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冰　李炳照　于文岩　周志雄

摘    要：在国际上，居民健身指数是反映某地区居民的健身情况、身体素质及健康状况的指标。构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既能评估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居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又能比较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情况，而且有助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评估居民健康水平和全民健身工作促进居民健康的整体情况。运用文献研究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中国居民的特点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某些专家构建“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相关经验，从个人健康发展和社会支持的视角构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构建包括4个步骤，即设定构建目标、形成构建思路、确定构建程序和优化指标，最终形成了由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同时，分析了该指标体系相较美国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优势，并且阐述了研究中的局限。

关键词：中国;居民健身指数;全民健身;建成环境;体育锻炼;指标体系;体质健康水平

中图分类号：G 80-053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ternationally， Resident Fitness Index is a key indicator for residents’physical activity，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ir health.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esident Fitness Index” system can not on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 fitness activities in China’s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but also compare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China’s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t will also help China’s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ssess the health level of residents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to promote residents’ health.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Delphi，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takes the social ecosystem theory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based on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experience， sets to construct a residents' fitness index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fitness and social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includes four steps， namely the aim， thought， procedure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and the index system of resident fitness index is finally formed， which consists of 3 first-level indexes， 7 second-level indexes and 20 third-level indexes. Meanwhile， it expounds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fitness index” in the research system.

Keywords： China; resident fitness index; personal fitness; community environment; physical exercise

摘    要：在国际上，居民健身指数是反映某地区居民的健身情况、身体素质及健康状况的指标。构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既能评估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居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又能比较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情况，而且有助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评估居民健康水平和全民健身工作促进居民健康的整体情况。运用文献研究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中国居民的特点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某些专家构建“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相关经验，从个人健康发展和社会支持的视角构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构建包括4个步骤，即设定构建目标、形成构建思路、确定構建程序和优化指标，最终形成了由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同时，分析了该指标体系相较美国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优势，并且阐述了研究中的局限。

关键词：中国;居民健身指数;全民健身;建成环境;体育锻炼;指标体系;体质健康水平

中图分类号：G 80-053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ternationally， Resident Fitness Index is a key indicator for residents’physical activity，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ir health.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Resident Fitness Index” system can not on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s’ fitness activities in China’s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but also compare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China’s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t will also help China’s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assess the health level of residents a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national fitness to promote residents’ health.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Delphi，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takes the social ecosystem theory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based on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experience， sets to construct a residents' fitness index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 fitness and social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includes four steps， namely the aim， thought， procedure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index system， and the index system of resident fitness index is finally formed， which consists of 3 first-level indexes， 7 second-level indexes and 20 third-level indexes. Meanwhile， it expounds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fitness index” in the research system.

Keywords： China; resident fitness index; personal fitness; community environment; physical exercise

自2009年《全民健身條例》作为以全民健身为主旨的首个专门性行政法规颁布以来，我国全民健身法制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2010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1]和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2]使得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的全民健身成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之一是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3]。2019年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4]。同年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5]中将全民健身行动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15个重大行动之一。从“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的变化体现出全民健身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而全民健康则是全民健身的根本目的。从国际上来看，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更新了体育促进健康的措施并于2020年发布了《身体活动和久坐少动行为的指南》[6]，旨在使个人通过改变行为来改善个人健康状况。基于以上，在中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和《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 [7]落实的关键时期，结合《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 [8]研制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具有及时性和重要性。

当前，在中国境内，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全民健身计划”实施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是评估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的两大指标体系。国际上已经发布（以英语发布）的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主要有美国运动医学学会（ACSM）于2008年推出的美国健身指数（AFI）评价体系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健身指数（APFI）。而中国现有的健身指数的研制以地区为主，例如：上海全民健身指数300（SFI）[9]、浙江全民健身发展指数等。采用居民健身指数评估我国某一地区居民的健身活动情况和健康状况，不仅能反映该地区体育活动开展的情况，而且能为该地区加强体育与健康知识培训、健康促进策略推广与干预手段推广、健康促进信息传播以及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研究法

根据本研究的主题，从国际组织、国外政策和国内政策3个方面搜集相关文献。1）访问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从培养健康素养、构筑健康环境和促进健康策略3个方面把握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健康”的概念，以此界定全民健身促进健康的概念内涵和外延。2）访问了美国疾病预防中心网站、加拿大卫生部网站、日本厚生劳动省和体育厅网站，收集到了目前国际上现存的以英语发布的《国家体育活动指南》，了解了目前国际上的体育活动和健身指导的科学依据和相关内容。3）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简称“WoS”）以健身指数（fitness index）、健康促进和体育活动（health promo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ies）、体育测量（physical activity measurement）、体育活动评估（physical activity assessment）、体力活动调查（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survey）、体育活动政策（physical activity policy）、社区（community）、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体力活动影响因素（physical activity determinants）、影响（impact）、因素（factors）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收集到了国际上有关全民健身评估、健身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文献。4）以身体活动、锻炼行为、体育活动促进健康、健身指标、体育参与影响因素、全民健身、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文文献数据库检索学位论文和核心期刊论文（检索起始年份为1979年）。基于文献分析结果和专家首轮论证结果，筛选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观测指标，并初步确定了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基本要素指标。

1.2  德尔菲法

根据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初选要素指标，课题组先后组建了由科研所（院）和高校的相关学者、北京市体育局各级群众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街道群众体育项目推广代表构成的专家组，依据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对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进行了首轮论证与初步确定。在此基础上，向国内外的健身和健康方面的专家进行了2轮意见征询。

1.2.1  专家组成员遴选

运用软件“Cite SpaceⅤ”（版本号：5.7.R2）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量化分析，依据专家在近5年的研究方向，选取18位健身和健康促进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组。专家组成员遴选步骤如下：1）从“中国知网”中文文献数据库检索全民健身方面的专家。以社区体育、群众体育、体质健康、体育活动指南、身体活动、体力活动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期刊来源设定为“核心期刊”和“CSSCI”，检索年限设定为2000—2020年（截止日期为2020年11月9日），以上主题词检索到的文献数量分别为1 110篇、70篇、257篇、10篇、839篇、1 582篇，共计为3 868篇，将C，CC，CCV阈值分别设置为2，2，30筛选专家。2）遴选健身指数方面的专家。以健身评价、健身行为评估、健身指数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学科设定为“体育”，共计检索到13篇文献（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29日），以文献被引量最高的专家团队作为遴选对象。3）遴选外国专家。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以国民体育活动促进（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romotion）、健身指数（physical/fitness index）、健身测量（fitness measurement）为主题词，检索年限设定为（1990—2020年）（截止日期为2020年11月9日），根据检索结果筛选全民健身指数方面的外国专家。检索结果显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安斯沃思·芭芭拉教授等在构建指标体系的国际合作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沃季特克·科兹克·扎耶克教授在中老年人体育政策制定方面研究成果颇丰。扎耶克教授和芭芭拉教授对指标的初步选取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通过以上3种方法共筛选专家20人（其中：外国国籍专家为2人）。筛选的所有专家中有教授12人、副教授（副研究员）4人、科长（主任科员）4人。专家的工作单位主要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2.2  专家咨询、问卷编制与发放

根据初步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编制《“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专家咨询问卷》。其中：共向专家发放2轮问卷进行意见征询。首轮是专家对初步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指标筛选，同时推荐其他指标。该轮发放的问卷主要请专家对初筛的指标提出删减或修改建议，初步确定观测指标和“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维度。第2轮发放的问卷主要请专家再次筛选经第1轮筛选后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并分别对一级指标至三级指标进行评分。之后，制作问卷为后期数据的可得性调查等相关工作作准备。

1.3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简称“AHP”）的主要思路是将对产生复杂问题的多个指标的权重进行整体判断转变为对这些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相互比较，最后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本研究构建指标体系进行的3轮专家意见征询的日期分别为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2021年5-7月、2021年8-9月。专家咨询整个过程遵循匿名性、专家重复性和完全反馈性3个基本原则，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每位专家一对一发送问卷和回收问卷。本研究结合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初定稿、第2轮专家意见征询结果和第1轮指标权重比较，对第3轮专家问卷确定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将一级指标至三级指标进行拆分，运用软件“yaahp”计算“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每一级指标的相对权重，并分析出同一級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2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2.1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鲁道夫·莫斯，其认为社会生态环境由4类因素构成：物理环境（指的是大自然、建筑物及其周边环境）、社会组织（指的是办公规模和功能）、人类集合体（指的是身处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群）、“社会气候”（指的是社会环境对特定行为的支持）[10]。在此基础上，尤利·布朗芬布伦纳于1979年提出：个人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深受各种外界环境的影响。其认为影响社会环境的3个因素是：微观系统（指的是社会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家庭成员和工作人群）、中介系统（指的是直接影响个人行为的物理环境，包括社区、家庭、学校和职场环境）、外系统（指的是更大的经济、文化、政治系统，是影响个人发展的外部环境）[11]。肯尼斯·麦克勒与其团队在1988年从健康促进视角探讨了影响健康行为的可能性因素，构建了影响健康行为的生态模型，认为影响健康行为的5个因素包括：个人特点、人际交往过程与所属的人群环境、制度因素、社区因素及公共政策[12]。而丹尼尔·斯托尔斯提出的健康促进的社会生态模型中有4个假设：1）健康行为受个人特点、物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2）环境是多维的，例如：社会环境与物理环境、客观环境与感知环境;3）人与环境相互作用时形成的不同范围（个人、家庭、文化群体、全社会）;4）人的行为会影响其所处的环境，而改变后的环境也会影响人的健康行为[13-14]（如图1所示）。

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社会环境会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并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而且假设了一个多因素因果结构模型：自我效能信念、个人目标、行为结果期望、感知到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和促进因素共同作用于人的动机和行为。一个人相信自己能有效地控制运动的心理和信念会影响其是否改变行为并坚持健康的行为习惯，同时，还认为人的健康不只是个人问題，还是一个社会问题，要全面促进个人健康最主要的方法是改变影响个人健康行为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15-16]。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将个人成长置于家庭、团体、社区等社会环境中，这种生态环境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分析和理解人的行为要考察人与环境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17]。

由此，本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主要原因有3个：1）人类个体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是身处社会中的“社会人”，其行为受到相关环境因素的影响，那么健身行为变化也不例外。2）不同环境因素会对个体的健身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同时这些影响还具有多层次性。3）不同环境因素在影响个体健身行为时，会通过交互作用共同产生影响[18]。因此，应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从与中国居民健身紧密相关的个人层面选取评价健身和体育活动参与的指标;从社会参与和社会学习的角度选取健身指导的指标;结合影响居民健身的制度环境、建成环境、自然环境、人际环境、信息环境5个方面选取“居民健身指数”的环境指标。

2.2  全民健身方面的公共服务研究

由于居民健身受制度环境、建成环境、自然环境、人际环境、信息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构建时不仅要从个体角度分析个人健身行为如何受环境的影响;同时也要分析公共体育服务如何改变个人健身行为。当前，我国全民健身方面的公共服务评价研究主要有3类：第1类是关于全民健身服务评价的研究。例如：张凤彪 等对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19];蔡小林认为国内的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评价指标相比国外不够全面[20]。第2类是关于全民健身服务综合评价的研究。例如：谢正阳和高奎亭主要从社会学和管理学角度采用关键指标法、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全民健身服务评价指标体系[21-22]。第3类是关于区域性全民健身服务评价的研究。该类研究主要包括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城市社区的健身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23]。以上3类研究是本研究选取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的环境指标的重要参考。

3  中国 “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3.1  系统性原则

健身指数的系统性是指个人健身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健身指导与管理、健身行为的影响因素。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要能全面地和系统地反映居民的健身情况，因此，笔者主要从健身行为、健身环境、体质健康水平的维度构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其中：健身行为是居民预防疾病和提高体质健康水平的个性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体质健康水平能体现健身效果，是健身行为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结果;健身环境是居民健身时的多方面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是社会支持因素。

3.2  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的原则

为了确保本研究中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评价的全面性，主要从个人健身、健身指导与健身结果评价及健身环境3个方面选取指标。其中：个人健身方面的指标包括通过调查反映的体育锻炼行为的定量指标;健身环境方面的指标以政府职能部门发布的年度数据为统计依据，此方面的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体质健康水平是健身结果的体现，此方面的指标包括健身指导和健身结果评价的定量指标。在指标选取时，根据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之间的差异，以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进行评价。

3.3  可操作性原则

本研究构建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准备广泛应用，因此，要确保定量指标的数据统计的可操作性。首先是指标的选取在全面的基础上要尽量精简、明确及数量适当。其次要考虑政府职能部门现有的调查数据的可得性，确保定量指标的统计数据充足与可靠。最后是指标统计数据的获取途径与统计方法要统一，并要符合后期处理与分析的要求。

3.4  统一性原则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构建涉及个人健身和社会支持两个方面的指标，因此，个人健身方面的指标以主观评价指标为主，通过直接调查获得;社会支持方面的指标通过访谈获得数据或由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的数据为主，体现主观的个性化评价指标与客观的标准化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此外，为了体现统一性原则，将采集的体质健康水平的数据与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相结合进行评价。

4   研究结果

4.1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

4.1.1  构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目标

监测我国各地居民的健康状况是促进全民健康和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环节。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借鉴国际上有关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构建的经验，立足中国居民的健身现状与健身需求，以改变中国居民潜在的不健康行为和分析中国居民形成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为重点，以预防相关疾病、促进全民健康为目标，构建符合中国居民共性特点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为我国各地政府制定居民健康促进政策提供依据，以最终达到提高中国居民体质健康水平的目标。

4.1.2 中国 “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笔者基于个人健身行為影响因素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通过专家组的多次论证与讨论，最终从个人健康发展和社会支持的影响两个视角构建指标体系。一方面，从个人行为方面选取指标，从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几个年龄段对中国居民进行全覆盖，并且对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改善个人健康状况进行评估，这个过程体现了个人行为会受到由内到外的多重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从个人行为变化受外界环境因素（天气、场地、交通状况）影响的方面选取指标，同时结合了社会支持因素，因为个人健康的实现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个人健康行为在这个影响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如图2所示）。因此，指标体系构建时考虑了“（政府）政策→（社会、社区）环境→（个人）行为”的健康干预路径，即中国政府制定的全民健身政策与措施使城市管理者、利益攸关方和中国居民为了健康而行动起来，从而使中国居民有了健身行动和提高个人体质健康水平的行为。

4.1.3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程序

中国 “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按照“指标筛选-指标体系初定-指标体系确定”的主线展开。通过整理与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和访谈国内外专家，初步筛选了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在该指标体系构建后，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指标的科学性进行了3轮论证，形成了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进行了权重分析，最后通过向我国各地体育局群体处征询意见，确定了指标统计数据的可得，确保了指标体系的可行性。

4.2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优化

4.2.1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的多重论证

在体育与健康方面的专家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专家的第1轮（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多重论证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和24个三级指标。

4.2.1.1    专家咨询结果

依据文献分析结果初步构建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为了进一步优化指标体系，向专家征询了3轮意见。经过第1轮和第2轮的专家评估后，结合已有研究中的指标选取标准，选出本研究中的各项指标，并计算各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均值和变异系数。以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均值>4.51和变异系数<0.15作为指标筛选标准。对符合以上筛选标准的指标予以保留，对不符合以上筛选标准的指标予以删除。

1）一级指标筛选。由表1可知，3项一级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均值在4.61～4.83，均大于4.51;变异系数在0.08～0.14，均小于0.15，符合筛选标准，均保留。

2）二级指标筛选。表2中的8项二级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均值在4.11～4.94，变异系数在0.07～0.22。其中：“日常健身活动”和“健身指导”两项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均值都低于4.51， 且变异系数高于0.15。结合筛选标准和专家意见，“日常健身活动”和“健身指导”难以精准界定，因此，删除上述2个二级指标。此外，为了更贴近中国居民实际的健身行为，将“体育设施”纳入二级指标中。

3）三级指标筛选。三级指标筛选结果见表3。在初步构建的指标体系中，24个三级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均值在3.94～4.94，变异系数在0.08～0.27。其中： “出行方式”“参加体育比赛或展演活动”“体育社会组织数量”“慢性病患病情况”“睡眠时间”“吸烟”“饮酒”“体育消费”9个指标的重要性评分均值均低于4.51且变异系数高于0.14，仅有“久坐少动时间”的变异系数等于0.14，因此，删除上述9项三级指标。此外，专家建议增加能反映个人体育锻炼的指标——“体育锻炼项目种类”“体育锻炼的场地”，并且认为“公园内体育设施或跑道”“社区的空地或道路”“社区的健身路径”可统一归为“体育设施”。

根据第1轮专家咨询结果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修订，将修订的指标体系向专家进行了第2轮咨询。最终确定了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见表4）。

4.2.1.2    专家的积极性、权威性及专家意见的一致性

1）专家的积极性。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构建时向专家进行了3轮意见征询。其中：第1轮和第2轮向专家发放咨询问卷是初步筛选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指标;第3轮向专家发放函询问卷18份，回收18份，问卷回收率为100%。专家的意见提出率为67%，说明专家参与本研究的积极性较高。

2）专家的权威性。专家的权威性对咨询结果的可靠性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咨询结果的可靠性由专家对指标作出判断的依据和专家对问题的熟悉程度两个方面决定（见表5）。18位专家对指标的熟悉程度为：非常熟悉为8人、熟悉为8人、比较熟悉为2人。由表5可知，专家熟悉程度系数（Cs）为0.83 ，说明专家对所咨询问题的熟悉程度较高。专家判断系数（Ca）为0.97 ，说明专家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对咨询结果的影响较大。当专家权威系数（Cr）大于0.7时，说明专家权威性较高。本研究中的专家权威系数为0.85，说明本研究的专家组较具有权威性。

3）专家意见的一致性。协调系数表示专家对全部指标提出的意见的协调程度，第3轮问卷的专家协调系数为0.217（χ2=72.998，p=0.000），各级指标均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说明所有被咨询专家对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至三级指标的意见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4.2.2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的权重

指标体系确定后，第3轮专家意见征询主要是邀请专家对一级指标至三级指标分别将两两指标相比较进行重要性评分，之后再运用软件计算得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及其组合权重（见表4）。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表4中的10个中间层指标（3个一级指标和7个二级指标）和20个方案层指标的权重数值和组合权重数值。其中：组合权重是指将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中的权重数值、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中的权重数值和一级指标在所有指标中的权重数值相乘后得出的权重数值。由表4可知，在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的同级指标比较的重要程度依次为个人健身与赛事、健身指导与评价、健身环境与保障;二级指标的同级指标比较的重要程度依次为个人体育锻炼比体育参与重要、健身指导比健身评价重要、建成环境比政策或资金及信息传播重要、政策或资金比信息传播重要。此外，在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中，“个人体育锻炼”对应的权重数值最大的三级指标是“体育锻炼行为”;“体育参与”对应的权重数值最大的三级指标是“体育（比赛）赛事或交流活动满意度”;“健身指导”对应的权重数值最大的三级指标是“《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监测情况”;“健身评价”对应的权重数值最大的三级指标是“国民体质监测”;“建成环境”对应的权重数值最大的三级指标是“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政策或资金”对应的权重数值最大的三级指标是“体育政策”。

5   分析与讨论

5.1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异议

1）“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选取要结合我国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医疗等多方面因素，尽可能避免指标的重复性，筛选具有代表性且合理的指标，并且指标统计数据的获取要具有可操作性以及指标评价要具有有效性。从已有研究来看，健身行为受复杂因素影响，例如：Bandura认为个人行为的改变受其自身和环境的影响[24]。因为健康问题不只是个人行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而且也受到物理环境和政策的影响[20]。本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旨在充分而全面地反映我国各地居民的健身情况，因此，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从个人健康发展和社会支持方面选取了3个维度，即个人健身与赛事、健身指导和评价、健身环境与保障。

2）笔者咨询的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对中国居民健身情况的评价应以“健身”为主要指标，突出指标的普适性和针对性。另有相关学者认为，要体现国际组织的倡导和国外体育促进健康的体医融合发展趋势[25]。在三级指标筛选过程中，“个人健康”包括的“饮酒”“吸烟”“睡眠”3个指标是作为前瞻性指标用以评价我国各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的。从已有相关文献 [26]来看，饮酒、吸烟、体育活动量、体育参与均影响健康和疾病预防，从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将《世界卫生组织身体活动指南》修订为《全球久坐行为和身体活动指南》的举动可见一斑。这是将身体活动融入日常生活的一次理念更新，也是对在体育活动影响因素研究中应结合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方向性引導。但是，鉴于本研究中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三级指标数量较为庞大、一级指标涵盖内容失衡，加之“饮酒”和“吸烟”两个指标在当前还难以监测和量化其对身体活动量的影响程度;因此，进行第1轮专家咨询后，删除了部分三级指标，即生活方式中的“饮酒”“吸烟”“水果摄入量”“蔬菜摄入量”4个指标;同时结合我国已有的健康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又将“自我评价身体健康”“慢性病患病情况”“睡眠时间”3个指标统一归纳为“健康素养”。

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的观测指标应根据我国居民的健身情况有所调整，并选取相关性较显著的指标，为该指标体系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某些观测指标的修订留有一定的余地。由于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是《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中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7]，因此，本研究在居民健身建成环境中选取了“体育公园数量”作为观测指标。

笔者结合专家的意见对指标体系作出以下3个方面的调整：①构建以凸显个人健身为主的指标体系，在对指标进行主次分配和精简的同时，增加了体育场地、健身指导和体育比赛满意度方面的指标。②根据我国全民健身相关政策中的相关用语，对确定权重后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名称进行规范，将“个人健身”修改为“个人健身与赛事”、将“体质健康”修改为“健身指导与评价”、将“健身环境”修改为“健身环境与保障”。③在第1轮筛选后，将“体育设施”列入“建成环境”;将二级指标优化为7个;将“建成环境”同级指标列入三级指标，最终确定了20个三级指标（见表6）。

5.2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优势

1）相比美国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简称“AFI”），本研究中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以全面性为原则，在个人健身指标和环境指标的选取上更具体与全面。AFI是美国于2007年启用，并在芭芭拉教授的主持下推行了13年的居民健身评价指标体系。其推行力度与持续性有可借鉴之处，但是AFI中关于体育场地与设施的评价指标数量有限，指标体系有5个维度，包括健身行为、建成环境、健身结果、娱乐设施和政策、资金。而本研究中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全面涵盖了健康行为、健身环境、体育指导、健康素养、体质健康监测。

2）美国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构建时并未对美国全民性的体育活动进行过调查，仅局限于直接采用《美国行为风险因素检测系统报告》的结果代替美国各州居民的健身情况。美国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的指标选取及其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统计数据均来自于《美国行为风险因素检测系统报告》。尽管结合了美国各州政府网站公开发布的政务数据，但是统计数据有局限性。而本研究中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不仅在前期研究过程中进行了试点问卷调查和参考了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的相关统计数据，而且笔者还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抽样调查，确保了指标体系评价的全面性。

3）美国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是由美国体育医学学会（ACSM）主导启用的，由12位专家组成团队并志愿服务于“美国健身指数建议委员会”，由相关基金资助推进数据采集与统计工作，每年发布仅限于学术交流的研究成果。而本研究在初筛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时是经过我国有关科研院（所）、高校、政府相关部门和社区健身体育活动推广者的多方论证的;更重要的是，借鉴了国外的相关经验，并参考了国内的相关文献。本研究在构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时采纳了国内外现有的相关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其中，美国的“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主要负责人芭芭拉教授的相关经验是本研究构建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時的主要参考，尤其在指标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体系的可行性方面进行了深入参考。

5.3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统计数据可获得性检验的前期调查

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中的指标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主要通过省（市）小范围抽样调查和全国范围抽样调查进行检验。1）采取随机抽样法，向10个省（直辖市）（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上海市、安徽省、福建省、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陕西省）的省级体育局群体处发放了调查问卷，确认了指标统计数据的可得性，为本指标体系使用时可在全国范围采集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调查结果显示，“体育彩票公益金投入全民健身经费的比例”“以健身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互联网平台数量”“健身队数量”“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次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总体合格达标率（不含学生）”“学生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优良达标率”“15 min健身圈在城市社区的覆盖率”“年度与体育活动相关的支出”8个指标的统计数据从省级体育局的相关部门可获取。为了确保指标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后续的数据统计与分析的可操作性，本研究的课题组发放了17份专家咨询问卷，并回收了17份。其中：“以健身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互联网平台数量”“年度与体育活动相关的支出”的统计数据可得性评价比例均低于75%，说明这两个指标不易获取，因此删除，保留了其余6个指标。2）为了确保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应用的覆盖面，以北京为基础并覆盖全国对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确保了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全面性和覆盖面。

6   结论与研究局限

6.1  结论

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构建包括4个步骤，即设定构建目标、形成构建思路、确定构建程序、优化指标，最终形成了由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检验了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结合我国10个省（直辖市）的省级体育局群众体育部门的问卷调查结果，初步验证了20个指标的可行性以及指标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工作成效显著，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了37.2%。同时，全民健身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等问题仍然存在[7]。本研究从个人健康发展和社会支持视角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既能评估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居民健身活动开展情况，又能比较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情况;不仅有助于我国各省（市、自治区）评估居民健康水平和《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落实情况，而且有助于各省（市、自治区）评估全民健身工作促进居民健康的整体情况，为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面提升居民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6.2   研究局限

1）指标统计数据检验的局限性。检验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可靠做法是在指标体系使用后，结合各省（市、自治区）常住人口数量差异，以典型案例对指标统计数据在全国范围进行检验。但是，囿于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阶段已经结束，当前正处于指标数据采集与验证阶段，并且初步以北京为个案对指标数据进行了局部验证。还应在该指标体系使用后在全国进一步进行论证。此外，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城乡人口比等方面的差异也有待进一步分析。

2）智能化体育设施等前瞻性指标有待深入研究。依据2020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27]和《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28]中的相关精神，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还可以在使用后进一步增设前瞻性指标，例如：增加智能化体育设施的评价指标——“智能健身步道”“智能健身路径”。但是我国不同省份的智能体育设施在当前的建设程度不一，因此本研究构建的中国“居民健身指数”指标体系未列入“智能化体育设施”这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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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11-20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2020YFC2006205）;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TY089）;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YTB018）。

第一作者简介：湛冰（1980—），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老年人体育，E-mail：zhanbing@cupes.edu.cn。

作者单位：1.首都体育学院，北京  100191;2.北京理工大学，北京 100081。

1.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100191， China; 2.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