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丹

◆摘  要：现实主义电影《我不是药神》经由真实事件改编，一经上映便引起了大众对白血病的关注，同时在社会文化意义上隐喻了客观的人类生存困境。影片中，血液是白血病这一特殊标签下对道德的间接隐喻，口罩意味着对“他者”的疏离以及对主体认知的隐喻，柑橘则代表着非常态生命境遇下的精神隐喻。透过疾病，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人类生存的外在威胁，同时也能够窥探和反思人类社会秉承的文化价值合理性。

◆关键词：疾病隐喻;社会困境;隐喻;《我不是药神》

美国文学家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生活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疾病，是每一个生物都无法逃避的事实。尽管我们都希望能够在健康王国中无忧无虑地生活，但仍不可避免得要被疾病王国的公民身份打碎这份平静。有学者指出，作为隐喻的疾病不仅是身体缺陷的外在表征，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也是人类生存困境的内在隐喻。21世纪以来，经济腾飞和科技进步为人类社会和生活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发展，但同时加速的节奏、激烈的竞争、物化的环境，人类从婴儿时代开始就“位于难以置信的焦虑边缘”。而疾病，同样是人类生存焦虑的一大来源。

电影《我不是药神》聚焦于近年社会中的热点话题——医疗，谈及了由疾病引发的健康危机以及伦理思考。当疾病成为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对象之时，就不仅是医学所关注的范畴，而是广泛地向社会文化等领域发散式辐射的关注点。本文试图通过对《我不是药神》中的三个隐喻展开探讨，进一步揭露作为隐喻的疾病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呈现的民众生存焦虑。

一、血液：白血病的道德隐喻

提起“白血病”，很多人对之赋予的标签都具有“传奇而贵气”的特殊色彩。学者胡凯曾指出，人类对特定疾病的道德渲染，那种寻找意义的思维模式使某一疾病所附加的意义，渐渐超越它的本名，武断地成为这个疾病的本质描写、文化上的意义和道德上的判断。不同于《疾病的隐喻》中所提到的梅毒与艾滋病等传染疾病，白血病更像是在十七八世纪被视作带有“贵族气质”的肺结核。因其复杂的成病原因且不具备传染性，白血病不会遭受到“疾病道德化”标签的纠缠，白血病患者也常常被視为“上帝的失宠儿”。也正因如此，白血病备受影视创作者的偏爱。影视作品中得白血病的总是年轻貌美的女主角，例如电视剧《蓝色生死恋》《新不了情》以及MV《童话》等等。白血病在流行文化中，已经被赋予一种浪漫伤感的情怀。在感官上，给人一种柔弱残缺的“病态美”。它的非传染性特点使得它丢失了传染病的直接性道德隐喻功能，但《我不是药神》的关注焦点是从微观个人向宏观社会逐渐发散性扩张，它具有间接性道德隐喻功能。

影片中，瑞士格列宁的医药代表在与刑警曹斌初次见面时，两人握了一次手。在此之前曹斌因与嫌疑犯搏斗而被咬伤了右手，伤口的血液沾染到了医药代表，引起了他较为明显的反感，影片用一个特写镜头给了医药代表沾染了血液的手，僵直地摆放在座椅扶手上直至用领巾擦除。尽管曹斌并非白血病患者，但白血病是以“血”为核心的疾病，电影中的血液元素也变得尤为夺目，更具有象征意味。抗击白血病的医药公司的代表却十分排斥血液，一副唯利是图的嘴脸，这与其在医患面前所构建出的“医者仁心”的形象格格不入，产生了鲜明的反差。白血病通过“血”的元素，实现了对人性、利益的间接性隐喻，完成了对影片深层意义的建构。白血病这种非传染类疾病的间接性隐喻功能经由中转或迂回，可以达到比传染类疾病的直接性隐喻功能更震撼的艺术效果。

二、口罩：病患的主体认知隐喻

口罩是电影中一个至关重要且反复出现的意象，在影片中是疾病隐喻功能的反光镜。表面上来看，慢粒白血病患者一般在外活动戴口罩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有菌环境的刺激，深层次来看则是他们在自卑心理的影射下对于健康世界的一种自我疏离。从一定程度上来看，患者对于口罩的依赖暗示着对于自身疾病厄运的默认，催生了患者的耻辱感与自我隔离。

口罩是贯穿电影剧情始终的一个道具，一个微妙的符号，隐含着白血病患者们对于自己的认知，即对于健康人来说的“他者”。当假药贩子张长林看到印度格列宁背后的巨大利益后，对程勇进行威逼利诱，要求其转让药物代理权。这时，原本在陈永面前不带口罩的吕受益从沙发上缓缓站起，眼底充满了失望和无奈，戴上了口罩。这一行为标志着吕受益对于程勇在内心的抗拒，口罩就像一堵墙，割裂了他俩之间的关系，也扑灭了患者心里缓缓燃起的希望之光。

在吕受益的哀悼会外，站满了两排戴着口罩的白血病病友，程勇从中逆流而行，病友们双眼注视着;当病人心中的“救世主”程勇被判刑后，警车沿路的白血病患者自发地摘下了口罩，目送程勇。影视剧中被排除的“他者”，是现实世界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的问题的社会矛盾表征，而基于疾病、残疾等身体具象载体而建构“他者”尤其显得诡秘。“他者”本为异类，但影片中的程勇打心底就具有一种异类即同胞的平等意识，他敢于面对疾病、正视患者，他对罹患疾病的“他者”一视同仁，将他们的地位从无人问津的边缘地带提到了同健康人士同一个层次。在这一群白血病患者眼里，同样的药效却以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救命药，甚至在后期倒贴钱且冒着坐牢风险的程勇就是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耶稣”，影片结尾处患者主动将口罩摘下，是需要避免感染的慢性粒白血病人所能给的最高级别的尊重，更体现了他们对于主体价值以及男主角程勇价值的多重认同。

三、橘柑：非常态生命境遇的觉醒式精神隐喻

对于白血病人来说，病情发展扩散之快，症状之痛苦，以及临床症状之低预见性，无一不让患者对生命的感知力和命运的掌控感充满着不安。疾病或恶化或好转，状态或积极或消极，在一次次反反复复的折磨中，患者对自己的生命燃起了更深的主体意识和调控欲望。影片中，“橘柑”前后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与吕受益息息相关。第一次，吕受益在邻居的介绍下认识了程勇并拜托他去印度采购药品，吕受益为表客气在程勇的桌上放了一颗橘柑;第二次，程勇前去探望因吃不起假药贩子的印度药而病入膏肓的吕受益，吕受益羸弱地指向桌上的水果盘对程勇说“吃个橘子吧”;第三次，程勇从吕受益的葬礼上看见蹲在拐角处的黄毛正流着泪吃橘柑，那是吕受益生前送给他的。

从医学角度上来说，橘柑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治疗坏血病。而橘柑在影片中重病的统摄下，着意味着微弱生命的搏动与挣扎。白血病患者对橙黄色维他命的主动汲取，暗含着他们对延续生命的强烈渴望。正如剥开皮的橘肉本身：鲜活多汁却又脆弱无比，容易腐烂。疾病隐喻着病患主体对生存欲望的召唤，赋予了普通的橘柑更为深刻的内涵。同时，橘柑作为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且价格相对平民的水果之一，同样隐喻着以吕受益为代表的白血病群体正在遭受着身体疼痛与生存成本的双重压迫。很多观影群众表示，假药贩子张长林在剧中的一句经典台词，道尽了劳苦大众不想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无奈现实：“我卖药这么多年，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在高昂的治疗成本下，贫穷为重病患者带来了治愈疾病更大的阻碍，折射的客观现实是罹患大病重病的患者，常常因为“穷”同时忍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黄毛在吕受益葬礼上所剥开的那颗橘柑，恰似一种生命意识的传递。正如影片的英文名Dying to Survive（向死而生），每個生命都终将逝去，可疾病却是永恒存在的，它寄生在人的肉体中，加速了人的逝去。“疾病”通过“橘柑”实现了精神隐喻的过渡，使得观众在观看的同时不仅感受到重病患者们的生存现状，更加感受到了不仅是从医学角度而是从社会、人类角度看待“疾病”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冲击，使影片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结语

《我不是药神》自上映以来，便广受关注和好评。该片改编自“药侠”陆勇的真实故事，除了立体的形象、动人的情节、高超的演技，片中“血”元素的道德隐喻，口罩的主体认同隐喻以及柑橘的生命精神隐喻都客观呈现了当疾病侵袭而来时，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与人性挣扎。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谈到，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正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透过疾病，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人类生存的外在威胁，同时也能够窥探和反思人类社会秉承的文化价值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尽管疾病隐喻的阴影仍深植于社会的话语结构中，但真正扭转这种社会无意识已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孙雯波，胡凯.疏离与关怀：传染病患者的社会交往伦理探析[J].伦理学研究，2008（04）：14.

[2]邓寒梅.当代中国文学中疾病道德化解构及其伦理重建[J].求索，2012（12）.

[3][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4]龙艳.疾病的隐喻与生存焦虑——论电影《无名之辈》的疾病书写[J].电影文学，2019（10）：78.

[5]郝永华.《疾病的隐喻》与文化研究[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