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但昭义

2022年3月7日午后，突然得知恩师走了，止不住撕心裂肺、泪如泉涌……

从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那些往事又一幕幕涌现眼前。

我的老师是周广仁

1961年的早春二月，北方还是乍暖还寒的天气，距离川音选送我赴京进修学习的时间转眼已过去近半年，但我还没有真正找到钢琴老师，心啊，何等焦急。临行前，老院长常苏民把他的想法交代给我的情景时时在我眼前浮现，他说：“眼下没有别的办法送你到中央进修钢琴。学校没有打击乐，我跟李凌同志（时任中央乐团团长）已谈妥，送你去中央乐团学习打击乐，同时进修钢琴。川音钢琴教学底子薄，寄希望于你们学成回来。”语重心长的话语与现实的情景令我焦灼不安。

起先，乐团分配一位年轻指挥张孔凡先生教我。张老师能在音乐上给我指导和帮助，但从钢琴专业的角度，他不能帮我解决弹奏上存在的许多毛病，如弹奏紧张、手指跑不动、弹奏概念不清，等等，又如何能继续下去？在困难时期，学校能够送我出来学习，不仅每月给我发生活补贴，在乐团无力提供练习用琴的情况下，还专门从四川运一台钢琴来北京供我专用。在那个年代真是不容易的事！我感到自己压力很大，却束手无策。京城人才济济，名师不少，而我人地两生，寻师无门，万般焦急。我找到中央广播乐团的老同学舒承一，他替我求到他的同事，乐团钢琴独奏员周勤龄老师。可不知道是因为我水平太差，还是因为她工作太忙，没上几次课，她就打了退堂鼓。记得那是1962年3月25日，在她上完课后突然对我说，她不能再教我，让我去中央音乐学院找周广仁先生。我想，我这年龄、水平，去找中央音乐学院的大教授，中国著名的钢琴家？有没有搞错？我天性怯弱，加之在钢琴上的自卑，哪里敢想！我冒着胆儿请她帮忙介绍一下，却被她一口拒绝了。从周勤龄老师家出来，我茫然不知所措。闷了几天，想不出其他任何办法，重任在身，不容犹豫，我逼着自己，鼓足勇气去试一试。

我将来也要做这样的老师

周老师在很短的时间里帮助我克服了弹奏上的一些毛病，她的课讲得很细，不仅在要点上示范，而且常常整曲示范演奏，让人折服。她每次讲课要求明确、要点清楚，使我既知道要做什么，又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每节课都很有收获，每节课都能有进步。当时，我做了好些笔记和课后感悟（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非但如此，做周老师学生的幸运不仅是在专业上的收获，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深受她高尚品格的影响。

周老师每周日牺牲休息时间为我上课，并几年如一日坚持拒收学费，即使我讲明是由学校支付，她也坚决不收。许多事情当时很难去深层次地理解，恍然大悟时方知，她在默默践行着“为四川做一点儿工作”的初衷。

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样样都凭票供应。那时我户口在四川，口粮只有27斤，比北京户口要少7斤，确实吃不饱，但当时除了冰棒儿不要票其他全都要票，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周老师知道后就特别关照我，每节课后都留我吃饭，逢年过节一有机会就又让我去她家吃饭。现在看，吃顿饭算不了什么，可在一切都定量供应的时期，让我吃一口，周老师家里就要少吃一口。为我上课已经非常辛苦了，还要处处关怀备至，那种无私、那种润人心扉的情怀，对于一个来自西部边远地区的普通学生而言，除了她善良崇高的品格，什么都难以解释！

还有一件事使我特别难忘。困难时期，北京对外来人口管得特别严。有一段时间我亦受到“清理”，不能再住在中央乐团。那是我在北京学习时的第二次“危机”。如果找不到住处，我就得中断学习回四川去。晚上，我看着幢幢楼房透出的灯光心里郁闷：这么大的北京难道就没有我一个小人物的容身之地？幸而危难中偶遇一位从四川来的曾庆蓉同学，她动员劝说她的八叔把我留下了。她的八叔是化工八院的工程师，家住离乐团很近的化八院宿舍。他家人口多，夫妻俩和四个孩子，本无力帮助，只因是四川老乡，又看我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就硬是把蜂窝煤炉灶移到过道，腾出厨房来让我住。北京的冬天，门窗紧闭存在隐患。有一天我真的就煤气中毒，险些发生意外。周老师了解我从不缺课也不迟到，但某个周日见我怎么不假未到？她放心不下，估计定有意外发生，遂动念要去找人！可当时她只知道我住化八院宿舍，并不确定住哪幢楼。而且那时她既不知八叔姓什么，也不知道八叔在化八院做什么，但第一直觉让她感到此时必须要找到我，便硬是一幢一幢地在整个化八院宿舍挨家寻访，找一个住在这宿舍院里弹钢琴的学生。真不知道她遇到了多少“不知道”的回答，也不放弃，居然最后出现在八叔家门口了。当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和八叔一家真是感动无比。谁都知道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在一个大宿舍区用这种挨幢询问的方式找一个大家不认识的人有多难！这样一位有声望的中国著名钢琴家、大名鼎鼎的钢琴教授，如此牵挂爱护一个“编外”学生，真是格外令人钦佩。“教授寻生”这段故事就此在化八院被传为佳话。

我开始到北京学习时，由于清楚地看到自己同北京高水平学生之间的差距，曾深为一种自卑心理所困扰。每每在音乐学院听音乐会或考试，就会加深这种困惑。有一次附中学生考试，碰巧那天听到当时附中两名最突出的尖子生——石叔诚、谢达群弹琴。听完他们的演奏，我的神经像被雷击了似的，顿时产生了相当悲观的想法：我觉得再继续学钢琴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都二十多岁的本科生了，程度那么浅，弹得那么差，再怎么学、再怎么努力也弹不到人家附中孩子的水平，还搞这一行干什么？还谈什么将来当老师！我的情绪骤然掉到谷底，这样的情绪在回课时被周老师发现了。于是，她让我坐下来跟她聊聊。我说，很想回四川不学了！她惊讶地问明原因后，没有批评我，而是以自己的感受现身说法来启发帮助我。她说:“我自己听了好的演奏也有很多感受，我对自己看得很清楚，就说刘诗昆、殷承宗吧（他俩是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在‘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最年轻的获奖钢琴家），我这一辈子也达不到他们的水平，我知道我也不可能成为什么了不起的大演奏家了，但我还愿意学，因为我相信自己可以比过去更有进步，更有提高。”她接着说：“过去我们国家底子薄，现在也才解放十几年。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算比较优越的，其实也还是过渡时期的人。我想，再过三十年，中国的钢琴演奏水平和教学水平将会比现在高很多，到那时候我也许更算不上什么，但每个人有自己的客观历史条件，只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竭力，就算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你应该懂得，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只能发挥一定的历史作用，企及过高既不实际，也不科学，反而会伤害自己的积极性。”老师的话像一股清风一下子吹散了心中的迷雾，顿时云开雾散，阳光照亮了我的心。历史条件、历史任务、历史作用……可以说自己也懂。但周先生如此有成就、有声望的人，如此谦逊地看待自己，如此坦然地激励学生，个中所彰显的人格魅力，让我不仅豁然开朗，还深刻受教。不仅消除了所有的困惑，而且感染我、推动我对事业燃起了永不放弃的执着追求。我会永远追随恩师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那时的我深深体会到老师不仅在教我弹琴，更在教育我做人。我在当天的笔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话：“虽然在业务上我达不到老师的水平，但我将来也要做这样的老师！”

“为四川做一点儿工作”

1976年“文革”结束后，四川的钢琴教学开始启动（当时四川音乐学院尚未恢复，四川省成立的“五七艺校”先招收了一个钢琴班，我受聘在该班任教），周老师就不远千里来到成都指导我们。她仍赤诚地抱着“为四川做一点儿工作”的初心。但她来四川时也曾遭受非议，有人说：“四川既然没有教师，就不要再招生！”按照这种逻辑，落后地区就活该落后，永远别去管它。周老师心里可不这么想，她的心里装的是大国情怀。她认为单靠一两个中心城市不会有真正的事业兴旺。她常说她愿做“开发”的工作，愿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她想的不是从自己手上出几个尖子学生，她希望播下更多的种子，让他们能在中国更广大的地区去开发启蒙不断提高。他们短时期可能没有惊人之举，然而他们在各地进行的工作，无疑将会给祖国钢琴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发现更多的人才苗子。周老师不为名，不为利，坚持自己的信念，为发展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脚踏实地地干，拣最需要的事情干，拣人家不愿干的事情干。在四川期间，她除了给钢琴班的学生上课，还有求必应地给川音和在艺术院校工作的钢琴老师上课，给在文艺团体工作的钢琴演奏人员上课。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办讲座、开教材示范演奏会、组织教师专题学术研究和专题学术演奏……言传身教，影响了川音一代教师。除此之外，她还挤闲偷空、见缝插针地给我开“小灶”。她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可是冲着你来的！”这表明她一刻也没有忘记她希望通过帮助我来实现“为四川做一点儿工作”那个最早的心愿。因此，她希望我比别人更努力一些，学得更多一些。这期间，她曾为我专门分析讲解了巴赫的30首创意曲、莫扎特的全套奏鸣曲。每次都是一边弹一边讲，让我从整体上有一个印象，为我今后的独立研究打基础。她还想出一个办法让我接受最新信息，她来四川时带着刚刚到手的一本英文版钢琴论著。于是，她就一边读原版书，一边口译出来，让我边听边记，并同我讨论体会，她还说，这也是她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按:口苦,是临床上常见症状。常症以口苦为主,无其他明显不适。由于口苦是该患者的主要症状,无法辨证,而小柴胡汤主要可治疗口苦之症,所有通过小柴胡汤治疗以后可以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那时，她亲自教了四川省“五七艺校”的六名学生，后来大家知道的郭峰就是其中之一。她给这批学生上课，都是公开对所有老师开放的。定期的演奏会和专业考试，也总带着我一起，默默传授给我一些经验。孩子们有演奏会、考试都会紧张，她不是口头上说几句安慰的话，而是带着学生一连几天走台锻炼，走一次台，点评一次，几次下来，学生个个都变了样，上台不那么紧张了。她开心地对我说：“小但，这办法灵吧！”

她离开成都回京前，组织了一次教师音乐会，参加的都是所谓“教师培训班”里的学生。这次音乐会她特地安排了四位老师弹肖邦的四首叙事曲，她安排我弹第一首。音乐会前，也让我们走了好几次台。正式演出那天，我这个“紧张派”还是有些控制不住，弹完下来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可周老师一直坚持说我弹得不错，我就是不信。她开口说：“我们听录音，听了你保证会改变看法。”果然，听下来确实改变了。她告诉我，有时候主客观感觉是不一样的。教学生，要学会客观评价，好就是好，表扬鼓励再提高；差就是差，自以为是的要批评教育！她就是这样，时时处处让你能学到东西。

在四川半年，周老师特别辛劳，做了大量工作。她的讲学为四川音乐学院钢琴系的老师恢复了教学业务，为恢复高考招生后的教学工作做了准备，为四川钢琴教学后来跃居全国前列作了重要的贡献。

教学路上送一程

1978年2月，“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我有了第一个专业学生，也算正式开始了我的专业钢琴教学生涯。从那时起，周老师更加佐助我的教学工作。

在我家的书橱里至今还珍藏着一本《常用音乐术语词典》，这本词典是李其芳老师在中央“五七艺校”任教时选编的。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这类专业用书不是很少而是根本没有，因此显得特别珍贵。周老师希望我有这样的词典帮助学习和教学，但当时没有复印机。于是她不惜牺牲宝贵时间，硬是一字一字亲手为我抄了一本寄给我。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收到这份手抄词典，捧着它眼泪就涌了出来。我知道，这不是一本薄薄的词典，而是一份厚重的期望，是让我永远不敢退缩懈怠的鞭策！

为了帮助我熟悉更多的作品，在那个资料贫乏的年代，她不仅向我提供各种曲谱资料，还无私地为我提供录音带。她家后来添置的复印机便是她为了方便为学生们提供资料用的。尤为可贵的是，如果她得到一份新资料，她会把最新的东西立即传给学生。有一次，我正在北京，潘一鸣老师打电话给周老师说他新得到一个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夜曲唱片，弹得非常棒，让周先生去拿来听。周老师取回后立刻复录了一套给我带走，我说 :“你还没有嘞！”她说:“嗨！你拿走吧，我这儿要，那还不容易？”她得到一套录有霍洛维兹、鲁宾斯坦、弗里德曼、诺瓦伊斯和1980年刚刚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名噪一时的波格雷里奇等大钢琴家演奏的肖邦玛祖卡曲集，她认为通过听不同钢琴家演奏的玛祖卡对我们学习掌握肖邦玛祖卡的风格会大有帮助。于是，她又马上复制了一套给我寄来，还专门用英文打字机给我打印了一份目录。

有一年，我为陈萨准备国际钢琴比赛，曾考虑弹巴伯的奏鸣曲，我没乐谱，一个电话过去，老师就把她的原版曲谱给寄来了，我真不好意思。她说：“你先用，用完再给我不就得了。”我知道，在这一点上，周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一样，她的资料从来都是无保留提供的。

在我从事钢琴专业教学的头几年，周老师像对待刚刚放飞的小鸟一样，一方面让它独立，一方面又扶持帮助它。她在北京，我在四川，怎么做呢？她想出了办法，让我利用假期去北京跟她上课，学新作品，掌握更多文献和教材充实教学曲目。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工资收入还很低，承担赴京的费用有一定困难，周老师又慷慨解囊资助我路费，而且在北京的吃、住、练、教全由她包下来。她为什么要这样厚待我呢？那是因为她深深了解我这块“料”的长短之处。先天不足基础差，中等资质底子薄，但勤学、努力、善思。北京三年的学习加深了她对我的了解。我相信她认为当初答应教我没选错人！周老师了解我会担当起她让我明白了的“历史责任”，也知道要我能真正发挥作用还得帮我。她就这样成了我继续教育的加油站。在教学的路上一程一程地带我送我。我已记不清那些年我去过多少次北京，但我却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学到的许多曲目在以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陈萨第一次在“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拿大奖，决赛和获奖音乐会演奏的门德尔松《g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就是在那会儿学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的学生渐渐成长起来，有的好苗子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立即受到周老师的关注，只要有机会周老师就会给他们上课。她的想法很明确，通过指导他们，进一步帮助我提高。

1994年8月，我带吴驰去德国参加“艾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途经北京，周老师百忙中抽空为吴驰上课；我们去德国以后，陈萨又专程赴京，为她参加首届“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备赛；陈萨要去参加“利兹国际钢琴比赛”，离京那天早上，周老师一定要听她首轮比赛的重头曲目贝多芬《降A大调钢琴奏鸣曲》（Op.110），提出了几条特别要注意的关键问题。

1996年9月，陈萨在“利兹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第四名，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成果。周老师高兴极了，她给我写信说:“小但，祝贺你取得了教学上的巨大成功，它证明了你多年来大胆的想法和试验是成功的，我真为你感到高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她还在信中对陈萨在比赛中的表现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同时，用很长的篇幅提出了对陈萨下一步安排的建设性意见。她希望陈萨能成大器，“成为中国一流的女钢琴家（阿格里奇式的人物）”。此时，她表扬我们，期望我们，但从来不提她怎么帮了我们。从周老师身上，你可以看到她心里装的不是一两件具体的事，她始终考虑着整个中国的钢琴事业！

为深圳注一片深情

1995年，我从四川调到当时被国人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那是我秉承恩师精神，更愿做钢琴基础教育的选择。那时，不少来自全国的钢琴教师奔往深圳，在深圳“文化立市”的指引下，推动深圳钢琴起步发展。1996年，我所在的深圳艺术学校在市文化局的支持下，提出要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青少年钢琴比赛。我立即电告周先生，我们很默契地想到了一块儿——举办以倡导钢琴学生合作的“双钢琴·四手联弹比赛”。1997年首届“全国青少年双钢琴·四手联弹比赛”在周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成功举办了。

2004年，深圳在“文化立市”的目标指引下，提出打造“钢琴之城”的举措。如何充实“钢琴之城”的内涵，搭建一个立足深圳、面向国际的平台，引进更多当代钢琴艺术家汇聚深圳。我请她出山，与她共同商量，反复酝酿形成了举办“中国深圳国际钢琴协奏曲比赛”的构想。周先生担任过很多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有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对于第一次举办国际大赛的深圳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资源。首先，她同意了担任评委主席的邀请，之后我和她一起制定章程，确定比赛方式和比赛曲目，在邀请评委等方方面面依靠她来定板。她把第一届联系评委等许多烦琐的具体工作全部担在了自己肩上，还主动承担了两届比赛评委大师课的翻译工作。她就是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为了支持深圳钢琴事业的发展倾注了一片深情！2006年10月，首届“中国深圳国际钢琴协奏曲比赛”一举成功。在国际音乐界赢得极其良好的声誉。比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更于2015年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国际音乐比赛世界联盟。

周先生在深圳担任评委期间曾接受媒体采访，她说：“深圳的钢琴事业是足以让每个深圳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而深圳人知道，这份骄傲和自豪，离不开周先生一直以来的深切关怀和鼎力支持。周先生是深圳“钢琴之城”梦想腾飞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将永远铭记她对深圳文化建设和钢琴事业的巨大贡献和深情厚谊。

尾 声

“其德也润，其艺也馨，其言也智，其气也雅，其色也温，其建也巨，其泽也远，其见也深”，这正是对我们深深敬仰的周先生的写照。

周老师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她经历了青年获奖的荣光，又经历了中年丧夫的哀伤；她经历了钢琴事业成就的辉煌，也经历了人世间不可理喻的种种责难；她经历了钢琴家断指的折磨，却又迎来了重返舞台的光芒。然而，她不惊不变的风貌依旧是她那中国钢琴事业发展的大视野、大胸襟与大情怀。无论人生怎样沉浮，她却岿然不改“广仁”之大家风范与人格本色。

我最后一次见周先生已是“新冠疫情”肆虐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周先生的儿子宝宝和女儿小涟他们和我有着几十年的友情，应允我们去家里看望。当时，周先生意识已不从人愿，但她听到宝宝说小但叔叔来了时突地睁开了双眼，露出久违的微笑，亲切而轻声地叫了声“小但啊……”我含着泪水扑向她的床边，拉着她的手，看着她亲切的微笑。一旁的宝宝和小涟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惊喜的神情和叫声。他们告诉我，妈妈精神好的时候，会指着一幅我跟她合影的画像说：“那是小但……”

弥留之际，我没能守护在她身旁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遗憾！所幸，恩师病中一直得到儿女睿智的管理和悉心照料。亲人们给了她临终前温暖的陪伴，她走得非常安详，这是她的福气！也让我们得到了莫大宽慰。

怀念恩师，令我忆起庆祝恩师88岁华诞音乐会的一番情景。

师兄弟姐妹们要我代表大家讲话，接下来是我演奏《思恋》。当我从讲话的位置慢慢移步走向钢琴时，开始念诵自己心里填写的歌词：

我思念恩师的深情，

还有那春风化雨无私的教诲。

我思念恩师的深情，

还有那谆谆教导哺育我成长的场景。

啊，周老，

如果有一曲思恋的琴声，

向您飘来，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情景中，我合着歌词唱起最后一句歌声，沙哑的嗓音载着满满的眷念准确地落在琴键的F音上与飘逸的思绪汇合，奏响了我的《思恋》，献给最崇敬的恩师周广仁先生。

我的一生从周先生那里得到的太多太多，而回报她的却甚少甚少。她已安然离去，我则不敢松懈：继承先生的大视野、大胸襟、大情怀，将先生为师为人的大家风范传承下去，一代一代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