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知免

记得幼年时候，我在家乡的一所实验小学读书，二年级的级主任沙老师选了朱自清先生的作品让我们阅读，那文章开头是：“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我对于这篇文章的印象至今依然鲜明不褪。

后来我之所以认识朱先生，大概还是吴达元老师介绍的。40年代初，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朱先生住在昆明北门街西南联大单身教员宿舍——这地方刚好就在我所就读的中法大學斜对面。当时除了在学校学习外，我还在一家报刊工作，任兼职编辑。我去向朱先生约稿，但约稿的事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反正是拿到稿子招呼一声就回报社了，至今仍留在脑海中的是那篇文章登出来后我去送样刊和稿酬的那一天的事。

这天下午，我兴冲冲地走进联大教员宿舍，朱先生就在大厅的长桌旁边接待我。我把报纸递给了他，他找到他的那篇文章：《人话》。看着看着，他脸红了，不高兴地对我说：“你们怎么随便改动我的稿子呢？”

我申辩没改他的稿子。

朱先生指着报上的文字说：“怎么没有改呢？这里原来是‘呆字，不是给改成‘待字了吗？”他又说，他之所以这样写，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不是随便下笔。这两个字有时虽可代用，但“味儿不一样”。

他很生气，甚至有点口吃。我表示歉意，说回去查一下，然后告辞。回到报社，了解过后，才知道这个字确实是编辑部改的。

这篇题目为《人话》的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在北平呆过的人应该懂得‘人话这个词儿……”果然，朱先生原稿上写的“呆”字被用红笔改成了“待”字。

我想，像这样的一位散文大家，他写作的态度实在是十分严谨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经过仔细推敲，然后定稿。作为编辑，怎么可以随意改动呢？一定要改，也应当先向作者提出才是啊。好像巴金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讲过，担任编辑首先要学会不改稿，这就是要人慎重对待别人的劳动成果的意思吧。

跟朱先生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不愉快，但第二次见面时的谈话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时，那份报刊早已停办。这一天，我正从青云街走上坡去，正好遇到他同路。朱先生说：“你最近在报上写了一篇叫《绘画》的文章，是吗？”

我说：“是的，朱先生。”

他问道：“那个副题‘给渭源人看看的，‘渭源人是指谁呢？”

我告诉他这是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同学，现在联大念书，叫张书城。他的家乡是甘肃渭源。

朱先生说：“写得好。我希望你多写些这样的散文，写它几十篇，我来给你出集子。”

我从来没有听过朱先生的课，但听到先生的称赞心里很愉快。这是他对后生的一种热情鼓励，真是令人难忘。不过，在当时，跟不少青年人一样，我更为闻一多老师所吸引，总是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这时已经失去了某些“闲情逸致”了。我没有再写这类抒情文字，也不曾再去拜访过朱先生。

战时教授的生活是异常清苦的。朱先生一家人都在四川，就他一个人在昆明。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坐在云大校门斜对过的那家茶馆里喝茶——昆明的冬季不冷，一般是不下雪的。但是这一年，不知怎么的，灰色的天空里却骤然飘起了点点雪花，这时，我看见有个戴圆边眼镜的中年人，身上披着一条深棕色的毛毯，冒着雪，从丁字坡瑟瑟地走下来。那正是朱先生……

（选自“中国教育新闻网”2018年9月6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