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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节目主持人人际传播素质提升分析

2022-06-25刘潇鸿

新闻研究导刊 2022年7期
关键词:素质提升新媒体

摘要:现代传媒的不断进步和媒体融合的大趋势对节目主持人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媒体风格和个人特色于一体的有声语言工作者,节目主持人与观众之间的人际传播互动对节目的呈现效果和方向的把控有重要作用。文章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出发,以专业节目主持人为主体,分析相较于普通的人际传播,主持人主导人际传播时的显性特征和新媒体时代主持人工作面临的挑战,并为其素质提升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新媒体;节目主持人;人际传播;非制度化;素质提升

中图分类号:G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7-0199-03

一、人际传播的定义

哲学上讲,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人际传播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人们相互传递和交换信息、意见、观念等信息建立起新的信息传播系统和社会关系网络[1]。

基于媒介技术的进步,人际传播有两种形式。广义上的人际传播是指两个人面对面的直接传播,聊天、交谈就属于这种传播。同时,除了用语言表达信息外,还可以用体态、表情等非语言符号来强化、补充语言的不足。狭义上的人际传播是指以媒体为中介的间接传播。现代传媒出现后,人们可以使用电话、交互电视、计算机网络等媒体进行信息交流,使传者与受者克服空间上的距离限制,大大拓展人际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直接传播随意性较大,传递意义丰富而模糊。新媒体时代,主持人与观众进行的信息交流更多属于依赖大众媒介的间接人际传播。

二、节目主持人进行人际传播时的显性特征

在电视节目中,主持人用自己的身份、个人特点直面受众,掌握节目流程,把控节目节奏,对各类事件发表观点,主持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人际传播。相比普通人之间的交流,主持人进行人际传播时更能体现以下特征。

(一)是一种制度化传播

在直接传播中,一个人与他人的交流不受任何制度化因素的影响。不论是促膝长谈还是共聚一堂,传播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双方社会关系和地位的影响,但整体来看,此种人际传播的目的是满足双方的心理需求,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和合意的基础上的,更注重个人表达和个人意识的体现[1]。

但节目主持人在进行人际传播时,不能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在我国,站在舞台和演播室的主持人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播报发音、行走微笑甚至与观众互动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主持人总是作为媒体的形象和标识出现,代表的往往不只是个人。哪怕是在其日常生活中与他人进行人际交流时,也须比普通人更注重一言一行。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主持人进行的人际传播明显不同于普通的直接传播和非制度化传播,而是一种制度化传播。主持人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大众媒体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服务,主持人的态度、立场与发言是对国家社会制度的一种支持,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体意识,进行正向舆论引导,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性。

(二)传者和受者的地位相对固定

人际传播具有社会性,传受双方的数量至少在两人及以上,有明确的下限。在这类传播中,传播双方可以随时互动,即时反馈,由于语言的随意性较大且没有媒介的阻隔,在一来一往的信息交流中,主体在传播中的角色总是发生改变,他们可以随时打断对方,进行意见修改和补充,在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不断跳转。但在主持人所参与的人际传播中,主持人多是始终保持传播者的角色。不否认在一些面对面的访谈节目中,节目嘉宾对传播内容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主持人作为节目串联者、节奏引导者、观点输出者的身份地位始终不可动摇。从这一点来看,主持人进行的人际传播单向性较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受众只能在主持人的传播范围内选择和接收信息,具有一定的被动性;第二,尽管观众可以通过弹幕、后台留言等形式对媒介信息进行反馈,但相较于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主持人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事后的,缺乏时效性和直接性。

但这并不是说,主持人所进行的人际传播没有任何互动机制。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作为广播电视节目中重要传播符号的节目主持人有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直播。在信息双向传播的大背景下,观众可以通过智能媒体随时重复观看节目,并通过图文弹幕作出回应,形成二级视域空间[2]。与过去主持人主持一档固定栏目所面对的是固定“圈层”受众不同,主持人在直播中可以同步看到观众的评论、留言与反馈,需要处于直播状态的主持人快速提炼要点,进行应变处理,与观众互动,甚至对接下来的环节作出一定的调整。

(三)公开性大于隐匿性

大多数人际传播是个体对个体,即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具有较为显著的私人性和个人性。这种特性使人际传播更富有人情味,有利于情感的交流,更好地达到以情动人的效果[1]。但同时,隐匿性也蕴藏着一定的风险,即传播的双方或多方可能无法做到同时接收到统一的信息。同时,由于传播者并不一定具有十足的权威、中间人之间存在无法避免的信息差、传播无法重复,此类人际传播很容易导致信息走样,形成三人成虎、议论纷纷的局面。由主持人主导的人际传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直接人际传播的弊端,这主要是由主持人的职业性质决定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传播者来看,主持人作为专业的传播者,比起普通人拥有更高的媒介素养和文化素养,理解、记忆和掌握信息的能力更好,可以在实际传播中对信息质量进行检测,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和技巧,提升传播的针对性和权威性。这在普通人之间进行的人际传播中是无法实现的。

第二,从传播媒介来看,主持人进行的人际传播为间接传播,所依赖的传播平台往往为大众媒介或新媒体,更公开,并接受社会监督。同时,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主持人开展的人际传播可以被记录并剪辑,在不同的平臺反复传播和观看,这种在场感、现场感和复制性扩大了传播范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信息统一。

第三,从传播对象来看,主持人进行人际传播时,接纳和允许更多不同知识背景、能力水平的人参与到传播中来。主持人所主导的人际传播,对传播对象是不挑剔的、无门槛的、更宽容的。相比人和人直接私密的人际传播,这样的人际传播更具有公开性,而公开性则意味着社会功能更强,体现在它赋予了更多人接近、使用媒介的权利[3]。

三、新形势下人际传播的趋势及给主持人带来的挑战

(一)人际传播全球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技术因素对人际传播的制约越来越小,地域消失的体现之一便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扩大交流范围,自由选择交流对象、平台和时机,由此形成网络人际传播。同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阻挡,人员、资本、信息流动的加快,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比过去所有时刻都更密切,人们可以同步异地接收到国外讯息,登录Facebook、Ins等国际化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方便生活的同时,网民全球在线的状态使得西方国家和组织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更为方便,年轻一代极易在进行跨国人际传播时被他国价值观渗透和冲击。

因此,我国专业主持人作为党的新闻宣传阵地和跨文化人际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面对的挑战就是与国外主持人争取受众。面对本国受众,主持人的难点在于能否坚持党性,克服死板僵硬的说教,同时承担起教化、信息、文娱三种职责,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扮演好政治性角色,通过人际传播对我国受众进行正向的舆论引导;面对外国受众,主持人面临的挑战在于是否能增强国际传播力,运用巧妙的传播策略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理念,表达中国立场,以感染他国受众;面对华侨华人受众和来华的潜在国外受众,主持人面临的挑战在于将本土故事国际化、国际故事本土化,解决跨语境人际传播中的障碍,更新知识体系,实现精准传播。

面对以上跨文化人际传播中的挑战,主持人所需提升的能力不仅有语言播报能力,还包括面对镜头时的观点解读能力、现场统筹能力、随机应变能力等。

(二)人际传播虚拟化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虚拟主持人日益成熟。2018年,新华社和搜狗跨界合作的产儿“AI合成主播”出世,它们拥有更完美的外表和声线,储存内容较多,可以规避主持人工作时受主观情感影响的问题,拥有较稳定的工作状态以保证节目的稳定水准和质量。“AI合成主播”这一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展示了人工智能对媒体发展的科技赋能,能够有效助力智媒融合。

但同时,虚拟主持人也存在一些天然漏洞,即机器人永远无法复刻和模仿人类的情感,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无法调动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想法传递出去,让观众更直接地感受到第一现场。

尽管可以清晰地分析出虚拟主持人的优势与不足,但也必须认识到,虚拟主播的出现仍然是对传统主持人的一种挑战。在人际传播中,如果主持人仍停留在报幕、串场、播读广告这些工作上,则很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毕竟比起传统主持人,虚拟主持人有更好的发声条件和没有差错的播报能力。传统主持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增强自己的人格化、人性化特质,充分发挥虚拟主播无法比拟的优势。在谈话或对话类节目中,好的主持人传递的不能只有声音,还要有节目的态度和主旨。如主持人需要激发嘉宾交流的意愿,需要对观众进行润物无声的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需要找到复杂新闻中的主线,强调自己对事件的独特见解,需要挖掘核心以保证节目具有一定的深度,而不是成为平庸的播报机。同时,人际传播的虚拟化还体现在虚拟演播室应用逐渐广泛。如何在虚拟演播室与各种尚不存在的元素之间互动,如何在空无一物的情况下做到“心中有物”的状态,如何搭配肢体副语言调整自己的体态,如何在传播中增强与虚拟场景的交流感等都是主持人需要面对的问题[4]。

四、新媒体时代主持人素质提升路径

基于人际传播对专业主持人提出的新要求和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笔者对主持人的素质能力提升提出几条路径。

首先,在人际传播全球化背景下,主持人应强化政治意识。近年来,在媒体融合的大趋势下,西方国家一直在利用媒体传播和信息流向的优势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妖魔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威胁论”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媒体有天然的意识形态属性,媒体人也应当有。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主持人所进行的人际传播是一种制度化传播,主持人作为媒体人的台前代表,更应认识到职业身份的特殊性,以政府形象和国家利益为核心强化正面信息,淡化负面信息,着眼国内外大局,牢记“宣传是政治性的、新闻是社会性的、传播是技术性的”,打破国内外以符号为代表的刻板印象,成为社会舆论的中流砥柱,做好党和人民的“麦克风”和“传声筒”。

其次,在人际传播虚拟化浪潮的冲击下,主持人应当注重培養自己的人文关怀。需要认识到的是,主持人无法对抗AI主播永续的播报能力和强大的语义处理能力,但可以最大限度肯定人的价值。以灾难现场为例,面对灾情时,主持人态度冷漠,如置身事外,以同一节奏、同一态度进行播读,就是典型的人文精神匮乏。董卿在《开学第一课》中跪地采访96岁的翻译大师许渊冲先生,节目播出后,她“三分钟三次跪地”的片段在各大媒体平台反复传播,取得了节目预期之外的效果。由此看来,主持人的亲切、真诚和对人物的共情与关注是其在新形势下最有力的“战斗武器”。主持人应杜绝居高临下的说教和睥睨众生的姿态,将视点下移、视角放平,培养自己的人情味以感知观众情绪,用朴素可亲的语言探索人性温暖。

同时,在业务能力方面,主持人应提升自身的传播能力、媒介素养与综合素质,具体有三点要求。

第一,主持人应反应敏捷、口齿伶俐,保持良好的语速语调,适时调动情绪,根据传播的场合灵活运用口语、文学、政论、事务等语体以提升人际传播的规范性、流畅度和纯净度,同时配合得当的姿势姿态、眼神表情等非语言符号,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第二,主持人应提升自己使用社会化媒体的能力,充分运用好新媒体平台这一新时代下的发声媒介与受众互动,不断增强自身的在场感。央视主播康辉发布个人Vlog畅谈时政新闻,视频风格轻松活泼,一改过去“可远观不可亵玩”的高大上形象,不仅拉近了主持人与观众的距离,拓展了主流媒体的叙事视角,也增强了人际传播过程的同步感。

第三,主持人作为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媒体风格和个人特色于一体的特殊角色,应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向“六边形”型全能人才进发。主持人只有把握好整个节目的流程,才能更好地参与主持创作,因此各大广播电视媒体的主持人队伍应主动适应采编播一体化趋势,增强主持人的策划、访问、议论、直播甚至后期、妆造审美等多方面能力。同时,想要满足以上对复合型主持人提出的要求,就必须拥有与之匹配的文化素质。主持人应增加自己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多学科知识的积累,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结构,并以敏锐的目光透视中国国情,聚焦社会现实。

五、结语

文章从人际传播角度分析,发现了节目主持人在进行人际传播时有明显的制度化传播、传受双方地位相对固定和公开性强的特征。新媒体时代,面对人际传播全球化与虚拟化的两大挑战,节目主持人应强化政治意识、人文关怀与业务能力,以提高自身素质。此外,除了主持人应主动完成自己的职业使命外,国家也应加大高校播音主持人才培养力度,为其提供良好的生存实践平台,建设一支有力量、有温度、高水平的新时代主持人队伍。

参考文献:

[1]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 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71-77.

[2] 但愿,寒露.全媒体时代下的节目主持人新能力要求研究[J].当代电视,2021(6):98-101.

[3] 石磊.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互动:论人际传播在大众传媒中的运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0):198-201.

[4] 王梓萌.浅析虚拟演播室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主持人的挑战和要求[J].中国传媒科技,2017(7):114-115.

作者简介 刘潇鸿,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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