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颖

一切形而上的探索，一切理论的形成，都源于人的存在困境。尼采认为：“每种艺术，每种哲学，都可以看作服务于生长着、战斗着的生命的药剂和辅助手段，它们始终是以痛苦和痛苦者为前提的。”1文学因为关注人类的前途、命运和生存处境，而获得了普遍而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作为“未被承认的人类立法者”，“世界的推动者和塑造者”，诗人必然涉笔疾病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反面生命经验。“诗是从医生每天见到的病人的吞吞吐吐的话语中挑出来的。”2诗人正如医生一样，面临着描述人类受难躯体的感受以及心灵状态的难题，用他们锤词炼句的天赋唤起一种对抽象、模糊的疾病符号的神圣表达，从而最大限度地揭示人类最隐秘的内在世界，给予受难同胞以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同情，进而探讨人类获救的可能。

艾略特早期诗歌用新的表现方式描绘大战后人类的身心创伤，“关注现代人的个人无所作为及社会荒原之感”，3诗中人多表现出现代神经症式的精神症候。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称之为“一种表现为丧失信念与信仰、生命意义及各种各样的创造力，并且毫无目标沉溺于自我的疾病”4。伦德尔·贾里尔 （Randall Jarrell）视他为“最主观、最超凡的诗人之一，是自身势不可挡的冲动和强迫症的受害者和茫然的受益者”5。20世纪20年代晚期，艾略特诗歌的宗教针对性更加明显，他将神学引入艺术，以东西方宗教语境为背景讨论当代精神顽疾的问题。以其“表达了一代人的幻灭”，并“给人类带来了新的艺术和技巧”而被拥戴为“文化英雄”6。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批评”式微之后，主流诗歌界仍然奉艾略特为楷模，使诗歌在美国重新担负起“信仰”和“救世”的任务。

伊格尔顿认为宗教式微之后，文学担负起了拯救灵魂、疗救国家的责任。7他可能是少数领略了艾略特语言疗愈性的奥秘者之一，并将这奥秘概括为“试图在具体的肉体和时间里表达超验的真理”8。并进一步阐释道：“要做到有说服力，就要在i8读者的神经系统、消化器官和集体无意识里制造共鸣，而不仅仅是达到心智的范围，这种语言必须被加速扩张到紧密地依靠感官经验以至于几乎无法与之分离的程度。”9

伊格尔顿的这段论述源于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中提出的“情感分离”学说。他认为，情感分离的直接后果，是思想和身体再一次被割裂，人们再次陷入笛卡尔式身心二元论的焦虑中。如何恢复思想与情感的统一，提升人类精神的整体性？艾略特认为，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诗人要肩负起积极扩大人类经验与情感的任务，采取的方式是极端的，而且是最深入的。要深入到什么程度呢，艾略特说，即使是“心灵深处”都不够，要深入到“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和消化道的下面。” 10《玄学派诗人》虽已成为艾略特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诗论作品，但评论界的目光始终聚焦于“情感分离”及与此相关的“非个性化诗学”和“客观对应物”思想中。伊格尔顿是极少数意识到这段论述不同寻常之处的人，但他的解读仅止于此，并未再有专门深入。

这段有关“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和消化道”的言说，对于艾略特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有怎样的影响？一个追求超验精神世界真理的人为何会做出如此的论述？艾略特究竟是否试图在时刻流变的世界中寻找一个中心？诗人的语言如何介入过去、现在、未来皆在动变的混沌中，解决精神的动荡，提升精神的整体性？在有关艾略特诗歌意识问题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曾提出两个与笔者上述思考有着相同旨趣的问题：艾略特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他的文化范畴？又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思想与情感回应上的一致？11作为早已被定见锁入经典化“监狱”的艾略特来说，重获自由的“钥匙”也许在每位读者的手中。

诗歌在语言哲学意义上，被德勒兹称为“语言的口吃”。诗人在语言中创造新的语言，令新的语法和句法力量得以诞生，将语言拽出惯常路径，令它开始发狂。“捍卫语言的唯一方式就是攻击它”，诗人在常态语言中挖洞，发明一种又一种非常态、非常理的言语组合，努力使“整个语言向不合句法、语法的极限倾斜”。12诗歌中的词语要拒绝统一而实用的句法规则，打破约定俗成的意义结构，创造那些尚未存在或已经消失的生活。唯有如此，诗歌的疆域才得以拓宽，诗歌才能获得它的“健康”与新生。诗歌语言以意象为基本单位，它呈现意象，不附加解释。相对于叙事类文体来说，诗中人物身份模糊，背景不明，情节断裂。这种不确定性唤起了一种心情，它努力刺激读者的想象力，“通过诗的形象，对值得赞颂的主体所产生的頓悟。一个极简单的形象，就能成为一种绝对的起源和意识的开始”。13在想象尽情发挥的过程中，读者也加入了诗人的创造过程，一行一行，一个意象又一个意象，使剧情不断被打开，一首伟大诗歌蕴含的内容不亚于一部长篇小说。疾病因此在诗歌中获得了独特的生发方式与功能指向。仅仅是一个单独的疾病意象就充满了来历与结局不明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诗歌的陌生感、惊奇感与想象的空间。

在对语言、认知与世界关系的研究中，当代认知与神经科学家发现了认知的特性——具身化（embodiment）。具身认知的中心含义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当代认知、神经科学与诗学的交叉视野中，生成批评应运而生。生成主义批评认为，对于文学艺术作品，除了观察和解读，还存在着一层蕴含着身体参与的理解维度。然而，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却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即使他们貌似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表现出深闭固拒的态度，但在实际研究中所采用的大多数方法仍旧深受笛卡儿哲学的影响：“身体通常被视作一种文化意义生成的途径;一处社会关系、媒体实践、权力斗争、暴力、欢愉、以及传统和习惯产生和/或‘被铭记’的地方。”14生成批评对这两种立场的局限提出了质疑：我们仅仅关注如何通过自己的身体思考和知晓，却忽视了身体本身是如何进行思考和知晓的。15

朱维尔·斯比尔斯·布鲁克尔（Jewel Spears Brooker）在《写就自我：T.S.艾略特的辩证与非个性化》一文中指出，艾略特的文学和社会批评的主要思想都与其哲学背景有关。艾略特从F·H·布拉德雷等诸位的哲学思想中吸取了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形成了四个原则。一感知相似原则（principle of perception of likeness）。艾略特认为这是诗人资格认定的首要原则。实质上是身与心、语言与认知的关系问题。即语言要能统合情感与思想，形成“感受统一”（unified sensibility），形成一个能嗅到思想的心灵。二是整体原则。即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囊括其他部分的整体的一部分。三是整体是一个系统，系统中的各个部分紧密相连，任何一个部分发生变化，都会影响其他部分。这条原则是历史感的充分体现。四是辩证动态变化原则。16事实上，这四个原则也勾勒出艾略特诗歌创作、诗学思想乃至社会批评理念的版图。但是，经典既定义界限，又超越界限。如同艾略特始终主张“通过打破个体的自我界限从而达成更高的精神意识”17，这是艾略特思想极具开放性、动变性以及生成性的集中体现。如何在新的维度中推进艾略特的思想，而非简单重复，是笔者试图尝试的，也是本文将艾略特研究置放于文学、哲学、认知与神经科学交叉视野下的初衷。上文中西方学者对艾略特思想体系的概括实质上是身体与心灵、语言与认知、整体与部分、历史与动变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当代生成认知观、德勒兹生成哲学与文学生成批评皆致力于上述四组关系的探索，并与艾略特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交叉点——生成。这当然不是巧合。

认知科学考察语言、认知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影响人类认知与经验的因素。当代认知科学代表人物智利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esco valera）在70年代后期力求为认知与神经科学、哲学和佛教传统的静心（meditative）之间的对话创建一个学术空间，18以此开创了以生成认知观（enactive cognition）为核心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其重点是语言不仅仅是自然之镜，去模仿和表征作为外在对象的世界，语言“生成”世界。而这种生成性的根基是认知的具身化（embodied）特性：其中心含义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认知依赖于经验的种类，这些经验源于具有各种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其次，这些个体的感觉运动能力本身也包含在一个更大圈子里的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中。”19即认知无法脱离具体身体的感觉与感知，而身体又是嵌入（embedded）环境的，因而，认知、身体和环境组成一个动态生成的统一体。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与流变的身体、具身化认知和行动活生生地交织、互动中耦合而成的结果。20基于此核心观点，瓦雷拉总结了认知的生成进路（enactive approach）：具身——延展——生成。即以具身化（embodiment）作为感觉的物质基础，成为动变、存在的周遭世界的一部分，表现出认知的延展性（extended），同时，整体的各部分在变动中流动耦合，“生成”新的认知与经验。21

受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身体现象学的启发，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身体转向”。伊格尔顿于1986年出版了《威廉·莎士比亚》，试图从身体的角度诠释莎翁名剧。 根据他的解读，“莎士比亚试图以一种乌托邦的方式”达到身体与语言的有机统一22。在他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理想：语言不过是身体的延伸，故而它和身体不存在统一与否的问题。 如果离开了物质的身体， 语言就什么都不是。此后，“在身体的基础上”重建文学研究的实践仍在延续。进入二十世纪，融合艺术批评、当代认知与神经科学理论的“生成批评”（Enactive Criticism）应运而生。生成主义批评认为，对于文学艺术作品，除了观察和解读，还存在着一层蕴含着身体参与的理解维度。然而，人文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却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即使他们貌似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表现出深闭固拒的态度，但在实际研究中所采用的大多数方法仍旧深受笛卡儿哲学的影响：“身体通常被视作一种文化意义生成的途径;一处社会关系、媒体实践、权力斗争、暴力、欢愉、以及传统和习惯产生和/或‘被铭记’的地方。”23生成批评对这两种立场的局限提出了质疑：我们仅仅关注如何通过自己的身体思考和知晓，却忽视了身体本身是如何进行思考和知晓的。24生成批评主张在进行文学欣赏与评论时，不能排除身体感受的因素。要充分考虑到具身知识（身体知识而非借助于身體获得的知识）如何塑造我们的感知，我们的阐释在文本接受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交互作用，进而生成新的认知与经验。这是理解文本、图像、音乐或表演等一切艺术的必要条件。

德勒兹与伊格尔顿一样，以身体为出发点考察文学的功用和效果。优秀的文学何以成立以及它如何作用于社会，是德勒兹生成思想体系中重要的主题。由于其思想体系庞杂艰深，笔者在此扼要分析与艾略特及上文思想形成对话的重要概念，以廓清全文的逻辑线索。

“运动”，是德勒兹后期哲学体系的核心思想。德勒兹认为，存在的本质是运动。正是在运动不居的基础上，才有不断生成新向度的可能性。在《什么是哲学？》的终章，他总结了全书乃至其一生思想的根本线索，即哲学、科学与艺术的关联。这种关联最根本处在于存在的“流动性”。科学、哲学和艺术，“它们切入混沌的方式各不相同”。25科学仍然试图从混沌之中捕获秩序，但混沌本质上是一种“持续变异的现实之流”。哲学不再在之上寻求一个确定、稳定的固定支点。26同样，文学也无法去表征一个既存不变的世界，“更确切地说，文学属于不定形、未完成的东西”，“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27文学与哲学“只是将变异生成的强力始终维持于概念和精神的运动当中”28。

德勒兹将尼采视为文明的医生，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宣告了上帝之死，把生命从外在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 他们也都是一种劈开事物和语言的决绝者。这样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新思想得以生成。29人从外在的规定性解放出来，却又陷入自设的主体性囿限中。海德格尔在论述现代的本质时指出：“现代与中世纪和古代最大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人成为了主体，而在于人的主体地位是自行设立的。” 30人以此来“决定对其他存在者采取何种态度”，并“获得对存在者整体的支配”。人类改造自然、建立秩序，但是这种主体性颇具危险，会使人“局限于他的任性和放纵于他的专横的‘自我’”。31在这内外交困的世界中，唯有文学能提供疗救。

德勒兹在“批评与临床”研究中将文学与医学联系起来。认为世界是症状的总和，作者成为症状学专家。伟大的作者是文明的病人，同时“必须是一位医生，一个能正确诠释疾病符号的诊断师，以及能够开出药方的治疗师”32。在皮尔斯多元论的符号学影响下，德勒兹反对能指这一霸权，强调符号的运作过程、语言的流动过程。让语言流动起来，就要突破既有的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的双重捕获，让语言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创造出强度的语言，让人错愕、震颤和沉思，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打破定见的感觉，激发人们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据此，德勒兹展现了三种伟大文学症候式的特点：在母语中创造新的少数用法、巴洛克式的充满强度的写作和结巴口吃。最终，作者的力量不仅仅是个人的力量，作品完成，作品似乎死了，但却带着生的使命奔向读者。因此改变语言就是改变世界，文学成为关乎健康的事业。

因此可以说，生成的文学生成着新的存在物、新的生命和新的世界，他通过生成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至此，我们总结出科学、文学与哲学领域“生成观”的共通之处：世界的本质在于流变性和生成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无法脱离具体身体的感受与感觉，身体也无法脱离所在的生理、心理、文化情境。人的认知是诸多元素不断变动更新的生命织体。要疗救身心世界，就要改变既有认知经验、思想和法则的束缚，必须以语言释放、捕捉并诱发身体感觉和感知的火花，藉由身体的感受，探究自身的实相。刺破定见，并在碎片的重新整合、凝聚中生成新的认知与世界。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Y201942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