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托馬斯提出并发展了文化标准理论，将文化定义为取向体系，文化标准则是群体、组织和民族的典型的感知、思考和行为取向标准。在文化标准的理论框架下，他研究并确定了中国和德国的若干核心文化标准。文化标准理论尽管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但仍被视为跨文化研究中较为成功的研究范式之一。

【关键词】文化;取向体系;文化标准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12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40

一、引言

理论研究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界的一个共识是：“在对社会生活中特定问题提供解答的过程中，理论起着首要作用。”[1]理论构建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中心议题，能够使研究者明确研究对象，建立相应的分析框架，在实践中指导交际者解决相应的问题和困难。跨文化交际理论是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价值观念系统化、抽象的和理性的解释。[2]很多跨文化交际理论都试图解释什么是文化和文化价值以及文化与交际行为间的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1959年出版的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提出了“跨文化交际”这个概念，探讨了不同文化对人际间距离和时间的不同感知，此书也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跨文化交际理论日渐丰满，内容非常丰富，理论流派众多，有的从交际特点来研究文化差异（Hall，1976），有的从面子观出发来看待文化差异（Ting-Toomey，1988），也有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定义文化差异的各种表现形式（Hofstede，1980），这些理论都具有跨学科性特点。

20世纪9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托马斯（Alexander Thomas）从跨文化行为心理学视角出发，通过在不同地区（中国、德国、美国、法国、韩国等）、针对不同群体（公司管理人员、学生、教师等）的研究项目，得出了不同文化区域和国家的文化标准，系统阐释了文化标准理论。文化标准理论虽然受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但仍被视为跨文化研究中较为成功的研究范式之一，广泛应用于文化差异研究、跨文化管理和跨文化企业合作研究、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能力研究、（针对企业员工和学生）跨文化训练、外语课堂教学等方面的研究。

二、文化：一种取向体系

述及文化（Kultur）定义，20世纪两位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洛伊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半个世纪来不断为人引述。作者为了澄清文化的性质和意义，列举了历史上150多条不同的文化概念，逐一进行解析，将各种各样的文化定义根据一些“基本主题”进行归类。[3]

美国心理学家哈里·蔡安迪斯（Harry Triandis）这样定义文化：“我指的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那部分环境。”他将文化理解为生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那部分。荷兰文化心理学家霍夫斯塔德（Hofstede）将文化视为“集体具有的心灵程序”，对他而言文化就是某种集体意识。所有从事文化概念理论研究的学者一致认为，文化包含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从人们生产的物品、工具，到价值、思想、世界观、语言、哲学，还与有生命、无生命的主体及客体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等。[4]21

文化的定义也是文化标准理论的重要基础。托马斯并未从科学或哲学层面研究文化，而是着眼于如何增进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合作及如何为跨文化合作做好准备，从实用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了定义：“文化是一种普遍现象。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并继续发展这种文化。文化为人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行为领域，从创造使用的客体到制度、思想和价值。文化总是表现为一种对于一个民族、社会、组织或群体而言典型的取向体系。这种取向体系由特殊的象征符号（如语言、手势、表情、服饰、问候礼节）构成，在各自的社会、组织或群体中传承，即传给下一代人。取向体系为所有成员定义了其社会或群体归属，并使他们能够应对自己的环境。文化影响社会所有成员的感知、思考、评价和行为。文化取向体系一方面创造了行为可能性和行为动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行为条件，确定了行为界限。”[4]22

这个定义的核心是取向体系这个概念。人拥有大量关于社会环境及经验的可靠知识，如何适当有效地利用这些知识，这就需要取向体系。文化的取向作用体现在它能够使周围事物、人、事件及复杂的过程和行为结果具有意义。意义构建的过程发生在感知过程中，是一种个人特有的行为结果，遵循具有社会约束力的集体标准和规则，不是任意或偶然的。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熟悉的文化圈中，他个人对世界和人的看法能被周围的人所理解、接受和赞同。对于正常的日常交际和交流，共同的文化背景知识能够确保交际双方相互理解。

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在与其他人的相处中，发展出自己的社会行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习惯于社会集体。“这种社会化不仅仅发生在儿童时期或特定的生活阶段，而是贯穿于整个生活过程。人们为了能够解决在适应社会环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必须在各个发展阶段学习各种特殊的社会行为方式。” [5]148个人在文化框架中社会化并适应文化。

当个人行为符合现存标准和规则时，能得到周围环境的肯定;有所偏离时，将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惩罚。行为者在特定行为领域进行社会学习，使自己的感知、思考、判断和行为模式不断发展和内化。这些模式最终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习惯。遇到意外事件或反应时，人们会进行思考，这很可能导致自身思考和行为习惯的改变。通过社会化过程，个人适应自然社会环境状况，或者改变现状，由此获得了两种能力：一方面是适应，另一方面是创新。[4]22

文化取向体系具有意义构建功能，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适应和创新能力。如果交際伙伴来自不同文化的民族、组织或群体，遵照不同的文化取向体系，遵循不同的标准、价值和行为规则，大多数情况下交际双方会遇到意料之外的行为或反应，这就会导致交际问题的产生，因为交际者无法从习惯的文化取向体系中推断出这些行为或反应的意义。

三、文化标准：一种取向帮助

确定和描写文化标准（Kulturstandard），依赖于对文化进行简化、选择和标准化。“文化标准是被某一种文化的大部分成员本人或他人认为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典型和有约束力的所有感知、思考、价值判断和行为形式。人们在这些标准的基础上判断和调节自身和他人的行为。”[6]202标准就如同一个普遍的或者通过协商得出的尺度。“文化标准对群体、组织和民族而言，是典型的感知、思考和行为取向标准。一种标准可以说明某一对象的通常状况如何，某一经常发生的事件如何进行，文化标准以类似的方式确定了这样的尺度，规定文化成员的行为，以及人们如何观察、评价和处理事物、人和事件过程。” [6]202通过这样的描述，人们可以确定文化标准的五个特征。[4]25

——文化标准是某一特定文化中的多数成员视为正常、典型和有约束力的感知、思考、评价和行为方式;

——基于这一文化标准控制、规约和评判自身和他人的行为;

——在人际交往中，文化标准很大程度上起到调节作用;

——文化标准在调节行为时，个体与群体的交际方式可在允许的范围内发生一定的改变;

——超越于特定界限的行为方式会受到社会环境的拒绝和惩罚。

托马斯将“那些对文化成员的感知、思考、判断和行为产生广泛影响的价值、标准、规则和观点，被称为核心文化标准”（zentrale Kulturstandards）。[6]190

在研究项目中，人们通过“关键事件法”（Critical Incidents）查明和确定文化标准，即对跨文化交际场景中产生的交际问题和困难进行归纳，哪些文化差异和特征在跨文化困境中起作用。在实际研究中，要尽可能多地在不同的场景中取样，对有跨文化经验的群体进行采访，如留学生、企业外派员工等，调查他们与异文化成员在交往时，经常遇到哪些特别的困难，碰到哪些不同的、意想不到的和无法解释的典型行为，以及被调查者如何理解这些困难和陌生的行为。例如请在德国工作的中国人描述，在什么样的交际场景中他觉得德国人的哪些行为令他感觉出乎意料、无法理解。在采访中，需要记录交际情景、中国受访者的观察、思考、意图和行为，对德国人的期待、对德国人反应的描述以及对反应原因的猜测。交际情景的选择不是任意的，而是要呈现中国人眼中德国人的典型交际行为。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典型的关键交际情景。精通中德文化的专家科学地分析这些情景中的文化差异，确定在其中产生作用的德国文化标准。这些在社会实证研究和分析基础上得出结论如果能在比较文化研究和其他学科（如文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种学和宗教学等）中得到印证，那么这些文化标准就是德国的核心文化标准。因为这些核心文化标准不仅在特定的问题或场合中有效，还体现了特定民族和文化行为的典型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若干核心文化标准，不可能描述一种文化的全部，也不能形成对该文化的完整认识。但人们可以将这些文化标准作为一种取向帮助，在此基础上解释陌生的异文化行为，同时反思自身的文化取向体系。

在跨文化训练中，人们可以将核心文化标准与关键交际情景的描写结合起来，同时分析各核心文化标准间的关联、它们的历史文化成因。受训人员通过这样的方式掌握关于其他文化的核心文化标准知识，提高跨文化敏感性并认识到：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取向体系，不同文化间应该互相尊重。这也为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基础。

四、对文化标准理论的批判

托马斯通过“关键事件法”来确定文化标准，也就是从个体观察得出一般化结论。但每个关键交际情景及交际问题都是一个个体事件，很难清楚地说明在什么程度上对此进行一般化概括才是合理的。

另外，这种一般化结论通常是建立在同质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这就容易忽视和抹杀个体间的差异，同时也阻止了人们的差异化理解。在与德国人的交往中，人们很有可能遇到讲话不太直接的德国人，也有不太守时的德国人，这就要求人们在具体交际情境中，有区别地理解交际伙伴的言语行为，避免以偏概全。

托马斯等人在研究中，还对所列出的文化标准进行了历史文化方面的归因。以德国人交际的直接性（也就是弱语境交际）为例，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可以对其形成做这样解释：德国曾经历过较长时间四分五裂、小邦林立的混乱状况。在德国的领土内出现过上百个邦国。人们到了边境，为了能够互相理解，必须要明确、清楚地表达。[4]85这种历史解释方式颇为大胆，尤其是“原因—作用”的解释模式的信度如何有待证实，同时存在着为了解释文化标准而任意选择历史事实的嫌疑。这样的解释具有倾向性，容易产生矛盾，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德国人试图将一切都归入到一个逻辑规则中，用思想的力量理解世界”[6]193。这些解释内容通常听起来很客观和简单，但很多是相当笼统又过于简单的。

文化标准到底有多接近文化定势？文化定势是个体的知识结构，这些知识结构通常对本我和他我文化进行选择、概括和对比。文化标准也是在某种视角下通过比较的方法确定而来的。在这方面，他们是文化定势的集合。一种文化标准最终是以复杂交际场景的简化为基础;通过有目的的简化形成典型，它才能成为取向帮助。但它应该是经验性的科学研究的结果;作为反思和分析的结果它应该超越一种文化定势。文化标准距离纯粹的文化定势并不远。为了避免关于某种文化的文化标准知识变成文化定势，人们需要在学习中反思，同时在具体交际情境中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五、结语

托马斯的文化标准理论不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建立新的文化标准，而且具有分析其他文化的灵活性。此外，他还着重分析了文化参与者遇到的困难和偏离他人预期的行为等关键问题。尽管存在不足，但文化标准理论为人们进行跨文化较交际理论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能够启发人们思考和进行新的探索和发现。

参考文献：

[1]斯坦因·拉尔森.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

[2]戴晓东.跨文化交际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6.

[3]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3-4.

[4]Thomas，Alexander（Hrsg.）.Handbuch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und Kooperation： Band 1：Grundlagen und Praxisfelder[M].Göttingen：Vanenhoeck&

Ruprecht，2003.

[5]Lüsebrink，Hans-Jürgen（Hrsg.）.Konzepte der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M].Mörlenbach：Röhrig Universitätsverlag，2004.

[6]Heringer，Hans Jürgen.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M].Tübingen：A.Francke Verlag，2014.

作者简介：

常璇璇，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德国文化与中德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