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以爱琴海为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运动。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雅典海军的兴起使雅典人有了走向海外的动机和能力，海外殖民的经济图景以及通过殖民保障海外资源供给是雅典城邦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在盟邦的土地上建立定居地，给予盟邦惩罚和威慑是雅典帝国的重要元素。

【关键词】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海外殖民;雅典帝国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06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21

海外殖民是古希腊城邦的传统，古风时代的大殖民运动参与塑造了古希腊文明的形态，基本奠定了古希腊文明的地理疆域。在最初的希腊殖民运动中，雅典并不是积极的参与者，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才采取了殖民策略。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城邦的发展以及帝国的形成为雅典的海外殖民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基于雅典海外殖民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拟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探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海外殖民的动因，并以此为基础，揭示海外殖民对雅典城邦社会及帝国发展的重要性。

一、人口因素

对于古风时代希腊人大量殖民海外的原因，传统的解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是海上贸易和对原材料的需求，促使希腊人殖民于海上贸易通道的主要中转站，另一派认为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希腊人殖民，从而缓解土地缺乏的压力。[1]23其他的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也不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有些学者也开始对传统解读提出质疑。但无论是哪种解释，大家都很少注意到的是，作为古典时代希腊最重要城邦的雅典在大殖民运动中却鲜有作为。

雅典作为一个城邦在公元前六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在海外建立任何定居地。如果说人口过剩是古风时代希腊城市派出殖民者的主要原因，那么雅典在殖民城市名单中的缺席表明，阿提卡直到很晚才无法满足其居民的需求。雅典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发现很难从麦加拉手中夺取萨拉米斯的事实可能表明，她的人口——军事实力的基础——仍然相对较少。在梭伦时代之后，它一定迅速扩张。在公元前479年，根据希罗多德著作中的数字，麦加拉人只向普拉塔亚的希腊军队提供了 3000名重装步兵，而雅典人则提供了8000名重装步兵，尽管可能有相当多的重装步兵及水手同时在海军服役。①“当城市发展超过其农业腹地的承载能力时，殖民是默认的补救措施，其主要目的是缓解由于人口过剩造成的潜在的政治和经济危机”。[2]48人口的增长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终于有动机将定居者送往海外。虽然对人口的评估困难重重，但直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的人口必然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人口因素至少是这一阶段雅典走向海外并持续海外殖民的重要动力。

二、海军与雅典海上势力的崛起

雅典人走向海外同样得益于希波战争中雅典海军的崛起。海军是各海上强国势力的来源，对其最早的讨论也许是在一位被称为“老寡头”的政治小册子中，他主要关注舰队与民主之间的关系。②更重要的是修昔底德的分析，他将海军作为其介绍的主题，回忆了希腊城邦海军的历史以及雅典海上势力的崛起。③不过早期的雅典人对大海并没有什么特殊感情，雅典城并不临海，甚至离海很远。直到希波战争期间，雅典受到波斯人逼迫，才终于组建了第一支強大的舰队。希波战争后，雅典已经是希腊世界最强大的海洋城邦，并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雅典依靠其海军优势，不仅保障了阿提卡的安全，而且可以将其公民大量送往海外，建立海外定居地。

雅典最初的海外定居地在距离雅典较近的萨拉米斯、优卑亚以及个别的海外岛屿，凭借着希波战争中崛起的海军优势，雅典相继将海外定居地拓展到整个爱琴海及周边地区，远达黑海地区和“大希腊”。伯里克利曾率领舰队远征赫勒斯滂和黑海地区，在当地城邦派驻定居者。④海军帮助雅典克服了大多数希腊城邦通过建立殖民地方式开疆拓土所带来的困难，在这个由海岸城市及各岛屿形成的帝国内，战舰就是最好的进攻和防御手段。

海军不仅使雅典海外殖民的范围超过了以往的希腊城邦，而且使雅典在对海外定居地的管理和实际控制上呈现不同以往的特点。在古代希腊，殖民地大多是独立于母邦的政治共同体，在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享有自主权，但雅典对其海外定居地则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控制。雅典海外定居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殖民地，另一类是拓殖地（ cleruchy）。[3]拓殖地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其成员依旧保留雅典的公民身份，要为雅典纳税和服兵役，“他们完全可被看作雅典城邦力量在海外的延伸”[4]167。即使是像安菲波利斯这样一个雅典定居者只占少数的混合殖民地，由于其处于雅典海军的优势范围之内，它与提洛同盟的任何城市一样明显地从属于雅典。可见，海军和雅典海上势力的崛起不仅使雅典走向海外，为雅典的殖民活动提供了武力保障，更使雅典的海外定居地屈从于雅典的权力。

三、经济动因

普鲁塔克在书中记述：“他派一千名移民前往克索涅索斯（Chersonesus），五百名前往那克索斯（Naxos），二百五十名前往安德洛斯（Andros），一千名前往色雷斯以与比萨尔泰人（Bisaltae）杂居，当叙巴里斯（Sybaris）一带已成为殖民地，改名图里（Thurii）时，他又往意大利送去一批人。他这样做，是为了摆脱雅典城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无业游民，改善人民的困难处境，让移民到盟邦去定居，给盟邦以防止叛乱的威慑部队。” ⑤色诺芬在论述增加国家收入的方法时，认为“因为平民贫困，他们不得不对同盟的城市做一些不大公正的事” ⑥。雅典通过帝国获得的一大优势便是额外的土地，希波战争后雅典的政治生态——第三和第四等级公民政治地位的提升，民主派和贵族派的博弈——促使政治领袖们将海外获得的土地分配给底层公民以笼络人心，加强自身的政治优势。在雅典派遣定居者前往布莱亚的法令中明确规定：“前往[布]莱亚殖民者系出自‘thetes’与‘ze[u]gital’” ⑦。在古希腊，拥有土地是公民的特权，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础，将海外土地分配给贫困公民，不仅可改善下层公民的困难处境，使他们获得担任重装步兵的财产资格，而且可以提升下层公民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雅典的民主体制当中。

但如果换个视角，大家就会发现，雅典的海外定居地不仅使贫困公民受益，它同时也是雅典个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以及国家的利润来源。雅典将海外定居地的土地以“份地”的形式分配给“受领份地者”（clerochos），除了土地外，他们在定居地及周围地区经营林木、矿场以及运输等行业获得财富，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就说到他在色雷斯有开采金矿之权，因此对于大陆上的居民有很大的影响⑧，这些金矿当然也在雅典海外定居地范围之内。这些“受领份地者”不仅履行兵役，还要向雅典纳税，除此之外，雅典可以依靠富有者的捐献制度从定居地获得间接的经济利润。在苏格拉底和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说自己常常为对方难过，因为对方可能会在对城邦的捐献中遭遇不幸，陷入贫困。⑨这种对海外定居地的剥削手段给雅典带来的总体利益虽然无法量化，但无疑是巨大的。

四、资源需求

小国寡民是古希腊城邦的基本特点，雅典受自然环境所限制，粮食产量无法自给自足，长期依赖于进口贸易。在古典时代，雅典的谷物贸易活动已为常态，事关民生之要务。[5]89-166雅典帝国时期，雅典公民人数迅速扩大的同时，奴隶数量激增，大量的侨民移居雅典，这些侨民主要从事建筑业和工商业，不事农业。人口与粮食问题成为古典时代雅典所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和城邦安全问题。

古典时代雅典也需要大量进口木材、矿产等原材料。雅典手工业发达，造船、冶金、采矿等各行业都不同程度上依赖外来的原材料。木材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建筑材料和燃料能源之一，在很长的时间里，曾经如此肥沃的阿提卡土地被森林砍伐所破坏。柏拉图就将植被破坏后雅典比喻成一座孤岛，一副没有肉体的病态躯体的骨架。⑩劳里昂银矿的开采也依赖于海外的木材，“熔炉靠海的位置反映了劳里昂银矿对森林的破坏和对国外燃料的依赖”[6]。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城规模宏大的建设计划用到的材料就有石头、黄铜、象牙、黄金、紫檀、柏木⑪，建筑业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材料的需求。

总之，雅典对于海外资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强烈的依赖性，这就促使雅典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海外开拓，保障其海上生命通道以及与货源地之间的联系。雅典人海外进口主要来自黑海、赫勒斯滂、色雷斯、塞浦路斯等地，其中黑海商道最为重要。早在希波战争之前，雅典人已经向位于黑海商道上的克索涅索斯、音布罗斯（Imbros）和勒莫诺斯（Lemnos）等地派驻移民;公元前465年雅典和其盟邦塔索斯（Thasos）为了争夺在色雷斯的市场和金矿而发生战争;为确保马其顿地区粮食等物资，公元前436年雅典在斯特里梦河口建立了安菲波利斯殖民地。显然，雅典人对海外定居地的位置是具有选择性的，定居地本身往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其可能作为重要的贸易据点、商路枢纽、海军港口或者对阿提卡的防卫至关重要。雅典的海外定居者开发定居地当地的资源，与周围地区的居民进行贸易交换，最后将这些资源运回国内。这些海外定居点同时也作为贸易的转运站以及海军的港口，保护海上贸易通道的畅通无阻，对可能存在的威胁进行威慑。

五、帝国堡垒

如上文，普鲁塔克认为派出殖民者的目的之一是让移民到盟邦去定居，给盟邦以防止叛乱的威慑部队。至公元前五世纪中叶，雅典从政治、经济、司法、宗教等各方面建立了对各盟国的控制，提洛同盟由联合的军队变为了從属的臣民。雅典的强权控制与希腊城邦自由、独立的传统形成了尖锐对立，一旦同盟开始转变为帝国，雅典就不得不担心同盟的反叛与日益增长的敌意。据修昔底德的记载，纳克索斯脱离同盟及随后雅典对那克索斯的镇压是盟约遭到破坏、雅典奴役同盟城邦的第一例，之后同盟的其他城邦就这样逐个地遭到了奴役。⑫公元前446年，雅典在镇压了优卑亚的叛乱后，将那里的卡尔基迪亚人（Chalcidians）通通赶走，把赫斯提亚人（Hestiaeans）全部迁出，让雅典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下来。⑬公元前428年，列斯堡（Lesbos）全岛，除麦提姆那（Methymna）外，都叛离了雅典，即所谓的“密提林（Mytilene）暴动”。暴动被镇压后，雅典把所有的土地（麦提姆那人的土地除外）分为三千份份地，其中以三百块份地贡献为神的圣地，其余的都以抽签方法分配给雅典派往那里的移民。⑭雅典还在其他同盟国土地上进行（很可能是无休止的）殖民。

在盟邦的土地上建立定居地无疑反映了雅典帝国黑暗的一面。在古希腊的任何地方，土地所有权都是公民的特权，只有城邦的公民才可以占有土地。在可耕地如此稀缺和珍贵的情况下，帝国权威以土地占有者身份侵占盟邦的土地，是对其感情和利益的最深切的冒犯。[7]85公元前378年雅典第二次海上同盟成立时颁布的法令[8]92-105让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直观准确的认识。法令对以往的和潜在的雅典对盟国领地的侵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雅典向新盟友保证，雅典不会在盟友的土地上以任何形式获得土地或者房屋。“与此相比，法令对驻军、行政官和贡赋这些如此重要的帝国元素的表述也仅仅是简短的和表面的”，由此可见，“雅典的拓殖地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主义最强烈和广泛憎恶的元素。”[9]211-221

R·泽尔尼克—阿布拉莫维茨认为，雅典公民在阿提卡之外的盟邦和非希腊民族的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是雅典霸权最鲜明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雅典帝国体系的组成部分。[10]325-345雅典在建立海外定居地时动辄将当地居民全部驱逐或屠杀，随意践踏盟邦的自治权;将当地居民用作承租人或雇工，让他们在自己以前的土地上劳作，为雅典人创造利益。雅典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其对盟邦统治的不公正性以及所带来的对帝国的怨恨，帝国发展的惯性以及形成的路径依赖最终使雅典的海外殖民走上了斯巴达的“美塞尼亚之路”。

综上，海外殖民是雅典城邦和帝国发展的需要，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使雅典几乎失去了所有海外定居地，但伴随着战后雅典的复兴，雅典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海外殖民。目前人们对雅典如何经营海外定居点仍然所知甚少，难以构建出一副完整清晰的框架，更深入的研究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一时期雅典城邦的发展以及雅典帝国的性质有更深刻的认识和评价。

注释：

①Herodotus，Ⅸ.28.本文对古典著作的引用，如未特别注明，皆出自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②Ps.Xenophon，2.2-13.

③⑧⑫⑬⑭Thucydises，Ⅰ.4-19，Ⅳ.105.1，Ⅰ.98.4，Ⅰ.114.3，Ⅲ.50.2.

④⑤⑪Plutarch，Pericles，20.1-2，11.5，12.6.

⑥Xenophon，Ways and Means，1. 1.

⑦Russell Meiggs & David Lewis （ed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Rev.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128-133;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依照农作物产量将雅典的男性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其中“zeugital”为第三等级，即双牛级;“thetes”为第四等级，即无地者。可参见张强《古希腊铭文辑要》中华书局2018年版。

⑨Xenophon，Oeconomicus，2.7.

⑩Plato，Critias，111.c.

参考文献：

[1]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Barry O’Hallor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lassical Athens：A Naval Perspective，Mnemosyne，Supplements，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Classical Antiquity，vol.425.

[3]阴元涛.雅典拓殖地初探[J].史林，2012，（5）.

[4]A.J.Graham，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ancient Greece，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4.

[5]P.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6]John Ellis Jones， The Laurion Silver Mines：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es and Results， Greece and Rome， 2nd ser. 29，no.2（1982）：169-83.

[7]P. A. Brunt，“Athenian settlements abroad in the fifth century B.C.，”in E.Badian，ed.，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 on his 75th birthday，Oxford：Basil Blackwell，1966.

[8]P.J.Rhodes & Robin Osborne，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BC.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9]Alfonso Moreno，“‘The Attic Neighbour’：The Cleruchy in the Athenian Empire，”in John Ma，Nikolaos Papazarkadas，Robert Parker，eds.，Interpreting the Athenian Empire，London：Duckworth，2009.

[10]R.Zelnick-Abramovitz，“Settlers and Dispossessed

in the Athenian Empire，”Mnemosyne，Fourth Series，Vol.57，Fasc.3（2004）.

作者簡介：

莫凯文，男，山东临沂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希腊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