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

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方位复兴之势。在学术界，有“国学”研究的兴起；面向小众的文化，如昆曲、制茶、陶艺等，经过长期衰落，品味和品质都有回升；在大众中，也有一些热心人士，通过印刷品、影像资料、网站等渠道，传播各类“传统文化”：来源涵盖儒释道三教；内容杂多，尤以伦理训条为主；文本既有新编新著，也有不少过去就流行过的善书，如《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等。凡此皆与明清时期的“劝善运动”非常相近，或可称为“新劝善运动”。

应该说，这些现象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新自觉，深值嘉许。如果我们放宽视线，平心对待历史，而不仅仅以最近三四百年的成效作为评估的尺度，便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过去那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实应反省。在今日全球皆被卷入“一体化”的时代，主动维持一个悠久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即是在维持人类的文化多样性，无论对己对人，都属必要。

不过，我们也应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并不单一，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元素。朱维铮先生在1980年代就反复强调：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贯的传统”。首先，不同时代留下的遗产并不一致，既经累积，又常常混杂；其次，即使在某一特定时代中，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也自有特质。即以一个“善”字来说，其内涵固不乏一些超时空的准则，具体表现却不免流动迁移，不但不同社群各有一套道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也取舍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