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旸

1912年1月，叶圣陶完成了中学五年的学习，该毕业了。这时，正是辛亥革命最后的时日，社会的动荡波及到学校。

在袁希洛校长的启发下，叶圣陶觉得教师是个很“高贵”的职业，他在日记中写道，“得一教员之职亦佳”“新民之基础须是赖焉，且其中乐趣亦无有穷尽”。

苏州光复后，学界兴办教育，新设和扩建了一批初等小学，解聘了一批“旧教员”，急需补充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新教员。在袁校长的推荐下，叶圣陶得到了教职。

叶圣陶任教的小学，在苏州城里干将坊言子庙内，全称“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简称言子庙小学。这所学校起初只有三位教师，三个教室。开学一周后，学生一下子猛增到一百七十多人，县民政署学务科临时决定增添一个教室，并派来一位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潘森伯。潘老师担任了一年级主任，叶圣陶、钱选青、丁梦冈分别为二、三、四年级主任。叶圣陶除了教二、三、四年级的国文外，还担任二年级的修身课和算术课的教师，教学任务是很繁重的。

1912年3月6日是开学第一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学校，学生已来了不少。这些学生小则七八岁，大的十几岁，他们见新来的小先生比自己高不了多少，都窃窃私语起来。对此叶圣陶并不在乎，他正怀着初当教员的一腔热情呢。看看那些交头接耳的孩子，他反而觉得“儿童之态各殊，而各自多趣”。上课了，他听学生读课文时发音清晰，节奏和谐，更加感到高兴。

然而真的要教好学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学里学习的内容毕竟不同于师范，叶圣陶又从无上讲台的经验，起初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为此叶圣陶很苦恼。但他不气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努力摸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效果也逐渐好转起来。

叶圣陶不摆先生的架子，上课前，总是和学生聊聊家常，问问他们的家事，为他们整整衣裳。

渐渐地，学生们把他当成了大朋友。他还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对小学生而言，学古文是枯燥无味的，他就试着让学生用白话文翻译课本中的文言，发现这么做“颇能尽兴趣之妙，诸生听之亦能娓娓不倦也”。有的学生怕写作文，他启发说，作文就是用笔说话，要破除陈词滥调，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有幾位学生“上课时每谈话或斜坐，殊无规则”，叶圣陶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节“静坐”课，一一纠正他们的坐姿。见学生上课疲劳了，他就在黑板上画些图画让学生摹绘，这一招果然灵，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他发现学生们很喜欢远足旅行，就对学生说：“你们如果在上操时留心步伐，整齐队伍，我就带你们出去远足旅行，观游名胜美景；但如果哪位学生惰于课程，干犯规则，到时我就不许他参加旅行。”学生们果然兴趣大增，专心上课了。叶圣陶从中也受到启发，他总结：“儿童之心理往往如是，悬一良好之目的于一方，其趋之也弥挚，利用此心乃获诸多之便利。”

修身课是学生们容易感到枯燥的一门课，叶圣陶认为这门课教的是“自立之要旨”，很重要。他就用讲故事的形式引起学生的兴趣，寓道理于故事之中，在《叶圣陶日记》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1912年6月10日的修身课，讲“独立性质”，他为学生们讲鲁滨逊漂流孤岛的故事，学生们闻所未闻，“笑口咸开”；1912年6月20日讲“戒迷信”，他用亲身体验讲迷信的虚妄，看到学生仍半信半疑，慨叹“习惯之于人深矣”；1914年1月8日修身课，他讲了在一次“沉舟之难”中一个男孩为救一女孩身死的故事，“情趣斐然，可生爱意慈心”；1914年2月16日，他讲的是美国总统林肯的逸事，“颇足兴趣童稚之仰慕”。

他的修身课一扫沉闷的气氛，“诸童听之颇无倦态，偶杂以诙谐，则尤兴高采烈焉”。与此同时，也达到了“吾辈为教师者，固必以鼓人情致为务也”的目的。

看到教学效果大有进步，叶圣陶自己也“大增兴趣”。他又从中悟出了“教学相长”的道理：“学生与教师之精神固互相提携，互相竞进者也。其一方面失精神，双方斯俱失之矣。”他责己很严，有时看到某堂课教学效果不够理想，或某位学生学业上的进步不快，他就在日记中反省，常用“误彼青年，余罪重矣”“我负诸生”“受余之半载之教育而结果若此，诚余之咎也”这类自省的话。由此可见，他把教师的责任看得很重，甚至有一种诚惶诚恐的心情。为了当好教师，他“既劳劳于课堂，复勤勤以授课，星期为例假之日，复不得少息片时”。他家离学校很近，但他仍不愿把时间花在中午回家吃饭和午休上，而是雇一名“菜妇”给他送饭，以便能腾出更多时间来备课和向同事取经。

1912年3月31日，叶圣陶当教师后第一次发月薪。校长把解开的纸包给他，说：“这里是先生的薪水，二十块，请点一点。”他脑海里首先冒出的念头是：“应该自问是不是贡献欠多。”后来他在《薪工》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我接在手里，重重的、白亮的银片（银元）连成一段，似乎很长，仿佛一时间难以数清片数。这该是我收受的吗？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

叶圣陶将这铸有洋人头像的二十块银元戏称为“番佛二十尊”。其实在当时，二十块大洋的月薪并不算丰厚，但他却有种“僭越”的感觉。

在1912年6月3日的日记里，他将这种心理描写得尤为生动：“……余家贫，所入苟倍此数亦未嫌其多。然利之生由于有裨益之劳动行为，而余之为教师，学生果受其益乎？一虑及此，更将惶愧无地。以口齿之微劳，而虚糜此二十番佛（即二十大洋），思之复难以自为解嘲。以此两者而并以前之一端，则之教师受薪金，方且以为莫大之侥幸，然余复视此中为至苦。甚矣，余之愚非唯不合时宜，且更不近人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