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晓芳 张宇霖 柳学信 吕 波

(1.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2.烟台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1 研究背景

董事会地位层级指董事成员在声望、尊重等影响力相关指标的综合排序[1]，是董事会内部纵向分化的表现。中国情境下，不同于制度化、正式化的权力层级，董事会地位层级更多受经验、社会资源、政治身份、体制分割等因素影响，具有分层性、排外性、不对称性等特征，呈金字塔结构分布。董事会地位层级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通过嵌入治理过程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有助于构建董事成员间的信任和秩序，对组织的激励约束、沟通协调，机会分配等治理实践起到重要的隐性作用[2]。

实践中，非正式地位层级的存在兼具合理性和必要性。首先，国内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趋同，同质化的正式制度安排难以满足董事会战略变革等复杂任务需求，亟需借助非正式地位层级来构建隐性层级秩序，规避过程损失，盘活董事会资本存量，提升战略决策效率。其次，即使较完善的制度，也需要强力执行者的推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此外，董事会地位等级的研究也符合总结本土管理经验的需求，在中国治理转型过程中，正式制度存在漏洞，非正式制度得以渗透其中，与正式制度并存共生，其通过构建隐性激励机制、拓宽非正式沟通渠道等方式发挥治理效应。

现有学者多采用“实验/访谈+问卷”的方式开发量表，还有学者尝试采用客观指标，如地位集中度(Freeman指数、Gini系数、变异系数)、地位陡峭度(标准偏差、平均欧式距离)、地位级联性(Krackhardt的层次指数、Kendall线性指数、Landau指数)等测度地位分层程度[3]。虽然这些方法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地位的等级差异，却无法准确刻画地位子群体的分裂强度、数目、均衡度及成员隶属层级。本研究拟使用“董事会地位断裂带”这一指标来衡量董事会地位层级。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从整体视角切入，突出董事会成员的分裂属性，强调董事会内部地位分布的不平等性，关注基于地位属性分裂地位子群体的组内相似性及组间差异性[4]。鉴于当前董事会断裂带的测度方法已经比较成熟，本研究将采用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强度衡量董事会地位等级的分化程度。

关于地位层级对群体结果的影响也存在两种主流观点。功能主义者认为，地位层级通过职业晋升、差别工资和身份标志来奖励个体对组织的贡献，使成员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和满足感[5]；还有助于提升团队忠诚度和创造性，激发团队士气[6]。持消极观点的学者认为，组织地位层级提升会影响员工离职率[1]，增加焦虑与压力，不利于身心健康[7]。BUNDERSON等[3]认为，地位层级会造成分裂性不平等，对冲突、团队绩效不利，尤其是执行复杂任务时，负面效应更显著。BAI等[8]发现，虽然地位陡峭度通过促进内部竞争会提高团队效率，但高度竞争促使成员采取破坏性行为来获取地位优势。武立东等[9]认为，董事地位差异会形成潜在地位冲突，导致董事间沟通障碍，影响信息交流和共享，导致企业投资不足。综上，已有文献对团队地位层级的治理效应看法不一，且多从个体或整体视角介入考察团队地位层级差异，忽略了团队地位子群体间的互动和表现。

综上，本研究以2008～2019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董事成员非正式地位属性特征构建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指标，深入剖析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如何影响企业重大战略决策。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①从非正式地位层级视角切入，将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引入管理学研究视野，并扎根中国情境，探究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嵌入对董事会一致性行动的影响，有助于打开董事会战略决策的“黑箱”，是中国情境下董事会行为研究的重要补充。②就董事会断裂带指标而言，以往研究多从董事成员水平属性介入，探究董事成员水平属性拟合的断裂带指标的治理效应，而本研究尝试从董事成员垂直属性介入，对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指标进行拟合。③将断裂带理论、地位层级理论、子组理论纳入到高阶理论的研究框架中，进行理论融合与拓展；尤其是开发了董事会地位断裂带这一揭示地位子群体过程的关键变量，为全面理解组织战略变革的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④进一步优化了董事会断裂带测度方法，提升了测度的精准性，拓展了样本适用范围。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形成和运作

期望地位理论试图解释董事会地位层级是如何出现的。该理论认为，地位排名基于个体对业绩贡献预期来分配，若个体被赋予高期望，其表现机会更多、讲话分量更大、提出的建议被积极评价的可能性更高；相较而言，当个体被赋予较低期望时，其表现机会少、讲话更少更犹豫，其贡献常被忽视或评价不佳，出现分歧时更易受到影响[10]。断裂带理论能较好地反映董事会的地位分层机制。该理论关注团队地位子群体的形成，认为董事成员会基于多样性地位属性特征不断进行自我分类和比较，当部分成员共享相同(或相似)地位特征时，断层出现，异质性地位子群体形成[4]。董事会地位断裂程度取决于子群体的组内相似性和组间差异性，而组内相似性和组间差异性与群体断裂的强度、宽度和深度密切相关[11]。子组理论为探讨董事会断裂带的维度划分提供支撑。CARTON等[12]将工作团队子组划分为基于身份的子组、基于知识的子组和基于资源的子组。其中，基于身份和知识的子组较为常见，均为基于成员水平属性分裂导致的成员内部重组，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然而，企业实践中团队成员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有职位的差别、名誉的差异、资源的差异等，此种垂直差异可解释“为什么董事会中一些董事比另一些董事更有发言权”“为什么董事会成员有不平等的决策权”等。

群体成员对地位分层是默然接受还是强烈抵制，一定程度上影响子群体的互动和表现。自我利益论认为，优势地位成员为维护既得利益，更认可现有地位结构分布，将支配行为合理化，对地位差距表现出较大容忍度，有助于解释“高地位-高容忍”现象[13]。相对剥夺论认为，团队成员在社会比较过程中被剥夺感不同，高剥夺感下低地位子群体认为资源相对匮乏，对现有权力和地位结构不满，有助于解释“低地位-低容忍”现象。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个体是嵌入到企业制度环境的，还会受既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规范习俗等方面的影响，宏观环境对成员行动和偏好有重要形塑作用，低地位并非必然产生高剥夺感，在一些高权力距离环境中，低地位成员对地位不平等有较高容忍度，甚至表现出对高地位成员的“偏爱”而非“偏见”，这解释了“低地位-高容忍”现象[14]。

2.2 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

高阶理论认为，董事成员认知和董事会结构影响企业战略选择[15]。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是董事会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本质上揭示了团队中威望分配的等级顺序，是董事会内部纵向分化的表现，其通过提供隐形的决策秩序、拓宽信息流通渠道、增加非正式监督等方式改善董事会治理效果，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

(1)地位断裂带为董事会隐性决策秩序的构建创造了条件董事会奉行集体决策、一人一票、多数通过的议事规则，强调公平、民主的决策程序，力图通过增加董事会知识、信息异质性，让不同观点交流、碰撞，达到科学决策的效果。然而，董事会战略决策任务兼具复杂性和模糊性，董事成员间无明确的等级规定和约束，异质性信息增加了董事会决策的协调、整合难度，方案之争、标准之争等矛盾冲突凸显，严重阻碍了企业战略变革决策的发起和执行[16]。首先，作为隐形治理机制，地位层级围绕地位梯度提供隐形秩序，这种隐性秩序作为董事会非正式治理实践的内核，引导团队决策，帮助董事成员实现对秩序、结构和稳定的渴望，增强团队运作的有效性。其次，作为重要协调机制，地位断裂带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尊重，通过强化沟通来抑制内部冲突和无谓争执，保证资源有序分配，确保决策和部署自上而下能够得到无偏、准确、严格贯彻落实。再次，地位差距赋予高位董事自信心和优越感，其更能容忍异己意见，更愿意承担战略行动风险。同时低地位董事的“顺从”并非“盲从”，而是基于自身理性判断的结果。

(2)地位断裂带有助于拓宽董事会内部信息流通渠道战略决策是董事会的重要职能，由于战略相关议题前瞻性和不确定性强，在议题较多且缺乏有效指导情况下，董事们很难短时间内做出准确的战略决策，并通过正式规则程序交互有效信息。首先，地位断裂带能对董事成员拥有的资源和影响进行清晰地有序划分，有利于信息在团队成员间有效流动和整合，使得决议事项以非正式的形式得到充分讨论，更好地提高董事会集体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1]。其次，高位董事多为领域专家，且拥有较多资源，相比其他董事，其在技术、财务、行业管理等专长领域及社会资源和政治联系等方面能以较低成本为企业带来更多有价值的经验、知识和信息。且高地位断裂带情形下，董事间地位差距增大，高位董事通常充当“意见领袖”角色，可为低位董事提供咨询和指引，通过“模范”效应影响其他董事决策，激发董事会客观评判的氛围，提升决策质量[6]。同时，地位层级秩序保证了高地位董事所传达出的高质量观点能得到渗透和强化，减少了无益争论，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公司价值的决策上。

(3)地位断裂带能有效触发非正式监督机制地位差距不仅可以激发高位董事对低位董事的垂直监督，还能加强董事会对高管层的监督，其通过发挥声誉机制带来监督动机、监督能力、监管成本的改变。首先，地位断层有助于增强董事的监督意愿，若任职上市公司出现公司治理丑闻，受到司法制裁或媒体曝光，会使董事已有社会声誉受影响，其精心培育的社会网络关系和优质声誉也将转瞬即逝，并进一步制约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17]。高位董事出于声誉维护动机，会克服私利欲望，对相关决策议题谨慎斟酌，积极履行战略监督职责。其次，高地位董事拥有较强监督能力，如信息搜集能力、监管知识和经验储备能力等，他们对多重身份的认同和较高的监督能力可引发其内在监督行为。此外，低位董事出于声誉提升动机，也会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并加强对高位董事的模仿，这反过来更加激励了高位董事的行为。隐性监督网络的形成有助于董事会做出高质量战略变革决策，对正式监管制度形成必要的补充。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正向促进企业战略变革。

2.3 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的调节效应

董事能力的调节作用。有能力的人占据高位被认为是合法的，“能力本位”作为一种价值导向，不同于“官本位”“关系本位”和“金钱本位”的价值观，强调通过个人能力合法获得权力、资源和声望。且赋予不同能力和贡献水平的董事有差异的资源和地位，也符合董事会公平、公正的观念，为地位认知注入了合法性，反过来又促进了自愿的顺从与合作。当不同能力董事成员被合理分配至相匹配的地位子群时，地位结构和秩序能得以更好的维持，企业战略决策能被更好的制定和执行[18]。此外，组织目标和董事会战略决策极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当一个群体的地位层级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时，董事会能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支持了精英管理的等级制度促进群体成功的观点。然而，当现有地位层级不能准确反映董事能力和群体取向差异时，地位等级被认为是不公正、不合理的。此时，低地位董事的感知不公平增加，倾向于对自我身份提出异议，力图改变现有不合理结构，通过地位挑战进入高地位群体。董事成员的精力耗费在地位维持和地位挑战的内斗中，高地位董事“支配”不力，低地位董事拒绝“服从”，隐形的决策秩序难以维持，不利于变革进程。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董事能力会增强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

政治嵌入的调节作用。中国情境下，市场存在于既有权威结构中，获取政府支持对企业合法性及组织成功尤为重要。董事会政治嵌入指党委会成员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嵌入董事会而形成的政治型董事[19]。政治身份的嵌入强化了企业内部等级氛围，影响企业的资源获得性、董事的战略偏好和资源配置。首先，政治嵌入增大了董事间地位差距，强化了地位断裂带程度，具有政治身份的董事成员有更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其“相对剥夺感”较弱，地位认同感强，地位威望凸显，有助于地位层级秩序的形成。其次，党组织具有政治属性，嵌入董事会后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组织内监督职能，平衡各方利益，参与重大决策，降低董事会内部协调和沟通成本，为并购、投资等重大战略变革事项把好质量关，达到董事会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的协同。再次，政治型董事往往具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丰富的政治资源，能为企业带来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为企业战略变革过程提供资源储备。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政治嵌入会增强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影响。

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代表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约束程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程度，是影响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发挥作用的重要外部治理因素。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法治化程度、资源可获得性、信息披露程度及市场配置效率较高，内外部监管制度较完善，企业的战略变革决策更加依赖外部的市场制度环境，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治理效应弱化。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金融、法律等正式制度不健全，信息获取渠道闭塞，监督能力弱化，亟需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构建来获取组织结构调整和资产变更的合法性，克服正式制度的缺失。在此环境下，董事会等级观念、服从权威行为更加突出，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在战略决策过程中作为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弥补“制度失灵”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治理效应将有所减弱，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人际关系网络构建的非正式地位层级的作用凸显，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对企业战略变革的促进作用将进一步增强。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关系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本身就代表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理念。受传统官僚制度的影响，国有企业实行科层式管理体制，“行政化”“机关化”管控更加突出，组织运作更多依靠指令及等级权威引发的支配-服从关系来进行协调和控制[20]。文化方面，国有企业更多体现为等级主义，更加认同等级地位的存在，认可组织领导者的控制力与决断力。人事任免方面，政府拥有察举、委派及升降国企董事的绝对权威，并赋予国企董事行政级别，其虽不是公务员编制，但却参照同级别公务员管理，享受同级别政府官员的政治待遇，拥有类似的政治晋升空间，“准官员”身份的加持无疑强化了国企董事间的位次秩序。而且，在高度复杂、强监督和强激励的战略变革任务情境中，当董事会内部及不同部门间协同困难时，国企董事更可能以“高位推动、高位协调”实现跨层级、跨部门合作。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更显著。

地域差异的调节作用。受地域文化、历史、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制度体系等因素影响，北方省份传统行业比重高，且北方文化更偏好“体制内”“官本位”观念及等级意识强。而南方省份第三产业、新兴产业发展较快，南方文化等级观念弱[21]。因此，相比较南方省份，北方省份的企业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治理效应会更显著。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关系在北方省份更显著。

根据以上的理论推理和假设，给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8～2019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ST、PT类样本、观测值存在缺失的样本及财务数据异常的样本(如营业收入和资产小于0，资产负债率大于1等)，最终获得一个包含29 153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本研究的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指标数据收集来自CSMAR数据库《公司研究系列》中高管个人资料文件、《人物特征系列》中上市公司人物特征文件，并利用新浪财经、凤凰财经、和讯网人物频道、各上市公司官网、各省市人大官网和政协官网等网站进行手工收集补充。通过对数据库中相关信息的整理、分析、匹配，得到完整的董事会成员个人信息资料。市场化水平数据来自王小鲁等[22,23]的研究；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或RESSET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3.2.1因变量：企业战略变革

参考已有研究[24]，本研究将企业战略变革定义为企业在战略资源层面的配置和重组，通过战略资源配置的年度波动性来测量企业战略变革程度变量(SC)：

(1)

式中，Xi为战略资源维度指标，它包含3个企业资源配置指标及3个企业费用结构指标，分别为：①广告强度(X1=广告支出/销售收入)；②研发强度(X2=研发支出/销售收入)；③非生产性支出(X3=非生产性支出/销售收入)；④固定资产更新率(X4=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总值)×100%；⑤库存强度(X5=库存/销售收入)；⑥财务杠杆(X6=债务/股本)。随后，计算每个战略资源维度指标前一年(t-1)与当年t比率之差的绝对值。为避免行业异质性对企业内资源分配决策差异的影响，本研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最后，对上述6个标准化后的指标取平均值，所得数据即为战略变革程度，该数值越大，表明战略变革程度越大。

3.2.2自变量：董事会地位断裂带

地位差距的测度主要通过社会资本的分布差距实现[5]；杜兴强等[25]借助“年龄”“政治联系”“职位”3类排名标准衡量董事会的“论资排辈”行为。本研究结合已有研究及中国本土文化和企业治理实践，采用专家打分法对年龄、董事经验、社会资源、政治关联、所属体制、薪酬差异、股权比例等地位相关指标进行评级。结合数据可得性，最终选取排名靠前的3个指标“政治关联”“年龄”“社会资源”综合测度董事会地位断裂程度：①政治关联：1=曾任政府官员、曾任/现任人大代表、曾任/现任政协委员；0=其他。②年龄：董事的实际年龄。③社会资源：董事兼任职务为董事的公司数目，包括股东单位和非股东单位的兼职情况。本研究借鉴MEYER等[10]开发的ASW算法测度董事会地位断裂带，ASW方法主要采用聚类的方式对群体分类，并从组内相似性和组间差异性角度出发，对分类结果进行检验，具体公式如下：

Si=(bi-ai)/max (ai,bi)，

(2)

式中，bi为组间不相似度，指个体i到其他组个体的平均距离；ai为组内不相似度，指个体i到同组其他个体的平均距离；Si值越大，表明聚类效果越好，董事会断裂程度越大。

3.2.3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分别为董事能力、政治嵌入、市场化水平、南北地域差异：①董事能力。董事会中拥有职务的董事地位层级相对较高，如果这些占据高位的董事同时具备一定技能和丰富经验，则这样的地位结构会更加稳固。本研究分别采用董事长是否具有实务能力及董事长是否具有金融能力这两个指标来衡量。②政治嵌入。政治嵌入指党委会成员以“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嵌入董事会而形成的政治型董事。③市场化水平。市场化水平指改革开放依赖中国不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26]。本研究依据《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11)》《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推算、评估。④股权性质。按企业所属股权性质分类，国有企业取值为1，非国有企业取值为0。⑤地域差异。以秦岭淮河为界分类，企业所在地为北方取1，否则取0。

3.2.4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AG)、企业规模(SI)、盈利能力(ROA)、偿债能力(LEV)、企业成长性(GR)、周转能力(TA)、两职兼任(DU)、独董比例(ID)、股权制衡度(DR)、冗余资源(SL)、股权集中度(HE)和高管激励(CP)。为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研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Winsorise)处理。同时，对标准误进行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以控制面板数据自相关问题。

本研究各变量的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3.3 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假设1是否成立，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SCi,t=α0+α1BSFi,t+αiControli,t+δt+μi+εi,t，

(3)

式中，SCi,t表示公司i在第t年的战略变革强度；BSFi,t表示公司i在第t年的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强度；α0表示常数项；α1、αi均表示系数；Controli,t表示公司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由于政府干预或经济衰退等特定时间因素也可能影响企业战略变革，参考经典文献的做法，本研究采用固定效应对模型(1)进行估计。δt、μi、εi,t分别代表年份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和残差。

为了检验假设2是否成立，构建如下模型：

SCi,t=α0+α1BSFi,t+α2BAi,t+

α3BSFi,t×BAi,t+αiControli,t+δt+μi+εi,t，

(4)

式中，α3、α4均表示系数。

基于同样思路，构建模型检验假设3～假设6，此处不再赘述。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9 153)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企业战略变革(SC)均值为0.341，标准差为0.455，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839，表明样本的总体战略偏离幅度不大。董事会地位断裂带(BSF)均值为0.246，标准差为0.168，说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基于地位的分层断裂处于较低水平。市场化水平(MA)均值为10.240，标准差为6.112，最小值为-0.700，最大值为26.240，说明中国不同省份市场化程度仍存在一定差距。董事长实务能力(BPA)均值为0.933，说明中国上市公司中董事长具备实务经验者比例较高；同时，董事长金融能力(BFA)均值为0.130，说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长具备金融和财务经验者比例较少。政治嵌入变量中，内部政治嵌入变量分别为党委会成员进入董事会(ET)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CT)，其均值分别为0.183和0.067，说明董事会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4.2 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分布

由于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取值范围介于0～1，本研究将其划分为10个区段，观察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分布情况(见表3)。由表3可知，董事会地位断裂带95.6%的样本量介于0.1～0.5之间，由此可得，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处于较低断裂水平。其次，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在0～0.1区段的样本量为0，说明上市公司董事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地位分层。基于此，画出不同区段中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的关系图(见图2)。由图2显示，在不同分布区段中，随着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强度的增加，战略变革数值逐渐增大，这与假设1相一致。

表3 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分布情况(N=29 153)

图2 不同区段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战略变革的关系

4.3 回归分析

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强度与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见表4。由表4列(1)、列(2)可知，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如果董事会内部基于地位属性差异发生的断裂能促进企业战略变革，假设1成立。此外，为规避企业启动，诸如并购、资产剥离等战略行动导致的董事成员流动和结构调整，进而影响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这种反向因果关系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研究将自变量滞后一期(L_BSF)，重新检验回归模型。由列(3)可知，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假设1依然成立。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系数也符合预期。

表4 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

为检验董事能力的调节作用，构建了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董事能力的交乘项(见表5)。由表5列(1)、列(2)可知，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董事实务能力、董事金融能力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研究结论支持了假设2，董事能力通过强化子群体间地位认同增强了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的正向关系。为检验政治嵌入的调节效应，分别构建了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政治嵌入不同维度，即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交乘项。由列(3)、列(4)可知，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交乘项系数均为正，研究结论支持了假设3，政治嵌入通过强化子群体间地位差距正向调节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战略变革的关系。为检验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分别构建法律制度环境、产品市场发育与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交乘项，由列(5)、列(6)可知，二者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负，研究结论支持了假设4，说明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治理效应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通过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更容易发挥作用。

表5 董事能力、政治嵌入与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N=29 153)

表6 股权性质和地域差异的分类讨论

本研究根据股权性质和地域差异将样本重新进行了检验(见表6)。由表6列(1)、列(2)可知，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回归系数仅在国有企业子样本中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子样本中不显著。研究表明，在国资委控制的国有企业中，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假设5成立。由列(3)、列(4)可知，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回归系数仅在中国北方地域子样本中显著，而在南方地域子样本中不显著。假设6得以验证。

4.4 稳健性检验

4.4.1替换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测度方法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借鉴周建等[27]、耿新等[28]的方法，本研究采用FAU和FLS方法重新测度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回归结果见表7。由表7列(1)和列(2)可知，关键变量的系数大小和符号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假设1得到验证。

表7 替换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企业战略变革测度方法

刘鑫等[29]提出，研发投入是公司最为核心的资源配置维度，体现了公司战略决策者在资源投入方向上的取舍，并反映了公司未来的战略导向。QUIGLEY等[30]认为，并购和资产剥离是公司战略调整的两种主要机制及重要手段。基于此，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研究分别以并购、资产剥离和研发投入作为衡量企业战略变革的被解释变量，重新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由列(3)～列(5)可知，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对并购、资产剥离、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一发现与前文研究结论一致，再次验证了假设1的观点。

4.4.2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取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31]。一些董事可能因为具有特定的政治背景而被特别挑选进入董事会，而董事的这些背景特征会影响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强度。因此，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样本自选择的结果。

借鉴RICHARD等[24]的处理方法，本研究使用董事会规模和共享政治背景作为排他性约束变量。其影响成员加入董事会的概率及分裂为子群体的可能性，但并不影响因变量战略变革。首先，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形成密切相关，规模越大，董事成员选择进入具有特定特征子组的机会更多，且董事会规模自身也会影响子群体的形成，因为在规模较大的董事会团队中，成员间不可能都联络感情[30]。因此，规模较大的董事会团队更容易产生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其次，共享政治背景与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形成密切相关，共享政治背景反映董事会成员之间政治背景的相似程度，会影响成员加入子群体的概率，因为与现有成员具有相同政治背景的个人更可能被邀请进入子群体。鉴于此，政治背景越相似，越不容易产生董事会地位断裂带。

共享政治背景的具体测度方法如下：首先，从董事成员简历中提取政治经历，将其分为4个政治类别(1=董事成员曾任政府官员，2=董事成员曾任/现任人大代表，3=董事成员曾任/现任政协委员，4=无政府背景)；其次，将共享政治背景划分为3类，当所有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政治背景都不重叠时取1，当董事会成员之间有一些重叠的政治背景，同时还有一些不重叠的政治背景时取2，当所有董事会成员在4个类别中至少共享一个相同的政治背景时取3。

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8。由表8可知，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BS)与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变量显著正相关，共享政治背景(SH)与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显著负相关，说明本研究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是有效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计算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IMR作为控制变量，重新对原始模型进行回归，IMR不显著，说明模型不存在自选择效应，主要变量的结果与前文所述一致，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8 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N=29 153)

5 结语

本研究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会非正式结构视角出发，考察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内外部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得出以下研究结论：①董事会内部基于地位属性断裂的子群体间交互能促进企业战略变革进程；②董事能力强化了地位子群体间的地位认同，增强了地位结构的稳固性，促进了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对战略变革的正向效应；③政治嵌入强化了董事间地位差距，部分董事政治身份的加持促进了董事会地位断裂带的积极效应；④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治理效应的发挥在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作用更显著；⑤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地位董事作用凸显，董事会地位断裂带对战略变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⑥相比南方省份，北方省份企业等级观念更强，董事会地位断裂带治理效应更显著。

本研究亦能为管理实践带来启示：①优化董事会结构，加强董事队伍建设，提升董事会运作效率。有意识识别和设计非正式层级结构，注重资历、声誉、政治资源、社会关系等地位身份赋予的权威，选择社会资本有差异化的个体任职。②完善董事会追责机制，构建系统监管体系。监督问责机制的强化和严格追责制度的完善能有效规避战略决策过程中高地位董事的自利动机和低位董事的推诿行为。③积极推进党委会和董事会“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实践中，在国有企业“党管干部”原则导向下，拥有党组织身份会增加威信，推动个体向团队上层地位流动，更有利于通过地位分层发挥党组织在干部选拔及纪律监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当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并未深入剖析董事会地位断裂带与企业战略变革的作用机制，也未针对中国特殊制度情境、经济情境和文化情境对企业内部地位断层驱动因素进行解析。未来，可进一步探究董事会地位断裂带能否通过内部沟通、信息交互、资源配置、程序公平、决策效率等对企业战略变革施加影响；同时，结合本土实践，挖掘更多极具中国特色的地位维度指标，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地位断层情况及断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