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 王晓燕 （教授）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 3002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未来生活有了更美好的向往，更加关注社会福利。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全体社会成员能享受的物质供给、美好环境和精神给养，而狭义的社会福利则指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社会群体的物质帮助和服务。本文研究的社会福利为广义上的社会福利，重点探究环保税与股权激励对其的影响。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陆续开始以税收作为保护环境的手段。我国也制订了一些环境政策规范企业经济行为、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正式实施。环保税的征收和国家环保力度的加大可以矫正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减少社会福利损失，对社会福利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国家鼓励发展民营企业、新兴产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股权激励成为许多企业为吸引和留住人才、避免财务风险过高而采取的重要手段。股权激励利用股权粘性，提高了被激励对象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凝聚力。股权激励作为一种利润分享计划，在为本企业员工提供福利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进而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

目前国内外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研究大多只关注于公司层面，即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鲜有延伸至对社会福利影响的研究。而关于环保税对社会福利的效应研究，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环保税的征收会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但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实证研究较少。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环保税以及社会福利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以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内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环保税与社会福利。现有研究中关于环保税的福利效应多体现在税收的激励效应和“双重红利”效应等方面。李金龙、游高端（2009）等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和一般均衡分析法，得出绿色税收对节能减排具有正向激励作用。Terkla（1984）、Pearce（1991）等认为环保税的征收具有矫正市场失灵和增加税收收入的“双重红利”效应。由于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应根据企业排污造成的社会损害对企业征税，以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而环境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也会促使企业重视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环保税在矫正污染外部性的同时，减少了由于过低的产量水平导致的福利损失，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环保税负大小与社会福利高低正相关。

（二）企业股权激励与环保税。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股权激励和环保税的研究并不多，但许多学者提出了有关股权激励的负面影响，王洪涛（2011）认为股权激励在实现其激励作用的同时也会促使企业片面追求股价上涨，股价不能反映企业真实业绩。张佳佳（2010）认为股票期权会导致企业员工收入过于悬殊，激化企业内部矛盾。因此，在合理的持股比例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股票红利会使持股员工将企业的经营绩效与自身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企业业绩提升引起的股票增值给他们带来的成就感远远大于其基本工资带来的满足感。为此，股权激励的受益员工很可能会片面追求企业业绩。对加工制造业等重污染行业企业来说，片面追求企业业绩意味着盲目扩大生产和销售规模，这往往会伴随着环境问题的爆发，企业承担的环保税也会随之增加。此外，股权激励的对象往往是企业管理层，这一政策带来的薪资失衡难免导致生产人员、技术人员消极怠工、怠慢环境问题，也会产生环保税额的增加。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会增加企业的环保税负。

（三）企业股权激励与社会福利。现有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对公司股权激励与社会福利的关系进行研究，多是集中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探讨。Mehran（1995）对153家实施股权激励的制造业公司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公司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董斌、陈婕（2015）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模型对我国2006—2011年所有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得出股权激励促进企业业绩的结论。因此，一方面，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鼓励员工为企业盈利尽职尽责，进而促进企业业绩水平上升，进而拉动该企业所在地区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高。另一方面，企业的社会责任及企业产生的社会效益主要是满足社会需求、造福公众，因此，企业采取股权激励在增加环保税的同时，最终会提升社会福利。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3：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政策对社会福利高低有正向影响。

H4：环保税在股权激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环保税的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因此，经营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染物的重污染行业不可避免地成为环保税的主要纳税人。根据环保部2010年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重污染行业主要包括水电煤气能源业、医药生物产业、金属非金属业、石化塑胶塑料业等25类行业。本文以2014—2019年沪深两市上述行业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其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ST、*ST公司的数据；（2）剔除有变量缺失的企业的数据。按照以上原则，最终得到1 198个公司，共6 394条数据。实证分析利用Excel 2007进行数据整理，并采用Stata 12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社会福利，以上市公司注册地省份的真实人均GDP为衡量指标。对于社会福利来说，只有实实在在的商品消费数量增多才是福利的提高。如果只是价格上升，消费的商品的数量不变，社会福利当然也没有变，但名义GDP却随之提高，因此真实GDP比名义GDP能更好地反映社会福利。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股权激励。如果实施股权激励，取值为1；未实施股权激励，取值为0。

3.中介变量。环保税。参考于连超等（2018）的做法，将排污费在总资产所占比例作为环保税率。我国《环境保护税法》自2018年1月1日起才开始实施，但其主要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进行环境保护费改税，本文的样本区间涉及2014—2019年，故本文采用排污费代替环保税，将排污费与公司规模的比作为狭义环保税税率。在稳健性分析中，又在排污费的基础上增加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辆购置税和增值税作为广义的环保税范围。

4.控制变量。

（1）微观层面：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企业规模、董事会规模、企业现金流。第一，一般而言，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赵政（2016）认为，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增加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的增加，促进公司经营绩效，进而提高社会福利。第二，对于第一大股东而言，其持股比例越高，越不愿分散股权，从而阻碍股权激励的实施。第三，不同的企业规模和董事会规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和对股权激励政策的态度都会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大企业对社会福利影响程度会大于小企业，而小企业由于资金的限制和人才的稀缺更容易采用股权激励作为留住人才、提高业绩的手段。第四，现金流的大小也会对企业是否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产生影响。企业在现金流短缺的情况下，会更青睐采用股权激励，既能实现吸引人才，又避免资金成本过高。同时，股权激励作为一种股权融资手段，其财务风险相比债券融资要低。

（2）宏观层面：通货膨胀指数、公司注册省份第二产业占比。第一，对于通货膨胀和社会福利的关系，陈刚（2013）认为，无论是预期型还是非预期型通货膨胀，都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幸福感。刘金全、何筱微、吴翔（2007）通过研究发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带来比较大的社会福利成本。因此，通货膨胀指数会对社会福利有负向影响。第二，由于重污染行业多是加工制造业，属于第二产业，探究这类上市公司对其所在省份的GDP影响程度，公司注册省份第二产业占比也是需要考虑的要素。

有关变量具体内容见下页表1。

表1 变量选取及说明

（三）模型构建。

1.环保税影响社会福利的模型。考虑企业环保税负大小对社会福利高低的影响，建立模型（1）：

2.股权激励影响环保税的模型。考虑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与否对环保税负大小的影响，建立模型（2）：

3.股权激励影响社会福利的模型。考虑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与否对社会福利高低的影响，建立模型（3）：

其中α是常数项，α-α是回归系数，ε是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本文首先对2014—2019年样本量进行了初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主要变量看，股权激励（OPT）均数为0.0682，小于0.5，表明本次研究对象，采取股权激励的公司远远少于未采取股权激励的公司，可见目前重污染上市公司对股权激励普遍重视程度不高。从人均GDP（PGDP）看，去自然对数后标准差为0.4133，远小于平均值，表明取对数处理后数据较为平稳。从各个企业缴纳的环保税（ET）看均值为0.0002，标准差为0.0013，标准差大于均值，表明数据波动较大，不同企业间偏差较大，这是由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污染物排放量及节能减排水平不同导致的。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本文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3所示。从本次结果看，股权激励（OPT）与人均GDP（PGDP）相关系数为0.113，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保税能显著提高人均GDP，即企业环保税负大小与社会福利高低正相关，初步验证了假设1。股权激励（OPT）与环保税（ET）相关系数为0.061，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股权激励会导致环保税负的增加，即股权激励政策对环保税负有负向影响，初步验证了假设2。当然，相关分析仅是单因素分析，最终相关结果需要通过回归分析确定。

表3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三）回归分析。采用面板回归对样本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下页表4所示。从变量结果看，股权激励（OPT）在回归（1）和回归（3）中回归系数分别为0.0180和0.0166，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重污染行业采取股权激励措施的企业相对于未采取股权激励措施的企业，其所在省份的人均GDP更高，即社会福利越好，假设1成立。股权激励（OPT）在回归（2）中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000230，说明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会导致环保税的增加，即企业股权激励政策对环保税负有负向影响，假设2成立。股权激励（OPT）在回归（1）、回归（2）、回归（3）中均显著，同时环保税（ET）在回归3中显著正相关，表明环保税的增加促进了社会福利的提高，即环保税负大小与社会福利高低正相关，同时环保税作为中介变量，在企业股权激励与社会福利的相关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假设3、假设4成立。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四）稳健性分析。为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广义的环保税（排污费+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辆购置税和增值税）替代排污费，以ETW表示。从结果看，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均显著为正，显著性小于0.05，表明稳健性的回归采用的模型与上述回归分析相同。在结果中，股权激励（OPT）在三个回归中均显著为正，同时，环保税（ETW）在回归（3）中也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政策能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和环保税的增加，环保税的增加会促进社会福利的提高，并且环保税在股权激励对社会福利的作用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表明研究结论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采用相关性、共线性、面板回归等方法，实证研究环保税、股权激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重污染行业企业中，企业环保税负大小与社会福利高低正相关，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政策对环保税负大小有负向影响，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政策对社会福利高低有正向影响，并且环保税在股权激励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效应。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将环境指标纳入股权激励可行权考核条件。我国现行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等股权激励手段一般以服务期限条件及最低股价增值率、股东报酬率等市场条件或销售指标的实现情况、最低利润指标的实现情况等非市场条件作为可行权条件。对于重污染行业企业而言，其保护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与企业前景和股价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在考虑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措施的可行权条件时，除了服务期间和业绩条件外，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也应作为考核指标之一，以促进股权激励政策授予对象在努力提高企业业绩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二是合理利用环保税的税收调节功能来促进经济福利。环境保护税替代排污费开征后，原则上实施“税负平移”，但事实上“税”“费”的征收性质、主体和程序等要素上存在很大差异，环保税会大幅增强排污主体在经济上的“成本效应”，也就是更能实实在在地作为环境规制工具，最大限度解决排污主体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外部性问题。通过环保税的污染排放定价功能形成传导与倒逼机制，引导企业重视环境治理投入产出的有效性，纠正以往资源错配造成的扭曲的激励机制，进而大大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增加国家税收收入的同时优化消费效用水平，促进经济发展。

三是充分发挥环保税的经济效益来促进社会福利。环保税的征收可以引导企业节能减排，扩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同时，随着污染性较大商品的税负增加，成本上升，消费者也会减少对这类商品的消费。如此形成良性循环，在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的同时，使居民生活环境也得以改善。此外，针对环保税税负较大的情况，还应适当采取降低个税、加强税收优惠力度等措施来平衡环保税带来的成本负担，整体提高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