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杰

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方位复兴之势。在学术界，有“国学”研究的兴起；面向小众的文化，如昆曲、制茶、陶艺等，经过长期衰落，品味和品质都有回升；在大众中，也有一些热心人士，通过印刷品、影像资料、网站等渠道，传播各类“传统文化”：来源涵盖儒释道三教；内容杂多，尤以伦理训条为主；文本既有新编新著，也有不少过去就流行过的善书，如《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等。凡此皆与明清时期的“劝善运动”非常相近，或可称为“新劝善运动”。

应该说，这些现象代表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新自觉，深值嘉许。如果我们放宽视线，平心对待历史，而不仅仅以最近三四百年的成效作为评估的尺度，便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过去那种全盘否定的态度实应反省。在今日全球皆被卷入“一体化”的时代，主动维持一个悠久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即是在维持人类的文化多样性，无论对己对人，都属必要。

不过，我们也应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并不单一，而是充满了各种异质元素。朱维铮先生在1980年代就反复强调：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一贯的传统”。首先，不同时代留下的遗产并不一致，既经累积，又常常混杂；其次，即使在某一特定时代中，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也自有特质。即以一个“善”字来说，其内涵固不乏一些超时空的准则，具体表现却不免流动迁移，不但不同社群各有一套道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也取舍各异。因此，面对“复兴传统”的呼声，我们也不能不慎重思考：要“复兴”的是什么“传统”？

据我的观察，近年最受欢迎的一本传统读物似乎是《弟子规》。这本出现于清代早期的童蒙读物在不少人那里已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诵读之声，凡有井水处，无不可闻。这本小册子当然也有一些不错的道理，不光是孩童，即成人开卷，也可受益。而也确有单位把它推荐给员工，当作“企业文化”的重头戏。据网上一位专门培训《弟子规》的人士解释，“弟子”二字面相颇广：“在家指孩子，在校指学生，在公司指员工，在单位指下级，在社会中指公民。”如是，《弟子规》实可作一部公民读本看。但我不明白，如果你我“公民”皆属“弟子”，吾等的“父兄”又是何人？

正如书名所示，《弟子规》不过就是一部“小学生守则”。内容明了直截：做什么、不做什么，此外不留下任何思考空间。这即使在传统蒙学读物中，也是简陋之作。更重要的是，其中教授的伦理皆是单向的。作者既立意对“弟子”讲话，自然多言服从，而不思考“父兄”何为。故其展示的，不过是人生中一个非常有限的断片，对培护健全人格并无多大助益，与“公民”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从思想史看，单向伦理观主要是儒学官方化的产物，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更非菁华。朱熹讨论师弟关系时曾说：“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可与能，彼此之辞也。”所谓“彼此之辞”，即是不要求一方单独尽责，而以双方互相负责为条件；其中强势一方，还应尽首要的责任。比如“父慈子孝”：父先须“慈”，才谈得上“子孝”；若以权势压人，“孝”字又从何谈起？

其实，即使对小小孩童，“服从”也非唯一伦理。若我们承认，一个理想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肯用自己的头脑思索，富有同理心、想象力和道德勇气，则《弟子规》一类以培养服从习惯为目的的读物，实在不无被滥用的风险，而这恐怕也正是某些“企业家”器重此书的主因。然而，儒家传统实有不少意思相反而地位更高的文本，如《孟子·公孙丑上》：“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王阳明《传习录》：“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道理当然微妙幽深，小孩子未必能当下把握，但“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具体教法自可迁就随宜，却不可因道理难明便全不讲理。

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高兴与否，今日中国社会面貌早已与传统社会相距甚远。新社会要求一套新伦理，它自可从传统中引申而来，却必须直面现实，经过一套创造性　的取舍转化，才可将相对定型的“传统文化”变为具有活泼泼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我们这个民族才当得上“旧邦新命”四个字；否则，不过是为社会平添一份混乱，带给我们更多痛苦和自卑。这样的“传统”，不“复兴”也罢。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