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鲍蕙荞

傍晚时分，周广仁先生仙逝的噩耗从朋友圈传出。一时间，思绪万千。

周先生是中国钢琴界的泰斗，是一位无比坚强的女性，她的离去，是中国钢琴界的巨大损失。与周先生相识几十年，她对于我来说，不仅是我最尊敬的同行之一，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周先生一生多磨难，我想打击最大的恐怕是“文革”中的遭遇和断指的经历。她在“文革”中的遭遇，我当时只是略有所闻（因为那时我自己的处境也十分艰难，父亲和丈夫都已先后被关起来了），直到2000年3月我采访周先生的时候，才稍稍详细地知道了一些当时的具体情况。

周先生在采访中说：“‘文革’中，我经历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丈夫的自杀……他死后，我最大的压力是怎么向孩子们解释他的死……那天晚上，我自己骑车去了第六医院。等我再骑车回到学校时，校门早已锁了。我把自行车靠在学校东门，就是垃圾站那个门边一个小土坡上，居然自己翻墙进了学校。回到家已经凌晨三点了，孩子们问‘爸爸怎么了？’我只能含糊地说他病了。第二天，我又骑着车子去为他办理了后事，在当时连哭也是不能哭的。当时我们住在四号楼，小崔、老高、马思芸那些筒子楼的邻居们，他们每天还是很自然地和我一起说话、做饭。这些事现在说起来很容易，但我真的总是在感激着这些人，在困难中才能见真情啊！我丈夫死后，中央乐团要我一天之内把房子搬空。我碰到了盛中国，当时他已经被关在‘劳改队’里了，我请他帮我借一辆平板三轮……为此我一直很感谢盛中国……我又打电话给我的老保姆……那一天我和一些朋友，从楼上把东西搬下来，老阿姨就在院子里看着东西，然后我用平板三轮一趟一趟地把所有的家具和书运走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