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龙

“火车上小心，到了武汉给我电话。”父亲站在绿皮车厢外，把沉重的行李从窗口递给我，“响两声就行了，我给你打过去。”

那年，我大学毕业，之后的半年，工作和读书都没有着落。我給一位平素待我不薄的大学老师打电话，想在他的研究所谋一个秘书之类的工作。带着决绝的信念，我收拾好行装，打算从此闯荡世界，把这个令我纠结的家庭抛在脑后，把那段令我压抑、愤怒的青涩时光抛在脑后。所有问题的核心，现在看来，无非是一个80后青年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不被父母认可而已。

1998年，我到武汉上大学，带着青春期的叛逆，我像上足了发条一样和这个世界较劲。每年的寒暑假，是我和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水火不容，一言不合我就甩门而去。我像个愣头青一样想冲决家庭的罗网，而父亲在我眼里比较专制。他无法接受我的发型和服饰，更不要说我那些奇谈怪论。而大学毕业之后的考研失利、工作无着落，被他看作是我多年来不务正业的后果。至于我那段时间灰色的心情和郁结，父亲好像根本没有留意，那个家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挤上了南下打工的火车，看到父亲闪烁的眼神和欲言又止的嘴唇，我低下头转移视线。火车开动了，渐行渐远。父亲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条毛巾，抽打混乱中蹭到衣服上的灰尘，我看着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眼眶有点胀。

父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家里五个兄妹，“家庭成分”不好，祖母去世早，无人照看，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惊恐不安中度过的。父亲费尽周折才读完中学，没能上大学，在一所乡中学当语文老师，如履薄冰。我认识几个父亲当年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地向我描述当年的父亲是如何勤勉，如何一心扑在教学第一线。

进入1980年代，随着我的降生和生活的渐趋平稳，父亲开始写作。大约在1984年前后，父亲的一篇通讯作品获得了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这次获奖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轨迹，30岁的他被擢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从此步入仕途。我上初中时，父亲到乡镇当党委书记锻炼。父亲把艰苦奋斗当作最高的人生准则，像头老牛一样躬耕在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报答这个时代给他的另一份恩情。

几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我恍惚之中听到主治医生和父亲低语，希望这孩子熬过今晚。父亲双手撑在床边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红血丝，胡茬像冬天的残草般布满又黄又黑的脸。在那个无边的黑夜，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血脉的绵延，自己身上承载着父亲毕生的重托。

命运兜兜转转。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考进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读研究生，之后成家立业，一切顺风顺水。少年时的种种乖张似乎渐渐消退，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好像变淡了。父亲已经习惯抽烟时给我一根，我也习惯了父亲打电话问我的近况。

我曾经不顾一切地想要挣脱家庭的束缚，进入到一片广阔的天地。在二三十年的岁月里，我和父亲在对抗中和解，父亲高大的身影渐渐衰老，这是家族史的宿命，也是父亲的宿命。而我要做的是，“肩住自己的闸门，放孩子们去更宽阔光明的地方”。38F98A8E-9CA2-4E45-9BD2-3CEBD2D0D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