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淹是南朝著名文学家，钱钟书称其文“俯视一代”。《恨赋》和《别赋》是江淹最负盛名的抒情赋代表作，一写赍志而殁之恨，一抒离愁别苦之情，体现出鲜明的悲怨基调。究其原因，既与江淹当时被贬吴兴县令的压抑环境有关，也有自身多愁善感的性格因素，同时离不开佛教苦乐观的影响。《恨赋》《别赋》，情景交融，并通过运用典故和概括典型的方式，将恨、别之情泛化为人类普遍的情感体验，从而引起读者共鸣，历经千载而传诵不衰。

【关键词】《恨赋》;《别赋》;悲怨基调;用典;典型;情景交融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08

江淹一生历经宋、齐、梁三朝，身处江山易代之际，特别在宋末齐初饱受政治打击，将悲怨之情发言为声，从而酿就六朝悲怨文学的惊世之作—— 《恨赋》《别赋》。

本文将结合江淹生平、创作背景、性格因素和佛教影响来研究《恨赋》《别赋》悲怨基调产生的缘由，并具体分析悲怨基调在两篇赋作中的文学体现，探讨如何辩证看待其悲怨基调的文学价值。

一、江淹生平与创作背景

江淹，字文通，宋州济阳考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是颇负盛名的文学家。《梁书》记载江淹“少孤贫好学，沉静少交游”，在魏晋南北朝注重家族门第出身的社会环境中易受歧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江淹出身寒族的辛酸经历，也为以后他忧郁敏感的性格埋下了伏笔。年轻时，他在宋建平王刘景素手下任幕僚，因广陵令郭彦文一案受牵连而下狱。江淹以饱蘸悲愤与真挚之情的笔墨写就《诣建平王书》，感人肺腑，终于得到刘景素的宽慰而被释放。然而好景不长，后来刘景素密谋起兵造反，江淹屡次劝谏无果，在元徽二年被贬为建安吴兴县令。身处荒僻偏远的“江南瘴疠地”，与外界沟通较少更是“逐客无消息”，迁客骚人被贬到偏僻荒凉的南方湿热之地，自然有一腔忧郁亟待抒发。再加上被贬期间丧子别妻的经历，又使得江淹遭遇了生离死别的痛楚，政治失意与亲故零落的双重打击，让他的内心饱受折磨，从而将悲怨之情倾泻于笔端。

从外部客观环境来看，江淹早年的政治生涯屡遭坎坷，甚至经历牢狱之灾，再加上被贬谪到蛮荒之地，又与亲人阴阳两隔，更容易激发他内心的愁苦抑郁。《恨赋》《别赋》写于江淹被贬期间，他将内心的愁苦抑郁诉诸文笔，以此消解愁闷。《恨赋》抒发赍志而殁、心愿难以实现便与世长辞的遗憾以及对死亡无法回避的悲恨，《别赋》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人世间不同情景下分离的哀怨无奈，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可见命途多舛、仕途不顺的现实刺激是诱发他悲怨之情的直接原因。

从内部主观因素落笔，江淹多愁善感的性格、忧国忧民的气质，也是他文章多悲愤哀怨的重要原因。《自叙传》记载：“长遂博览群书，不事章句之学，颇留精于文章，所诵咏者，盖二十万言。而爱奇尚异，深沉有远识，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鸞之徒，然未能悉行也。”

由此可知，江淹年少学识广博，才华横溢，文采斐然，他渴望像司马相如一样凭借赋作得到君王赏识乃至名垂青史，钦佩东汉名士梁鸿忧心国事而挥笔写就名作《五噫歌》。这反映出江淹志向远大，深受儒家忠君爱国、匡世济民思想的影响，骨子中沉淀着忧国忧民的文人气质。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纵有鸿鹄之志却在坎坷仕途中被束缚了羽翼，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自然更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忧郁敏感。

除此之外，《恨赋》《别赋》的悲怨色彩也与佛教苦乐观的影响有关。江淹在《自叙传》中说自己“深信天竺缘果之文”，可见他思想深处笃信佛教，从江淹的诗文也可以窥见他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痕迹。如《伤爱子赋》的结尾写道：“信释氏之灵果，归三世之远致。愿同升于净刹，与尘习兮永弃”，江淹从丧子之痛中超拔出来，明白今生的果报牵连于前世的因缘，祈求死后与儿子在佛国净土相见，超脱于红尘俗世之外。江淹借佛家的因果轮回观念来自我开导，从而对人生有了较为通透清醒的认知，而往生净土的心愿则反映出他对于生命终极归宿的思考。

佛教认为人生无常，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苦难，比如四集谛中的苦谛包含着人生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恨赋》《别赋》便写尽了其中的死苦和爱别离苦，并对于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加以铺排，可能也是受到佛教经文中多有归类、铺陈的影响。《恨赋》《别赋》对人生面临死别与生离的各种情景进行了铺张渲染，不仅仅是个别人的恨与别，而是站在超拔于人世间的高度俯瞰古往今来的一切恨与别，具有普遍性，更渗透着人世无常的玄思意味。

然而江淹在中年以后平步青云、仕途顺畅之际，“晚节才思微退”。《诗品》记载：“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而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人生遭际的转折，江淹晚年安于享乐，常云：“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缺乏忧患意识，江淹便很难写出《恨赋》《别赋》这样极尽悲怨之情的惊世骇俗之作，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江郎才尽的结局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也侧面反映出《恨赋》《别赋》之所以富有艺术感染力恰恰是“文穷而后工”的体现。

二、悲怨基调在《恨赋》《别赋》的体现

曹道衡先生认为《恨赋》所写的主要是人生短促，有志难伸的痛苦;《别赋》所写的主要是离情别绪和背井离乡的悲伤。当然，两篇赋作都饱含悲愤哀怨之情，极尽悲怨之致。《恨赋》《别赋》的悲怨基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江淹长于运用典故，既有历史人物的事典，也有借鉴前辈诗赋而援引、化用的语典。一方面是由于江淹饱读诗书，学识渊博，对古籍中的典故十分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长于模仿又能融会贯通，化用典故如自己出。

在《恨赋》中，他引用秦始皇、赵王、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等人的事典，一连串的历史人物层出不穷。秦始皇壮志未酬之恨，赵王国破家亡之恨，李陵含冤受辱之恨，昭君客死他乡之恨，冯衍有志难伸之恨，嵇康世道难容之恨，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所恨之事各异，但是遗恨之情的本质何其相似！字里行间充满着历史兴亡、人世代谢的沧桑之感，作者更吊古伤今，借古人之事抒发自己心中绵绵无尽的悲怨，深化悲情，哀感久绝。《别赋》写“暂游万里，少别千年”运用语典，化用鲍照《代升天行》的名句“暂游越万里，少别数千龄”如自己出，笔墨中一抹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萦绕其间。

江淹不仅在赋中多用典故，他的诗歌中也不乏典故，比如《杂体三十首》。他的三十首杂体诗，每首诗追忆一位历史人物，既有不得君心的边将，又有忧闷抑郁的士子，还有怡情洒脱的文人，人物各不相同。比如《李都尉从军》一诗结尾写道：“袖中有短书，愿从双飞燕”，与《恨赋》“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抒发了不被君王理解的苦闷之情，可见江淹诗、赋中的典故相互关联。

第二，江淹还善于列举典型以概括出不同类别的恨、别之情，并通过典型来表现一般，从而将个人的感情泛化至人类普遍、共同的情感，引起读者共鸣，加深了艺术感染力。

《恨赋》中秦帝、赵王代表了一般帝王诸侯或成功或失败都终归一死的悲叹，其余四者代表了知识分子有志难伸、壮志难酬的满腹愁怨。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没地，长怀无已。

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

李陵假装投降实际上伺机报国，投降只是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却被汉武帝误解而满腹冤屈;王昭君不得君王眷顾只能远嫁边塞，从香草美人的传统而言，以男女来比附君臣，影射君臣隔阂而造成知识分子的失意苦闷;冯衍“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埋没乡野，郁郁而终;嵇康清高孤傲却为黑暗的世道所不容，在《广陵散》的凄凉琴声中走向死亡。清代许梿说：“至分段叙事，慷慨激昂，读之英雄雪涕。”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见证了古往今来无人能逃脱死亡而终究饮恨而逝的残酷事实，正如《恨赋》的结尾所言：“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恨赋》的姊妹篇《别赋》则从显官达贵、豪侠壮士、从军征夫、去国羁臣、宦游夫妇、方外之士、男女情人等七个典型，极力铺陈描摹离别的各种情景，写尽离别之悲，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然离别之人、事、景各不相同，但是离别的主题却有共通性，所谓“别虽一绪，事乃万族”。离别是人世间的普遍现象，而由分离所生的愁怨苦痛也是离情的本质所在，“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

第三，江淹善于移情于景，情景交融，他筆下的景物浸染着悲怨凄凉的冷色调，客观景物其实也是他内心幽怨悲凉之情的投射。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诗词如此，文章亦然。

比如《恨赋》开篇写景：“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坟墓上荒草枯木的凄凉之景如在目前，渲染了一种萧瑟幽冷、阴森可怖的氛围，使人不觉联想到死亡，从而为后文“仆本汉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埋下情感基调。又如“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极写边塞异域狂风大作的昏暗景象，连大雁都踪迹难寻，更何况人迹罕至！以“陇雁少飞”暗示边塞与中原相距遥远，以雁象征思乡之愁，以哀景写哀情，情景交融，衬托出王昭君久居塞外的孤寂忧伤之情。

再如《别赋》写恋人分别：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

春天的景色本是明媚而生机盎然的，然而在即将分离的情人眼中，即使是清澈的湖水也染上一层悲情，即使是青葱的草色也如“记得绿萝裙，处处怜芳草”一般，隐含着少女迢迢不断的思念。此处移情入景，情景交融，刻意勾勒出一幅送别的春色图来渲染情人内心的伤感之情。明月皎洁，露珠莹润，如此良辰美景却不能长相厮守，只能在时光匆逝、岁月流转中坐愁红颜衰老，怎不令人泣下沾襟！此处以乐景衬哀情，倍增其哀，更显出悲怨之深，思念之切。

从春日离别到秋夜思念，春秋轮回间不觉辜负了韶华，憔悴了朱颜，更惹人感伤忧郁。这段文字运用了一连串的颜色和比喻来细致具体地描摹景致，引起丰富的视觉联动，容易触发读者内心的真切感受。王林的《六朝辞赋史》引用明人张文光的“布景淋漓，写情透彻”八字概括江淹辞赋的艺术特色，颇为精妙。

江淹《恨赋》《别赋》将抽象的情感作为描写对象，通过运用典故与概括典型将个体的情感泛化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又以华丽辞藻精细雕镂出尽显悲情的景色，情景交融，从而深刻表现了悲怨基调。

三、辩证看待悲怨基调的文学价值

江淹的《恨赋》《别赋》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情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面临无法避免的死亡与分别时的悲怨之情，容易激起读者心中剧烈的情感起伏，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令人凄神寒骨，久难平复。过度渲染悲观消极的情绪，也不利于读者积极乐观、健康向上思想的培养，这似乎是其白璧微瑕之处。

然而，把这两篇赋作放于六朝时期朝代更迭的战乱背景中，同时联系作者下狱遭贬、亲故凋零的坎坷经历，再加上作者本人敏感多愁的性格，乃至受到佛教苦乐观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其悲怨程度缘何如此之深了。

诚然，《恨赋》《别赋》的悲怨基调，是那个时代文人失意的集中体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朝时期文人的部分精神风貌。

虽然这两篇赋作不是将离愁别恨题材纳入辞赋的首创，早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已有“悲莫悲兮生别离”的感叹，但确实是将悲怨之情发挥到极致的离情赋名作。

以往的汉大赋多以具体事物为描写对象而很少专门刻画情感，《恨赋》以抽象的遗恨之情为描写对象贯穿全文，《别赋》则侧重渲染离别带给人的哀愁之情，二者都体现了对于情感描写的高度重视，是对辞赋题材的拓展。二者都将抽象情感铺展到不同的情景、人物类型之中，将汉大赋的铺叙手法融入抒情小赋的情感渲染之中，并借鉴了《七发》的分类铺写，从而促进辞赋的发展。

《恨赋》《别赋》一扫齐梁绮靡浮艳的文风，注重抒发真情实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齐梁文学在浮辞艳藻之下，尚蕴含着“新变”的因素，也对隋唐文学的发展有所影响。《恨赋》《别赋》所表现的死之遗恨与生之伤别，并不是单独个体的情感体验，而是人类共有的普遍情感和永恒主题。这两篇辞赋通过一个个典型的人物与情境，揭示其背后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的遗恨与伤别，从而折射出恨与别在人世间的普遍性与共通性，深化了情感意蕴，又渗透着哲理思维。二赋风格华而不靡，以情动人，在南朝辞赋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对于《恨赋》《别赋》的悲怨基调，应以辩证的眼光、理性的思考来面对，既要看到其情感过于悲观消沉的不足之处，但也不能拘泥于偏狭一隅，更应重视其在文学史上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看到其所传达的恨、别情感之普遍性，将多方面结合而不失偏颇，才为明智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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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贺潇莹，女，汉族，山东日照人，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