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聊斋志异》借狐鬼花妖的鬼魅形象建构起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灵异世界。但是，诚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指出的：“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 和易可亲， 忘为异类。”换句话说，作者蒲松龄假借妖魅之口观照人的世界，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触书写出一幕幕以“情”为本的理想主角，又在角色内里铸就“情”之新义。

关键词：狐女鸦头;形象;以“情”为本;“情”字的新内涵

《鸦头》一文以狐女鸦头为主要艺术形象，以“情”字为文脉线索，层层推进，勾勒出一系列映照现实的故事场面。狐女鸦头的遭遇，是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连的，也与人性直接相关。她的言行举止一方面透露出以“情”为本的朴素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彰显出“情”字的新内涵。

一、以“情”为本的朴素价值观

明清之际，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纲常已相当成熟，这些伦理法则以总结生活经验的方式不断建构自身，于是，庞大的宗法家族谱系被自然分割成数以千计的个体家庭，个体家庭遵照伦理法则统一行事，这样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有了核心观念的运作，家国天下的格局才终以确立。人们普遍遵从三纲五常的道德原则，因此，以“情”为本的朴素价值观成为潜移默化指导人们行为准则的固化思维模式。因此，明清文学受其影响，同样会出现含有以“情”为本的朴素价值观的艺术形象。

（一）一见倾心的纯真爱情

鸦头看到王文的那一刻，便已眉目生情。她的反应是一名普通女性渴求得到理想爱情的心声。然而，贪财如命的母亲以一种权威的存在阻碍她的追求，体现出饱受家庭伦理束缚的女性普遍存在的人身约束状态。不过，在隐忍之外她还有一种冲破妥协的内心抗争，激励着势单力薄的狐女勇敢地追求纯真的爱情。狐女在恶劣的环境里，依旧守身如玉，重视自己的贞洁。她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可以以一颗同样纯粹的深情之心对待他。所以，为人正派的王文出现以后，鸦头敏锐地发现了这名男子身上散发出来的君子品质，并心生情愫。面对王文的一贫如洗，又考虑到母亲的视财如命，鸦头做出了超出生命本身价值的行为，那便是以一名青楼女子的身份接待王文。显而易见，狐女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拥抱自己爱慕的人。将自己的名节和未来交付给了意中人。这是挣扎下的自我选择，这也是同时代背景下罕见的勇敢追求理想爱情的果敢女子形象。

狐女鸦头的形象之内隐含着蒲松龄对理想爱情的赞美和仰慕。而且蒲松龄对狐女爱情的描绘并没有局限在“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表层，他还描绘出理想爱情在俗世生活中所应当持守的特征，那便是相互扶持，彼此相知，共担风雨。在作者笔下，理想爱情并非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快感，为了得到一个看似大团圆结局而前景却扑朔迷离的童话故事，而是需要展现出爱情与生活相联系起来的本质，人性与情感相融合而催生出来的纯真而现实的爱。蒲松龄应试屡次遇挫，却可以屡败屡战，毫无颓废之意。他的精神世界应当是丰富的、有爱的世界。或许，狐女鸦头的形象原型就来自蒲松龄妻子的形象性状。婚姻爱情的幸福与妻子的默默支持与付出给予了作者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就如同作品中一贫如洗、毫无建树而感到自卑的王文一样，他因为妻子的不弃和激励，获得了新生活的曙光，精神视野被拓展的同时，妄自菲薄的本性也在温暖的襟怀中融化，成就了一个崭新的自我。足见蒲松龄笔下的纯真爱情是成就对方而不是一味索取，不是刻意地追求丰盈的物质财富，而是不管在怎样的境遇里都可以固守精神世界的美好阵地，使得各类肮脏污秽的事物消失在遗失的岁月里。

（二）初心不改的执着性情

狐女在王文穷困的时候，与其同甘共苦，不离不弃。每天“身盖薄被，互相依偎着取暖”，等到狐女被鸨母强制抓回，鸨母“将她痛打一顿”，接着责令“鸦头改嫁”，然而鸦头“宁死也不肯嫁给第二个人”。[1]239狐女刚烈而执着的个性一目了然。她自始至终都在坚守着精神世界之内的自由，即使面对窘困的境遇和鸨母的压迫，对原则的坚守也从未改变。这不禁与灭绝天理、伤害人伦的同类对象形成鲜明对比：狐女之外的同类依旧保持着一般动物的兽性，残忍无情，弱肉强食，暴虐贪婪。只有狐女鸦头是将兽性转化为人的性情的狐妖。而她所保留的性情又是在人的社会群体环境里难能可贵的存在物：内心之中认可的事，就要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永不变心。

可见，蒲松龄对待人的性情操守多有批判。他借助鴉头的高洁品性与其他对象物进行对比，突出强调了性情本真和纯粹的可贵，更批判了贪婪成性的不良之风。蒲松龄并没有以绝对肯定的态度表明性情本善还是本恶的立场，而是将性情的表现呈现在故事里，给读者一种选择。并且，鸦头表现出脱离伦理束缚的自然性情，体现的是一种自然之真的状态。作者虽然没有表明自我的立场，却在倾向性的语言话语中，表达了自己由衷的赞美和喜爱。蒲松龄的隐性赞美也是对其所生活的社会现状的反映，特别就至死不渝的女性执着性情而言，男性往往无法坚持到底。这是因为男性具有不同于女性的进阶阶梯，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这样的门径获得进入仕途门槛的通行证，由此提高自我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们一旦进入仕途，原先平衡的家庭关系就会倾斜，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当见识愈来愈多，欲望无休无止，使得许多进入仕途为官的读书人忘记了起初的婚姻誓言，而选择抛妻弃子。所以，至死不渝的执着性情不仅仅是赞美某个人，认可某位女性，也是对当时整个男性群体的反思和警示。作者期望通过此类聊斋故事，不仅让男性认识到狐女艺术形象中饱含的执着性情，塑造出家庭女性的理想形态，还意在希望男性也应当具备这样的执着性情，男女的性情构造不应当是对立，而应是和谐统一的。如此，才能建构家庭之美，乃至社会之美。

（三）以德报怨的至高人情

“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媪，女执不愿，致母鞭楚，女以齿稚哀免。”[2]255鸦头是妓院鸨母的女儿，但鸨母面对嫖客所出的巨额钱财，竟心甘情愿供出女儿让嫖客消遣。面对鸦头的拒绝，她因为得不到钱财而痛打女儿。鸨母显然是蒲松龄笔下塑造的违背人性道德原则却受到权威家长制保护的异化母性形象。这是明清之际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规范的变异体，也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兴起，商品经济冲击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的表现。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关系逐渐被金钱至上的唯利是图新法则所取代。

鸨母的行径从时代发展上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但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是无意识的转型。这就决定了它没有合乎规律性的理论方法指导，所以，只能按照资本原始积累的丑态面孔进行压榨和变异。这样，无视亲情又奉行拜金主义原则的鸨母形象便有了存在的现实依据。蒲松龄虽然将鸨母定性为狐妖，但其身上却饱含人性的异化和家庭伦理道德的消解，显然，他在有意强调社会习气的变迁。

狐女鸦头应当是传统家庭伦理道德关系纽带的维护者。母亲的无情压迫和强制行为并没有让女主人公的人格遭受创伤异化，她的内心依旧保有维系家庭和睦的人情。虽然，面对高压下的绝望命运，她选择了反抗出走，但是她对母亲的态度依旧是尊敬的，合乎人情规范要求的。比如，鸨母强制她卖身，她没有选择决裂于家庭，而是以年龄尚幼为由灵活婉拒;鸦头与王文出走一年后，鸨母知其所在，前来召回，女主人公“迎跪哀啼”[2]256。“迎跪”二字是“孝”道之内极为庄重严肃的仪式形式，“哀啼”二字是鸦头屈服于权威家长制的妥协表现。这样，羁绊无法割舍，只能迎来“揪发提去”[2]256的悲惨结局。

然而，这种恪守以“情”为本的朴素价值观行为，蒲松龄并不满足，他意在强调，这种“情”还需要逆来顺受、以德报怨。狐女被掳走后，每天过着“暗无天日，鞭创裂肤，饥火煎心”[2]257的生活，所幸鸦头的儿子王孜无意之中与父亲王文遇见，最终相认。王孜十八岁，王文拿出鸦头亲笔书信告知下落，王孜才将其救出，一家人得以团聚。书信当中提及的“母姊虽忍，要是骨肉，但嘱勿致伤残，是所愿耳”[2]257的言词进一步刻画塑造出狐女鸦头至高无上之“情”：努力维系家族血缘纽带，恪守尊卑有序的伦理法则，面对权威家长制的压迫也要以德报怨，逆来顺受。这是一种温良的情怀，也是一种谦恭的姿态。这或是作者蒲松龄对待人情冷暖的世俗社会的自觉反省，他显然意识到个体家庭人情关系纽带出现了溶解现象，为此他竭尽全力想要维护原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情关系，但是他也认识到现有的人情纽带本身存在着不足，这在他叙述鸦头被救，闻子杀其母后，悲痛欲绝并斥责儿子时，作者借子之口抱怨恪守人情关系出现的問题：“今得安乐所，顿忘挞楚耶？”[2]257只是，作者在权衡维持人情关系所出现的弊病与抛弃人情关系所出现的危机之后，还是肯定了维系人情关系的重要性。不过，作者没有切实可行地缓和人情关系矛盾的方法，他只能对传统的人情理念范式进行趋大义而失小义的固守和接受。

（四）返璞归真的情性回归

狐女鸦头作为以“情”为本朴素价值观的坚定维护者，她绝对不容许家庭成员出现越轨的现象。儿子王孜犯下超出人伦规范的错误以后，身为其母的狐女认为“儿有拗筋，不刺去，终将杀身倾产”[2]257。由此可见，以血缘为纽带的人情关系一旦崩溃，个体家庭便分崩离析，无可聚合。而狐女生活的社会，又是以血缘宗法维系起来的人情关系结构，个体家庭的瓦解，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崩塌。在这里，作品暗含了人情大厦的消亡所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与动荡的可怕预言。

值得注意的是，王孜杀鸨母，狐女并没有以同样暴力的手段除掉“忤逆者”，而是挑其“拗筋”。蒲松龄表面上意在塑造王孜的动物习性和妖性，因为王孜是王文（人类）与鸦头（狐妖）所生，他的本性当中需要有动物的戾气和魔物的妖性，所以蒲松龄写王孜早年“不务生产，乐斗好杀”[2]256而且“能见鬼狐”[2]256的特征也是在贴合艺术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性灵。蒲松龄借助“拗筋”这一物象，意在表明违反人情常态的不合理事物，是阻碍人心向善的症结所在。挑“拗筋”就是要破除任何形式下的“忘情”，回归到最为纯朴、最为本真的情性当中去。

由此，鸦头在挑除了儿子的“拗筋”之后，王孜“温和如处女”[2]258。从这样的结局推测，蒲松龄希望达到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人情关系，如此，任何人身上所表露的人情将卸掉伪装，坦露出本来的样貌，达到最真实的状态。也只有这样做，人的情性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回归，发挥其最大价值。蒲松龄用极具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他对情性归真的看法。而鸦头身为狐妖却能认识到返璞归真情性的重要性，那么空有人的皮囊，也确实被称之为“人”的事物却不自知，难道不应该反思和警醒吗？这是蒲松龄对有的人社会情性缺失的辛辣讽刺。

这显然也是作者自身对现实的观照和寄托。蒲松龄数次参加科举，但都失败。这让他看清了朝廷科举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病：酒囊饭袋者高中，真才实学者落选。寒门子弟唯一进阶的路途，因为贪官污吏的徇私舞弊而丧失了门庭的公平性，因为无德考官依据主观好恶评判考卷优劣而导致科举的公正性尽失。所以，蒲松龄最想看到的是科举制度的公正，作为一名忠实于科举又有真才实学的学子，他认为，监考官应当秉持公正，择优录取;参考人应公平竞争，求真务实。总之，每个人都严格持守自我的情性，无所顾忌。然而，现实的骨感和理想的美妙之间的差距使得蒲松龄寄予厚望的科举大门始终都没有为他打开，所以，返璞归真的情性回归又恰恰能够表现蒲松龄心境的矛盾：一方面，他对屡屡使其遇挫的科举制度充满仇视和批判;另一方面，他又期望科举制度能走向公正公平，考官可以依据考生的真才实学参评文章，进而让科举成为他走向仕途的起点。而面对清廷大肆实施文字狱的恫吓和威胁，身为读书士子的蒲松龄只能通过更加隐喻的方式来传达他心中满腹的牢骚和不甘，将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物象诉诸笔端，并将情感托付在物象之内，成为蒲松龄掩饰真实想法又畅快抒发情怀的必要手段。

二、“情”字的新内涵

蒲松龄具有一体两面的艺术个性，这种个性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身上。就人情而言，一方面，他极力推崇传统意义上的朴素人情理念;另一方面，他又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审视“情”的真意。就《鸦头》篇而言，蒲松龄认为赋予新概念的“情”应当是：人格精神层面的解放和自由，以及女性人格独立意识的情感蜕变。

（一）人格精神层面的解放和自由

中国古代社会，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命运的走向全凭男子定夺。而本篇中的鸦头是青楼女子的代表。她的身份更被当时的普通民众所不齿，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但是，蒲松龄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这一特殊艺术形象的身上，通过鸦头的行为活动传达底层女子“为了真挚的爱情和自由，勇敢与恶势力做斗争的执着坚韧、勇于反抗”[3]的精神特质。

鸦头虽然沦为青楼女子，但其心却始终期盼如意郎君的到来，当王文出现以后，她大胆地追求自己的意中人，并愿意与其长相厮守。从中可以体现出作者对于底层女子身世遭遇的同情和关注，且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底层女子必然遭遇的矛盾痛苦：不想被现实驾驭，却因为生存问题不得不选择妥协而出卖肉体，但出卖了肉体后良心又饱受谴责，于是内心渴望回归被大众认可的视野上来。蒲松龄正是抓住了底层女子的矛盾症结，才理解了这类群体的苦闷遭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蒲松龄才生发出“基于人道主义对追求个性自由的颂赞与理想的探索”[4]的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人情理念模式，将家庭的幸福进一步投射到个体的幸福上。因此，蒲松龄的视角实际上转向了个体内心视野中来，尤其关注人格精神层面的真正解放和真正自由。

当然，蒲松龄眼中的人格精神解放和自由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原因在于他将人格精神的解放与自由寄托在爱情上，这就导致其他领域的意识形态仍维持初始的思维模式。具体而言，即局部的变化仍然维持在量的层面，而整体的内核又以传统的人情结构为旨归。所以，这种内心人格的改变只能算是一种微弱抵制和最初的尝试。另外，将“情”贴附在爱情之中，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作为一种意识是悬浮在空中的，并不能直接与现实融合。如此，也就割裂了精神领域与生活实践的联系。不过，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底层女子的心声，并勇敢地为她们发声，这是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所缺失的，也是在以科举功名为仕途手段的浮躁时代少有的关注社会底层的人间清醒。这种人格精神的解放和自由意义依旧深远。

（二）女性人格独立意识的情感蜕变

如果鸦头与王文的情感爱意仅在相恋相知的层面，那么蒲松龄的认知心理无疑是虚幻的。两情相悦固然美好，但柴米油盐才是真实。蒲松龄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极力将女主人公从虚幻缥缈的境遇中分离出来，赋予她现实生活的理性意识，使她的思想层次完成走向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升华。由此提炼出真正的婚姻爱情理想生活应该“夫妻平等， 相互尊重。妻子在生活中自尊、自强、自立，勇敢地与命运抗争，由此获得人格独立，赢得丈夫的尊重，使婚姻和美。”[5]

她与王文走到一起，并没有像传统的家庭女子一样将命运托付于男性，而是自立自强亲手操持起家庭生活，将自我能力挥洒在家庭中。狐女的行为明显跳脱出一般意义上的个体私欲满足，而是将爱情升华为家庭意义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冲击了传统意义上男性的家国情怀理念，从一个侧面证实女性也可以有和男性相同相等的集体意识。

蒲松龄有意无意地将女性地位提高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上来，本篇当中，生计问题的解决措施不是由男主人公提出，而是女主人公的见解。而女性的见解是否逊色于男性？“积年余，渐能蓄婢媪。王自是不着犊鼻，但课督而已。”[2]255事实证明，女性的思维能力非但没有逊色于男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比男性更为优越。这种积极主动探求未来人生出路的思想观念，无疑是对被迫屈从的女性规范的反抗。这样，鸦头的人情之中又出现了新的征兆：一種获取人格独立的积极心理暗示和行为。表面上看，她所做的一切是围绕着家庭而开展的，但是在客观层面也从侧面反映出底层女性对传统压抑环境的命运抗争，并在斗争中，获得心灵的解放和自由，赢得男性的尊重与认可，使得婚姻更为和谐美满。

这是女性对自身作为一个人的醒悟，蒲松龄在一定程度上拒绝社会圈层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传统定义，他“关注女性自身的价值，要求走出私人领域，获得更广阔的空间。立足于女性自身去感知其在这个世界中的角色、作用、地位和价值;立足于女性对自我的认知和反思、对欲望的传递和诉求。”[6]《鸦头》涵盖了女性人格独立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不仅仅体现在女性为了婚姻爱情幸福愤然出走，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还体现在女性奋力摆脱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眼前的困局，自主地规划家庭的未来。

然而，这种女性人格独立意识力量又十分淡薄，它只能借助灵异化的狐女来曲折幽深地表明观点，而且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过于粗糙，没有深入精神领域和心理结构上，只停留在笼统的习以为常的行为表现中。所以，蒲松龄只是“以非主流的方式挑战权威，努力挣脱封建牢笼，又在不由自主地复制着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这与真正的男女平等观之间仍有很大差别。”[7]归根结底，蒲松龄本身还是深受封建意识的影响，男权意识仍旧充斥在作品中，比如鸦头剔除儿子王孜的“拗筋”使其“温和”就是一种扼杀个性的男权意识，因此鸦头的思想观念仍旧被男权意识深深禁锢。

三、结语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虽然处处都是鬼魅妖狐的异化形象，但它们都有人性的特征。确切地讲，在妖魔鬼怪的世界里映射的是人伦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人伦社会又是通过道德体系来支撑运作的，其中的人情理念占据了重要地位。蒲松龄借千奇百怪的艺术形象传达出他对人情关系的理解和领悟：一方是对传统人情思想的固守，另一方是对“情”字概念的新认识、新注解。

作者简介：张迎（1998—），男，山东临沂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蒲松龄.白话聊斋[M].北京：三秦出版社，2012.

〔2〕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徐雅娟.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人物形象[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6（7）：54.

〔4〕刘蔓.女性意识的苏醒与反抗——基于对《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分析[J].汉字文化，2018（S2）：70-71.

〔5〕迟丕贤，李志强.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婚姻道德观[J].蒲松龄研究，2000（2）：56-61.

〔6〕井敏，孟霞.浅析《聊斋志异》中女性独立自主意识[J].牡丹，2020（12）：128-129.

〔7〕浦景昀.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及蒲松龄的女性观[J].汉字文化，2020（12）：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