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骁天　马笑妮　金媛媛　陈岐岳　和立新　杨宇航

摘    要：基于《京津冀城市居民休閑健身参与和需求研究报告》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采用“KHB”模型从不同城市和不同社区类型的角度探讨多重中介变量（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受公共体育服务的影响不相同，总体来说，受体育设施的影响最大，受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的影响次之。北京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与河北省样本城市社区居民和天津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均有显著差异;北京市经适廉租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与其他3种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有显著差异。基于此提出建议：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应进一步平衡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京津冀地区如果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严重不足，应从建设体育设施转向培育体育组织和举办体育活动;京津冀三地政府可发动街道、社区和体育组织共同治理公共体育服务。

关键词：体育锻炼时长;城市;社区;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G 806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Residents’ Sports， Fitness and Leisure Activities Survey， statistical method and the KHB model were mainly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mediating variables - sports facilities，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 on residents’ physical exercise du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cities and community typ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ublic sports services （sports facilities，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sports activities） in urban communiti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uration of physical exercise. The physical exercise dur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different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affected differently b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general， it is most affected by sports facilities， followed by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sports activities. The physical exercise duration of Beijing community resident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ebei sample city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Tianjin community resident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hysical exercise duration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affordable low rent area and the other three type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different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hould further balance the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 If the construction land of urban community sports facil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we should turn from building sports facilities to cultivating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holding sports activities. The governments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can make use of streets， communities and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jointly manage public sports services.

Keywords： exercise time; city; community; sports facility; sports organizations; sports activities; mediation effect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出现的一部分城市居民的住房商品化，逐渐改变了这部分住房非单位分配制的城市居民邻里的地缘关系，并且这部分城市居民户口类型的同质化和所居住的社区建设的异质化增强[1];与此同时不同城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和不同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也呈现出差异化发展的趋势，由此导致了不同地区的居民体育参与率迥异。而在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对居民体育参与影响较大的当属群众体育工作中的“三边”工程。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刘鹏提出：要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开展群众身边的体育活动、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社会组织（以下简称“公共体育服务”）[2]。有研究认为，体育锻炼是一种个人选择行为，有两类影响因素：一类是客观因素（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另一类是个人主观因素[3]。同时，人具有社会属性，如果忽视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受城市与社区类型影响而产生的差异，分析得出的体育锻炼影响因素可能有失偏颇，只能解释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的部分原因，甚至会出现无法对结果进行合理解释的窘境[4]。对此，一些学者[1，4-6]从不同视角对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进行了探讨，证实了体育锻炼行为受社区和家庭的显著影响，但是对公共体育服务影响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的路径探究稍显不足，目前仍未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是否对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及其时长有影响;二是如果有影响，不同城市的不同社区中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的影响是否有差异;三是上述两个问题对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有什么影响。解决上述问题不仅能进一步增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相关理论的研究深度，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研究的内容体系，而且对公共体育服务资源供给具有一定的指導意义。

基于此，本文使用首都体育学院“京津冀体育健身休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抽样调查数据，尝试从城市和社区两个方面探讨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因素，在分析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如何影响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基础上，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和“KHB”模型着重探讨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中介因素（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如何影响其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一是通过分析公共体育服务对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可间接地体现出公共体育服务对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体育锻炼产生的作用，为进一步落实《“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据;二是从不同城市与社区类型两个方面探讨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更精准地查找到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

1   理论基础

1.1  居民体育锻炼与城市社区因素相关的研究

1）关于体育锻炼的概念。有外国学者将体育锻炼界定为：以运动项目、舞蹈或户外活动为手段进行有规律的、连续的和积极的身体活动[7-9]。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体育锻炼是个体通过各种身体练习手段，以发展运动能力、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及促进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的身体活动[10-13]。根据以上国内外学者对体育锻炼的定义，本文将体育锻炼界定为：参加某一项体育运动或者参与某种以健身为目的的体育活动。

2）关于城市与社区的多种因素对居民体育锻炼的影响。其中：有研究表明，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社区类型等因素的影响[1，5，14-18]。公共服务理论、社会生态理论和城市规划理论是这类研究的理论工具。有学者从城市休闲体育空间的构成角度分析居民的体育参与认为，其影响因素可分为物质空间环境因素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19]。还有中国学者用社会分层理论分析了城市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的差异，并且发现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的体育锻炼存在差异[6]。也有学者提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会改善与增强其居民公共体育服务的可得性[20-21]。例如：在我国一些直辖市的老旧社区中，对于某些个人经济收入不高的居民而言，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能弥补这些居民因个人经济收入不高而不进行体育锻炼的不足[20]。彭大松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市民的体育锻炼参与率较高;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市民的体育锻炼参与率较低[5]。此外，有学者提出，社区环境也是影响居民体育锻炼的重要环境因素[17]，居住在新建社区和单位社区的家庭的体育锻炼参与率高，而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社区和老旧社区的家庭的体育锻炼受到制约。城市近郊、城市远郊及乡村的社区环境对居住其中的家庭的体育锻炼尚未产生影响[17]。上述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城市与社区的建成环境研究居民的体育锻炼特点;另一类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对某地区的社区居民进行分层，分析不同区域中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可得性和可达性问题，以此分析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差异[1]。有外国学者将地区因素和社区因素归纳为地域性供给因素，认为这些因素会使个人的体育参与在地区和社区层面产生差异[7]，增加社区体育设施供给会明显提高居民的体育参与率[22]。城市因素和社区因素对居民体育锻炼的影响可以归结为是公共体育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可获得性对居民体育锻炼的综合影响。

上述文献多数从城市社区环境的角度分析居民体育参与的影响因素，是本文进一步分析城市与社区类型因素影响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理论参考，也是本文选择城市社区类型作为关键变量的重要原因。

1.2  居民体育锻炼与公共体育服务相关的研究

一座城市或一个社区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水平与种类会对该城市或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产生影响。外国学者对体育锻炼的研究早于中国学者，例如：在布迪厄的社会分层理论、吉登斯的行动与结构论以及韦伯的社会行动论的影响下出现了较多有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成果[23-25]。有学者认为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是影响居民体育锻炼的宏观因素[9，26]。还有学者从供给的角度提出，相比有较低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居民来说，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居民对休闲体育设施更具有可得性[27]，所以加大公共体育设施供给力度对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和不同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居民的体育锻炼有促进作用[28]。又有学者分析了体育设施的可得性、参与体育组织与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后认为，体育设施的可得性会影响居民的使用满意度和体育锻炼参与频率;体育设施的可得性比参与体育组织更能促进居民的体育参与[9]。特别是在个人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及区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增加社区体育设施供给会明显提高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率[22]。有多位学者[20，29-30]一致认为： 一要建设好群众性健身场地， 便于居民就近参加体育活动; 二要健全群众性体育组织; 三要经常性地举办群众性体育活动。这3个方面在群众体育工作中也称为“三边”工程。综上可见，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和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并非单独对居民体育锻炼产生影响，而是可能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也可能是单独通过其他因素对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产生影响。

2   研究假设

已有文献缺乏对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影响居民体育锻炼的路径的分析，关于城市社区中的多重变量（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对居民体育锻炼的影响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城市和社区类型作为关键自变量，将居民体育锻炼时长作为因变量，分析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受不同类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影响的差异。同时，从医学社会学中的个体行为论和结构环境论的视角将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體育活动作为中介变量。据此，提出以下假设：1）城市社区类型影响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2）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可能通过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影响其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3）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3   研究框架

群众体育工作中的“三边”工程涉及到城市和社区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其中包括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群众身边的体育组织、群众身边的体育活动（此为本文中的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而公共体育服务如何影响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特别是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有何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同时，有学者也提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机制非常复杂，既有宏观的社会经济因素，也有微观的个体因素[31]，但是城市社区类型对城市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往往被忽视[5，14]。因此，本文构建了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影响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作为中介因素对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机制。由此，从城市、社区类型、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维度建立分析框架，通过控制人口学特征变量（例如：年龄、性别等）评估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影响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净效应（如图1所示）。

4   研究过程

4.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首都体育学院“京津冀体育健身休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开展的京津冀城市居民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状况调查统计报告（2018年更新公布）[32]。该报告显示，主要向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部分城市共计35个城市社区的户籍居民发放了关于体育健身休闲活动参与和健康方面的调查问卷①。其中：北京市发放问卷为1 300份，有效问卷为1 093份，有效率约为84%;天津市发放问卷为1 200份，有效问卷为1 013份，有效率约为84%;河北省发放问卷为1 400份，有效问卷为1 057份，有效率约为76%;有效问卷总量为3 163份，问卷总有效率约为81%。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17岁以上的非集体户籍居民，平均年龄为41岁。其中：男性约占47%，女性约占53%。调查对象中约有33%的人为河北省居民，约有32%的人为天津市居民，约有35%的人为北京市居民（见表1）。

4.2  变量及其操作化定义

1）因变量。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是体育锻炼时长，指的是居民平均每天实际体育锻炼时长。该变量为连续性变量，并且在调查问卷中有相关题项，指的是以8个大类体育项目中的83个具体体育项目进行锻炼的时长。

2）自变量。核心自变量为城市、社区类型。城市是指京津冀地区的抽样城市。城市作为本研究自变量的依据在于：一是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是关于城市的研究;二是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来源于社区，社区的同质性是调查问卷设计时的考量点[33-35]。本文对城市社区的分类结合了已有文献中的社区类型，同时根据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建设发展史、社区分布特点、调查对象居住社区的数量及研究需要，采用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两类调查问卷中的社区分类，将社区类型划分为：旧城区与商品房社区（简称“旧商社区”）、城乡接合部社区（简称“城乡社区”）、经济适用房社区与廉租房社区（简称“经适廉租区”）、单位社区[1， 36-40]。社区类型中的参照变量为旧商社区。同时，笔者将调查问卷中的“拒答”和“说不清楚”的住址归为城乡社区（例如：北京楼梓庄村居委会、万子营村委会;河北大阳西街村委会、元台子社区居委会;天津同义庄社区等）。

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为过去一年中是否使用过公共体育设施（简称“体育设施”）;过去一年中是否参加过体育组织（简称“体育组织”）;过去一年中是否参加过当地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简称“体育活动”）。控制变量为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年龄的平方[41]、婚姻状况。

4.3  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有2种：1）运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评估京津冀地区不同类型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样本城市被调查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2）运用 “KHB” 模型[42]判断中介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效应。该模型可以分析不同的中介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并且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对不同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显著性以及产生正向或负向影响进行分析[42]。本文使用“KHB”模型分析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机制。将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作为中介变量，分析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是否有中介效应，同时比较3个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显著性和影响方向。

5   研究结果

5.1  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2可知，以女性居民为参照组，男性居民体育锻炼时长从模型1至模型4显著缩短，特别是加入中介变量后变化明显。婚姻状况对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不显著，受教育程度的部分学段对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显著。在模型2中，以河北省样本城市居民为参照组，北京市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显著延长，并且北京市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比河北省样本城市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长。在模型3中，以旧商社区为参照组，经适廉租区居民和单位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均显著延长，城乡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有所缩短。经适廉租区居民和单位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均比旧商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长。从模型2和模型3可知，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样本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存在显著性差异，即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有影响，假设1成立。模型4以不参加体育组织的居民为参照组，参加体育组织的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显著延长。以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居民为参照组，参加体育活动的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显著延长。以不使用体育设施的居民为参照组，使用体育设施的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显著延长。模型4同时增加3个中介变量后，R2值明显增大，城市、社区类型这两个自变量的系数变化较大，说明中介变量分解了部分系数。模型4的R2值最大，说明该模型最优，“KHB”模型则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5.2  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和社区类型并不直接影响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而是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为了进一步验证城市和社区类型通过中介变量（体育组织、体育活动、体育设施）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KHB”模型对其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1）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由表3可知，北京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与河北省样本城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天津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与河北省样本城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天津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影响的总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而北京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总效应值、直接效应值和间接效应值均为正数，并且北京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时，间接效应也显著，说明北京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有正向影响。其中：北京市的体育设施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最大，北京市的其他公共体育服务对其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

2）不同类型社区之间的差异。由表3可知，除了城乡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影响的总效应数值、直接效应数值和间接效应数值为负数以外，经适廉租区和单位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总效应数值、直接效应数值和间接效应数值均为正数，说明城乡社区、经适廉租區和单位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活动及体育组织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时，间接效应也显著。城乡社区居民、经适廉租区居民和单位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相对于旧商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有显著差异。假设2成立，即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对其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有影响。

3）中介变量影响的差异。由表3可知，城乡社区、经适廉租区和单位社区的体育设施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均与旧商社区体育设施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经适廉租区和单位社区的中介变量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影响的间接效应数值均为正数，说明经适廉租区和单位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正向影响均与旧商社区有差异。城乡社区的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影响的直接效应显著时，间接效应占比为负数，但是效应值均为负数，说明城乡社区的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反向影响与旧商社区有显著差异。城乡社区、经适廉租区和单位社区的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及体育设施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均与旧商社区有显著差异，但是仅有城乡社区的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及体育设施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较小。

综上可知，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其中：北京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受体育设施的影响最大，其次依次是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在京津冀地区不同样本城市的不同社区中，城乡社区居民、经适廉租区居民和单位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受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的影响均与旧商社区有显著差异，但是城乡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受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的影响较小。经适廉租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受体育组织的间接影响与旧商社区有显著差异，受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的间接影响与旧商社区有显著差异。单位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受体育活动、体育设施及体育组织的间接影响与旧商社区均有显著差异。基于以上，假设3成立。

6   讨论与分析

6.1  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

1）不同城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口占比、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体育组织数量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均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样本城市 （见表4），京津冀地区的所有街道（乡镇）、所有行政村和有条件的社区均建有全民健身路径，初步建成了城市社区居民15 min健身圈。北京市的上述情况可能与北京市近10余年的体育生活化社区相关政策有关，室内外健身设施在北京市全市街道的覆盖率达到了97.14%，健身设施在北京市社区的覆盖率达到了97.28%，97.4%的街道建有体育组织，100%的街道定期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和家庭趣味运动会[43]。北京市体育局仅在2017年就开展了各类全民健身活动二万三千余次，参与活动的居民达千万人次[44]。从本研究中的模型3可知，天津市与河北省的差异不显著，也就是说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差异主要原因是社区存在差异，而北京市与河北省样本城市的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差异则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社区类型、体育组织、体育活动、体育设施）后仍然显著。如前所述，仅有北京市的社区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有影响，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是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其余样本城市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及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京津冀地区城市群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对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有差异。从分析结果可知，北京市与其他样本城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较大，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上[45]。由表4可知，京津冀三地的体育场地数量、体育组织数量及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的统计结果反映出这种不平衡的存在，这可能导致体育锻炼时长受不同人口学特征变量的影响未体现出显著性差异。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北京市的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政策及《全民健身条例》的落实缩小了北京市社区居民由于个人的社会地位及收入水平差异而在公共体育服务获得性上的差距，增强了北京市社区居民在公共体育服务上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又加剧了不同城市社区之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不平衡，这从居民人口学特征因素对其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小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影响可见一斑。

2）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由表2和表3可知，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受社区类型的影响更大。首先，在社区体育设施影响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方面，以旧商社区体育设施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为参照，单位社区体育设施的影响最大，经适廉租区体育设施的影响次之，最后是城乡社区。其次，在体育活动影响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方面，经适廉租区居民和单位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受体育活动的影响相较于受体育设施和体育组织的影响均较小，说明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举办的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较小。最后，在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影响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方面，经适廉租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影响大于城乡社区，但是小于单位社区。以上说明，京津冀地区城市中的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是有差异的，而且这种差异也会体现在不同类型社区拥有的公共体育资源方面。有学者曾从交通便利性、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等方面对不同类型社区进行了排序，依次是单位社区、新型综合社区（商业社区）、传统社区（老旧社区）、城乡接合部社区[1， 37]，并且不同类型社区具有的公共体育服务资源也基本可以按照以上顺序排序。其中：①单位社区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设时间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单位社区建设以利于社区居民的工作、日常生活、学习和娱乐为目的[54]。单位社区中的体育设施能体现出单位对体育设施资源的配置情况，主要以满足单位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需求为主，单位社区居民对体育设施的可得性和可达性是单位社区体育设施建设时的重要影响因素[55-56]。因此，单位社区无论在社区环境还是在体育资源方面总体上优于其他几类社区。②京津冀地区城市商业性社区建设起步时间较晚，社区环境较好，但是普遍缺乏体育场地及设施[57]，经济因素是这类社区建设和公共资源配置的核心影响因素，这就造成大部分商业性社区没有修建体育场地及设施，以至于无法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需求[58]。③京津冀地区的城市老旧社区（传统社区）多数分布在中心城区，楼群规模相对较小、配套设施及公共空间相对不足，公共服务资源可得性和可达性不如单位社区[37]。④经适廉租区中多数是由政府建设的保障性住房，京津冀地区城市经适廉租区一般建在城乡接合部。政府是经适廉租区中的保障性住房的主要监管部门，这类社区在落实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政策方面优于旧商社区。总之，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受各样本城市不同类型社区的公共体育服务的影响大于受居民人口学特征因素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受社区类型的影响较大。此外，在京津冀地区，城市和社区类型并非是分别单一地对居民体育锻炼时长产生影响，而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居民体育锻炼时长。

6.2  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

分析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必须要将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嵌于城市社区中，因为这3个因素对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并非是相同的，对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体育设施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最大，体育活动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最小。其中：北京市的单位社区体育设施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最大;北京市的经适廉租区的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最大;北京市的城乡社区的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最小。

本研究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会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产生影响，但是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大于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国家体育总局分别于2011年和2016年相继发布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北京市体育局、天津市体育局和河北省体育局由此也分别制定了地方性的“全民健身计划”（以下简称“2011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年全民健身计划”），以此推动《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落实。“2011年全民健身计划”对体育设施和体育组织均设定了建设目标，而“2016年全民健身计划”中则重点突出了全民健身活动和体育健身组织建设。另一方面，在“三边”工程实施过程中，有些要求的不同以及京津冀地区城市不同类型社区建设程度的不同，使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产生了差异，并且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显著大于体育活动和体育组织产生的影响[59-60]。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间接影响较大，说明京津冀地区经过多年落实“全民健身计划”和“三边”工程，在公共体育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即对居民体育锻炼时长产生了显著性影响，尤其是在体育设施建设方面的成效最为显著。

本研究的中介模型分析结果还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的体育设施、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學特征因素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其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十三五”期间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相关政策增强了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的公共体育服务可获得性，故而弱化了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影响的显著性。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当前我国“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中的一个新趋势，这也是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社区建设共同产生作用的结果。我国城镇化建设对不同人群的体育参与的影响并非是单一的，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时长受人口学特征因素影响不显著的原因是，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使其居民的体育参与机会均等化，避免了不同人群在体育参与机会上的不均等。

7   结论与建议

7.1  结论

1）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中介变量——体育设施、体育组织、体育活动）对其居民体育锻炼时长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

2）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受其身边的公共体育服务的影响存在差异，总体来说，受体育设施的影响最大，受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的影响次之。

3）北京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与河北省样本城市社区居民和天津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均有显著差异;北京市经适廉租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与其他3种类型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时长也有显著差异。

7.2  建议

7.2.1  本研究的政策建议

1）未来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上述情况，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应进一步平衡不同类型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这有利于激发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积极性和提高社区居民体育参与率。

2）京津冀地区如果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严重不足，应及时调整公共体育服务相关政策，从建设体育设施转向培育体育组织和舉办体育活动。当前，京津冀地区有些常住人口密度较大的旧商社区和单位社区存在无地建设体育设施的窘境。因此，京津冀三地的体育局应针对以上社区加强组织市内区域性体育活动和培育社区体育组织的力度，激发更多社区居民进行体育锻炼。

3）京津冀三地政府可发动街道、社区和体育组织共同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治理，并且可以运用税收减免等政策工具，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积极性，以进一步加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力度和提高供给效率。

7.2.2  本研究的局限

本文运用了新方法，并有了新发现，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的宏观变量较少、对城市的分类不细，这可能导致结论不够全面。

本文中的公共体育资源并非客观意义上的体育资源，而是通过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社区参加体育组织和体育活动以及使用体育设施的居民进行调查而间接评估的，但是居民是否使用体育设施不一定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问题。例如：城市社区居民并非一定要选择居住地附近的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也可能在工作地附近或家中进行体育锻炼，从这个角度而言，本研究的结论有局限性。对此，构建城市类型和社区类型层面的多重因素影响居民体育锻炼时长的模型将是下一步探讨的问题。

此外，本研究的调查区域选择京津冀的原因是：在目前的区域性全民健身与体育休闲方面的大规模调查中，京津冀地区是唯一公开发布公共体育服务调查数据的地区，调查数据的局限性也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存在局限性。因此，笔者倡导建立公开的和全国性的全民健身抽样调查数据库，向学者或研究者公布我国群众体育抽样调查数据。

（本文数据分析的stata dofile可以复现，欢迎通过电子邮件向第一作者咨询与索要）

注释：

① 问卷和调查抽样说明可详见参考文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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