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爱民 孙毅聪 刘晶玲 李小娟 朱月琴

(1.中南大学商学院； 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3.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同时，民营企业也完成从中国经济的“配角”与“补充”到“半壁江山”的重大转型。作为迅速崛起的阶层，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变化，也是民营企业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纵观过往，一批带领企业取得较好业绩的本土民营企业家(如SOHO潘石屹、万通冯仑、泰康保险陈东升等)，均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都受到过“文革”的影响，都有过体制内的工作经历，都在受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感召后“下海”经商创业。这批企业家是中国现代民营企业的开创者，且被人们依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间点而称为“九二派”企业家(以下简称“九二派”)。优秀企业家的管理思想不仅能指导本企业的发展，而且能启发其他企业的成长。探究具有特殊历史地位的“九二派”民营企业家的管理思想，解析我国优秀民营企业经营哲学的内在演化机制，有助于寻找或凝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有特色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管理新思想或理论亮点，这无疑会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实践，以及本土管理理论的构建有所裨益。

企业家的管理思想会凝合成企业经营哲学，外化为企业经营战略，贯彻于企业运营制度体系，呈现为企业形象特质、经营成果。许多研究都发现，企业创始人的特征(如个性[1]、家庭环境[2]、教育背景[3]、从军经历[4]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组织运营特征。“九二派”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中坚一代，共享特殊的成长经历，蕴藏着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诸多基因密码，深入解析该类企业，从企业家个体角度探求企业内在成长与发展规律，无疑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汉集团)是湖南民营经济的优秀代表，位列全国500强企业，其创始人傅胜龙是“九二派”的典型代表，且与本研究团队有着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鉴于此，本研究将通过追溯创始人傅胜龙的过往经历，以及大汉集团发展历程、经营哲学变迁，探究企业创始人主要印记对其经营哲学和发展模式的影响机理，以期以小见大，管中窥豹，挖掘出“九二派”企业家经营哲学和思想特征，为理解这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和企业行为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并为推进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作用。

2 理论基础

经营哲学是企业家对经营经验和智慧的高度凝练，通过升华经营思想回归人类精神原点，属于“形而下”层面[5]。尽管诸如稻盛和夫、松下幸之助等国外企业家已形成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经营哲学体系，但中国的组织研究还是应注重本土的情境性而不是过于依赖西方理论研究[6]。由此，本研究引入“印记理论”从“九二派”企业家个体层面去探究一个企业的创始人，是如何在时代背景和过往经历的交织影响下形成一套“颇具特色”的经营哲学。

JOHNSON[7]率先将“印记”的概念从生物学引入组织领域，并提出印记理论的核心假设，即目标主体在短暂敏感期内(短暂敏感期)，由外部环境塑造形成的特征(环境“映射”)即使面对环境的变化，仍能持续存在(印记的持久性)。印记的形成离不开印记源与“被印记”的目标主体。SIMSEK等[8]把启动印记过程中预先存在的力量和特征称为“印记源”，将带有外部影响特征的实体称为“被印记”的目标主体，即印记的承载者。此外，印记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会历经以下几个阶段：①产生阶段，即印记的形成阶段，主要是印记源和目标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②变形阶段，主要是印记的持续、放大、衰退和(或)变换的演化；③表现阶段，主要是印记对后续实体影响的结果[8]。本研究聚焦于企业创始人的个人印记，关注其个人印记的产生及后续影响。个人的敏感期不仅包括生理发展阶段，也包括个人角色转换的关键时期(如求学期、职业生涯开始期与转变期)，且个体在角色转换关键期与环境互动而形成的早期经历是重要印记源之一[9]。

印记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企业家是如何将其在角色转换期中形成的认知、价值观与能力转移到他们的创业公司中，进而渗入企业家精神与管理思想[10]。这些基于印记的企业家精神特征会影响他们后续的行为和决策(如对机会的识别、机会的转化和商业化过程等[11])。已有研究显示：①管理者早期的职业经历不仅影响其管理技能和积累的资源、社会资本，还会影响其独特的、内在的认知基础、价值取向乃至决策模式[12]；②管理者的教育经历会影响企业家个人信念与偏好的形成(如精英教育经历会显著降低出身低社会阶层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但不会对出身高社会阶层的管理者造成影响[13])；③管理者的早期家庭生活提供的物质充裕程度影响其心理强度，进而影响管理者在决策中的风险承担水平[13]；④管理者的生育经历会影响其偏好、工作风格与行为模式(如生育女儿的管理者会将女儿的偏好内化，关注道德问题并愿意承担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2]。管理者过往经历超越时间的局限，持续对管理者自身及组织决策行为产生显著且长期的影响[14]。“九二派”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再到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历程，时代变迁带来的特殊经历给管理者造成哪些影响并表现为组织何种管理实践成为有趣的问题。

MARQUIS等[14]对核心假设中的“短暂敏感期”与“印记的持久性”进行动态补充，认为“短暂敏感期”不应局限于组织创立期与个人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而是延伸至组织变更管理团队与个人转化职业角色等后阶段的脆弱期。“多敏感期”的观点暗示了印记的叠加效应，新印记的形成并未以旧印记的消失为基础，反而呈现出印记融合的动态变化[15]。此外，MARQUIS等[14]还指出，尽管诸多研究表明印记特征具有持久性，但印记也可能出现“褪色”的矛盾现象。这两点补充在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难题：即如何判断与理解个人多印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复杂变化。随后，TILCSIK[16]提出的“印记-环境契合度”假说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该假说认为，印记是在特定类型的环境条件中形成的，并与环境最为适配，因此，当初始环境与当下环境高度匹配时，印记更可能与环境兼容，从而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当初始环境与当下环境差异较大时，印记可能会受环境的影响从而出现衰退现象，与初始条件相似的环境也可触发底层未发挥作用的印记[16]。这一假说在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例如：朱沆等[17]的研究发现，战争环境会强化军人奉献印记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社会需要会重新唤醒军人企业家的奉献印记；连燕玲等[18]的研究表明，入党所带来的党员思想印记会在国家政策导向背景下得以持续。“印记-环境契合度”假说为理解早期经历带给管理者的多层次印记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化提供了理论支撑[19]。最初的个人印记可能会随着环境变化发生变形，最后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而这与企业发展的外部态势息息相关，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印记提供了变形的环境，通过环境变化分析各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印记对理解企业经营哲学变得尤其重要。

为了更精准地理解企业家会对公司经营哲学造成何种影响，本研究引入社会心理学的注意力原则，即公司决策和发展受到管理者选择性注意、情境性注意和注意力结构的影响。企业创始人背景、创始环境等因素形成的印记会通过注意力的集中、选择和结构分布影响个体认知框架，进而影响其价值观体系和行为模式，最终对公司的决策和发展产生影响[20]。已有研究发现，管理者早年所受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会在其身上留下集体主义倾向的印记，致使管理者在决策中表现出更强的集体意识[21]；带有“社会主义印记”的私营企业家，其体制内的工作经历会将他们的注意力范围引向特定的领域，更愿意思考及抓住由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使企业获得快速发展[22]。也有学者明确指出，社会环境显著变化会引起创始人注意力的转移，而这种转移是不易被察觉的，因此，在研究中往往被忽视[23]。而这些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作为内在机制，注意力的观点为理解印记对经营哲学的影响提供了更精细的视角。

印记理论作为主要历史理论之一，在承认历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同时，也肯定了环境的动态调节作用[14, 24]。而经营哲学追求与企业生存环境的匹配，也并非“一揽子”过去的影响[5]。鉴于此，本研究将针对印记的形成与演化展开讨论，通过挖掘过往经历对傅胜龙个人印记的影响；同时，基于“印记-环境契合度”假说与注意力的观点，以解释大汉集团经营哲学的产生，并凝练出傅胜龙管理思想形成的原因。

3 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法通过对典型案例是什么的详细描述、为什么的深入分析，能有效总结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性[25]。本研究聚焦于大汉集团从创立到成长近30年的历程，旨在通过对创始人过往经历的解读，剖析经营哲学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成与演化，试图揭示深藏于复杂管理过程之后的内在机理，以期提供理解“九二派”创始人经营哲学的历史视角。考虑到大汉集团及其创始人傅胜龙既具有现象的典型性特征，同时也具备案例研究所需纵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便利性[26]，因此，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更为适合。

3.2 案例选择

本研究选取大汉集团及其创始人傅胜龙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时段为1992～2021年，时间跨度共30年。首先，该选择基于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要求：①案例企业从1992年创立至今，已成为一家拥有200余家分、子公司，业务涵盖钢贸物流、新型城镇化开发、产业互联网、职业教育等领域的大型综合性非公有制企业，连续8年位列中国企业500强；②案例企业的创始人是“九二派”的典型代表，其个人特质、经历背景形成的印记必定会对其经营哲学和管理模式产生深刻影响，探究其中的影响和演变机制，不仅能有助解析当今中国企业界颇具影响的“九二派”的经营哲学和管理特征，而且对理解中国民营企业乃至中国企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重要启示意义。其次，遵循案例选择的数据可获取性、便利性要求：①案例企业的总部和本研究团队同处湖南省长沙市，在组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方面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②案例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同本研究团队所在院校具有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基础，为资料获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③案例研究对象在湖南省内的各种媒体上有着较高的新闻曝光度，且案例企业内部具有完整的档案信息资料管理基础，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公开信息资源。

3.3 数据搜集

遵循YIN[27]和EISENHARDT[26]构建的案例资料收集原则，本研究采用一手资料同二手资料相结合的多来源形式进行数据搜集。一手资料最重要的数据来源是半结构化访谈，访谈主要分两个阶段展开，时间间隔为半年。具体如下：①第一阶段：进行探索性访谈。该阶段，本研究团队就大汉集团发展历程及经营哲学进行深度访谈，以划分企业发展阶段、总结在对应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经营哲学，进一步界定研究主题，为后续研究做全局性铺垫。经营哲学由管理者提出，但对经营哲学贯彻执行的评价取决于员工。由此，第一阶段的访谈对象不仅包括傅胜龙本人，还包括大汉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9人)及基层员工(5人)。②第二阶段：进行针对性访谈。该阶段，在第一阶段所确定的研究主题基础上结合文献分析和梳理，探索大汉集团创始人傅胜龙过往经历对大汉集团经营哲学形成及迭代的影响机理。由此，第二阶段要求所访谈的对象不仅要熟悉傅胜龙在创立大汉前的完整经历，而且还要了解大汉集团经营哲学提出的背景。鉴于此，第二阶段访谈对象包括傅胜龙本人及符合上述要求的创始团队核心成员(共计4人)。

二手资料主要包括：①大汉集团内部报刊《大汉报》(时间跨度为2004～2017年，共266期)；②大汉集团董事长傅胜龙发言稿汇编——《工匠精神创造美好生活》一书；③大汉集团副董事长在公开场合的发言稿及有关傅胜龙的媒体公开报道(2014～2020年，共7篇)。本研究通过一、二手资料的收集，一共形成27万余字的文本资料，多种渠道获得的数据和资料构成研究中的“三角验证”，通过相互补充和交叉验证，提高了案例本身的信效度。本研究的一、二手资料详细信息见表1。

3.4 数据分析步骤

本研究遵循PETTIGREW[28]提出的数据分析步骤，对案例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经营哲学的形成及演化进行梳理。具体如下：①梳理大汉集团发展历程，依据大汉集团发展历程划分阶段，并识别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营哲学；②将本研究获得的所有资料进行编码，重点挖掘傅胜龙经营哲学背后所隐藏“历史原因”：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数据编码和归类的方式[29]对访谈资料(F1～F19)、二手资料进行整理(S4～S4)，从资料中提炼出关键意义与核心构念；③将编码与理论不断交叠，从印记角度探讨大汉集团经营哲学的演化过程。

通过两轮访谈和数据收集工作，本研究发现：大汉集团历经传统物流发展期、双业务线发展期与互联网平台发展期3个阶段。具体如下：①传统物流发展阶段，以“为工作而赚钱”的经营哲学为主，旨在解决“工作问题”；②双业务线发展阶段，以“资本=责任，业绩=财富”的经营哲学为主，旨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追求精神富足；③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以“工匠精神创造美好生活”的经营哲学为主，旨在为解决社会矛盾助力。大汉集团经营哲学编码示例见表2。

依据编码资料，本研究初步发现了大汉集团经营哲学的3次显著变化，通过抽丝剥茧，本研究进一步透析过往经历在傅胜龙身上所留下的印记，有关印记编码示例见表3。

在总结由过往经历塑造的个体印记基础上，本研究进而分析大汉集团在各阶段的管理实践，有关编码示例见表4。

表2 大汉集团经营哲学编码示例

表3 印记编码示例

表4 管理实践编码示例

3.5 阶段分析

在对第一阶段资料进行编码后，本研究发现，以大汉集团业务模块的拓张和战略模式的转变为节点，大汉集团大致经历了3个时期：①以钢铁贸易为重点的传统物流发展阶段(1992～1998年)；②以钢铁贸易与地产开发并行的双业务线发展阶段(1998～2014年)；③以数字化转型为着力点的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2014年至今)。具体划分及企业发展大事件见图1。

4 研究发现

本研究通过梳理两个阶段的资料，分析大汉集团发展历程、经营哲学及创始人傅胜龙过往经历后发现，以战略转型为节点的企业发展阶段背后蕴藏着经营哲学的变迁，且傅胜龙过往经历所形成的印记对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延伸至大汉集团的经营哲学中。经营哲学的形成是外部环境与傅胜龙本人共同影响的结果，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模式乃至管理实践进一步佐证了经营哲学的内核。综上所述，案例分析部分聚焦于阶段演变背后经营哲学的形成，以及印记对经营哲学的影响，最后归纳了印记的演化。

4.1 个人印记与经营哲学形成机制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一、 二手数据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后发现，创始人过往经历印记源自个人层面所造成的印记，主要由带有个人过往经历特色的“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印记、“师道初心”印记和有中国发展特色的“社会主义印记”组成。本研究将从这几个方面进一步解析大汉经营哲学形成的原因。

图1 大汉集团发展阶段划分

4.1.1个人印记与传统物流发展阶段经营哲学

傅胜龙创立大汉集团的初心是为自己和家庭成员找一份工作，秉承这个初心，“为工作而赚钱”的经营哲学在传统物流发展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工作”不仅指赖以生存的劳动手段，更指受人尊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角色定位。

“工人阶级有力量”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随处可见的宣传口号。在当时社会大背景的渲染下，工人身份的社会认可度很高。傅胜龙的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父亲的榜样作用激励着他走出大山，实现阶级跨越。此外，傅胜龙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市的一个农村贫困家庭，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这也印证了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揭示的家庭收入水平与资源富足程度会影响管理者职业选择的结论[10]，即贫困的成长环境使得位于其中的个体迫切想要改变命运。以往的有关研究也表明，出生顺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关系偏好。例如，长子更倾向于与家庭建立密切关系，更偏爱家庭成员[30]。作为家中长子，从小形成的分享精神与照顾意识使傅胜龙很难无视弟弟妹妹“找工作”的问题。特殊时代背景与个人早期经历塑造了傅胜龙的认知框架，影响注意力的分配，形成独特的敏感感知机制[31]，即“工作”是一切生活的重中之重。

1992年，“南方谈话”回答了私营经济姓“资”姓“社”的重要问题，扭转了“学而优则仕”的陈旧观念，“大气候”的转变导致大批主流精英甚至体制内的人员“下海”创业。根据“印记-环境契合度”假说，由于此时的社会环境与社会主义印记的初始环境大不相同，因此，傅胜龙自身的社会主义印记无法发挥主导效用[32]。外部环境所倡导的价值取向与“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的个人印记一致，这种契合为“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印记的持续与放大提供了条件。尽管傅胜龙凭借优异的学业及工作表现，已在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相继任职，完成了为自己谋求到“工作”的目标。但由于仕途的不尽人意，以及不愿让弟弟妹妹的前途受限，使傅胜龙在“南方谈话”的感召下创业经商，创立大汉集团，不仅为傅胜龙自己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也为其家族成员解决了“工作问题”。在创立大汉集团后，出于对这份“工作”的重视与珍惜，也为实现公司的长久发展，傅胜龙提出“为工作赚钱”的口号，号召全体员工将大汉集团作为事业的平台，全力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在过往经历塑造印记形成的敏感期，个体处于“认知解冻”的状态，其认知规范会被外界刺激重新塑造，并影响随后的行为[14]。由于个体的注意力由认知框架引导[33]，因此，被改革开放浪潮放大的“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印记限制了傅胜龙对管理实践的关注。为解决“工作”问题，大汉的管理实践可划分为以下两个部分，具体阐述如下。

(1)对内：凝聚员工大汉集团创办之初，傅胜龙与团队成员一起生活在破旧筒子楼，虽然环境简陋，但生活上能互帮互助，工作上能及时开会沟通问题，团队情感深厚。为稳定物流配送团队，傅胜龙还想方设法为物流团队成员的配偶解决工作问题(如在公司内部提供钢材订单统计岗位等)。在企业的发展步入正轨后，他还提出“将工作当作事业与乐园”的口号鼓励员工(F16、S1)；

(2)对外：抢占市场为解决传统钢材买卖业务以现金交易为主，且买家需自行解决钢材往返运输的痛点问题，傅胜龙首创配送制，即买方提出订单后，由其负责解决货源，并配送到家。为稳定客户，他甚至冒亏本的风险提出货到付款的模式。凭借着薄利多销模式与送货上门服务，大汉集团培育了早期稳定的客户群并创造规模效应，很快成为行业佼佼者。创业初始阶段，为拓展客户源，傅胜龙也曾率领团队四处寻找客户(F16、S1)。

依靠着创业团队的激情与凝聚力，企业不断扩张规模，双管齐下的对策创造了更丰富的“工作”机会。而在传统物流发展阶段提出的“主攻商贸物流”战略模式，就是集团队成员之合力，重点攻克商贸领域，以做大做强的方式提供更优质的工作机会，进而佐证了“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的个人印记与“为工作而赚钱”的经营哲学。

传统物流发展阶段“为工作而赚钱”的经营哲学蕴含了傅胜龙从谋求一个人的工作，到安排一个家庭的工作，再到解决一个家族的工作，最后为社会提供工作岗位的心路历程转变，是在“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的印记作用下形成的，具体机制见图2。此外，傅胜龙“下海”经商的选择并未以舍弃他梦寐以求的体制内“工作”为代价，而以校办企业或向学校交款的方式将体制内身份保留了21年(1992～2012年)。由此可见，时代环境与个人经历的交织作用使得“工作”，特别是“能吃国家粮的工作”的印记影响深远。

图2 个人印记与传统物流发展阶段经营哲学形成机制

4.1.2个人印记与双业务线发展阶段经营哲学

“我赚到了一点钱，但是怎么把它花出去呢？”这是傅胜龙在20世纪末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于该问题，傅胜龙以“修好一条发展路、建设一座致富城、营造一个温馨园、政企合作搞城建”的方式进行了解答，其企业经营哲学也升级为“资本=责任，业绩=财富”。“资本=责任，业绩=财富”的经营哲学在双业务线发展阶段占据主导地位，以期以此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行业发展之道。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地产行业首当其冲。由此，特殊的行业环境需要企业的管理者对政府的政策要求保持敏感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暗含此要求，这与强调政企联系的社会主义印记不谋而合[34]。此外，因在本土企业中的突出优势地位而遭到其他企业集体抵制的困境，使大汉集团意识到解决“工作”的战略目标已不符合企业发展趋势，亟需从更高的价值取向重新定位企业。市场对政府政策与深层次价值观的强调与社会主义印记初始环境相匹配，在环境“诱导”之下，社会主义印记的影响重浮水面。

在双业务线发展阶段，“资本=责任，业绩=财富”的经营哲学有着较为明显的社会主义印记影响痕迹。通过对一二手资料分析可知，傅胜龙从小经历过的红色传统教育对其影响深远[22]。从家庭教育来看，傅胜龙的母亲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傅胜龙的认知。在环境及家庭的影响下，傅胜龙本人于1985年入党。从个人工作经历来看，1983～1992年，傅胜龙先后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内工作任职10年之久。通过编码归纳可知，傅胜龙种种过往经历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印记”主要可分为认知层面与能力层面两个方面，具体阐述如下。

(1)认知层面受社会政治环境、家庭环境、个人政治身份及早期工作经历的影响，傅胜龙的认知框架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印记”，强调党的思想与宗旨在企业文化中的运用。有实证研究表明，部分共产主义思想印记深的人认为资本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处在“善良”与“正义”的对立面[35]。在政党意识形态影响强烈的环境下，市场主体在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群体互动时，会产生违背自身价值观的矛盾反应。例如，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带有“社会主义印记”的人认为与私营企业互动会违背其价值观，进而引发个体的矛盾感与焦虑感[21]。在傅胜龙青少年时期，计划经济是主流经济形态，“私有制”“资本”和“资本家”在他的深层意识里意味着“邪恶”，早期成长环境与当下身份的不统一必定引发认知冲突和紧张。此时的大汉集团已经颇具规模，需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以平衡物质资本与价值观。“社会主义印记”导致大汉集团开启地产开发业务线，通过将资本投入不受社会关注却迫切需要的偏远穷困县域，助力当地政府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社会民生与经济问题，化解“资本是邪恶”的困境。傅胜龙在经营哲学中反复强调“资本=责任”，并将自己定性为“红色资本家”，旨在调和企业经营哲学和个人内在价值观(受印记影响)的矛盾和冲突，缓解因两者不兼容造成的不适感与压力感。

(2)能力层面大汉集团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进军房地产行业，该行业的关键资源——土地由政府掌握，与政府建立亲密关系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4]。由此，大汉集团通过支持娄底市政府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获取了当地政府关键资源(土地)的支持，开辟了大汉集团业务发展的新阶段，其背后离不开他在体制内工作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印记”作用和影响。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家的“社会主义印记”与建立政治关系的能力存在密切联系，他们通过建立和维持政治关系，可获得更多资源，加速将潜在机会转化为实际业务的进程，获取更多利润[34]。

社会主义印记意味着在政治事件、父母身份及单位工作经历等影响下，傅胜龙已将“为人民服务”和“社会责任感”等核心价值观内化，意识到为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有建立政治关系的能力，并将影响其后续的经商态度与决策行为[18]。在社会主义印记的矛盾作用下，双业务线发展阶段的大汉集团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将资源向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倾斜。在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面，以制度形式明确“贪、赌、嫖”3条高压线以保证公司风气(S4)；设立红妈妈基金会关爱公司困难员工(F11、F19、S1)。在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方面，则积极参与抗洪救灾(F11)、贫困助学(F12)，解决残疾人工作问题(F9)等公益事业。其中，最具大汉集团特色的外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造血式扶贫工作。因房地产企业大多扎堆于经济发达城市，偏远贫困的县域地区难以获得资本支持，因此，傅胜龙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以修路进驻国家级贫困县，以建城拉动县域经济增长，以修园改善当地居住条件，以薄利撬动县域发展。该思路通过帮助当地政府解决资金问题而突破地区的发展瓶颈，获得了政府的青睐与支持，为企业建立政治屏障。大汉集团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体现了社会主义印记的影响，也折射了“资本=责任，业绩=财富”的经营哲学。

企业家为维护“政治光环”，也易表现出与政府意志相一致的行为，更愿意承担社会责任[34]。由此，傅胜龙的“资本=责任，业绩=财富”的经营哲学也可能是维护政治关系资源的一种策略，或者是其“社会主义印记”和市场经济及企业逐利目标互动调和的矛盾结果。此外，傅胜龙先后担任湖南省第九次、第十次党代会党代表、湖南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湖南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与相关研究显示的中国企业家有效利用政治身份这种“资源通道”，及时识别和捕捉政策机会，实现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的情况相吻合[36]。

双业务线发展阶段提出的“一路一城一园，政企合作搞城建”模式，强调有责任的发展，个人财富是社会的财富，这些举措都深刻反映了“资本=责任，业绩=财富”中的核心思想。过往经历所留下的印记可能是多重而又矛盾的[37]，双业务线发展阶段经营哲学是“社会主义印记”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杂糅的结果，具体形成机制见图3。

图3 个人印记与双业务线发展阶段经营哲学形成机制

4.1.3个人印记与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经营哲学

傅胜龙曾在“工匠精神就是致良知”的公开演讲中提到：创造美好生活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是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心灵品质(S1)。他认为美好生活离不开工匠精神，离不开一批现代工匠来提供产品与服务，即工匠精神是美好生活的必要充分条件(S1)。

以往研究表明，印记的影响是动态且持久的[14]，当印记与外部环境要求高度匹配时，印记的影响会被放大[37]。在国家依然掌控经济制度变迁主导权的背景下，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国家，因此，在以国家政策为引领的情况下，傅胜龙的社会主义印记持续存在并不断强化，过往体制内的工作经历对傅胜龙造成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单位”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傅胜龙监督员工工作绩效与统一员工思想意识形态的双重目标，为达成后一个目标，他在企业内部常常召开会议以学习解读中央的精神与政策，增强了对政府政策的敏感性，这正是“社会主义印记”的重要体现[22]。2016年是国家提出工匠精神的元年，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鼓励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傅胜龙“社会主义印记”中的政策敏感性被触发，于2017年提出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时期的核心价值观为“工匠精神创造美好生活”。此外，国家教育扶贫、职业教育政策的呼吁与农村摆脱因教育导致家庭贫困代际传承问题的现实诉求，唤起了傅胜龙曾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触发并强化了“师道初心”的底层印记。

在“师道初心”印记的影响下，傅胜龙将注意力转移至职业教育上来，“工匠精神创造美好生活”的经营哲学也是傅胜龙回归教育初心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印记与师道初心印记的共同作用下，傅胜龙将注意力转移至工匠精神与教育问题上来，着力建立产教云平台。工匠精神的传承离不开其实际载体——匠人，为培养出更多既有专业技能又有文化素养的新型工匠，大汉集团于2018年成立了大汉国际工匠学院，一头连接行业龙头企业，一头连接职业中专和高职院校。大汉国际工匠学院不仅是实训实习的共享平台，也是融通职业教育与企业培训的人力资源供需平台。大汉国际工匠院提出“让学生更有用，让企业更好用”的口号，既为弘扬工匠精神、创造美好生活助力，又解决农村教育问题。该学院的建立，是弘扬工匠精神基础上的师者仁心，这也与以往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即早期教育背景与职业生涯经历会影响管理者认知结构与价值观，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12]。

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的经营哲学也是上一阶段“资本=责任”理念的延续与传承，是社会主义印记的放大。大汉集团通过培养时代工匠弥补人才缺口，回应国家产业升级对优秀技术工人的极大需求；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职业教育，回应社会和学校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强烈要求；通过以农村为主的招生方式，回应了贫困地区学生成长成才的要求，也响应了国家教育脱贫的号召。可以看出，“工匠精神创造美好生活”的经营哲学回应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是勇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是个人“社会主义印记”的升华，更是“资本=责任”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演化。

大汉集团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一网一校一中心”的发展模式紧紧围绕“工匠精神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内核，为工匠精神培育与传承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工匠精神创造美好生活”的经营哲学是在政策情境触发下，由“社会主义印记”中的政策敏感性及“师道初心”印记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责任”经营哲学的延伸。具体形成机制见图4。

图4 个人印记与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经营哲学形成机制

4.2 个人印记演化机制研究

通过对各阶段经营哲学的剖析，本研究透视了大汉集团经营哲学背后发挥效用的印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企业经营哲学的迭代是企业家个体印记演化的结果。大汉集团经营哲学的迭代历经30年，从最初的“为工作而赚钱”，到“资本=责任，业绩=财富”，再到如今“工匠精神创造美好生活”，其背后的主导印记也从“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转变到“社会主义印记”，再到“师道初心”。这一发现也印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印记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印记本身会随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形，从而造成经营哲学的演变[8, 14]。

印记的变形也并非无迹可寻，外部环境的动态作用为摸索印记演化规律提供了线索。根据“印记-环境契合度”假说，印记在不同阶段的地位与作用由当下环境与印记形成环境的一致性程度决定，一致性程度越高，印记越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一致性程度越低，印记越可能被边缘化甚至消失[16]。1992年“南方谈话”带来的创业兴业浪潮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找“工作”的机会，进一步唤醒了傅胜龙由时代宣传口号、父亲身份、家庭经济水平、出生顺序共同塑造的“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印记，关注工作问题是否能解决以及如何解决。在“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印记的指导下，傅胜龙先后完成了“为小家庭谋求工作”“为家族解决工作”和“为社会提供工作”的任务。然而，在面临经济危机(宏观)、地产行业特殊生存之道(中观)、本土企业集体抵制(微观)重重困境之时，以解决生存问题为核心的“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印记无法适应企业发展的新阶段，由成长政治背景、母亲政治身份、个人政治身份、体制内工作经历影响形成的社会主义印记更能满足企业对转型升级和政治联系的要求，因此，在双业务线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印记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并引导傅胜龙将注意力转移至“红色思想”与“政治能力”上，开启了经营思想的新格局。由于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从未改变，社会主义印记的效用跨越了企业阶段转变的关键节点，强化至互联网平台发展阶段，傅胜龙对政府政策(工匠精神、教育扶贫、职业教育)的把握与响应是社会主义印记作用明显的痕迹。此外，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农村现实教育窘境诱发了潜伏已久的由早年教育、工作经历造成的师道初心印记。在社会主义印记与师道初心印记的共同作用之下，傅胜龙集中关注国家政策与教育事业的结合。综上所述，创始人印记有一定的“隐蔽性”与“动态性”，以往未曾表现的印记在某一阶段突然出现，以往作用明显的印记在某一阶段突然消失或持续存在，而印记的演化由当下环境与初始环境的适配程度所决定[8]。

过往经历形成的印记多重且复杂[14]。就印记本身的性质而言，“以工作为人生之向导”印记与社会主义印记存在矛盾之处。然而在环境的作用下，存在悖论属性的印记仍能存在于同一个体，主要原因在于主导环境的动态调节作用通过强弱演化平衡了各印记之间的关系[16]。印记的演化反映了企业从初创到成熟，从“小我”到“大我”格局意识的转变：从谋求工作以解决温饱问题，到将资本用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继而到在响应国家政府政策号召的同时实现个人精神追求。深埋于经营哲学底部的印记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变化，在创始人过往经历印记源和外部环境的交错影响下持续发挥作用。傅胜龙个人印记演化机制见图5。

图5 个人印记演化机制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创始人在敏感早期的过往经历以形成个人印记的方式影响企业的经营哲学与管理实践，且印记源与印记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同一印记源甚至可能产生性质自相矛盾的印记；②在环境与过往经历的交互影响下，印记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强度的效用，这为印记的作用提供了边界条件，受环境的动态调节，个体印记呈现持续、扩大、衰退等动态变化，展现了印记演化的一般规律[14]；③印记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对经营哲学造成不同影响，印记的动态变化过程决定了各阶段经营哲学的具体特征。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①以企业经营哲学形成与演化背后的历史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早期过往经历→个体印记形成→企业经营哲学”过程，响应了跨层次印记研究的号召，丰富了印记从个人到组织跨层次转移这一研究视角[14, 18]。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历史中的特定因素对现在的影响能通过企业家的认知框架与价值观，延伸到组织内部并成为组织的基本特征。②将个体印记的影响扩展至企业精神层面。虽然现有研究广泛关注了印记的影响，但主要侧重于具体管理实践与市场化战略(如企业社会责任战略[17]、业务模块选择[34]与国际化进程[35]等)。本研究则将创始人印记与经营哲学相结合，从内隐的管理思想角度拓展了个体印记的影响效应研究；同时，也扩展了对经营哲学成因研究的范围，深化了对企业经营哲学演变的理解。③援引印记理论短暂敏感期、环境“映射”以及印记持久性三大核心要素解释了企业经营哲学的过程动态性。由过往经历塑造而来的印记虽表现出一定的持续性，但在多敏感期和环境的影响下，其运行轨迹随之改变：部分印记因不再具备现实优势而“被迫”衰退；与环境契合的印记框定了创始人注意力的范围，将关注点引向合乎情境诉求的领域，促使企业经营哲学出现新特色。这也与MARQUIS等[14]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印记的外部表征是个体经历与当下所处情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然而他们的研究止步于理论框架的提炼，本研究则基于案例素材的深度分析，弥补了缺乏实证资料的研究局限，进一步发现由印记主导的经营哲学是动态变化的。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主要在于：①印记对管理者个人以及企业决策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由此，“九二派”应充分意识到印记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可以从认知层面加强自我说服，避免一些惯性错误。例如，可从行为层面，在企业内部配置一些与自身经历迥异的高层管理人员，利用知识的异质性，规避“印记”的消极影响，实现决策平衡，推动企业长足发展与进步[38]。②尽管历史不再重来，但历史的作用能通过环境的匹配度加以预测。国家经济制度的宏观政策为发挥社会主义印记的作用营造了环境，从傅胜龙个人印记的演化进程中可发现，社会主义印记一经触发就保持强化与扩大的势头。由此，“九二派”可利用社会主义印记带来的优势与便利(如政策敏感性、建立政治联系的能力)；同时，也要传承与发扬社会主义印记中正确的价值观(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持续为社会创造值。③有迹可循的印记效用也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例如，可以通过出台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导向的政策，营造出“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氛围，以“印记-环境”高度吻合的影响路径，持续引导民营企业“讲正气、走正道”，推动民营企业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充分展现民营企业在国家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帮”与“带”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通过揭示“九二派”管理思想形成背后的历史原因，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也尚存在一些局限性：①“九二派”的共同经历为理解其经营哲学与管理实践奠定了相似性基础，但创始人的过往经历具有浓烈个人色彩，其社会阶层、家庭经济状况、教育背景等都将影响印记的生成，进而限制创始人风格与组织管理决策。由此，个体微观经历的千差万别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推广性。在未来研究中，本案例所构建出的印记生成与影响路径还有待在其他“九二派”群体中进行复制检验，或通过大样本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②鉴于数据搜集的便利性，仅聚焦于创始人主体的印记，而有研究发现创始团队成员也可能对组织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其他主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作用。

致谢本研究的调研和数据处理等工作得到了大汉集团付木林副董事长；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刘铁明教授；中南大学博、硕研究生郭好、谷雨、刘洁、陈世格等的大力协助,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