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勋 卢丹宁 徐玲

摘 要：当前，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速演进，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前三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策源和底层逻辑有明显区别。本文在系统回顾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特点和演变发展趋势，深入探讨了和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影响，提出了以扩大内需为产业链升级的战略基点，以高水平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产业链升级，以国内外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布局全球产业链，加快实施产业链补短板、锻造长板工程，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等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战略着力点及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产业链升级;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现代产业体系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2）04-0036-11

“十四五”规划把“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明确提出加快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目标任务。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不仅取决于自身条件和发展战略的实施，还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影响。当前，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在加速演进，迫使中国加快推进产业链升级步伐，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有效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挑战和风险，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契机，推动中国产业链升级步伐，本文在系统回顾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了历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底层逻辑和演变发展趋势，为中国产业链升级提供历史借鉴和学理支撑，从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一、文献回顾

本文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概念界定、表现形式及现实意蕴三个方面展开文献回顾。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概念界定

产业链的思想起源于17世纪中后期以斯密（Adam Smith）[1]为代表的英国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有关分工的论述。在早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产业链产生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Alfred Marshall）[2]把分工由原来的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并着重强调了企业间分工的重要性，这应该是现代产业链理论的真正来源。虽然产业链的思想源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但西方学者并没有将产业链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层次进行系统研究[3]，研究的重心仅限于产业链的具体表现形式上[4-5]。产业链研究真正引起关注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中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产业链的内涵、类型和效率、形成和运行机制、整合和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分析不同定义异同的基础上，综合芮明杰和刘明宇[6]与赵红岩[7]等给出的定义，“产业链”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同一产业内部或者不同产业之间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商品或服务创造为对象，以其经历的投入产出的各个环节为纽带，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按照一定的产业组织和空间联系，链接而成的以價值增值为导向的上下关联、动态的经济组织系统。具体可以从三个层面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解：一是从价值层面，全球产业链是跨国公司在其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上进行价值创造的过程。价值增值是产业链布局的核心目标。二是从组织层面，全球产业链由各环节上参与的跨国企业及国际机构组成，其中，跨国公司是全球产业链的主体，跨国公司之间的链接状态决定了全球产业链的具体组织形态。三是从地理空间层面，全球产业链是各环节依据不同的区位条件优势而组成的地理空间分布形态，全球产业链的空间布局由各个节点的地理位置分布决定。产业链是价值链的物质基础，价值链是产业链的价值表现形式。对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追求推动了产业链的变迁和重构，同时一旦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演变符合一定的内在逻辑规律。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变革不断推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深入精细，不断提高了产品的标准化、复杂化和模块化程度。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逐渐表现出可全球可分解的特征，传统的垂直一体化分工被打破，全球产业链呈现出“片段化”的特点[8]，各个国家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和结构重组，这一全球产业链重构现象以及带来的区域产业转移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Faust[9]以德国纺织业为经验分析案例，阐述了全球化对产业链跨区域重组的影响。谭力文和马海燕[10]从企业外包业务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价值链重构的现象。吕飞和许大明[11]则从产业链重构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了跨国公司优化生产组织模式的渠道。结合刘贵富和赵英才[12]与王宏强[13]的阐述，全球产业链重构可以理解为产业链上的跨国公司为适应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调整其全球产业链战略布局，从而获得新竞争优势的过程。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表现形式

从产业链的概念出发进行解析，全球产业链重构主要可以分为价值重构、组织重构和空间重构三个方面，其中，价值重构是基础。

全球产业链的价值重构是跨国公司从实现价值增值的目标出发，重新对全球生产环节进行调整与定位的一个过程。波特[14]认为，通过将跨国公司的生产活动分解为相互关联的价值活动，并将其与该公司的竞争对手逐一对比差异时，不难发现企业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价值重构能够从根源上改变该公司的成本结构，提高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如图1所示，从价值增值的视角从发，全球产业链呈现出类似于微笑曲线的U型分布。在全球产业链上，研发设计、销售及服务等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而具有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位于微笑曲线的底端。据统计，在苹果手机制造的全球产业链中，美国所获得的利润高于全部利润的60%，而中国所获得的利润却低于1.8%。这主要是因为元件生产和产品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均由美国承担，而中国只负责产品的组装环节。文嫮和曾刚[15]也指出，在信息产业领域，产品的前期研发、生产和营销三大环节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分别占20%、30%和50%的价值比重。为适应全球愈来愈烈的市场竞争，跨国公司为重新确立自身竞争优势，将依据资源要素差异分离薄弱环节，突出发展优势环节，从而重构自己的核心价值生产活动。9AC32502-3080-492F-A9F3-A7204F455C9C

全球产业链的组织重构反映了产业链组织形态的变迁过程。依据上述的价值重构战略方向，跨国公司将依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要素优势，精准定位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从而只专注于参与某一环节或几个环节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同时将其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外包出去，达到分解和重组企业内部原有的生产组织活动的目的。那些参与承接划分出来外包环节的其他跨国公司将被纳入同一条产业链中，从而形成由一个或多个核心跨国公司为重要参与者的全球性产业链结构。全球产业链组织重构的效益在于：一方面，发挥各个跨国公司的比较优势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全球产业链关键环节参与者强化了其对整个链条的控制能力。处于全球产业链首尾两端的跨国公司拥有很强的研发实力、协调能力、融资能力、品牌开发能力以及人才吸引能力，它们在全球产业链的治理中扮演著协调者、管理者和融资者等多重角色，对全球产业链上其他参与者形成集约压力，产生了所谓的“瀑布效应”[16]。

全球产业链的空间重构从地理空间视角体现了产业链的结构演变过程。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产业跨国和跨区域转移的成本，使产业链布局突破了地理空间的约束，同时也推动了资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优化配置。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都有可能推动全球产业链的空间重构，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17]。跨国公司以技术合作、产品交易和责任分担等产业联系为纽带，将各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链条的“片段化”。

（三）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现实意蕴

全球产业链重构是跨国公司为获取竞争优势而形成的产业布局，它不仅可以提高跨国公司的生产效率，还进一步优化了全球产业资源的配置以及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机遇，通过增加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的便利，使企业和一国经济集中发展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并在此环节获得竞争力。虽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技术和资本要素的限制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环节，短期难以改变其在全球产业链上的被控制与依附关系，但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在客观上也增强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有利于其产业链的现代化升级。此外，跨国公司往往将附加值高的创造性生产环节布局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将附加值低的低端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种行为促进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18]。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通过外包和吸引FDI等形式，利用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有利于推动本国内部专业化制造业集群发展，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制造能力，完善自身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协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机制，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存在严重的要素禀赋失衡问题，几种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富裕，而资本和技术极为短缺[19]。中国加入WTO之后，广泛地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之中，发挥比较优势，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资本，增加了短缺要素的供给，弥补了中国的要素禀赋失衡以及制造体系不完善的缺陷，极大地带动了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由于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和加工环节，这些企业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就业的增加。跨国公司和出口企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企业吸纳劳动力和增加收入的主要参与者，企业出口得到的外汇能够用于进口本国短缺的能源、原材料和高技术产品，缓解了短缺要素对发展的制约，持续提升中国产业装备水平，支撑起国内产业链的发展[20]。现今，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加快，对中国产业链乃至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在持续加深[21]。虽然中国已经具备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和市场规模优势，但仍然存在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在全球分工参与中处于中低端地位的问题[22]。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风险与机会并存，中国产业链发展仍面临巨大压力[23]。正确把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特征，认清中国产业链的现有优势和不足将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完善本国的产业链体系，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加快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升级。

二、历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回顾与总结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全球产业链已经发生了四次重构：第一次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时期，伴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崛起，全球产业重心转移至北美地区。第二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制造业纷纷崛起，全球产业重心开始向亚太周边国家扩散。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产业重心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转移，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产业转移速度便进一步加快。第四次发生在2018年以后，以大国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一）以美国制造业崛起为代表的第一次全球产业链重构

20世纪初，美国以技术创新、大量涌入的国际资本、安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内需市场等因素，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理想高地，美国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崛起打破了原本以英国为中心的产业链分工格局，促成了第一次全球产业链重构。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着手推动向西部地区开发，以铁路为主的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形成了以铁路推动的“新经济”，“世界工厂”由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美国工业产值于1894年跃至世界第一，制造业的总产值相当于英国的两倍[24]。1913年，美国制造业工业品总产值相当于英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的总产值之和，约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此后，美国制造业水平长期保持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与此同时，美国抓住了技术革命的契机，努力提升和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促使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美国制造业的崛起打破了原来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格局，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真正意义上的垂直型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形成。9AC32502-3080-492F-A9F3-A7204F455C9C

（二）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制造业兴起引发的第二次全球产业链重构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日本紧跟美国的脚步，抓住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凭借其卓越的人力资本优势和美国的全方位支持，飞速地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的又一个高地。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1965—198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3%，1980—1991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2%，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这两个时间段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和 2.9%。1992年，日本GDP达到36 709.8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2.0%。2007年，日本GDP以52 900.0亿美元，超过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位居世界第二。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创造了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和制造业飞速崛起的奇迹，成為第二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中心国家。

与此同时，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以出口导向模式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吸引外资和技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优势，在短期内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迈进的发展奇迹。第二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制造业崛起为特征。

（三）全球产业重心转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第三次全球产业链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逐步解除，一大批中国企业抓住时机迅速扩张，逐渐成长为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充分吸引和利用外资。中国加入WTO以来，世界对中国经济的贸易依存度持续快速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努力尝试通过产业改造提升，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产业链等方式突破传统国际产业分工对发展空间的束缚，使得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开始向亚洲倾斜，促成了全球产业链的第三次大范围重构[25]。中国入世二十多年来，制造业产业链已深深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之中，但总体来讲，中国制造业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四）大国竞争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

中国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正逢世界发生大变局。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国对中国采取制裁、脱钩、遏制等一系列打压手段，试图推进全球产业链重构“去中国化”。除此之外，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蔓延和失控对全球生产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为了使产业链能够完整运转，产品不再完全依赖跨境生产，开始呼吁“产业回流”，以期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受大国竞争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未来走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上呈现出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三、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特点和演变发展趋势

（一）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策源和底层逻辑与以往不同，有新特点和新趋势

如图2所示，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多种演化特征。从根本上看，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蓬勃兴起，是推动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底层逻辑[26]。此外，受大国竞争态势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影响，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将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稳定、更易受到国家政治力量推动，具有大国竞争的政治化、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加速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和反“雁型模式”等新特点，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虽然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成本、效率和技术逻辑依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特别是大国竞争加剧的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态势将加速，重构的底层逻辑将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稳定、更加注重维护或争取大国优势地位、更加受到大国内部政治力量的推动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将出现政治化、本地化、就近化、多元化、分散化等有限全球化趋势。

（二）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美国强行切断产业链的负面竞争形势严峻

全球产业链布局是社会分工全球化的结果，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对效率的追求。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和布局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和生产活动的空间结构，影响着全球经济格局和经济秩序，影响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大国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着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哪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具有领先地位和主导作用，哪个国家就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具有话语权、主导权和影响力。

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明显带有大国竞争的政治特点。一些发达国家从大国竞争的政治利益出发，无视全球产业链分工给各国带来的互利共赢的基本事实强行切断产业链[27]。在常规产业领域，不顾比较优势，强制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在高端产业领域，利用技术优势试图推进“去中国化”的产业链重构，使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布局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这些明显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重构逻辑，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效率让位于大国竞争的政治利益，少数大国试图通过切断、打压、遏制别国发展的负面竞争手段，维持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进而维持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三）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对传统“中心—外围”全球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产生深刻影响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外围国家，经济发展迅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极不相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缺乏代表性，不包容性和不对称性的缺陷明显。随着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公共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以及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和作用的有效发挥，传统“中心—外围”世界经济秩序将发生结构性裂变，中国正在由“外围”走向“中心”，未来形成“双中心”“多中心”“多元化”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将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趋势和方向。

（四）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态势已然形成，重点领域之一就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竞争9AC32502-3080-492F-A9F3-A7204F455C9C

从特朗普到拜登的美国政府，为了保持竞争优势，采取了促使或吸引制造业回流，限制中国投资、开展贸易战、科技“脱钩”、断供、断链和制裁打压等负面竞争手段，不惜代价和成本，企图在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去中国化”，遏制和延缓中国产业链升级步伐，进而阻止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经济格局和经济治理体系中心的国家[28]。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中美战略竞争难以逆转，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趋势[29]。这不仅是国际产业链重构中的科技和经济竞争，更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事关“中国梦”强起来战略目标的实现。对此，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盲目自信乐观，也不能害怕、退缩、投降，要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和竞争的态势进行超前预判和分析，超前谋划和应对，要有一套系统完备的防范、强链、补链和替代措施，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五）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产业链重构不可避免地将深刻影响中国，迫使中国产业链加快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中国产业链升级，不仅对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深刻影响，也将对传统的全球经济秩序、 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产生深刻影响，进而不可避免地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产生深刻影响[30]。在应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竞争中，如果中国产业链能够达到快速、优质、高层次的现代化升级，从而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竞争中占居领先地位，能够充分发挥产业链引领和主导的作用，无疑将极大地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主导权和影响力。因此，无论是从大国竞争的严峻现实出发，还是从国内发展的客观需求出发，在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必须加快中国产业链升级步伐，才能在大国竞争中占得先机，赢得主动。

（六）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调整和重构，更是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构

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构，既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客观结果[31]。规则重构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如何反映产业链重构中的利益诉求和地位变化诉求。二是如何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和新领域的新诉求。例如，服务业的现代化发展推动其向一个新的领域拓展;数字技术广泛运用将大数据跨境输出和交易规则、电子商务的跨境交易规则和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上议事日程;各种国内规则、环境、卫生、技术、劳工标准、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竞争政策乃至监管方式和执法规范等内容宽泛的议题正在取代传统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成为规则博弈的重点。规则之争背后是利益之争，谁能取得利大于弊的收获则有赖于该国软硬实力和策略的综合较量。

四、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之中，并培育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产业集群。当今世界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大国竞争已全面展开，各种因素不可避免地将对中国产业链发展和产业链安全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倒逼中国产业链按照自主可控的原则加快升级

贸易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产业链自主可控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纷纷开始呼吁产业回归以推动产业链本土化、就近化布局来维护本国产业链的稳定发展。全球产业链本土化、多元化发展对中国产业链发展既有警醒作用，也有倒逼作用，倒逼中国加快实施自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产业链按照自主可控的原则加快转型升级。从短期来看，中国的一些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将面临断供的窘境，中国部分产业链也将面临“断裂”的风险;从长期来看，中国企业将深刻认识到，依托自主创新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升级以保障产业链自主安全可控的重要性。中国国内对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的迫切需求，将推动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促进新产品的迭代升级。国内产业链上下游的互相协作也为中国高科技产品提供了持续改进、完善的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将积极投入到自主创新之中，不断强化工业“四基”能力，进一步推动中国产业基础高端化发展。中国立足于本国的科技创新驱动战略，将使得国内产业链在未来的发展中逐渐摆脱“内生”的技术依赖陷阱，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升级[32]。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中国产业链升级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

虽然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产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但是产业基础和产业技术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全球化分工中长期处于中低端的“打工仔”地位。中国产业链在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上仍然高度依附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在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和高端传感器等几十项关键技术、关键元器件和关键原材料，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近年来，美国出于大国竞争的战略需要，为遏制中国发展，发起了贸易战、滥用制裁手段，试图通过科技脱钩和“断供”“卡脖子”，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推动其在关键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从 “断供”中兴到 “围堵”华为，再到以国家安全为名制裁六百多家中资企业，美国对中国产业链升级的遏制和打压将越来越严重。

全球产业链重构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原来的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互补关系将逐渐发展为竞争与合作关系。当前，摆在中国产业链升级面前最大的阻碍是：发达经济体通过再工业化战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压制。全球产業链分工体系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其“经济效益”，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战略被其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利益”。全球产业链不只局限于国际分工体系，更是大国之间进行权力博弈的竞赛场。发达经济体重启再工业化战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利用高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占领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霸主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权力。这一系列再工业化战略将给新兴经济体自身的科技创新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使其产业链的升级陷入困境。

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中美之间大国竞争的加深，美国从维护现实利益出发，将更加积极地联合其盟友打压和遏制中国产业链升级。中国产业链升级将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发达经济体在中高端技术制造业领域拥有很强的控制力，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试图不断强化其控制地位，而随着中国产业链升级与发达经济体的高端产业链环节的不断重合，中国产业链要想获得更高端的分工地位将面临很大的阻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和自主可控度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产业链升级将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在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如果中国能够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成功实现转型升级，那么中国与发达国家产业链发展间的差距将会缩小。如果第四次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仍然由发达国家主导，中国产业链转型升级步伐就会被打乱，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分工地位将可能重新进入“中低端锁定”状态，就难以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进而影响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9AC32502-3080-492F-A9F3-A7204F455C9C

（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碎片化将有利于中国产业链打破“中低端锁定”

在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巩固和赋能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也受到极大挑战，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需求也越加迫切，各国纷纷采取行动重塑于己有利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向碎片化发展。对中国而言，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受益者，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利用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构，将是提升中国全球治理体系主导权的新机遇，有望带动中国产业链实现高端化升级从而打破“中低端锁定”。

经济全球化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所提供的保障作用。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首批生效的国家包括东盟6国以及中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非东盟4国。这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落地。RCEP正式生效将引发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构，引领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变迁，为中国产业链升级带来新机遇。过去，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通过不同类型的治理模式实现了对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控制，是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当前，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本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国际形势变化不适应和不对称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无论是一些国家有意重塑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经贸规则，还是一些国家努力进一步推动国际分工合作，双边和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已成为必然选择和趋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普惠共赢的方向改革完善。

五、加快中国产业链升级的主要战略着力点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产业链升级既是严峻挑战，也是难得机遇。如何抓住机遇，有效应对当前第四次产业链重构和大国竞争带来的挑战，加快中国产业链升级步伐，不仅事关中国产业链安全稳定和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也事关世界产业链安全稳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加快中国产业链升级的主要战略着力点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以扩大内需为产业链升级的战略支点

在新发展阶段，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中国现代化产业链的支撑，中国产业链升级急需双向推动和高效顺畅衔接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国内经济循环是中国产业链实现内外双轮驱动的基础和保障。生产要素流向决定了产业链的转移和布局，中国14亿的人口这一全球超大规模市场，是吸引全球生产要素集聚的最大优势。要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扩大内需为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战略基点，以强大的需求牵引为主要抓手，积极参与和引领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取代原有低成本要素市场成为新的比较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到充分发挥，更好地吸引全球商品和资源要素，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扩大内需是产业链升级的战略基点。中国应该注重需求侧管理，发挥消费对产业链升级的基础作用，发挥巨大内需消费市场对产业链升级的带动作用，以市场链和价值链为牵引，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断点和堵点，补齐短板，贯通产业链各环节。

优化供给结构，增强产业链应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发挥投资对产业链升级的引导和促进作用[32]。扩大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卡脖子”环节和关键领域的有效投资，充分发挥投资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是产业链升级的关键之举。找准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和弱点，加大投资力度，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加大对教育、养老、医疗、卫生和交通、水利、能源、环保等公共领域的投资力度，夯实产业链升级的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

（二）以高水平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产业链升级

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加快构建能够吸引全球产业链生产要素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局面，这是加快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性工程[33]。建设更高水平开放新体制，吸引全球产业链要素流入重点应该做到：一是按照国际最高标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快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二是有效发挥中国综合成本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集聚更多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产业链长期布局中国。三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竞争与合作，有效畅通国内国际产业链的战略链接，促进中国产业链有机嵌入全球产业链。四是进一步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动中国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体系之间的链接畅通，打破国民经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之间的壁垒和割裂，有效畅通国内国际产业链战略链接。

积极开展双边、多边的区域经济技术和产业发展合作。實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和区域经济技术和产业发展合作，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化水平[34]。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框架内加强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安全和畅通。建设一批高水平开放产业园区，推进现代化的产业链集群建设。同时，推动自贸区和产业园区改革，加快建设贸易投资便利、营商环境优异、创新环境一流、高端产业集聚、融资服务完善、国际经济往来活跃、高效安全监管、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高水平自贸区，为中国产业链升级提供更加完善的环境保障。此外，中国要依托发达地区建设增长极城市群，以全面创新和综合改革试验区为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强统一规划和宏观指导，统筹好产业布局和园区布局。

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以布局全球产业链。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力度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上去”的高质量跨越，从而得以布局全球高端产业链，实现高效利用全球先进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要素进行产业链升级，增强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化水平。

（三）以国内外协同创新驱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9AC32502-3080-492F-A9F3-A7204F455C9C

科技创新是产业链升级的必要条件，而发展科技不能闭门造车，各国只有交流互鉴才能够更高效地实现科技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注重自主创新是重要的，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经验也是重要的。因此，以内外协同创新深化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对产业链升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应该主动顺应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大趋势，加快制定和实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规划和指导意见，完善支持国际协同创新的专项政策，大力提升国际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水平，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在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上，做到“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推动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升级。“走出去”与顶尖科研机构合作，推动高科技产品的孵化和创新。着眼于以全球视野推动科技创新，实施产业链与创新链相互融合的“走出去”战略，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与国际先进企业开展深度合作，有效利用和整合全球创新资源[13]。“引进来”打造促进产业协同创新的生态圈环境。实施具有市场、成本和传统产业链综合优势的科技创新。“引进来”吸引国际创新机构、人才和资本等各类创新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打造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圈联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科技创新合作新局面，促进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升级。

（四）以高质量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布局全球产业链

“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实现形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载体、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国际公共品。为此，中国需要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和重要抓手，加快布局全球产业链，共建“一带一路”产学研机构的联合实验室及技术共享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开展芯片技术反向外包贸易合作。利用中国制造业产能优势，在推动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逐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梯度转移的同时，也要注重对沿线国家按照其资源禀赋优势进行细分，从而做到产业维度与地区维度的高效对接。同时，中国应该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境外高质量产业园区，在沿线的节点城市，面向全球产业链进行布局以提升境外产业园区的能级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五）加快实施产业链补短板、锻造长板工程

为了适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进程，实现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稳步提升的目标，中国应该加快实施产业链补短板、锻造长板工程。补齐少数关键环节的短板，至少做到自主可用，当“断供”发生时，虽然国产技术和产品不是最优的，但能够保障供应链不中断，产业生产能持续。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以结构体系和创新体系再造为着力点，加强市场与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加快基础、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关键产品工程中的难点问题，为自主创新产品的应用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对产业链低效率环节的投入。锻造部分核心环节的“长板”，在少数关键技术和产品上做到全球最优，进一步强化与其他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一种动态的“威慑平衡”。加快实施锻造产业链长板，充分发挥中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在优势领域精耕细作孕育长板。此外，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中锻长板也是中国产业链升级的高效选择，为此，中国应保持和发展好完整产业体系，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增强产业链根植性和竞争力。

加快培育“专精特新”的“冠军”企业和全球产业链的“链主”企业。鼓励各个企业积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孕育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努力将“专精特新”的“杀手锏”产品打造成全球“单项冠军”[35]。建设市场驱动型全球产业链，加快培育具有市场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产业控制能力的全球“链主”企业。加快新技术应用，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并借力数字技术，大力发展经济，打开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通道，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完善支持产业链数字化的专项政策，加强全链条、全渠道、全领域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实现数字技术在供应链管理、生产控制和销售客服等各个环节的融合，有效促进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链的融合升级。

（六）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持续突显。数字服务从供给侧、服务侧和需求侧三个方面，从产品生产质量、产品分配销量和产品销售成本等多个维度，刺激中国产业链的现代化发展。因此，加速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优势增长点，推动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36]。中国应该积极推动数字产业化，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相应基础设施与解决方案。中国各行各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海量数据为数字产业化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加快推动数据信息要素的产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转型也可以加快带动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中国还应该兼顾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积极刺激企业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多方位、全视角、全链条的更新改造，使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活动深度融合发展，从而促进中国数字产业不断做强做大，催生出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等数据产业。同时，中国还应该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产业转变传统的生产周期和生产方式，为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从而提升企业产出效率，推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大对企业的数字技术研发支持，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从而有效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刺激企业加快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

（七）加快构建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制度和政策保障

产业链升级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涉及多方面，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顶层设计，加强统筹规划和战略布局。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以加快各类要素市场及时更新换代，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提高产业链的配置效率。建立健全市场创新机制以充分激发各类市场参与主体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快培育重点产业链上的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企业实施“链长”调度的协調机制。发挥好政府在产业链现代化升级培育中的引领作用，采取重点培育、先行示范，在事关产业发展全局的关键领域，组织全产业链协同合作，集中力量攻关，全力突破产业链的断点、痛点、弱点和难点问题。对于事关产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领域，建立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国家科技力量予以协同攻关突破。9AC32502-3080-492F-A9F3-A7204F455C9C

进一步完善促进产业链升级的政策体系。以产业链现代化升级为目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包括促进或抑制产业发展的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财税政策、投融资政策、货币政策、研发政策、人才政策、国际合作政策、进出口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市场应用政策、企业支持和培育政策等。加快立法体系配套建设，为产业链现代化升级提供法律保障。废除、修改或完善限制产业链升级的现有标准和相关条例。按照产业链发展和维护产业链安全的要求，制定促进和维护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创新、保护产业链安全、维护产业链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知识产权管理的基本原则、保护标准、法律法规、执法措施和争端解决机制。制定和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标准，包括分行业分类的标准等。

（八）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规制重构

中国在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中，一方面，要持续、务实地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尽可能吸收、借鉴和学习国际成熟的经验和成果，加快推动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要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进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引领和主导新兴产业标准、技术标准、产品标准、监管标准和贸易规则等的制定，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规则重构，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主导权和影响力，进而提升中国在全球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内在要求、必然结果和战略目标。

六、结 语

在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虽然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成本、效率和技术逻辑依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特别是大国竞争加剧的影响，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态势将加速，重构的底层逻辑将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稳定、更加注重维护或争取大国优势地位、更加受到大国内部的政治力量推动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呈现政治化、本地化、就近化、多元化、分散化等趋势。因此，促进中国产业链升级需要将中国产业链置于这一大背景下做具体探讨。深入挖掘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产业链升级的压力与动力并存。一方面，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成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中国产业链升级将面临愈加激烈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也将推动中国企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研发，倒逼中国产业链朝着自主可控的方向发展。此外，加快实现中国产业链现代化升级将有利于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主导权和影响力。应对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需巩固现有的产业链地位并不断培育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新优势，以扩大内需为产业链升级的战略基点，以高水平开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产业链升级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充分发挥各类企业主体作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着力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加强顶层设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进一步优化推动产业链升级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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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

收稿日期：2021-12-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项目资助（21VGQ005）

作者简介：石建勋（1963-），男，陕西潼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研究。E-mail：sjx12188@163.com

卢丹宁（1993-），女，四川成都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E-mail：ludanning@yeah.net

徐 玲（1995-），女，山东烟台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研究。E-mail：2010071@tongji.edu.cn]9AC32502-3080-492F-A9F3-A7204F455C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