拟变量;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知，城市化率的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地区共同富裕指数越高，假设1得以验证。

本文采取变换模型和不取对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表8列（1）和列（2）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列（3）—列（5）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不取自然对数。如表8所示，城市化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地区共同富裕指数越高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本文选择其他省份平均城市化率的自然对数与省河流长度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城市化率的变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来源于农村人口转变成流向城市人口或者流向城市;另一方面，来源于城市人口的流入与流出。一个地区城市化率的变动与其他地区城市化率的变动密切相关。其他地区农村流向城市或者农村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会影响本地区的农村人口流动;此外，本地区城市人口的流入与流出与其他省份的城市人口的流入与流出是相关的，一个地区的净流出意味着另外一地的净流入。河流长度作为地区的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口的流动，且严格满足外生性条件。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本文使用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与不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变量相乘作为工具变量的方法（如李力行等[21]采用坡度低于15°的土地比例和市委书记任期作为土地资源错配程度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法的结果，如表9列（1）所示，城市化率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为正。工具变量的不可识别检验Kleibergen-Paaprk LM值为58.07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的Cragg-Donald Wald F值为91.617，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工具变量法检验表明，城市化率越高，地区共同富裕指数越高的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由于东北地区样本量小，因而在此部分研究中不做单独异质性分析，而按传统方法，将辽宁并入东部地区，将吉林和黑龙江并入中部地区）以考察其异质性，结果如表9列（2）—列（4）所示，城市化率的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DAADF115-0328-4DD2-8748-4E1F2A4A4C93

五、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面临的挑战

（一）现行贫困标准的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的缓解亟待解决

2020年底，我国现行贫困标准的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缺不容忽视。胡联等[22]研究指出，按照0.400相对贫困线标准，2002—2018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了581.140万人，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上升了4.8%。按照0.500相对贫困线标准，2002—2018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1 158.660万人，但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上升了4.1%。按照0.600相对贫困线标准，2002—2018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3 063.970万人，但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上升了3.2%。按照弱相对贫困的标准，胡联等[23]的研究显示，2002—2018年處于农村贫困上限和下限之间的人口数由0增加到10 334.810万人，处于城镇贫困上限和下限之间的人口数由5 239.930万人增加到19 326.610万人。由此可知，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旧十分严峻，相对贫困问题将制约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远景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将是我国2035年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一大挑战。

（二）城市化的质与量都有待提高

如前文所述，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区域共同富裕指数也越高。正如陆铭和陈钊[24]指出的，城市化发展有利于劳动者分享经济集聚发展的红利。城市中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主要动力，城市化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教育回报的长远之道。笔者认为，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利于共同富裕指数的提高，但当前我国城市化的质与量均有待提高。首先，2019年末，我国城市化率为60.6%，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普遍在80%—90%，我国城市化率在量的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其次，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45亿人。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受到户籍制度及附着在其上的福利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制约，城市流动人口依然无法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呈现出一种“半城市化”状态，可见，我国城市化率在质的方面尚存很大的提升空间。2020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 102.550万人，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9%，2005—2010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人。“半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平等公共服务以及数量众多的留守儿童问题，均与我国现行的城市化特点紧密相关，也将制约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城市化的质量将是我国2035年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一大挑战。

（三）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问题仍旧严重

如前文所述，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分组数据计算2000—2019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市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结果显示，两种基尼系数整体都呈上升趋势。由于收入分组数据中高收入群体收入难以准确，存在基尼系数被低估的可能。笔者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计算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结果显示为 0.602。Li等[25]利用不同来源的高收入人群数据，结合了高收入人群的样本收入与家庭调查（HS），计算基于HS数据的2016年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为0.464，但在包括了最高收入人群的样本后，这一数字提升到了0.646。

国际上普遍认为，0.400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400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笔者以及很多其他学者研究都认为，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出国际警戒线。不少研究指出，从长期来看，收入不平等加剧会缩短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时间，且会损害教育投资和个人社会资本积累[26]。到2035年，如果我国收入差距水平没有较大改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亦难以实现。因此，我国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将是我国2035年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一大挑战。

（四）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近年来，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工资差距看，1978年人均工资最高的电力煤气业与人均工资最低的社会服务业的工资差距仅为458元，此后，我国最高行业人均工资水平与最低行业人均工资水平的差距逐步扩大，截至2019年，人均工资水平最高的信息计算机软件业行业人均工资水平比人均工资水平最低的农林牧渔业行业人均工资水平多出122 012元，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从不同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来看，自2005年开始，我国平均工资水平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相对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2015年该数值为3.590，但这一数值仍比2000年以前高出很多，且近期还有反弹的趋势。总体上看，我国行业间的工资收入水平差距仍在不断拉大，近年来呈继续扩大的趋势。我国行业收入的巨大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推进，因此，如何缩小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将是我国2035年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一大挑战。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共同富裕的内涵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消除绝对贫困，第二个层次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缩小区域的发展差距、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差距。第三个层次是指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设想的没有贫富差距，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第二，我国在农村绝对贫困减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缩小、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区域医疗服务差距缩小等方面均取得了进展，但行业平均工资差距和农村内部和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总体来看，2003—2019年我国共同富裕指数由2003年的5.660上升到2019年的5.970，共同富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第三，2013—2018年我国区域共同富裕进展程度有差异，东部地区共同富裕平均指数和年平均增速最高，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平均指数和年平均增速最低，这说明，我国要实现共同富裕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短板在西部地区。第四，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区域共同富裕指数也越高。一个省份的城市化率每上升1%，共同富裕指数上升 0.794。第五，一个省份市场指数越高，越有利于降低行业平均工资收入差距。第六，日益严重的农村和城市相对贫困、“半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平等公共服务和数量众多的留守儿童、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过大、行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等问题是我国2035年实现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目标面临的四大挑战。DAADF115-0328-4DD2-8748-4E1F2A4A4C93

笔者认为，推进城市化率有利于我国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促进我国市场化进程有利于我国缩小行业平均工资收入差距，进而促进我国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推进市场化进程和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然，实现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仅靠市场机制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在应对相对贫困、留守儿童以及教育、医疗等方面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其一，我国需要积极应对日益严重的农村及城市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共同富裕指的不是一部分人富，而是要让大部分人买得起、结得起、生得起。我国应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措施，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如加大对农产品生产和价格的扶持，对农产品的种植方法进行专业培训，引进技术，解决低收入群体无收入来源的问题。同时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服务设施的投入也务必落到实处，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对于城市低收入群体，要优先解决就业问题，在就业政策上提高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完善法律法规，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合法权益，加大施保力度，提高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抵消因城市食品类基本消费品价格上涨对家庭收入造成的实质性影响。

其二，要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城乡互补发展。在振兴乡村经济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城市这个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着力点。我国需要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通过已有资源整合促进城镇化发展，促使各类要素下沉到基层，改变资源集中在城市的情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坚持贯彻“以城带乡”的战略，大力推动城市和乡村互帮互助、同频共振，形成城鄉携手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平衡分配城乡教育资源，推动现代化农业，促进农业科技发展。

其三，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化的质与量。在科学的规划下，夯实各类城市的产业基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城市的就业容量，积极完善城镇的基础设施。当前我国应大力消除“半城市化”问题，在政策上支持流动人口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及早解决人数众多的留守儿童问题。完善外出务工子女就地入学政策，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接受学前教育，让留守儿童能够进城享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其四，加大力度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扩大劳动收入的比重，避免收入两极化局面继续恶化。在再次分配领域，重点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对于高消费和负外部性的消费，应征收更加严格的消费税，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从各个方面帮助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

其五，重视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乡村振兴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而且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把促进农民增收、提升农业供给质量、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作为重点来抓，有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效实现对低收入行业的政策支持和对高收入行业的税收调节。对于垄断性行业，应加大监督和监管力度，控制垄断企业的定价和生产，防止垄断利润转化为企业内部的分配。应进一步推进我国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消除行业性垄断，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六，注重东部、西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我国应在保证东部地区稳定发展的同时，注重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应保证东部和西部地区教育生态资源的公平均衡合理，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解决我国区域共同富裕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全面振兴西部高科技企业，应协调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加强与西部地区的科技合作，鼓励、支持东部企业将部分产业转至西部。，例如上海张江与甘肃兰白合作，为甘肃引进上海科技企业，吸引高层次人才1800多人。

其七，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是根本立足点，城市是重要着力点，城乡共同发展则是战略着眼点。在经济发展中，不仅要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也要缩小发展情况不同的城市间的差距，更要城乡携手前进，以城市回馈乡村资源，以乡村缓解城市压力，以此来确保共同富裕这个宏伟蓝图的实现。鼓励科技、教育、卫生等各方面人才下乡进村，为“三农”服务。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美丽村庄”。推进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可以采取农家乐，自己采草莓（水果）等形式吸引城市人前往乡村“短途旅游”，放松自我，欣赏乡村的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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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雅雯）

收稿日期：2021-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研究”（20&ZD140）

作者简介：胡 联（1978-），男，湖南怀化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城乡发展研究。E-mail：achulian@163.com

王 娜（1984-），女，辽宁盘锦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woshiwangna77@126.com

汪三贵（1962-），男，湖南临澧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贫困问题研究。E-mail：sgwang80@163.com]DAADF115-0328-4DD2-8748-4E1F2A4A4C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