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纽贝里

在美国加州波莫纳市，每周三、周四和周五的早上，18岁的凯莉·萨穆迪奥便会从加里高中的健康中心出发，拿上她的笔记本，和搭档一起与她名单上的第一个学生见面。

因为是上课时间，萨穆迪奥和她的搭档会逐一和名单上的学生坐在教学楼外或餐厅里交流。每次交谈只有15分钟左右，所以他们尽量不浪费每一分钟。“你这周过得怎么样？”萨穆迪奥一般会这样开始询问。接下来，学生便开始讲述他们最近的失恋经历、与父母的矛盾或学习上的困难。萨穆迪奥认真倾听——这是她工作的核心部分——并与搭档一起帮助这名同学寻找解决之策。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根本不认识我，但他们能向我倾吐秘密，在我面前卸下防备，这有助于减轻他们的负担。”萨穆迪奥说。她是该校1700名学生中的50名心理辅导员之一。

目前，美国青少年正面临着心理健康方面的严峻挑战，因此，该国卫生局局长维维克·穆尔蒂在2021年12月7日签署了一份公共健康文件，就疫情下越来越严重的青少年心理状况发出罕见警告，并呼吁人们采取应对措施。

在这份报告中，穆尔蒂为教育工作者、父母、社区组织和青少年提出了数十条建议措施。其中，他建议青少年为周围的人提供支持，比如，可以加入所在社区的青少年咨询委员会或心理健康朋辈互助项目。

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讨论的核心，一般是成年人（尤其是老师）应该如何帮助饱受心理问题困扰的学生。然而，青少年之间的互帮互助却很少受到关注。

在美国，很多高中都开展了朋辈互助项目，并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其中一种最成熟的互助形式就是朋辈心理辅导。20世纪70年代，帕洛阿尔托大学的心理学家芭芭拉·瓦伦霍斯特首创了这一模式，通過培训，学生不仅获得了主动倾听的能力，还明白了应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建议同学去求助学校的心理辅导员。

波莫纳高中的老师希拉·巴尔克说，波莫纳市的高中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开始采用这种模式，她指导该校的朋辈心理咨询项目已达26年。加入朋辈心理咨询项目的学生必须在11年级到12年级之间（相当于高一和高二年级），并要经过严格的面试。

朋辈辅导员在正式上岗前要接受为期四个月的培训，并作为其全年选修课的一部分。课程设置由加利福尼亚大学高中语言表达小组核准，重视共情倾听、情绪纾解、治愈性实践与应对技能。巴尔克说，该项目也在“不断发展变革，以满足学生需求”。

一方面，老师和学校管理人员会将那些有纪律问题或学业困难的学生介绍给朋辈辅导员;另一方面，学生自己也会寻求这一心理咨询服务，他们可以自由离开课堂，去往朋辈心理咨询中心，向辅导员倾诉他们难过或焦虑的原因。该中心每天大约有五名访客。

2021年，学生对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特别高，他们普遍存在迷茫、焦虑和抑郁情绪。巴尔克说：“去年，我开具了大量心理健康转诊单，需要接受专业治疗的学生前所未有的多，我们每天随时待命，充当学生心理问题的第一道防线。”

巴尔克还说，在寻求朋辈心理咨询的青少年中，有些是在2020年学校线上授课时一边做志愿服务工作，一边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的学生。他们已经读高二，却跟不上高中的课程，只有初二学生的学业水平，她从未见过那么多学生患上恐慌症。

“有相当多的学生表示他们有自杀倾向。”加里高中朋辈心理咨询项目的顾问加文·桑迪兰说，“我们的辅导员已经对那些有自杀计划并想要付诸行动的学生进行了疏导，意在让朋辈心理辅导中心成为他们准备实施自杀前的最后一站。”

去年九月，波莫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安吉莱斯·佩雷斯在物理课上恐慌症发作，随后，她来到了心理健康中心。她说，她听不懂课上讲的内容，但一想到要举手提问，就两腿发软。上了一年网课之后，她担心会在同学面前显得更愚蠢。

对这个16岁女孩来说，此前的一年无比艰难：她隔离在家，还被诊断出患有1型糖尿病。以前当她难过时，常常会吃薯片等零食来寻找安慰。现在，因为得了糖尿病，这个办法不再适用。佩雷斯感觉自己孤立无援。当她第一次约见朋辈辅导员时，感到痛苦被极大地释放了，她哭得不能自已。实际上，多数时候，辅导员只是在默默倾听。

“有人能聆听我的感受，而不会对我指指点点，这才是我所需要的。” 佩雷斯说。她之前也约见过学校的辅导老师，但是与这些专业人员相比，与同龄人交谈在很多方面都让她感到更自在。“在朋辈心理咨询时，我可以畅所欲言，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同龄人。”佩雷斯说，“我知道他们懂我。”

巴尔克说，辅导员给同学辅导时要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因此，对他们的培训是必要的。通过培训，他们可以明确自己的极限。谈话内容严格保密，除非有人表达出想要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意图，遇到这种情况，辅导员必须立刻向指导老师报告，然后指导老师会联系所在学区的心理健康团队。2021年，在加里高中，这种情况每周都会发生两次左右。

专家提醒，朋辈互助项目不应该取代专业治疗，因为有很多人需要持续的专业帮扶。然而，全美范围内，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非常紧缺。2019年至2020学年度，每名辅导老师需要帮助424名学生，而合适的比例应为1：250。虽然随着新冠疫情救助资金的发放，学校能够雇用更多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但是这类人才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稀缺。

学生们虽已重返校园，但仍面临着新冠疫情带来的压力，心理状况堪忧。

不过，学校支持中心沟通与发展部主管马戈·罗斯认为，朋辈互助项目在给予学生心理支持方面仍有很大潜力。这个组织的总部位于新泽西，自1979年至今，一直致力于帮助学校开展朋辈辅导项目。

罗斯说：“青少年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影响，这种能力是成年人不具备的。我们应帮助青少年发挥出他们天然的优势，让其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罗斯补充道，一个有效的朋辈项目应该对尽可能多的学生开放。例如，学校支持中心会为每名新生配一名朋辈指导，帮助他们度过高中的头一年。在对该项目的审查中发现，被指导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社交技能普遍提高，退学率也显著下降。在她看来，朋辈指导的角色应该是倾听者、榜样和联络员，联系成年人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更严重的问题。

朋辈心理咨询模式已经在很多学校有所变革。以洛杉矶联合学区为例，该学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100多个这样的项目，现在，包括西湖区的贝尔蒙特高中和海德公园的克伦肖高中在内，这一地区只有六所高中开展了心理、交际与生殖健康方面的朋辈互助项目，培养学生辅导员为同学提供指导。

2021年12月，波莫纳高中16岁的朋辈辅导员卡尔森（左）在对15岁的埃尔南德斯进行心理辅导。

希拉·巴尔克已在波莫纳联合学区工作了27年，她为高年级学生培训，提高他们的倾听和沟通技能，从而满足学生的社交、情感和心理健康需求。

教育顾问詹妮斯·瑞安曾任沙漠金沙联合学区的学生帮扶项目助理，她说，朋辈心理咨询在加州可能不再是朋辈互助的主要模式，因为专项资金不复存在。以前，学校朋辈心理咨询项目的资金由美国教育部安全和无毒品学校办公室拨款，该资助已于2011年取消。

瑞安说，这类项目难以持续发展，因为一旦学校领导层换届，新的管理者可能不再重视或不甚了解这些项目的价值。一旦别的地方需要资金支持，这些项目就很可能被叫停，就像当教育预算吃紧时，很多选修课会被取消一样。与此同时，像“周五夜现场”这种朋辈辅导项目得到了持续资助，并被纳入加州的基础设施范畴。（“周五夜现场”是1984年由加州交通安全办公室和酒精与毒品项目部成立的一个青少年与成人联盟，初期致力于减少青少年因酒精问题造成的交通事故，现已拓展到致力于解决各种青少年问题。）

在萨穆迪奥看来，加里高中的朋辈心理咨询项目实为无价之宝，对她自己也大有裨益。当她感到非常焦慮时，便会运用从朋辈心理咨询中学到的技巧，比如深呼吸、听舒缓音乐等来纾解情绪。“新冠疫情真的颠覆了很多人的生活，”她说，“即便作为朋辈心理辅导员，我们也会有状态不佳的时候，但是，能够帮助他人让我感觉很棒。”

[编译自美国《洛杉矶时报》]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