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视域下民俗体育复兴与地方重构

2022-06-03和立新刘文烁李健杜德全

山东体育科技 2022年2期

和立新　刘文烁　李健　杜德全

摘要：通过对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浮桥“拍胸舞”的个案研究，揭示了闽南民俗体育复兴与城镇化间互动和互构过程及成功模式。在浮桥城镇化进程中，对闽南民俗体育——拍胸舞的动员与复兴不仅实现了地方形象再造与重构、地方认同重构和地方文化重构，更是完成了浮桥地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重构过程，并提高了浮桥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发展对闽南民俗体育的影响是一个持续而动态的过程，而政府的相关政策干预、引导以及地方民众认知与理解的不断调适和深入，闽南民俗体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现代功能和社会文化价值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并将闽南民俗体育复兴与重构推向了唤起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觉”，表现出闽南民俗体育的演进、复兴和重构与其城镇化进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关键词：城镇化;拍胸舞;复兴;重构;闽南民俗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840（2022）02-0001-07

Abstract：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Breast-clapping dance” in Quan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mutual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rejuven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southern Fujia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mobilization and revival of the folk dance in southern Fujian has not only realized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imag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ident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but also completed the local social economy，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local urbanization. It is a sustained and dynamic process that the local urbanization has influence on the folk sports. With the government policy intervention and guidance as well as local peoples awareness adjustment and understanding， the folk sports has changed its role definition， modern function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eanwhile， the rejuven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folk sports in southern Fujian has been pushed to arous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local people. The evolution， reviv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folk sports in southern Fujian are complementary to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urbanization; Breast-clapping dance; revival; restructure; southern Fujian folk sports

作者简介：和立新（1966- ），女，山东苍山人，碩士，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通讯作者：李健（1966- ），男，黑龙江佳木斯人，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提出后，为加快城镇化进程步伐，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及“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中都一再重申和强调“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国社会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城市化建设与发展浪潮，其实质就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1]”。这一过程不仅是乡村人口向城市空间转移，城市规模与聚居空间扩大的形态变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城乡间文化的相互渗透和扩散、居民生活方式、职业和身份的转变或某些特征相互扩展从而引发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迁。与此同时城乡的历史记忆、代表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及体现城乡固有的民俗生活方式也渐行渐远或衰退，这都极大地改变了“乡土中国”的传统风貌，但经城镇化后的城镇、街道仍更渴望保留或拥有自己的“文化资本”，并希望通过对其动员、复兴与重构使其得以更好发展。本文将城镇化进程作为地方文化变迁的动态背景，通过泉州浮桥拍胸舞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对城镇化进程视野下闽南民俗体育的形式与功能重塑，对闽南民俗体育在城镇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定位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对闽南民俗体育复兴与城镇化是如何在动态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实现二者互动和相互建构进行探讨。

1 城镇化进程中的浮桥“拍胸舞”

浮桥隶属泉州鲤城辖区，地处市区西南隅的晋江下游平原，因一宋代古“浮桥”与泉州相连，故称这一带为浮桥。自古“以农为本”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宋明以来海贸促其经济繁荣，成为泉州文化古镇、海滨和商贸集散地。而鲤城则是闽南文化的发源地及古代“海丝之路”起点，是历代晋江流域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海滨邹鲁”和“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美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孕育了盛行闽南的拍胸舞，还抚育“火鼎公婆”“白菜担”“踢球”“弄龙”“刣狮阵”等多项原生态民俗体育活动，成为闽南民俗文化最为集中的地区。C56DB62D-A730-4AA2-9842-76C097679257

拍胸舞源于古闽越族民农耕劳作之余，随手以草绳编织成蛇形打圈套头作头箍装饰，赤膊上身、裸足，即兴拍胸起舞，以示欢庆收获、祈风调雨顺或田间娱乐健身，展示族民欣喜、兴奋之情及宣泄感情;或有部分族民借此为技沿街乞讨度日，便有宋元南戏《郑元和》的“莲花落”中主人公跳“拍胸舞”行乞一戏[2-3];或有族民围火饮酒，酒酣之际，拍胸顿足起舞，有自娱和宣泄的意味[4];或每年元宵踩街、迎神赛会中必有表演。这些对拍胸舞的记载和沿用不仅体现出族民将其与民间节庆、宗教习俗及日常生活等活动紧密相连，还“融入了闽南地区社会发展的轨迹和当地族民活动的步伐，综合了古闽越稻文化、蛇图腾文化及古闽越族的祭祀文化等诸多元素[5]”，保留了当时社会最原始、最古朴的族民生活本质和历史属性，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族民生存环境和状态及精神风貌的缩影和最好描述与记录，成为地方民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后，浮桥隶属泉州的基层乡，乡民的身份、生活和生产方式等基本没变化，仍然保存乡村社会的基本状况。“文革”时期受政治运动的严重影响，拍胸舞在部分乡村相继衰败，唯有浮桥的王宫村仍延续操演薪传不衰，仍传承和延续着古闽越文化遗风，并承载和满足着乡民的各种心理需求与暗寓的经济功能，且表演形式和场合也有些扩大与发展，如除每年元宵踩街、迎神赛会和乡村节庆外，在割蔗榨糖时节，各蔗铺都必请拍胸舞表演以示庆贺;或在敬神、“普度”、丧仪及“做七”等各类祭祀活动中随处可见;或在新婚喜庆、集会庆典及文体晚会等大雅之堂也能看到表演。表演时一路穿街过巷，恣意和歌踏舞，或在祠堂、寺庙前、主办方门口、广场会所及舞台等地施展技艺，聚会狂欢。表演规模越大，场面越气派，围观人越多，气氛越热闹，主办方就越觉得“风神”，脸上就越有光[6]，以此表达辟邪祛灾纳吉、祈福庆丰、人丁兴旺及对神明敬奉的“够礼”和“虔诚”，这一传统“娱神”实际也是“娱人”功能已深深凝结于地方民众心中。

改革开放后，浮桥人充分发挥侨乡优势，以“三来一补”起步，全面推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创办和发展乡镇企业，闯出一条切合自身实际的乡镇企业发展之路，并在“1978年至1985年助力泉州地区生产总值由7.79亿元增长到25.16亿元，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6亿元，工业总产值比重超过农业，产业结构告别了以农业为主的时代[7]”。而1984年浮桥“乡改镇”，也意味着浮桥告别了农村，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此后，浮桥人以市委和市政府提出的“打好侨牌，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契机，以拍胸舞等民俗体育活动作为“文化资本”、社会记忆及文化身份认同，吸引大批海外华侨华人回乡寻根祭祖、投资、办学或捐资公益等，与家乡频繁地发生经济与文化往来及亲情、乡情联系。回国华侨多了，祭拜、答谢酬神、开业庆典及文体会演等各类活动也多了，拍胸舞的经济、政治、文化功能及社会影响等表现出一种复兴和演进的状态。虽然从90年代末期拍胸舞开始走向衰落，但浮桥的每一次重大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都伴有拍胸舞，拍胸舞如同联接浮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城市发展的一条红线，为浮桥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旧城改造步伐，强化中心集镇作用，带动周边乡村发展，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形成城乡协调、富裕共发展格局等起到纽带作用。2003年浮桥“镇改街”，并纳入泉州城市总体发展规划。2005年浮桥以“繁荣古城、建设新区”为重点，以打造生态、文明、宜居、宜商的“美丽街道”为目标，积极融入泉州“建设现代化环湾城市”发展脉动，“2006年浮桥街道工业产值达26.9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0.88亿元[8]”，并开始从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向经济、生态、文化协调发展转型。2006年拍胸舞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浮桥各地相继成立了多个拍胸舞民间团体，使拍胸舞延伸到街、巷、院，渗透到千家万户以及学校课堂，还以重大节会为载体参加政府每年举办的各种大型活动，如元宵踩街、“笋江月·闽南风”中秋民俗文化节等传统节庆展演;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世界闽南文化节、“海丝”文化节、海峡两岸关帝文化节、文化遗产日、中国航海日等文化导向节庆表演;首届厦门国际旅游节、中国侨乡华人嘉年华、泉州旅游文化美食节、海丝泉州文化旅游嘉年华等经济导向节庆表演;2005年央视纪念台湾光复六十周年晚会、海峡论坛开幕式、泉州东亚文化之都开幕式、2008年全国第六届农运会开幕式、2011年央视亲情中华春晚、2015年全国乡村“亿万农民健身活动”特色项目展示活动、2016年央视春晚泉州分会场等文体集庆表演。拍胸舞像一股強劲的“闽南风”从地方“拍”响并传播到全国乃至国际大舞台，成为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品牌与骄傲，为地方社会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至“2011年泉州城镇化率已达59.5%[9]”，浮桥也经近十几年的建设与发展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华美蜕变。

浮桥“拍胸舞”作为闽南最有代表性的民俗体育活动之一，可以说贯穿“政府搭台，经济唱戏”全过程的同时，其演进、复兴和重构与其城市化进程相辅相成，“勾勒出地方社会经济与文化共同发展和变迁的轨迹[10]”，而浮桥的地方形象再造和重构、地方认同重构及地方文化重构则为民俗与城市化的互构注入了新的内容。

2 浮桥“拍胸舞”与地方形象重构

拍胸舞原本发源于乡村，延续千年，兴盛于闽南，虽经朝代的兴衰洗礼和社会发展变迁，特别是当今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经济上的富余及意识上的改变带来的诸多影响和变化，但其本身还仍然保留有它脱胎而来的母体的痕迹，使地方民众对已消失或凋敝的地方民俗与文化产生了怀旧与反思的心态，从而促使人们通过继续演练拍胸舞，“将身体实践和社会记忆结合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还借助这种仪式性的民俗活动来建构、传达和维系集体情感、集体心理的需要[11]”。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浮桥人将拍胸舞作为集体情感、社会记忆及文化身份认同意在吸引海外华侨回乡投资创业，为浮桥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那么进入21世纪后浮桥的经济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浮桥街道确立了“一纵一横”发展规划，成为鲤城江南新区建设的核心起步区，并围绕打造21世纪“海丝”文化旅游先行区建设，实施“文化+”和城市更新升级等计划，落实国务院“建设两岸文化交流重要基地”和“一带一路”的倡议部署，塑造地方形象与地方文化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更多地担负起“地方名片”或“文化品牌”的功能与作用。为保护与传承拍胸舞这一民俗传统文化，将其打造成代表浮桥、鲤城、泉州乃至闽南的“文化名片”，社会各界采取并实施了一系列方案措施进行全面动员、复兴与地方重构。这一过程基于地方民众对拍胸舞最朴素真挚的热爱和自发性动机，更有民众对村落认同、地方认同、文化认同的基本诉求以及对拍胸舞传承的责任与担忧，民众自发组织成立民间拍胸舞队、拍胸舞俱乐部、拍胸舞协会和闽南民俗文化艺术团等，在社区、小区或家中老少代相传习，甚至还有部分人还以跳拍胸舞为业。虽经历了由兴盛到难以为继的变迁，但地方民众都在为拍胸舞的薪火相传及复兴默默执着地坚守，显露出在苍桑的社会变迁中浮桥人坚定不移的足迹和复兴的信念。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务院及地方政府等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对“非遗”保护的精神和要求，确定尤金满、邱剑英、郭金锁为拍胸舞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水星为省级传承人，杨清端为市级传承人，积极动员、鼓励和支持他们开展传习活动。市政府还将浮桥街道确定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整体保护重点区域”，并授予浮桥街道的泉州市第十五中学为“泉州拍胸舞传习所”，而且浮桥街道还采取“一社区一项目”的方式，发动全社会参与保护和传承闽南民俗文化。政府计划今后5年每年投入50万元以上的保护经费用于征集史料、艺术论文，开展艺术培训及扶持民间团体等。基于近年来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开始渴望回归和体验乡村生活方式，感受乡村传统文化，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12]，并兴起“复兴乡村传统文化”运动。特别是国家旅游局从1998年开始推出“中国华夏城乡游”、2006年“中国乡村游”、2007年“中国和谐城乡游”、2011年“中华文化游”等系列游年主题活动，旨在推进乡村传统文化的复兴，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与和谐发展，弘扬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在如此“文化复兴”的背景下，代表闽南地方民俗文化符号的拍胸舞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拍胸舞又重回大众视野，再次成为各种节会庆典、宗教仪式、文体晚会等活动的重头戏，并努力将其渗透、融入现代城市中，为在城市复兴及丰富城市文化奠定基础，以提升地方形象，提升区域综合价值。基于关注闽南民俗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政府、企业及商家，将拍胸舞加以包装利用，推出各种以拍胸舞为素材的摄影展、绘画展及人物玩偶工艺品等，并将其中的物质载体、生活风俗开发为商品和旅游产品，有助于以品牌建设助推文化传承，有助于地方形象再造与重构。基于将拍胸舞从田野、广场、踩街及游乡表演搬上了央视春晚舞台，将其发展成舞台文化，从此走上全国乃至国际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播闽南民俗文化。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即“建构和推销本土性”[13]，这让渴望发展的浮桥人把拍胸舞“当作自身最大、最有价值的文化招商与旅游品牌来打造[14]”，不仅满足了地方民众日益增长及不断差异化的物质文化需求，也为拍胸舞文化产业化包装、推广及促进城市经济与弘扬闽南民俗文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C56DB62D-A730-4AA2-9842-76C097679257

经政府和社会各界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浮桥不仅成功地完成了由“乡改街道”的城镇化演变，而且还完成了对即将迷失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拍胸舞复兴与地方形象再造与重构，使之与人类本性相和谐的理念融入城镇化发展与城市文化建设中，将浮桥塑造并构建成在闽南民俗文化基础之上的“地方”，成为鲤城乃至泉州极具特色的文化体验聚集地。强化了地方民众对地方文化的群体认同感和荣誉感，也提升了民众对地方社会的忠诚度和热爱度，增强了文化自觉自信，使闽南民俗体育在民众的价值观、共同体精神结构中恢复原有的地位，重构地方认同，并通过对闽南民俗体育的复兴、形象再造与重构及社会关系扩展，培育了社会文化资本，带动了地方社会经济更好地发展。

3 浮桥“拍胸舞”与地方认同重构

“地方”是主观感觉和体验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与地的情感联系及创造出的意义[15]，人或社会群体与“地方”互动实现情感、感知与认知等多种复杂的社会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将自身定义为某个特定地方的一份子[16]，并以“地方”为基础建构共享的身份认同[10]。乡村社会在向城市靠拢，走向发展和富裕以及通往与城镇化和现代化接轨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乡村文化的边缘化和文化本身的虚化[17]，而城镇化引起城市地域范围的扩大、城乡边界的模糊化、城乡及地域间人口的频繁流动，形成城乡及原住居民与外来移民分布的剧烈变化，导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解体、“‘社区的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认同危机[10]”，而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就是重构地方民众的地方文化认同。

泉州自古就汇集诸多宗教，宫观、庙宇、祠堂林立，宗法传统色彩浓厚。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及对宗族政策的宽松，海外华侨归乡修缮宗祠、寻亲祭祖等活动逐渐复兴，地方也正是以修祠续谱、祭祖丧仪、宗族庆典及民俗节庆等活动来唤醒个人和集体记忆，并建构共享的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重构。拍胸舞作为各种祭祀和节会等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实践行为与媒介，地方民众以此参与互动过程、体验地方意义，建构起民众与地方的交互关系，形成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深层文化传统和代代相传的文化特质，以理解和表达自身身份，激发地方民众的宗族意识，增强民众的宗族观念，促使民众对地方产生积极的认同。

但由拍胸舞所构建的地方认同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固有的社会与文化边界不断受全球化力量的威胁，地方的意义被全球性要素所消解，而且全球化过程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地方性在一个全新的关系体系中得到新的定义，并产生新的地方意义[18];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及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用地急剧扩张和旧城改造使老城街区及大批祠堂等文化景观被侵蚀与吞噬，崛起的工业大厦和林立的商业店铺已几乎冲淡了昔日浮桥的农业文明，而且地方民众的身份也由“乡里人”转变为“城里人”，身份的转变也延伸到工作、生活、观念等一系列改变。特别是1999年福建省和泉州市民政部门相继颁布了《殡葬管理规定》等政策，禁止一些带有宗法色彩和地方特点的丧仪祭祀活动，这使得拍胸舞传统的丧仪祭祀功能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动搖，活跃在泉州一带有几百余名队员的专业拍胸舞队因此失业而解散，拍胸舞也因城市化、现代化及现代政策等复杂的生存现实与困境而发生衰弱和调适。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市、区政府和文体旅游新闻出版局等部门围绕拍胸舞积极展开地方文化复兴与地方认同重构。2005年将浮桥街道的泉州市第十五中学确定为“拍胸舞进课堂”基地校，2011年又被确定为泉州拍胸舞传习所。学校积极编印拍胸舞校本教材，组建拍胸舞骨干队伍，并聘请当地拍胸舞传承人李水星对学生骨干进行培训已达400多名，校园也因此掀起了拍胸舞学习热潮。学校还组织学生与当地拍胸舞队一起参加泉州市运动会开幕式表演、泉州市元宵节开幕式表演、泉州市电视台“刺桐红”新春演出、泉州市庆祝国家批准建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活动演出、浮桥街道庆祝党的生日活动等多项大型表演，拍胸舞进课堂活动也获得泉州市“优秀学生社团”、鲤城区首届社区教育品牌等荣誉，并受到省、市电视台和多家报纸等媒体报道。学校充分利用辖区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组织拍胸舞进校园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传承与弘扬了闽南传统民俗文化，也是构建与培养青少年地方认同重构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拍胸舞传承人的确定和社会团体的成立则是地方认同重构的又一举措。2006年拍胸舞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后，确定了几位民间艺术家为拍胸舞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在政府部门的倡导下，成立了拍胸舞协会，并聘请国家、省市级传承人担任名誉会长和副会长等职，目前已吸纳会员105名，并积极组织传承人进校园、进企业、进军营教习传承拍胸舞，宣传和普及拍胸舞相关知识和技术。而且还根据2015年文化部启动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精神要求，2017年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20多位省内各大高校教师、泉州相关文艺院团的负责人及社会各界拍胸舞爱好者等进行了拍胸舞国家级传承人郭金锁收徒仪式，《泉州拍胸舞》书籍首发式、图片展以及高级传习与研讨等系列活动。通过权利影响和各种社会关系扩大地方民众对拍胸舞及闽南民俗文化的认知和理解，重构地方身份认同及地方意义，实现拍胸舞的集体记忆、地方民俗文化形塑及地方认同重构。

扩展拍胸舞的社会影响力以获得社会的认同，并“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间[19]”为寻求浮桥及闽南地方认同重构提供更大机会。随着泉州“东亚文化之都”这一名片的不断亮相，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拍胸舞已从乡村的大街小巷走上了各大舞台，并于2010年参加世博会福建周《中国龙》演出巡游活动，2013年赴京参加《我要上春晚特别节目—直通春晚》现场直播，2016年最终登上了春晚舞台，还频繁赴港澳台地区、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巡回展演，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意味着国内外各界对拍胸舞、对泉州及浮桥的认可。作为“整合不同地方利益的一个关键因素[20]”，地方社会以拍胸舞为媒介，借助各种节庆仪式、丧仪祭祀等活动协调和维持地方社会内部的各种权力与利益关系，对地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地方社会在塑造和强化地方意义形成地方认同重构过程中，也借助集会庆典、文体晚会等大舞台由上而下地渗透国家文化来创造对地方社会和文化的认同与重构。C56DB62D-A730-4AA2-9842-76C097679257

民俗体育复兴与地方认同重构需要精英们凭借其特殊的社会身份、权利和地位，调动地方民众积极参与和共同推进。这不仅需要民俗体育要具备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还需要地方民众始终保存对民俗体育的集体记忆、集体情感、精神需求和地方认同。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和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拍胸舞的功能与社会文化价值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舞台展演的出现、表演形式和场合的变化、融合与时俱进的创新元素等更兼具时代特征和文化心理因素，这为地方民众提供了表达美好愿望的平台，同时也更有效地强化了民众的地方认同感。

4 浮桥“拍胸舞”与地方文化重构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浮桥民间信仰和地方文化日渐复兴，而大批海外侨胞与港澳台同胞回乡寻根谒祖更是对民间信仰、地方文化复兴和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表现为代表浮桥地方文化景观并被弃毁的宫庙、祠堂等迅速得以修复，一些久停不行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地方民俗与仪式活动也得到渐次恢复，而拍胸舞则作为浮桥地方独具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成为这些仪式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景致和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泉州的城市空间逐步向乡村社区扩展，浮桥的一些宗族社区内出现大量的酒楼、宾馆、商铺、工厂及新开发的楼盘等，“过去以宗族共同利益为纽带形成的共同体逐步被以社区共同经济利益所取代[21]”，浮桥旧城改造也使得传统祠堂和宗族生存的空间受到城市扩张的严重挤压，给族群带来地方文化认同的人文景观面临拆迁和消亡的危险，而且人口的频繁流动、外来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的大举涌入与地方文化间形成碰撞、冲突与交融，使附着于乡土的地方文化与地方认同感也日渐淡化和消失。那些表达浮桥地方文化和地方精神的传统宫庙、祠堂文化景观以及拍胸舞民俗体育活动等则处于“‘地方认同与‘地方消解之间[21]”。

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拍胸舞获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得到国家的认可，推进了地方文化和地方认同的重构，当地也掀起了一股“传统热”。尤其是习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观中提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号召全国人民要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浮桥籍的海外华侨都积极致力于加强地方文化的保护、复兴与重构，并大力支持开展民俗活动，以弘扬闽南文化的价值观，激活闽南文化的创造力。如浮桥籍旅菲侨领陈守仁夫妇捐资修复王公宫、捐建王宫陈氏华侨历史博物馆等。2007年泉州市政府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并在此基础上，2015年又颁布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实施方案，而且每年中央财政投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专项资金达2 000万元，国家、省和市财政按1∶1∶1的比例投入，主要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活动、传承人经费资助、传习中心活动、对台对外交流活动、整体性保护区域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数据库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其中浮桥的拍胸舞、火鼎公婆、刣狮、车鼓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及部分庙宇祠堂民居和历史遗迹等物质文化也都被列入名录。2017年泉州市鲤城区政府依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精神，“启动了对拍胸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利用数字多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通过视频、录音、照片、文字等多种方式，全面系统记录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非遗知识和精湛技艺，为后人传承、研究、宣传、利用留下宝贵资料[22]”。

此外，浮桥还出现了社区生活的回归和传统文化复兴的倾向，并涌现出一批致力于研究和复兴地方文化的学者，如浮桥乡贤陈如榕老先生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考证与整理包括拍胸舞在内的有关浮桥的地方历史文化图片、文字和实物等珍贵资料，经他一手努力将浮桥的王宫人文档案和王宫陈氏华侨历史博物馆的所有地方性文史知识再生产出来，还执行主编出版了《王宫人文档案》《泉州王宫陈氏华侨历史博物馆纪念特刊》和《仁者寿——慈善家拿督陈守仁博士纪念册》等书著，并发表了几十篇文章。

族谱、宫庙、祠堂以及祭祀活动中的拍胸舞等民俗活动都是地方宗族集体记忆的主要载体，而对于重构地方文化集体记忆的方式，哈布瓦赫曾借助宗教重构教义法则认为，“宗教记忆与每种集体记忆一样，它并非保存过去，而是借助过去留下的物质遗迹、仪式、经文及传统，并借助晚近的心理方面及社会方面的资料，即现在，重构了过去[23]”。为重构适宜于现代社会共享的集体记忆框架，借助过去浮桥地方文化文本，政府制定规划，华侨捐资修祠，建立浮桥宗族人文档案，对拍胸舞进行抢救性保护记录;举行传统的拜师学艺仪式，拍胸舞进课堂、企业和军营等，这既是建构地方民众容易接纳和传播的集体记忆，又是地方民众集体情感和集体心理的需要，更是共同保护、传承、复兴和重构地方文化的需要。现如今拍胸舞虽然还适当保留着一些原始功能的成分，作为地方民众和长期外出谋生返乡谒祖络亲的海内外宗族参与家乡举办的普渡、神游、巡境等各种传统祭祀仪式活动，以及作为传统节庆、民俗踩街和各种庆典活动中重要的表演内容，但“宗教迷信色彩开始逐渐淡化、褪色，已由过去纯粹的祈福消灾、敬神等宗教目的导向，向文化审美、旅游消遣等非宗教目的转化[24]”，特别是向地方文化认同和隐寓的经济功能转化，以及作为建构集体记忆并提供获得地方文化认同和自身認同的途径和手段，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文化景观。

5 结语

浮桥经历了近二十年建设与发展，不仅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的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而且还通过对以拍胸舞为代表的闽南民俗体育全面动员、复兴与重构，使其融入到城市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中，并将其与生态文明、经济发展及地方文化有机融合，紧跟泉州“建设现代化环湾城市”的整体发展步伐，更是完成了浮桥地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重构过程。城镇化发展对闽南民俗体育的影响是一个持续而动态的过程，而闽南民俗体育也为地方重构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了立足点，同时地方社会也借助闽南民俗体育复兴与重构实现了地方形象再造与重构、地方认同重构和地方文化重构，以此打造成为“地方文化名片”，并把浮桥这一泉州的文化古镇建设成为环境秀美、文化繁盛及地方民俗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相互交织的“文化体验聚集地”和“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示范区”的重要基地。C56DB62D-A730-4AA2-9842-76C097679257

将拍胸舞的民族志考察放到城镇化进程对地方物质文化景观与非物质文化景观带来极大冲击的视域下，则清晰地勾绘出了闽南民俗体育复兴和重构的轨迹及其与城镇化发展间的互动和互构过程。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引发了闽南民俗体育生存困境而出现衰落和调适，表现在拍胸舞的表演形式从迎神赛会祭祀仪式到地方文化认同媒介到隐寓的经济功能再到舞台文化展演方向转变，现代功能与社会文化价值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和城镇化发展发生的改变，并贯穿着整个浮桥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过程。而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干预、宣传和引导以及地方民众认知与理解的不断深化和调整，则引发了地方社会和民众对拍胸舞的怀旧、复兴与重构，并以此建构地方民众的集体记忆，维系和传达地方民众集体情感与集体心理的需要，唤起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觉”，以重塑地方及增强地方认同，表现出闽南民俗体育的演进、复兴和重构与其城镇化进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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