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 民

2022年3月7日，一个令中国钢琴界扼腕痛心的日子，敬爱的周广仁先生离开了我们。她的离去，是中国钢琴艺术事业的巨大损失！更是众多爱戴她的亲人、同事和弟子们无法平复的伤痛。为了怀念她，也为了更好地纪念她为中国钢琴事业做出的贡献，大家纷纷写了回忆和缅怀周先生的文章，让我们和后来人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周先生在中国钢琴艺术事业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很多事情在今天看来可能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举动，但在周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她的作为真的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代表中国钢琴走向世界、在经历了政治动荡时期后率先恢复传统的西方钢琴教材等。当然，更加可歌可泣的是她被砸断手指后不到两年就重新走上了舞台！除了这些，她的很多创举更是“划时代”的，如最早在国内引进现代的钢琴教学理念和教材；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开办钢琴培训学校；分别举办了第一个国内钢琴比赛和国际钢琴比赛……这一切对今天中国钢琴事业的繁荣发展既有“顶层设计”的理论指导，也有“夯实基础”的亲身实践，更有“全面发展”的社会推广。周先生一生的成就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和概况——中国钢琴。

我和周先生的交集，应该始于1981年，当时她到沈阳音乐学院演出和讲座，我作为附中的学生被安排在她的大师课上演奏，她对我的指导我至今还有印象，我弹的是《莫什科夫斯基练习曲》（Op.72，No.4）。课堂上，在她的指导和带动下，我才意识到这首练习曲的音乐情绪极为丰富和精彩。上完课后我兴奋了很久，逐渐开始在我所有弹奏的作品中用她的方式去思考音乐的变化和情绪表达，这种习惯后来一直影响着我的演奏和教学。1984年我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虽然没有直接和周先生学习，但每次专家来讲学，她都会承担翻译工作，我觉得她的翻译除了“直译”专家的话之外，还会给学生一些提示性的解释，这同样让我们学生受益匪浅。周先生经常在演奏厅为我们学生播放自己找到的音像资料，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里赫特、阿格里奇等钢琴家的风采。最有意思的是我那时做学生会主席，系里有活动总是需要找老师们“化缘”，周先生永远是我们“揩油”的首选，她每次也都大方支持我们，现在想想真的既温馨又感怀。1988年，我毕业后留在钢琴系工作，有了更多和周先生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她对我们年轻教师的关怀、理解和帮助极为周到和细致。1990年，我考上了应诗真老师的研究生，但1991年应老师出国探亲，因病需留在国外休养，而我面临着马上要开第一场音乐会，于是周先生答应负责给我上课到我开音乐会。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因为是一场60分钟的音乐会，曲目量还是非常大的，周先生给我的指导非常细致周全。更让我开心的是，我的音乐会曲目里有她最“拿手”的舒曼《C大调幻想曲》，现在想想都觉得“赚到了”。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虽然我并不在周先生正式在编学生的名册里，但我还是会在所有简历介绍中的师承部分填上周广仁教授。

除了个人与周先生的这些“交集”之外，周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钢琴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指导和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她其实影响了我们及我们之后的几代人，甚至可以说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整个中国的钢琴教育。

中国钢琴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传教士和一些流亡欧洲的犹太人来到中国，在一些沿海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和厦门等地开始涌入许多欧洲的钢琴教师和音乐家，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最初钢琴教学的基本方法和教材，也为我们培养出了第一批中国钢琴音乐人才，周广仁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钢琴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应该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数个符合现代音乐人才培养模式的音乐专业院校——如中央、上海、沈阳音乐学院等——的相继建立，我们的钢琴人才培养进入了正规化的“快车道”，随后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帮助也产生了奇效，这时的周广仁、刘诗昆、李名强和傅聪等众多具有国际水平的钢琴家在一系列国际大赛上取得骄人的成绩，蜚声国际。

中国钢琴事业的第三次发展和腾飞应该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全民钢琴教育的发展。如果在此之前我国的钢琴艺术人才培养只呈现在极少“有条件”的人群，那么这次中国钢琴艺术事业的崛起则是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社会发展动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代钢琴演奏技法和现代教学方法的深入与推广。

周先生曾经提到，她在50年代初代表中国参加国际钢琴艺术交流过程中就发现了国内当时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落后，过于强调简单的手指训练弹奏方法和训练教材，而随后的苏联专家更是印证了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源于时代的一些原因，并没有在基础教学领域得到充分研究和解决。1980年，周先生到美国多所大学交流，这时她发现我们钢琴教学的观念和教材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特别是在基础教学方面。要知道，钢琴领域的人才培养必须从青少年抓起，而这方面教学的科学性、规范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决定了未来人才上升的基础支撑，更决定了中国未来钢琴艺术人才发展的土壤。如果这方面我们的理论和研究滞后，就必定会导致未来成果的落后。周先生当时对此非常着急，记得她1981年来沈阳音乐学院讲学，提到我们还在用“拜厄”这样的教材和用固定手形的方法来入门，是“远远落后于国际上先进的理念”的。虽然那个时候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她所说的问题，但后来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她通过外来专家的讲学和观摩一流演奏家的演奏，给我们学生和青年教师不断地强调、分析和讲解现代钢琴技术的理念，逐渐让我对在这方面加强钻研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可能也是我后来选择攻读应诗真老师的钢琴教学法硕士研究生的缘由之一吧。

针对国内钢琴基础教学领域的理论和教材的落后现状，当时周先生做了一系列“划时代”的工作，为今天中国钢琴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是借助讲学和交流的机会，在国内大量宣传新的钢琴基础教学理念。特别是在基础教学中要加强重量的运用、整体动作的协调和在歌唱性、音乐性原则下的手指训练。结合这样的理念，她还在国内率先引用了“汤普森”系列的钢琴教材。当时我们在中央音乐学院有《钢琴教学法》课，是应诗真老师讲授，为了让上这门课的学生除了理论学习外，还可以有实际教学的实践机会，周先生（当时是系主任）创立了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的“业余钢琴学校”，招收一些业余学生给我们用来教学实践（这应该也是她的“创举”之一），当时我们用的教材就有影印版的“汤普森”系列教材。当然，我们的教材里还有周先生和应老师等一起编写的中国风格的入门曲目（也是影印的，因为封面是红色的，我们都称其为“小红本”）。当时教学法课的期末考试包括我们授课的学生的汇报音乐会，周先生和应老师都会来听学生们的演奏，之后总是会和我们逐个分析学生的问题，现在想来对我之后的教学帮助真的太大了。后来我在系里接替了钢琴教学法课的教学工作，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虽然没有了系里的“业余钢琴学校”，但我还是会组织学生们每学期开“教学汇报音乐会”。

除此之外，周先生还组织了多次国内钢琴教学研讨会，专门研究和讨论基础钢琴教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等问题。正是在她不懈地推动和引导下，一系列符合现代钢琴教学理念的理论和教材得到了极大的推广，我们和我们之后的许多青年教师认识和理解到了现代的钢琴教学理念和科学的教学方法。而且，这些理念和方法已经在国内广大基层钢琴教师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可以肯定地说，周先生是中国现代钢琴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奠基人。

今天，周先生离开了我们，但她对中国钢琴教育的贡献将继续引领我们不断努力去探索钢琴教育的真谛。她亲切的言语、和蔼的笑容、谦逊的态度，以及不知疲倦的身影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