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开疆拓土的奠基人，也是“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初期，以其独特的政治思想，在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秦穆公在其统治秦国期间，重视周礼，以“诗书礼乐”为政，主要用和平的方式处理与晋和西戎的关系，为秦国争取政治利益;善当伯乐，慧眼识人，任人唯贤，凝聚了一大批治国人才在身边，为秦国的强大出谋划策;重视民本，顺应民意，赢得了秦国内外的民心。正是在秦穆公独特的治国思想影响下，秦国得以置立晋君、平晋乱、战强晋、霸西戎，扩大了秦国的疆域，得到周天子的认可以及其他诸侯的宾从，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穆公使秦国第一次崛起，为秦国以后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秦穆公;诗书礼乐;任人唯贤;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06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19

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在位，为秦国的第九代国君。秦穆公在秦国前几代国君建立的基业上，继续为秦国的事业添砖添瓦，对秦国发展的做了重要贡献。首先，秦国的疆域得到扩大，向东至河西（黄河以东），向西到达戎狄（黄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奠定了秦国乃至秦朝疆域的基础。其次，使秦国的地位大大提高“天子致伯，诸侯毕贺”[1]，获得了霸主地位。最后，促进了秦国的经济、文化繁荣，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发展。秦国之所以能够在诸侯争霸的春秋初期，取得诸多成就，实现了秦国的第一次崛起，与秦穆公独特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

一、秦穆公以“诗书礼乐”为政

秦穆公统治秦国时期，在处理与晋国和西戎的关系时，基本上“以诗书礼乐”的和平政策为主，为秦国争取政治利益。

（一）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秦襄公在公元前771年，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而被封为诸侯，秦国自此开始用周代的礼乐制度改造自己，以周之诸侯王的标准要求自己“与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骆驹、黄牛、纸羊各三，祠上帝西峙。”[1]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了秦穆公时期，周代的礼乐制度对秦国的影响已经非常深刻，当西戎使臣由余出使秦国时“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1]很显然，秦穆公认为“诗书礼乐”是中原各国普遍实行的制度，这一时期的秦国与中原各国一样都是实行周礼的国家，他已经将秦国视为中原各国中的一分子。

从秦国本身的发展来看。秦国作为新兴的诸侯国，发展的时间不长，国家实力不强，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秦国的势力达到黄河西岸以后，不仅碰到东面强大的晋国的反对，而且境内戎、狄势力也没有归顺，尤其是西方的戎族”[2]由于，秦國没有足够的实力直接对抗强劲的晋国和战斗力极强的西戎。因此，秦穆公拓展秦国疆域的过程中，与劲敌晋国、西戎发生政治利益冲突时，秦穆公首先采取的便是“诗书礼乐”柔和的政策，来处理彼此间的国家关系，协调政治利益冲突。

（二）表现

秦穆公以“礼”待晋惠公。公元前656年，晋国发生骊姬之乱，王子夷吾、重耳出逃在外。夷吾请求秦穆公将他送至晋国，并向秦穆公保证“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予秦”。秦穆公派百里奚护送夷吾回到晋国，但夷吾被拥立为晋君（惠公）后，违背约定，不予秦河西之地。公元前645年，秦、晋战于韩原，秦获胜，晋惠公被俘。秦穆公“将以晋君祠上帝”的时候，周天子和穆公夫人出来阻拦“我得晋君以为功，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1]，最终秦穆公答应释放晋惠公回晋国，并且优待晋惠公，给予最好的宿舍，以诸侯之礼馈赠他牛、羊、猪各七条“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更舍上舍，而馈之七牢”[1]。晋惠公回国之后，不仅向秦国进献了河西之地，还将太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将宗族公主嫁给圉，双方维持和平关系。

秦穆公以“诗”与晋文公做政治交易。公元前637年，晋惠公去世，太子圉逃离秦国回到晋国，被拥立为晋君（晋怀帝）。公元前636年，秦穆公为了达到重新控制晋国的目的，将逃亡在楚国的重耳迎到秦国，宴请重耳。宴席间，“秦穆公先以《诗经 采菽》‘君子来朝，何赐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接着‘重耳用《诗经 黍苗》以“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秦穆公又吟‘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后“重耳又赋《诗经》中的《河水》‘沔彼河水，朝宗于海’”[3]双方以吟“诗”的形式，来表达各自的政治目的：秦穆公得到重耳的保证，重耳也得到了秦穆公对他的军事支持，最终完成了秦晋之间的政治交易。在晋文公归国以及统治晋国时期，秦国和晋国之间都没有发生战争，是历史上著名的“秦晋之好”的时期。

秦穆公以“乐”投戎王所好。秦穆公为了达到征服西戎目的，采用了各种计谋。一方面，秦穆公在西戎王的使臣由余出使秦国饮宴时，趁机向由余询问西戎详细的地形和兵势，并且看重由余的才能，借机挽留由余。另一方面，秦穆公采纳内史廖“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1]的建议，派廖向西戎王送了一些擅长歌舞的“女乐”来侵夺西戎王为政的意志，同时又离间了西戎王与由余之间的君臣关系。沉迷于“女乐”的戎王，再也听不进由余劝谏，荒废政务与军事，公元前623年，秦君抵达西戎，西戎投降，秦穆公得以称霸西戎。

二、秦穆公任人唯贤，以德待人

秦穆公在位期间网罗了一大批来自中国东、南、西、北各国各地的优秀人才，追随在他左右，为他的东征西讨和治理国政积极地出谋划策“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塞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4]

（一）原因

时代背景。春秋初期，周王室衰微，周天子的地位开始下降，中原地区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局势剧烈变动，周王室的权力下移，由西周时期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中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增强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实现国家的富国强兵，积极寻求各类贤能之士，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一时间，诸侯国对于人才的需求增加。

先进的中原文化。随着西周的灭亡，以礼乐制度维系的国家秩序瓦解，周王室对于诸侯各国的控制大大削弱。这就为各诸侯国的多元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中原各诸侯国的文化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在春秋时期开始形成“齐文化”“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等区域文化。先进的中原文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各诸侯国，在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类人才的帮助下，逐渐富强，为他们竞先在争霸中原提供了人力资源。先进的中原文化和中原各国的优秀人才，吸引着秦国向中原地区的优秀文化学习，对中原地区的优秀人才充满渴望，以中原文化改造秦国。

秦国本身发展的需要。首先，秦国的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自秦国被封为诸侯国开始，便进行艰苦卓绝的创业斗争。由于秦国的发展历史起步晚，还未形成比较先进的文化，人才方面十分匮乏。秦国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以及在中原地区的争霸历史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积极地寻求贤能之士。其次，秦穆公的个人素养。秦穆公的个人素养高，他为了秦国的强大，能够以开放、包容、谦虚的态度，用各种方式进行寻贤访能，善于接纳并且重用来自各国各地的优秀人才。

（二）表现

秦穆公求贤，予以高位。秦穆公为了得到贤能之士，东寻西访，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争取人才。公元前656年，晋献公灭掉虞、虢国之后，俘虏了虞国国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奚，将百里奚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奴隶到秦国。由于百里奚半路逃跑至楚国，成为楚国的放马人，秦穆公听闻百里奚是贤臣，想用重金赎买百里奚，但又害怕楚王察觉百里奚的才能，不肯放走百里奚。于是，秦穆公便以百里奚奴隶的身份，用五张羊皮换百里奚，“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1]。在百里奚的推荐之下，秦穆公又从宋国重金寻来蹇叔。公元前626年，西戎派使臣由余來秦，秦穆公在听完由余对于中国以礼乐诗书为政却乱，西戎以国君一人之政而国治之后，感受到威胁“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1]在内史廖建议下，秦穆公为了得到西戎由余，一方面故意留由余在秦国，让他不能按时回到西戎，另一方面使用美人计和离间计让戎王对由余产生怀疑，又向西戎王请由余，最后以客卿之礼待由余。此外，秦穆公还任用了从晋国逃亡而来的晋国大臣丕豹。秦穆公对于四处网罗而来的人才，不仅予以官职，而且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优秀人才的能动性，为秦穆公的霸业出谋划策。

以德待人，君臣齐心。秦穆公不仅以君子之德待人，还敢于承认错误，获得了秦国臣民的拥戴。公元前627年，由于秦穆公对敌我形势的错误估计，在晋君新丧、郑君新立之时，派兵对郑、晋发起战争。郑人弦高赠12头牛退秦军，秦军转身进攻晋国的边邑滑，遭到了晋襄公的反击。秦晋战于崤，晋打败了秦军，并且俘获了秦的三位将军（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在晋文公夫人劝说下，晋襄公，释放了三位秦国的将军。秦穆公面对秦军的战败，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责罚三位将军，而且恢复了三人的官职，更加优待他们。“秦穆公的这一举措，为其赢得了军心与民心，更是激发了军士的斗志。”[5]公元前625年，经过了几年的养精蓄锐，秦穆公带领秦军打败了晋国，夺取了晋地王官及鄗，并且为崤之战牺牲的战士立碑发表誓词，让后世子孙记住他曾经的错误。秦穆公的作为得到人们“秦穆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1]的称赞。

（三）影响

对秦国的影响。秦穆公用人不以宗亲、等级划分、地域、国家为标准，唯以贤能为依据，四处搜罗异国的贤能之士，委以重任，用人不疑，充分发挥贤能之士的能动性。在诸多人才的帮助下，秦穆公曾三次置立晋君，多次平定晋乱，取得了河西之地，为秦穆公赢得了美誉和威望。与此同时，秦穆公战败了晋国多次，灭掉了一些小国家，又称霸西戎，扩大了秦国东、西方疆域，提高了秦国的地位，其霸主地位得到周天子的认可。

对后世的影响。秦穆公在用人政策上，以任人唯贤为标准，冲淡了宗法因素在秦国选官制度上的影响，“开创了春秋时期异国人为卿相的先河”[6]，为秦国以及秦朝任用异国能人为高官提供了范例。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惠王用张仪，秦始皇用李斯。秦国以开放的态度，包容了各国的各类人才，为秦国的强大以及统一六国奠定了人才基础。

三、秦穆公的民本思想

（一）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民本思想是中国远古以来的就存在的，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的传统思想。自“汤武革命”后，周初的统治者更加重视人民的力量，“出现了‘敬天保民’ ‘以德配天’”等的新思想，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政局动荡的春秋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政，由于人民的多少和民心向背决定了国与国间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强弱，人民便成了诸侯之间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为了取得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各诸侯国的统治阶层和游离于各个政权之间的士人阶层也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力量，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的民本思想非常盛行，甚至影响到了远在西边的秦国。

从秦穆公本人及身边的大臣来看，首先，秦穆公具有远见卓识，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民心向背对于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性。其次，汇集在秦穆公身边的大臣，诸如百里奚、蹇叔、公孙支等人皆是从中原地区而来，受到中原地区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他们在秦穆公进行国家决策之时，会从顺应民意的立场出发，能够给予秦穆公相关的民本思想方面的建议。

（二）表现

泛舟之役救晋民。公元前648年，晋国内政混乱，发生饥荒，民不聊生。秦穆公没有听从丕豹趁晋国发生饥荒而借机攻打晋国的建议。而是听从和采纳了公孙支和百里奚“饥穰更事而，不可不与”“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 [1]的意见，重视民生，顺从晋国的民意，决定伸出援手，救助晋国的百姓。秦穆公派人将秦国的粮食分水路和陆路，浩浩荡荡地从秦国的雍地运送到晋国的绛地，成就了历史上“泛舟之役”的佳话，赢得了民心，提高了秦穆公在中原各国中的声望。

秦穆公亡马赐酒。秦穆公曾经遗失了一匹好马，官吏带人四处寻找，等找到的时候，马已经被300多名野人吃了，按照秦国的法律，这些人都要被处以死刑。但是，秦穆公以“君子不以畜产害人”[1]，并没有处罚他们，而是赦免了他们的罪责，同时赐酒给他们喝。秦穆公的宽恕与恩赐，得到了野人的回报。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爆发，在战争中，秦穆公身受伤，秦军被围困，此时冲出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的300名野人。他们的忠心追随，帮助秦穆公脱困，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最终使秦军获胜，晋惠帝被俘虏。

（三）局限

秦穆公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由于受其所处的奴隶社会的时代影响，使得他的民本思想打上了深深的奴隶制的烙印。在秦穆公死后，为他陪葬的人员有170多人，其中不乏许多贤能之臣“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1]這些人才的失去，造成了秦国从秦穆公到秦孝公间隔的这几代的消沉，“秦不能复东征也。”[1]

综上所述，在礼崩乐坏的春秋初期，秦穆公以其独特的治国思想，为秦国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在统治秦国期间，“以诗书礼乐为政”协调与晋国和西戎的关系，为秦国争取政治利益，取河西之地;任人唯贤，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军事行动积极地出谋划策，战强晋、霸西戎;注重秦国内外的民心，增强国民凝聚力，提高国家威望。秦国在秦穆公及其贤臣的治理下，开启了强国的征程，为秦国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秦穆公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应当以客观的态度分析秦穆公的政治思想，将秦穆公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分清秦穆公的功绩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林剑鸣.秦国发展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3]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喻言.春秋霸主的德治思想及对当代治国的启示[D].辽宁科技大学，2012.

[5]向德富.秦国客卿制度漫议[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122-123.

[6]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刘欢，女，四川西昌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