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昕

（一）用笔

书法形态是由外物形态而来的，外物的阴阳便转化为书法的阴阳，就与其用笔、笔画、形态有关。用笔是书法艺术创作的的第一位。古代传统技法理论向来极其注重用笔。如唐代张怀瓘所说：“夫书，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可见用笔对于艺术创作之重大，以下通过对智永《真书千字文》笔法的研究分析其特点。

露锋起笔、藏锋收笔。顺锋笔尖外露为主，多凌空取势。如（图1）“玄”的长横;“余”的捺画;虽然都为露锋起藏锋收，但是笔画都有各自的形态之美，并不是机械与刻板，在不同的点画、字形中具有不同的运动趋向。

尖起入笔、方起入笔。如（图1）“方”的长横均为方头起笔;“文”的长横均为尖起入笔，在《真书千字文》中，大多是尖头入笔，在一字之中，尖头与方头并用，可以增字形的多样性，使其灵活多变，新颖、奇异而富有创造性，以呈现不可再得的美感。

转折方笔、圆笔、方圆并用。如（图1）“霜”可以看出明显的转折处的方笔;“国”中的转折为圆笔;在用笔中，更有方中带圆的转折，但是这类字切勿过于方折;在创作过程中，如有两个以上的转折，则会方圆并用，方笔的阳刚之气与圆笔的阴柔之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增加了笔画的乐趣。

笔画的向背关系。在书写过程中，为了避免相同笔画之间的相似度，从而产生了向与背的关系。如（图2）“满”右下方，左部短竖与中间的竖和右部竖钩就产生了向背关系，因此就避免了字的呆板，从而很好的诠释了这种用笔。

出锋多变。如（图2）有的锋方笔顺势而出，如“友”的捺画向右平出锋;有的则是圆笔顺势出锋，如“随”字的捺画，圆笔转折;有的则是最后出锋时顿笔后留一个小缺口后向右平铺出锋，如“赵”的捺画，这一大特色的变化使得观者赏心悦目，乃为上乘之作。

粗细对比明显，如（图2）肥瘦相和，骨力相称。如“覆”上半部分的竖画与横画之间的对比，这些肥瘦之间的行笔，使得整个字结体稳重，生动自然。

长横丰腴之态。平直中含屈势，屈势中见平直，体现出丰腴圆润之美。如（图1）“方”字侧锋行笔，前面重，后面稍提渐细，末端再加重变粗，呈蜂腰状，有起伏感，诚如孙过庭《书谱》所云：“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如（图2）“所”字的长横因平向起笔，行笔中须向右上挑起，形态如兰叶般飘逸，飘扬洒落，后面变细，笔锋呈侧棱状，有一波三折之势。

在智永《千字文》中勾画的变化是其最大的特点，如（图3）楷书常用的钩法，如“初”中的钩画;有向左平推的钩，如“写”等字;有的则是含而微露的钩，如“束”等字;有向左下方出的钩，如“手”等字;有向左平出后向左上方的挑钩，如“耳”这类字最然在其他字帖中不常见，但是在《千字文》最为普遍，并且最具特色。

（二）结体

结字在书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代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评价智永：“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针对字形的章法和安排所描述每个字的的上下左右相邻的呼应关系，以智永《千字文》中的结体进行分析。

以方为主，方纵相涧。因字赋形，并非根据笔画的多少来决定笔画的大小。如（图4）大部分以方为主，多体现在左右结构中，如“形”，外形轮廓多为规矩的方形，呈扁平状;“才”字笔画虽少，依旧纵向拉伸。保持字体的原貌就抓住其字的精髓所在，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关系。

错落有致，收放自如，疏密相涧。左收右方，如（图4）“竭”左侧偏旁收紧，右侧舒展;涨墨运用，“纨”字中的左半部分涨墨的笔法，疏密有致;左紧右放，如“诫”左半部分的笔画中宫收紧，斜钩呈舒展之态，收放自如。正如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作书所最忌者位置等云，且如一字中，须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处。”

（三）章法

章法是整幅作品的结构特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古人论书，以章法为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也。”章法可以说是很重要。刘熙载《艺概》：“书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数字，大如一行及数行，一幅及数幅，皆须有相避相形、相呼相应之妙。可见章法在书学中的地位不可小觑。由此可以分析智永“千字文”中的章法布局。

其主要采取的是有行无列这一形式，行距是均匀分布的，而列距不等，如（图5），“天”“盈”“秋”“调”“金”“臣”左右几乎等距，从“玉”到“号”明显看字距变大，形成疏朗与收紧的相结合，达到自然天成的效果;字与字虽然是独立的个体，但是笔断意连，牵丝映带。章法所形成主体的精神美与客观自然美的有机融合的整体美感境界，疏朗、自由。正如王氏《笔意赞》序文中所提出：“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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