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礼春

摘  要：文章先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分析语言的不确定性，再从伽达默尔、德里达和奎因等人的语言哲学思想解释翻译的不确定性，最后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动态意义观建构翻译的动态意义理论。该理论适用于外语专业的翻译课程教学，对翻译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环节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不确定性;相对价值;动态意义;建构;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2）15-0098-05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indeterminacy in language from Saussurean， the structuralist's Semiotics and Halliday's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n the paper accounts for uncertainty of translation from Gadamer， Derrida and Quine's thought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lastl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ynamic meaning theory for translation which could be applicable to the translation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 especially to the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indeterminacy; relative value; dynamic meaning;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teaching

根據《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语言学和翻译是最具英语专业学科属性的核心课程。从这一方面看，语言学与翻译学理论研究对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具有指导意义，而从语言与翻译不确定性视角研究翻译动态意义理论的构建，对外语专业的翻译课程教学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行为，也是两种语言之间意义的等值转换，即“借助语言来表达的意义”[1]。即意义再现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和目的”[2]，也是翻译的本质。

翻译的核心是意义转换，而意义的不确定性往往导致翻译的不确定性。20世纪60年代奎因（W. V. Quine）[3]在其专著《词和物》（Words and Object）中提出了“翻译不确定性理论”（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并且认为翻译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意义的不确定性。意义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语言的不确定性，即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是动态的，意义随着语境而流变。简而言之，翻译是一个意义等值转换的动态过程。因此，从语言与翻译不确定性视角分析意义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展开翻译动态意义理论构建的研究。

一、语言的不确定性

翻译研究随着20世纪的“语言转向”（language turn）而突显。翻译研究自身也成为“语言转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活动。随着20世纪初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问世（1916），随后出现的布拉格学派、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语言学理论成为了西方翻译语言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一）索绪尔（F. De Saussure）的语言意义观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及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将由语音和意义构成的语言系统看作一个符号体系，其中每一个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符号体系是一个为人们进行言语交际提供选择的网络系统。语言系统实现交际功能的过程，就是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对意义进行选择的过程。因此，索绪尔的语言学实质上是关于如何使用符号系统资源创造意义的社会符号学。

索绪尔主张从系统、差别、价值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意义。语言符号是一个价值系统，价值通过系统内部的关系来体现，例如一个词的价值由该词与其他词语之间的关系来体现。从构成一个符号的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来看，意义就是声音结构的对等物，但语言符号作为两个成分的结合体，同样具有它的对等物，即语言中的其他符号。因此，任何符号的价值取决于其与其他符号在系统中的共现关系。索绪尔以货币价值为例来解释语言符号的价值：价值既由非类似物决定，也由可比较的类似物决定[4]。同理，一个词可以指代非类似的东西（概念），同时也可以与相似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较。因此，一个词的价值不仅仅是由它的概念或意义所决定，还必须通过参照与其他词的可比价值加以确定，即价值体现于差别和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结的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并用所指和能指分别指代概念和音响形象，而所指和能指的对应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5]。意义决定于由语言符号间的差异及复杂的语言符号关系网络系统。简而言之，意义体现于价值，价值体现于差别和关系。由于差别和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价值是可变的，体现于价值的意义也是可变的，即语言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

（二）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语言不确定性观

韩礼德认为，一门自然语言就是一个不确定的系统，不确定性是一个进化成熟且具有功能的符号系统正常的、必要的特征，也是我们重现和解释语言的方式，因为单一、确定的经验构建不足以让我们生存，我们必须把事物看成是未确定的。因此，在构建经验意义方面，韩礼德识别出五种基本类型的不确定性：模糊、融合、重叠、中立和互补[6]。

语言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我们的经验世界是极不确定的，因此用过程类型来识解经验世界的语法方式也是极不确定的[7]。无论在概念方面识解经验，还是在人际方面构建社会关系，语言在本质上是模糊的（fuzzy）。语言的不确定性不是偶然的，而是语言功能所依赖的一个本质属性[8]。不确定性是语法的非显著典型性特征，即“现实“本质上是混乱的，经验是很难识解的[6]。从系统功能的视角看，不确定性既是必要的，也是积极的，它能使语言变得丰富，因此应从语法方面去解释。例如，语法上的或然性（probability）给范畴的定义带来了不确定性，因为语法本质上也是一个或然性系统，它在识解概念意义、构建人际意义和组织语篇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这为语法的构成潜势提供了基本的资源[8]。

因为所有的语言都可以指涉不同类型的非精确性（inexactness），例如属性的程度（rather， fairly， slightly），不肯定性的表达（perhaps， apparently， surely），普遍性程度（on the whole， for the most part）等，语言系统本身及语言系统之间互相联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换言之，经验的识解是多方面、多维度和流变的，人类文化中的社会关系也不是根据简单的“是/非”“这/那”选项来构建，而且言语角色的协商与安排、演讲形式与人称指涉、权力与距离的维持等，都需要用各种方式来进行调制、缓冲、编写与区分。简而言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语言符号为意义的生成和交换提供资源。虽然形式语言学把不确定性看作是一种语言的病态特征，需要动手术将其切除，但功能语言学却把不确定性看作是语言的一个积极正面的表征，没有它，语言就会失去丰富多样性[8]。

系统功能语法将语言系统视为一个意义潜势，而且语言系统和意义之间是体现关系，即语言意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由词汇语法来体现。即语篇语义由语言系统（词汇语法）的研究来实现。由于意义是由作为意义潜势的语言系统来体现，那么语言系统的不确定性势必带来意义的不确定性，因此作为翻译根本任务的意义再现将难以实现。虽然翻译研究不是韩礼德的兴趣所在，他本人甚至认为翻译理论只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翻译研究的目的是外语教学，即翻译是一种语言对比手段，通过对比两种语言从语音、词汇、句子、段落到语篇各层级的语法结构，使学生了解母语和外语之间的异同[9]，但是這不妨碍韩礼德的语言不确定性观可以成为翻译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二、翻译的不确定性

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根据索绪尔的语言意义观，每一个符号都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传统的转换（翻译）仅发生在能指层次上，即用不同的能指来表达同样的所指。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能指发生了转换，所指也可能发生转换，而后一种转换产生了意义的不确定性。这种翻译的不确定性可以从以下三个语言哲学方面来解释。

（一）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阐释观

伽达默尔认为翻译是阐释的一种特殊形式，把翻译看作一种哲学阐释学对话，即译者和文本的对话。由于意义存在于文本之中，而非由作者提供，因此当译者在翻译文本时，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和文本的对话当中，而且无论译者怎样努力，都不可能穷尽文本的意义，即无论译者做出多少阐释，文本的意义都不会枯竭，都会存在阐释的空间。简而言之，无法穷尽的文本意义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论

与伽达默尔相反，德里达认为所有的阐释都是翻译，把阐释看作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语言是一个充满“延异”（意为延缓和差异）的场域，即意义不断被延缓和消解，使得文本充满意义碎片，无法形成一个意义整体，语言也因此无法获得准确表达的意义，文本翻译也就无法实现准确的意义转换。

德里达相信，西方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是围绕“所指-能指”结构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是一个围绕“超验所指”、有等级的二元对立。在这个对立中，“所指”是超验的，能提供最终的意义，也就是说，“所指”是可确定的，即翻译的可译性。“逻各斯中心主义”除了指“所指-能指”的对立外，还泛指一切围绕某个中心建构起来的二元对立，如“男-女”对立，“原文-译文”对立，而且前者比后者优越。要破除以“所指”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必先破除“所指”的超验性。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是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通过延缓意义拆解那些所谓的“终极所指”，并打破具有等级性的二元对立结构，从而使文本意义的转换变得不确定。从这方面讲，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际上解构了文本的可译性。通过解构，概念被分裂，意义不在场，所指也被无限延迟，文本也因意义的不确定而变成不可译，从而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三）奎因（W. V. Quine）的翻译不确定性观

奎因因其哲学观点兼有分析哲学和阐释学的特点而难以归类。奎因在其专著《词和物》中提出行为主义意义观，认为语言的意义是行为刺激的结果，即语言的意义要通过观察因刺激而做出的反应才得以研判，因而翻译是不确定的。奎因指出，翻译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意义和指称的不确定性。指称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即意义不可以和命名（指称）等同起来。例如，“morning star”可以指早上的星星，也可指夜晚的星星，即同一名词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反过来，有意义不等于有指称，例如“红”是有意义的，但不一定指向某一个对象。由于人类有相同或相似的经验，只要事物有明确的指称，那么两种语言中有相同指称的词语就是可译的，即指称的确定意味着等值转换的可能。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两种语言的指称完全对应的现象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是部分对应，甚至是不对应。需要指出的是，奎因没有说过翻译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认为翻译的不确定性在于人们的言语行为中不能充分确定的意义和指称。

三、建构主义：翻译的动态意义观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意义的再现。但意义不是静止的，也不会凭空而得，它需要译者根据特定的语境并按照设定的交流目的主动建构。通过分析语言的相对价值论和借鉴维特根斯坦的动态意义观，我们可解析翻译的动态意义理论是如何建构的。

（一）语言的相对价值论

索绪尔对语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不仅区分了能指和所指两个概念，还对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概念性区分：前者涉及不同序列事物间的等值系统[4]，语言中的价值指的是能指和所指的等值交换;后者体现于价值，价值只是意义的一个要素[5]。价值和意义都是变化的：价值的变化不是来自于词汇本身意义的变化，而是来自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变化，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也随着社会现实和语言环境发生变化，即价值是意义的要素，意义也因价值变化而变化。因此，价值和意义是可变的、不确定的，但这种变化是动态的、相对的。

价值根据语言单位的意义又分为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绝对价值是指包括词汇在内的语言单位经过长期发展保留下来的基本意义，是静态的，而相对价值是由译者和读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动态意义。虽然绝对价值是独立于语言环境之外的静态意义，但并不意味这些语言单位就是一个孤立、静止和稳定的符号，当含有静态意义的符号和其他符号在特定语境里发生联动就产生语言符号的相对价值，即相对价值是绝对价值在特定语境中的体现[10]。

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价值论强调语言符号对语境的依赖性，即把语言符号的绝对价值放置到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加以考虑，强调语言环境对相对价值的促成作用。这种价值二分法把语言单位的意义放在与其他符号的动态关系之中加以考察，改变了以往语言意义研究的静态视角，体现了一种动态意义观。这种语言的相对价值论放在翻译过程中加以考察，有助于翻译动态意义理论的构建。

（二）维特根斯坦的动态意义观

维特根斯坦[11]的意义观分前后期两阶段。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包含指称论和图像论，其中的指称论和奎因的意义观相似，即两种语言中指称完全一致的两个词是可译的，是可以实现意义的等值转换，只不过这样意义对等的翻译是少数。如果将指称扩展到表达命题意义的句子层面就是意义的图像论，即如果一个命题指向它所描述的事实，那么命题为真，否则命题为假。如果两种不同语言的命题描述的是同一个事实，那么这两个命题之间可以实现意义的等值翻译。如果这两个命题描述的不是同一个事实，命题为假，或不构成命题，就不能实现意义对等的翻译，例如“God exists”和“上帝存在”这两个句子描述的不是同一个事实，因此命题为假。但是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才可以称之为命题，那些哲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等方面的“命题”都不是命题，因为这些命题的对象和所描述的事实不可言说，所以是不可译的。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发现，把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命题与描述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显得过于简单，而且除了指称和描述，语言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如推测、安慰、恐吓和命令等。实际上，人们的日常使用的语句就有各种不同用途，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如此一来，原先没有确切指称意义的词汇或句子就有了意义，例如“上帝存在”这个句子也许不是用来描述一个事实，而是用以安慰或恐吓，或者说，这个句子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事实，还可以用于诸如安慰和恐吓等其他用途。从用途论视角看，语言（词语或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实际使用它们的效果[12]。对此，维特根斯坦将使用中的语言比作使用中的银币，语言的意义和银币的价值都存在于“用途”之中[13]。基于此，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意义即用途”（Meaning is use）的观点，改变了对意义的所谓真值即静态值的追求，形成了所谓的后维特根斯坦的动态意义观，为翻译动态意义理论的建构提供理论基础。

（三）翻译动态意义理论的构建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动态意义观，人们在实际的语言交流中关注的不是语言的意义，而是交流的目的。意义只是一种手段，它体现于用途，蕴含于情景语境，并指向交流目的。意义随语境而流变（意义具有不确定性、非客观性、多元性和差异性），而用法是可掌握的。語境分为直接语境和语言环境，意义也可分为言内意义和言外意义。只有根据语言的各种用途来分析语言现象，才能排除语言静态意义的干扰，清晰地看到语言交流的功能和目的，进而实现意义的动态化。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的动态化可识解为以下流程：设定交流目的→设置情景语境并将意义蕴含其中→凸显用法→寓意义于用途→达到交流目的[14]。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意义是从无数的动态语境中提取的，即意义蕴含在情景语境中，意义就是用途。在翻译这样的交流活动中，我们首先设定交流的目的，然后将意义蕴含在情景语境中，并根据用途将意义表达出来，最后达到交流的目的。这样的交流过程（翻译活动）从设定目的到达到目的都是动态的，即情景语境是变化的，翻译过程中要转换的意义也随之而变，但用途是可以掌握的，因此意义是可以再现的。从这个方面讲，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是可以突破的，即能用语言表达的意义是可以在动态的语境中再现出来的。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意义的再现，意义不是静态的解码对象，它需要语言使用者进行建构，这个建构过程涉及复杂的认知经验和广泛的百科知识。因此，翻译不是意义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而是一个需要在交际目的的指引下、在新的情景和语境中重新建构意义的过程。从这一方面看，维特根斯坦的动态意义观实际上就是翻译动态意义理论的核心构成，即根据交流的目的与用途在动态的语境中完成翻译的根本任务——意义的再现。

四、结束语

本文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动态意义观建构翻译的动态意义理论。该理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1）语言是一个多维度的符号系统，是对现实意义上的建构，但语言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2）意由境生，境随意动，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总之，意义具有依赖性和可变性，语言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实际使用它们的效果，即意义是被分配的，而且是由语境和用途来决定。

基于此，翻译的动态意义理论可应用于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之中。首先，动态意义理论解决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有助于理解翻译的哲学与思维，对一些翻译理论（如翻译的意义理论、理解理论、文化理论和互文性理论等）的教学也很有帮助。其次，注重意义由语境、目的和用途决定的动态意义理论对翻译课程的实践环节具有指导意义。最后，根据动态意义理论而设计的翻译流程有助于开发出适合翻译专业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参考文献：

[1]LEDERER， M. La trauduction aujourd’ hui [M]. Paris： Hachette，1994：26.

[2]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76.

[3]QUINE， W. V. Word and object[M].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1960.

[4]SAUSSURE， F. D.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Translated by Roy Harri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80，113.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01-102，160.

[6]HALLIDAY， M. A. K. ，MATTHIESSEN， C. M. I. M.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M]. London/New York：Continuum，1996：547-549.

[7]HALLIDDAY，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M]. Revised by C. Matthiessen. london： Arnold，2004：173.

[8]HALLIDAY， M. A. K. Indeterminacy in language [A]. In Webster， Jonathan J. （ed.） The Essential Halliday [C].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2009：152-164.

[9]NEWMARK， P. About translation [M]. Clevedon/Philadelphia/Adelaide：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1： 65-70.

[10]焦菊隐.论直译[A].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 [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44-57.

[11]維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哲学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2]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13.

[13]舒光.维特根斯坦哲学[M].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335.

[14]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第二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267-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