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 李霞

【摘 要】 文章选取2008—2020年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财务违规行为、企业生命周期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的企业，审计师会选择更为谨慎的审计决策，并且审计决策会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不同而有所差异，该差异主要受审计风险水平的影响，即衰退期企业采取的审计决策最为谨慎，成熟期次之，成长期影响最小。在进一步的机制研究中发现，内部控制和地区法治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股东与管理层的自利行为进行约束，减少财务违规行为的发生并影响审计师决策。研究结论为审计师有效应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提供经验证据，并为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 财务违规; 审计投入; 审计费用; 审计意见; 企业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2）12-0017-07

一、引言

2020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明确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然而，近年来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上市公司，如康美药业、康得新等却频频爆出财务丑闻，根据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的企业，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水平将会增加，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也会增加，一旦发生审计失败，审计师声誉必然受损。在现代审计风险导向理论和声誉机制的作用下，针对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的企业，审计师是否会改变审计决策以应对审计风险带来的影响？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同时，由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经营压力和业绩压力等问题，进而企业的违规行为也存在一定差异，那么，审计师是否会因财务违规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不同而改变审计决策呢？基于此，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财务违规行为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财务违规行为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而有所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

企业发生财务违规行为的本质是公司高管为达到个人利益或者公司目标所采取的某些手段，但是该行为最终损害的是公司、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根据舞弊风险因子理论，企业之所以能够发生财务违规行为，一是存在违规动机，二是存在违规机会[1]。公司内部控制不完善与权力牵制不足为违规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机会，该“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面临的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2]。财务违规行为会导致相关者利益受损，为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随着监管趋严和投资者保护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客观上要求聘请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资料与财务信息进行审计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根据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公司发生财务违规行为将会增加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审计师面临审计风险及发生审计失败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已有研究表明，当审计师审计的业务出现审计失败后，审计师的专业能力将受到质疑，个人职业声誉下降，同时在以后年度的审计定价能力将被弱化[3]。基于对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以及个人声誉的考量，为了降低面临的审计失败风险水平，减少审計失败事件以及“声誉风险”事件的发生[4]，审计师在面对较高审计风险业务时，将会选择增加审计投入、提高审计费用、出具更多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5]等风险应对措施以降低审计风险。审计师通过增加审计投入，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以尽可能地发现财务报表中可能存在的重大错报和漏报，进而降低审计风险;基于风险溢价的考量，针对重大错报风险比较高的企业，审计师将会索取更高的费用来进行风险补偿，或者通过出具更多的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为以后在面临的诉讼案件时增强诉讼抗辩能力，减轻承担的法律责任[6]。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

H1a：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的公司，审计师将会增加审计投入。

H1b：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的公司，审计师将会索取更高的审计费用。

H1c：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的公司，审计师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增加。

（二）企业生命周期对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的调节作用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企业财务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呈现出显著差异。处于成长期的企业，股权结构波动性大，大多表现为股权集中、一股独大的治理结构，在该治理结构下易发生大股东利用绝对的控制权实施“隧道行为”，关联方交易或内部交易等违规行为[7];同时，由于该阶段企业的规模效应尚未形成，融资约束程度高，缺乏足够的现金流导致无法获取更多的投资机会，管理者为吸引广大投资者对企业进行投资，在此动机下管理者产生了通过虚构利润或粉饰报表等盈余手段进行财务违规的想法，加之内控不完善等治理因素更为违规行为的产生增加了“机会”[8]。当企业进入成熟期，两权分离下的代理冲突凸显：大股东利用手中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第一层代理问题出现，进而发生利益侵占、内部交易等违规行为;代理人与委托人两者间目标函数不一致使机会主义、在职消费等行为频现，代理人为隐藏个人的机会主义与在职消费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盈余操纵[9]。当企业进入衰退期，企业缺乏创新能力，技术、设备陈旧，组织结构臃肿且复杂，经营状况日益恶化，相应的产品与服务处于更迭并逐渐被竞争者所取代，受到企业内部与外部各方面的威胁。处于该阶段的企业，“组织惰性”现象较为严重，高管积极性下降，无心继续经营;企业还出现僵化趋势导致企业面临重构风险[10-11];加之委托代理问题进一步加剧，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与职业防御的考量，既要防止企业破产给管理层自身带来声誉风险，又要防止企业面临被强制退市的风险，在此情况下更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从而做出有损于公司利益的行为，通过虚构利润、虚假披露、内部交易等手段发生财务违规行为[12-13]。

现有研究发现，有违规行为的公司其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信息透明度也降低，当其财务违规程度较为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品牌受损、公司或管理层受到处罚等后果，进而影响股东及公司的利益。基于舞弊风险因子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财务违规行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股东为防止公司及个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便产生了对外部审计的需求，通过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管理层或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约束。张利红[14]研究表明，外部审计被广泛当作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方式之一。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发生财务违规的企业，其内部控制较差甚至出现内部控制运行失效，导致企业更易发生盈余管理行为，相应的财务信息质量更差，使得审计师在进行业务审计时面临更多的审计风险，审计师为了维护自身免遭审计失败的风险便会选择相应的审计决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2：财务违规行为对于审计师决策的影响，会因公司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而存在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8—2020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企业为研究对象，并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保险类的公司样本;（2）剔除ST、ST、PT以及主要变量严重缺失的样本;（3）剔除资产负债率数据异常的样本;（4）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审计投入（Lainvest），借鉴Mao et al.[15]、翟胜宝等[6]的做法，以审计报告日与资产负债表日之间间隔天数的自然对数并取其滞后一期数值进行衡量。

审計费用（Lfee），借鉴伍利娜[16]的研究，取其滞后一期的年度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指标。

审计意见（Lop），以上市公司滞后一期被出具的审计意见为依据，当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赋值为0，否则为1。

2.解释变量

财务违规（Fraud）。由于公司财务违规被发现的时间与实际违规时间存在差异，部分公司甚至出现同一违规事件涉及多个实际违规年份[17]，因此本文对数据进行手工处理，若上市公司在当年违规或违规行为在以后年度被发现赋值为1，否则为0。

3.调节变量

企业生命周期。本文借鉴李云鹤等[18]的做法，选取销售收入增长率、留存收益、资本支出和企业年龄四个指标，结合企业发展状况，将指标进行三分位划分并对其进行计分，最终算出综合得分进而确定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Life_style）。

4.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代理成本（Agent）、总资产报酬率（Roa）、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规模（Board）、事务所声誉（Big4）、两职合一（Both）、企业年龄（Age）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进一步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影响。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H1a、H1b，构建多元回归模型1和模型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审计投入（Lainvest）的均值为4.506，最小值为2.303，最大值为6.731，表明审计投入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审计费用（Lfee）的均值为13.712，最小值为9.210，最大值为19.403，该数据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标准差为0.777，数据表明审计费用在不同行业与不同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审计意见（Lop）均值为0.020，表明只有2%的企业被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财务违规（Fraud）的均值为0.210，表明有21%的企业存在财务违规行为;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处于正常范围。

（二）回归分析

1.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

本文首先对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如表2所示，财务违规行为与审计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019，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财务违规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系数为0.026，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财务违规与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为1.065，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结果表明，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当企业发生财务违规行为时，审计师会选择更为谨慎的审计决策——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以及出具“非标”审计意见。

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研究当控制行业类别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时，企业发生违规行为对审计投入、审计费用、审计意见的边际效应，本文进行了边际效应检验与边际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当其他变量处于均值时，企业未发生财务违规行为对审计投入的边际值为4.503，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组产生的边际效应值为4.522;未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组对审计费用的边际值为13.706，存在财务违规行为对审计费用的边际值为13.732;未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组对审计意见的边际值为0.007，存在财务违规行为组对审计意见的边际值为0.020。根据边际效应检验显示，与未违规行为的企业相比，发生财务违规的企业对审计投入、审计费用以及审计意见的边际效应更高。

2.企业生命周期对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的调节作用

为了对H2进行检验，本文将样本分为成长组、成熟组与衰退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1）列—（3）列所示：在成长期，财务违规与审计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004，但不显著;成熟期发生财务违规的企业与审计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027并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衰退期企业发生财务违规与审计投入的回归系数为0.033且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为了分析生命周期对财务违规与审计投入之间的影响，本文对其进行似无相关（SUEST）的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的经验P值为0.058并在10%的水平显著，结合其回归系数的大小发现成熟期的企业发生的审计投入显著大于成长期企业;成长期企业与衰退期企业的经验P值为0.024并在5%的水平显著，结果表明衰退期企业发生的审计投入高于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与衰退期企业的经验P值为0.033并在5%的水平显著，结果表明衰退期企业发生的审计投入高于成熟期企业。（4）列—（6）列为企业生命周期对财务违规与审计费用影响的回归结果。在成长期，财务违规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系数为0.006，但不显著;成熟期发生财务违规的企业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系数为0.036并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衰退期企业发生财务违规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系数为0.049且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说明生命周期对财务违规与审计投入之间的影响，本文对其进行似无相关（SUEST）的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的经验P值为0.064并在10%的水平显著，结合其回归系数的大小表明成熟期的企业发生的审计投入显著大于成长期企业;成长期企业与衰退期企业的经验P值为0.009并在1%的水平显著，结果表明衰退期企业发生的审计投入高于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与衰退期企业的经验P值为0.049并在5%的水平显著，结果表明衰退期企业发生的审计投入高于成熟期企业。（7）列—（9）列为企业生命周期对财务违规与审计意见的回归结果：在成长期，财务违规与审计意见的回归系数为0.979且在1%的水平显著;成熟期发生财务违规的企业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系数为0.981并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衰退期企业发生财务违规与审计费用的回归系数为1.090且在1%的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说明生命周期对财务违规与审计投入之间的影响，本文对其进行似无相关（SUEST）的组间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成长期与成熟期企业的经验P值为0.058并在10%的水平显著，结合其回归系数的大小表明成熟期的企业发生的审计投入显著大于成长期企业;成长期企业与衰退期企业的经验P值为0.004并在1%的水平显著，结果表明衰退期企业发生的审计投入高于成长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与衰退期企业的经验P值为0.070并在10%的水平显著，结果表明衰退期企业发生的审计投入高于成熟期企业。结果表明H2得到验证，财务违规对审计师决策影响会因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而有所差异。衰退期的企业发生财务违规时，审计师会采取更为保守的审计决策，首先在审计投入方面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对审计业务进行审计以减少发生审计失败的风险;其次是成熟期的企业，最后是成长期的企业。该研究表明，审计师决策主要考虑“审计风险效应”，以符合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

（三）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为确保本文探究的财务违规行为正向影响审计师决策的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采用改变自变量的衡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借鉴郭瑞娜等（2020）的研究，采用财务违规程度（Fraud1）作为财务违规的替换变量，具体衡量方式为上市公司当年被证监会披露的财务违规次数，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参考已有研究（郭瑞娜等，2021），以同年度同行业其他公司上年平均财务违规程度（AVFD）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第一阶段，以上市企业上一年度是否存在财务违规行为（Fraud）作为因变量，对工具变量（AVFD）和控制变量进行Probit回归;在第二阶段中，用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公司财务违规行为概率的拟合值代替AVFD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主检验模型中，以检验财务违规行为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财务违规与行为与审计投入、审计费用以及审计意见的关系仍然成立③。

五、进一步分析

（一）内部控制的异质性分析

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保证企业的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财务报告信息的真实完整性;同时，内部控制作为一项有效治理机制，能产生良好的约束和监督效果，约束管理者的自利行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财务违规行为的发生。从审计师视角来看，企业的内部控制发挥了有效的约束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机会主义动机以及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使得审计师面临报表方面的重大错报风险水平和检查风险。因此在前文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是否可以调节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关系，通过构建交互项ICQ×Fraud，检验内部控制对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在财务违规与审计投入、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减少审计投入与审计费用的发生以及更少地出具非标审计意见④。

（二）法治环境的差异性分析

樊纲等（2011）指出，各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不同地区在金融发展与法制化建设等多方面存在差异。良好的法制建设有效制约了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减少了利益侵占问题的发生，有效约束了公司股东和经理人出于自利行为所发生的违规行为，相应的监督体系与信息披露制度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违规行为。为验证法制环境在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本文借鉴孙德芝等（2018）的研究，采用市场化指数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评分作为法制环境的替代变量，法制环境评分高于同行业同年度其他地区的评分的中位数时则定义为高法制环境地区，否则为低法制环境地区，进行分组回归以及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在高法制地区组发生的审计投入、审计费用以及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低于法制水平欠缺的地区⑤。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财务违规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与作用路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财务违规行为对审计师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生财务违规的企业，其在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增加，审计师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审计师会发生更多的审计投入、索要更高的审计费用，更可能出具“非标”审计意见。（2）财务违规对审计师决策影响会因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而有所差异。衰退期的企业发生财务违规时，审计师会采取更为保守的审计决策，首先在审计投入方面会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对审计业务进行审计以减少发生审计失败的风险;其次是成熟期的企业，最后是成长期的企业。审计师决策主要考虑“审计风险效应”，以符合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3）内部控制和法治水平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股东与管理层的自利行为进行约束，减少财务违规行为的发生，进而会对审计师决策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1）企业应加强公司治理，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构建有效的监督体系，从公司治理方面减少财务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2）会计师事务所应有效发挥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功能，当好外部监督的“守门员”。事务所在进行审计业务时应充分开展风险导向审计程序，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内部控制、风险管控等进行全面的了解与评估，进而决定其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否需要进行优化与完善，进而提高审计质量，从第三方角度对企业进行严格监督，进而减少企业发生违规的机会。（3）构建有效的监管系统并不断提升法治水平，适时监控企业可能发生的违规行为，进而推动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和投资者保护制度的优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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