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铭孙

2022年3月7日

今天傍晚时分，微信上传来了噩耗——我们大家敬仰的周广仁先生于3月7日16点30分在家中安详离世了……随着微信中多如潮涌的悼念扑面而来，周先生的音容笑貌、点滴往事也一件件在我心中浮现。我感到一切似乎就在眼前，我感到一个人如果广为仁至，被人铭记，那是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如此，才是真正的永垂不朽！

周先生的为人，正如其名“广仁”，她以广博的爱心做了多少有益于钢琴界的事！她为中国钢琴事业的健康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她是我国钢琴界最重要的开拓者和引路人！周先生的无私和奉献一直为人称颂，永远是我最好的楷模和榜样。

2022年3月8日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在这个具有不凡意义的日子里，缅怀20世纪杰出女性之一——周广仁先生应该有着特别的意义。

从昨晚至今晨，周先生的身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许多回忆一件一件地显现出来，我觉得把这些零碎的记忆梳理一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就让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说起吧！

周先生对中国钢琴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关注与上心的，“星海青少年钢琴学校”的成立，应该是周先生的一项壮举。从专业上讲，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在专业发展相对困难的年代，她在“红艺校”担任了大量教学工作并进行了中国钢琴教材的创作与建设工作。同时，她也特别关注社会普及钢琴教育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大规模“钢琴热”的初始阶段，周先生首先“下海”筹建一个面对业余但又坚持规范的“钢琴学校”，这在当时完全是开创了一个新领域和新事物，既新鲜又有魄力！

周先生找到了北京二中合作，由北京二中在教学楼后面的平房区提供了一排平房，共有连着的十间小房子，又联系了星海钢琴厂合作办校，由星海厂提供了十台星海钢琴，冠学校以“星海”的名字。

学校成立了，需要的是合格的钢琴教师队伍啊，周先生便联系到不少周围关心支持她的人。我记得周先生给我发了信，征询我的意见，我欣然答应去学校任课。周先生立刻回了信表示非常高兴“志同道合者”来共同进行钢琴教学的实践与探讨（原信的大意），信中情真意切地流露出周先生对这件事的尽心与热忱。

1983年9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了，周先生以校长的名义亲自写了聘书，加盖了印章，寄发给我。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份聘书作为珍贵的资料，这对我来说也是一项重要事业的开启。

当时的学校有不少优秀的老师都是周先生亲自请来的：倪洪进、李其芳、李惠莉、王鼎藩、罗文苏、王跃平、吴铁英、孙明珠。也请了一些年轻老师：王恒、李少坤等，邓洁是最小的，我记得才18岁。老师们上课都是用星期日的时间，分别是上午去或下午去，一个半天上四节课。周先生自己则是一整天都贡献出来了，二中提供了教室，但是没法供暖，只好用煤饼炉，周先生中午就在炉子上热饭吃，她的周末都是这样度过。那时没有双休日，一周就是休一个星期日，交通也没现在方便，周先生从复兴门的中央音乐学院到灯市口往东的二中，都是骑摩托车去，想来那时周先生五十多岁，戴着头盔，风驰电掣地从长安街上来去，真是女中豪杰，好不威武，对于只会骑自行车的我们，真是对她非常佩服。

学校那时在周先生带领下，运用了全新的钢琴教学理念，譬如断奏入门，落滚、落提等方法，都是在那时由周先生亲自教学传授的。那个年代，大汤普森、拜厄都是一直在使用的传统教材，而小汤普森就是那时才开始引进和启用的。在学校成立初期，“小汤”还没正式出版，只是内部刻印。运用了“小汤”作为主要教材后，周先生一般要求学生在初学的第一个学期，都要练够四个月的断奏，体会掌握好放松的重量结合手指的支撑，之后再一步步从两个音的小连线发展到连奏……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可以说是整整影响和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学校还开发了“趣味钢琴技巧（六册）”“钢琴技巧天天练”等很多新的教材。这对第一代“钢琴热”中的钢琴教师和学生都有着重要的导向和作用。

周先生在学校设立了严格的考核标准：钢琴初级阶段结业的练习曲考核标准是车尔尼849的第23首；中级阶段的考核标准是车尔尼299的第39首。令我难忘的是我班上的谭小棠在8岁时流利地演奏了849的第23首，以第一名的成绩博得大家的赞誉。当年周先生亲手教的学生中，居觐和逄勃是最优秀且程度最高的学生，也有从初学开始的段召旭等都是周先生亲自教的。总之，学校以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思路站在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繁花似锦的钢琴全盛时代的前列，而周先生完全起到了引路人和奠基者的作用！

全国钢琴考级工作的设立与开展，周先生也是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当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顾春雨在1990年首次召集钢琴专家们策划全国钢琴考级时，就任命了周先生为主任，鲍蕙荞、凌远为副主任，委员有应诗真、杨峻、谢华珍和我。在具体讨论总则后，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考级曲目由应诗真主编出版。1992至1993年开始筹划第三套的选编，我还清楚地记得，周先生、凌老师和我三个人，一起去石家庄考级，回京的火车上——那时火车很慢，石家庄回京要四五个小时，在卧铺车厢里，周先生就抓紧利用了这半天时间，一路上我们三人讨论了每一级的曲目选择，周先生对时间从来都是分秒必争，火车上的时间当然不能浪费，我们也都十分愿意利用这时间做一些有益的事，落实一些具体问题，所以都非常热烈地交流，这愉快的半天旅途令人难以忘怀。1993年10月，由凌远老师主编的第三套全国考级教材出版，凌老师和周先生因都住在音乐学院宿舍，其间又进行了多次交流，第三套中选入了很多有意思的作品，特别是中国作曲家的新作品，都很受人喜爱，凌老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而周先生作为主任，在一、二、三套教材的编订中，都是密切关注并参与意见和把关的，但是主编者都不是她，她都未署名，可见她心胸之开阔，真是“广仁”之士！

在20世纪90年代时，每到寒暑假的考级我们都去参加，周先生也每次都去，从音协组织者的角度，让周先生去是要她把握整个（二十几个）考场整体考级标准的平衡。因为每个考场的评委老师各自的看法和标准会有所差异，也许有的考场的通过标准偏松了，一些本不应通过的都给过了，而其他考场也许坚持较严的标准，通过率偏低了……如何在这么多考场取得基本平衡一致？周先生就担任了巡回评委，轮流进入各个考场，共同研讨标准。起初，大家以为周先生一定会比谁都严，因为她的标准高，要求也必定严苛，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周先生的手下竟是相对宽松的，她对业余学生学习之不易是非常理解和体贴的，对一些可以改进的学生，都是采取“拉”的态度，能够过的就给过了。所以从中我一直感受到周先生的“广仁”之心，是无处不在的。

同时，在考级的初始阶段，经常会有考级没通过者的家长，告到音协，认为自家孩子很棒，不该“不通过”，音协就会约周先生专门安排时间，听其演奏。周先生有求必应，仔细聆听完，告诉家长和学生其问题所在，指明努力方向与改进办法，使人心服口服。

而在另一方面，周先生始终坚持原则就是考级时任何人托关系、走后门都一律不行。尤其身在北京，学生的家中不免有身处要职的人士，但不管什么高人前来嘱托，反正周先生是考级主任，推到她那里，都一律公事公办——就是凭学生自己的努力和现场考核水平决定成绩，其他一律尊口莫开——这也是中国音协的考级一直秉公办事、坚持原则，有良好口碑的初始和由来。

周先生一直想着要为普及钢琴音乐做有益的工作。90年代后期，周先生与北京音乐厅合作，在“打开音乐之门”的系列音乐活动中，组织了大量的钢琴演奏与讲座等活动。她也邀约我进行了一次带讲解的中国钢琴作品演奏会，那个阶段为录制CD唱片，我正集中练习了一些中国钢琴作品，所以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记得那次，我和周先生一起坐在北京音乐厅的台上，先采取互相交谈的方式，然后再进行演奏。周先生还请了钱致文来助阵，先演奏了几首中国作品。那时的钢琴普及活动票价低廉，观者踊跃，气氛热烈而融洽，这样的活动周先生组织了很多次。

周先生本人是一直坚持演奏的。尽管是在1982年手伤之后（周先生右手四指的第一关节曾被三角钢琴砸断，所以这根手指短了一截儿，而且没有指甲。当时从心灵到手指的痛苦可想而知）恢复练琴——与常人一样地弹琴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和磨难！但周先生默默承受着，她一直在弹。记得是90年代初，周先生应邀去英国与乐队合作演奏莫扎特的《A大调第二十三钢琴协奏曲》（K.488）。莫扎特的作品要求多么精细、均匀呀！一般对健全的手都是试金石，更何况周先生的手指……但周先生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困难。她出国前在北京先进行了演出，邀请我去听。她弹得非常稳重而完美，声音圆润而温暖，在台上气度庄重、放松自若，真是令人十分钦佩和赞叹！周先生的演奏状态一直是极为稳定而大度的，凡是有她本人亲自参加的演奏会，她都是早早坐在台边听别人弹，直到她自己上台。2003年，在鲍蕙荞老师组织的“九大钢琴名师音乐会”巡演时，周先生就是如此。演出开始时，她肯定搬一把椅子在侧幕坐着，安静地聆听每一个人弹，直到她自己演奏时再起身上台。她总是保持这样平静自然的心态，从来没听她说过紧张或需要什么准备的条件，就是端坐在那一把椅子上，泰然自若，关注着他人，有时及时给予他人鼓励和肯定。有她在，一切都在有序运转之中，她的超凡心态，是大家的定海神针。我想，一个人的境界，也就是在这些人们甚至很难注意到的日常细微中显现出来的，达不到这个境界的人，想学也是难以学像的。

周先生是太关注钢琴事业的发展了，对后辈的帮助和提携也是持之以恒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音乐会她都去听。尤其是住在学校里，演奏活动多，谁来演奏都会想请周先生出席，而周先生肯定都会欣然应允。当年，她行走自如时，这已是常态，当逐渐行走不便后，即使推着助行器，坐着轮椅，也都要坚持出席，有时我看见她那么不容易，在问候之余也忍不住多嘴一句，劝她不要每天这么累，还是要保重身体，但周先生对这样的“好意”，显然是不以为然的，我也就不能再说了，因为她的心就在这项事业上。我们免不了去干干家务、看看电视、忙忙生活，有时偷个懒放松一下……但周先生的时间就是献给音乐，关心着钢琴事业的发展，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应劝她多保重时，深深感到她的境界和高度与“广仁”的胸怀是我无法企及的。

2022年3月9日

写着写着，许多在脑中尘封已久的往事，一件一件都浮现到了眼前。本以为，我并不能算跟周先生接触最多的人，但是，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从星海学校到乐友学校的共同教学探讨开始，“广仁”的周先生一直是非常友善的，而且我也是多处受到她的帮助的。除了在实际教学上受她的影响之外，我又想到了其他几件“小事”。

80年代后期，录像带和录像机开始兴起，周先生有朋友和学生在国外为她从欧美的电视节目中转录下来不少著名演奏家的实况演奏和讲学，在当时来说，这绝对是非常珍稀的，因为别人都没有。周先生的“广仁”就显现出来了，她主动告诉我们她有了这些好东西，而且主动出借给我们拿回家看或转录！在当时，说实在的，有谁会舍得把这些宝贝借来借去？无论如何，到处借出去让人使用，是会磨损和变旧的。但周先生似乎不考虑这些，她是想让大家分享，让大家去学习、去进步。而她的大方与慷慨，真是让我们得益了，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看到了普莱亚的录像，他讲解和弹奏的舒伯特《降E大调即兴曲》（Op.90，No.2），左手韵律把我镇住了，太妙了！从那时开始，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节奏的韵律和律动是如何与音乐表现结合的……真是感谢周先生，让我领悟到了如此精要的秘诀！而这只是其一，她借给过我的，起码有几十盘，是她的全部，都是由我们轮流挑选借的，能做到如此大度的人，恐怕是不多的！

在我个人的一些关键时刻，周先生也是起到了直接关心和指导作用的。1987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交流时，我为他们弹了《图画展览会》，他们回去后即来函让我去学习，我一下子也下不了决心，就征询周先生的意见，周先生认为我在国内已有稳定的工作地位，觉得我没有一定的必要去。周先生简短明确的意见非常中肯，所以回家后，我就决定回绝明尼苏达方面的邀请。之后，当我申报教授职称时，周先生也马上为我写了推荐书，我知道周先生是很忙的，她老谦虚地说她用中文写东西不行，但她为多少人写了推荐！评职称的、出国的、出书的、出谱子的，反正周先生外文好，所以中文、外文的推荐都写，而且都写得那么认真，那么得体！真是“广仁”的心怀，帮助了多少的人呀！

《钢琴艺术》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纪念，恰逢周先生生日

我不能忘记的是，在1990年9月中旬的一个温柔宜人的秋夜，我举行了一次独奏音乐会，当时条件很差，在北师大的老辅仁大学校区的老礼堂，地点在护国寺街往里的定阜大街，交通很不方便，那时也不像现在那么隆重，也谈不上“请”，只是告诉了周先生，她竟然就来了。那天，我记得周先生和谢华珍、吴迎、蔡妮都是从音乐学院骑自行车来的，还有倪洪进、吴文俊是从北面过来的，大家都是来支持和捧场的，所以尽管场地和钢琴条件都较差，但互相之间的情谊和气氛都十分融洽与欢快，那真正是一次愉快的回忆。

周先生作为《钢琴艺术》杂志的主编，多年来也是极其尽责尽力的。杂志的编辑曾多次告诉我，所有刊登的文章，都首先拿给周先生过目、审定。而周先生确实都一一认真审阅。因为周先生每次见到我，都会提起她又看到了我写的某某文章，而且总是表示特别爱看我的文章。虽然，我自知自己的文笔有限，只会写大白话，但是对于周先生的关心肯定，心中还是得到不少鼓舞和温暖的。周先生一直很欣赏朱贤杰的文笔与演奏，在2014年，朱贤杰来京担任“CCTV钢琴、小提琴大赛”评委时，约我和朱雅芬老师同去探望了周先生。

那年10月中，我们一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新五号楼四层周先生的家，周先生那时腿脚已不太灵便，但自己还能行动，见我们去，她非常高兴，亲自张罗为我们煮茶，看她蹒跚地走路还为我们操劳，心中真是十分过意不去，要去帮她忙，她还不让……那次相聚交谈甚欢，都非常高兴，还一起留了影。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让朱贤杰找出了照片，朱贤杰发给我了截图（原照片是他用手机拍的，年头不少了，已无从寻找，幸亏还有截图），应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他告诉我是2014年10月15日。

往事历历在目，写着这一幕幕的场景，周先生仍是栩栩如生地活在我的心中。让这些宝贵鲜明的回忆一直保存在我的脑海和心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