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正在赶写领导讲话稿第三部分结尾时，电话丁零零地响了，一看座机号心里猛地一跳。“哥呀，你赶快回来，妈病得很厉害，已送往县医院抢救……”妹妹带着哭腔催我动身。

我赶到医院时，老爸和弟弟正在门诊急救中心观察病房里。只见母亲脸色苍白，频频恶心呕吐，双手震颤，眼球有些斜视，处于昏迷状态。门诊医生初步诊断为颅内肿瘤。一个高个子医生把我叫到一旁说：“目前医院条件有限，建议到省城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确诊。如需要手术就在那里做。”

此时，天已擦黑，救护车在高速路上奔驰。晚上九时过十分到达省城济民医院。两位护士把母亲推上三楼CT室。十多分钟后，一个戴墨镜的医生对我说，病人小脑下面长了一个肿瘤。当晚就住进了肿瘤外科病房。

2

第二天，正好是礼拜一，郭教授来查房，后面跟着一大群穿白大褂的男女医生。管房的医生把母亲的病历递给郭教授，他翻了一下检查报告单和化验结果，然后掰开母亲紧闭的眼皮查看瞳孔，又用小锤叩击母亲膝关节和脚后跟。检查完毕，教授对进修医生说：“这种病用放射疗法效果不佳，只有剖开头颅摘除肿瘤才是根本的办法。”教授对管房倪医生说：“你给病人家属说清楚，开颅不是小手术，有很大的风险，弄不好还会成为植物人。当然，有许多垂危病人就是在风险中抢救过来的……”

郭教授走后，管房的护士长叫我们交钱，至少预交二十万元手术费，越快越好。二十万在一九九四年不是小数目，对于普通人来说更是一个天文数字。父亲嗫嚅着：三个儿子，至少每人出五万。女儿未出嫁不能摊派。老队长说，小儿子未成家，也不能摊派。剩下老大、老二釜中捞米也要救老娘的命。大儿子老实巴交，四十岁才混到局办公室主任，职称不挂钩，一年到头，不吃不喝，也只有五万左右。二儿子在杭州打工，寄人篱下，一年也只能挣七八万块钱。父亲最后拍板说：“看来，只有找亲戚借，才能渡过难关。”

3

找哪个亲戚借呢？父亲在脑海里盘算了一下，能拿得出十万块钱的只有二姨娘家，她两个儿子在深圳做泥工，搞装潢，一天贴瓷板砖就能赚到好几百块钱，他们手中有两个钱。二姨爹是“妻管严”，家中大小事都是二姨娘做主，只要二姨娘开口，这事就有眉目。求官不到秀才在，试试看再说。老爸提了一只鸡和两瓶“白云边”酒，心怀忐忑地进了二姨娘家的门。二姨娘消息最灵通，她估计大姨爹是来借钱的，就先发制人，像阿庆嫂那样，满面春风，又是泡茶，又是装烟，然后主动开炮说：“大姨爹，你来了正好，我准备到你垸子里找王瞎子看日子，小儿子最近谈了一个对象，也在深圳打工，谈好了国庆节把事情办了，都二十七八岁了。”她说着就像生鱼下油锅似的，哗哗地爆发出一片笑声，然后说：“现在农村女伢在外面打工，见过世面，眼眶大，结婚前要男方买车，什么‘马呀。”老爸替她说：“宝马。”二姨娘接着说：“一辆‘宝马要七八十万，没有办法呀！打肿脸充胖子也要买哟，到时候请大姨爹来喝喜酒啦！”说得父亲哭笑不得，就把要说的话烂在了肚子里。

老爸跑了两天，说干了唾沫，受够了冷眼，只凑到四千块钱，这点钱是杯水车薪。

实在没办法，老爸只得叫大儿子文亮去省城一趟。

4

这是文亮时隔十多年第二次进省城。这次进省城像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进城一样，到处都感到新鲜，现代化的高楼和立交桥，改变了街道的原形。交警告诉他，乘16路公汽走五站路下车，再往东拐，步行两站路就到了“胜利街”。

“胜利街”原来叫“三元街”，拆迁扩建后，改建为单门独院的别墅，住着退下来的人大、政协老领导和厅局的头头。

文亮一边走一边看门牌号，他心里在数：8号、18号、38号，到了。他站在38号院门前，铁门上镶着两个睁眼的铜狮子，口里衔着两个大环，好像两只大眼睛。

文亮犹豫了一下，伸手按门铃，连按了三次。

过了好一阵，院门才缓缓地开了一道三寸宽的缝，从缝中露出一双老女人的眼睛，像雨后深潭般冷漠、严峻的眼睛。她警惕地盯着黑皮中年，问：“你找谁？”

文亮说：“我找二姑妈，我是她的侄子。”

老女人凝眼一怔，像漆黑的枪口似的扫视着文亮的双手，文亮确实有点尴尬。文亮不是舍不得花钱，本想到姑妈家附近商店买些礼品，没想到胜利街全部是住宿楼。

文亮一进大厅，表妹朝他脚上横了一眼，保姆忙从门背后鞋柜里拿出一双浅蓝色拖鞋叫他换鞋，然后用一张报纸把文亮换下来的鞋包起来，放在鞋柜最底层。

那年月，表弟表妹最讨嫌的是乡下亲戚到他家找他爸妈办事、借钱。文亮一到他家，他们就诚惶诚恐。二姑爷靠在太师椅上看《参考消息》，向文亮扫了一眼，问文亮有什么事。文亮搓着双手微笑地回答：“没有什么大事，老爸叫我向二老问安。”

此时天已全黑，路灯全亮了，姑妈连忙到文亮跟前问他：“你到底有没有事？”文亮知道这是下逐客令了，他硬着头皮才说出老妈在医院开刀，老爸叫他借钱的事来。

二姑妈愣了一下，忙到她的卧室拿出她的两万元私房钱塞给文亮。

文亮本想不要这两万块钱，但想起老妈那痛苦的面容，他还是忍了这口气。

5

一九九〇年，上垸村李老师与老爸是诗友。他的大儿子正在读大三，二十一岁患白血病无奈休学，住在医院治疗。李老师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分别是大四和大二学生。因儿子长期住院治病，经济拮据而导致三个孩子都辍学了。满脸皱纹的李老师，年过半百，背也佝偻了，这种精神摧残，远胜过疾病本身。他终日愁眉不展，但又苦无办法。同房的病友及家属莫不感到同情，劝他想办法，不要耽误三个孩子的学业。李老师泪飞如雨，说：“该借的都借了。有钱好过点的亲戚，不敢借钱给我，连最亲的亲戚，借钱还要打借条，限定日期还钱，害怕我还不起钱呐！老天爷为什么不长眼呀，谷怕午时风，人怕命运差。人总是跑不过影子。”

老爸听说李老师的事，感到吃惊，心如撞钟。晚上同老妈嘀嘀咕咕到深夜，深感老李这个人心地善良，为人坦荡，有难事不随便给人添麻煩。第二天大早，老爸赶到县医院看望李老师和孩子，闲聊几句，便从内衣荷包里掏出一包钱递到李老师手上，说：“你就是不坦白，出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一声。这是我给小儿子攒存的六万盖房钱，暂时不用，你拿去救急。”李老师硬是不要。老爸火烧眉毛的性子，说：“邻帮邻，穷帮穷，三十年夜才阉鸡，等不及，你拿着，叫孩子们上学去，这是大事。老伙计啊，你要是再推脱，就是嫌少了。”三个孩子见状，连忙下跪叩头谢恩。李老师才拿着钱，一行老泪滚出眼眶。同房的病友和家属无不为之动容。309B1B95-9A66-4CA7-A203-2DF8510F02A0

当家才知柴米贵，处世方知朋友亲。李老师是个知恩图报的人，逢年过节，他总要孩子们提着礼品来我家向老爸老妈请安。你来我往，二人成了至交。

如今，李老师得知我妈的事，毫不犹豫出手相助。他在南京和西安工作的两个女儿，闻声迅速电汇人民币十六万。李老师拿着两个女儿的爱心，说：“老伙计啊，救人如救火，现在不是讲客套的时候。”他说完，握着老爸的手，抖了又抖，一切尽在不言中。老爸感慨万千，自不必说。望着这对老人的佝偻背影，心中涌起一股辛酸。

6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

天，阴沉沉的;地，湿漉漉的。河堤、村庄、树林、坟地隐隐约约在淡蓝色的烟雨中。

人的一生，奔波于生计，周旋于关系，活得很累。几十年后破旧、失去承载能力的浪舟就停泊在这里，来这里的人多了，河堤坡上就成了祖坟山。

清明节前后，村里的老老少少和远路的“客人”都来到祖坟山祭祖。五彩缤纷的祭花飘荡在坟上。遵循古训，我和老二给祖人“送钱”，生怕老爸、老妈在那边“缺钱”，因为我们最怕过缺钱的日子。

扫完了坟，在回县城途中去看洪先生的墓。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洪先生带领我们学生去鄂皖交界血吸虫病重疫区去消灭钉螺，时降暴雨，山洪泛滥，为抢修溃坝，我和几个同学感染了血吸虫病。过不多久，急性发作，满身皮疹，拉紅白冻子，畏寒，持续高烧住进了县医院。一具疲惫的身体孤苦伶仃地躺在病床上，特别想念家人。父亲行动不便，母亲被苦寒的日子缠住了脚。泪水浸湿了枕巾，正处在孤立无援之时，五十多岁的洪老师带着几个同学，送来了饭菜，送来了生活用品。洪先生抚摸着我的额头对同学们说：“你们轮流看护、伺候，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就对我说。”临走时，洪先生温和地安慰我：“你要安心治病，耽搁的课程我给你补上。”从此，我的病房充满了人情的温暖。

又是一年清明节。如今我已是古稀老人，经历了人世间许多往事，人在危难时有人拉一把，终生难忘。五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脑海里还总是闪现着洪老先生的笑容和同学们的忙碌身影……

作者简介：胡越，笔名河边柳，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出版散文集《河道弯弯》《细流涓涓》。散文《黄州访古》获《散文选刊》散文大赛一等奖，短篇小说《老二》《马兰花开》获《速读》杂志二等奖。

（责任编辑 陈增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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