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窗

收到赵勇的新书《人生的容量》，我几乎一口气在图书馆把它读完。回过头去思考阅读快感的来由，我似乎又理解了一点赵勇与他文字的魅力，并有了下笔的冲动。这种冲动在读完《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时就已存在，只不过《人生的容量》相比前者要更厚重、更沉稳、更具体，也让我的冲动更为强劲鲜活。

此书以作者的个人经历与感怀为主，他在后记里写道：“自己的人生经历既无高光时刻，也无华彩乐章。”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非也。作者在书里写自己的三次高考、写童年的创伤经历、写三次考博、写毕业时遭受的不公待遇……这些看似私人的事件，读来却十分打动人。在我看来，它们或许折射着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也让有相似命运的人找到诸多共鸣。

书中写到作者進入晋城一中那个著名的文科复习班的故事：“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却等不来复习班收我的通知。父亲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立刻拉着张建民和水西大队的两位好友前往县教育局查对。”管事的郑姓老头一口回绝了父亲的要求，后在作者父亲寻求到县文教部杨部长的关系后，“倔老头”才很不情愿地取出全县考生的成绩资料，并给补发录取通知。这个“幸运”的故事让我想起了父亲的“不幸”，前年过年，大伯讲起父亲的故事：父亲数学竞赛全市第一、全省第六，本可以直接保送，但因被人顶替而未能录取。爷爷不甘心，背上一包地里刚收的豆子，走了五十里山路进城找一位远房亲戚帮忙。谁料亲戚因“文革”受到冲击，尚未恢复身份，无能为力。爷爷郁郁而归，父亲的命运也就此改写。

在时代的巨潮前许多人溺水，而赵勇恰恰是那个坚韧而又努力的勇者，他游到了较高的地方。以至于作者那高考五次却仍无果的同学每次见到他时总会讪讪地说：“你现在可是出息了啊。”随后作者顿时生出无限的歉意。为什么作者会有歉意呢？我想，大概是作者深知他的“幸运”，“我意识到，我终于等到了我的造化”。赵勇也更知人生的残酷，大多数人都没能改变命运。如今，作者进了大城市，成为知名大学的教授，可写的光鲜之事自不在少数。同行满世界游历讲学，可他却独独要回乡，写故乡的“土人土事”。在此中写作的取舍上，奠定了赵勇的根基与特殊性，也来到了本文立论的核心：泥土如何生长知识分子？当代成长自底层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他们渐渐忘却了来处，在学院的高墙中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华美。可对于过往岁月的艰辛不易，赵勇却始终不能忘却、无法割舍。他是一个在泥土中生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具备充分的有机性。他必须书写，为自己，也为他人。当他书写时，历史的细节打开，岁月的伤痕徐徐展开后又得以愈合。

在《赵树理的幽灵》一书中，赵勇曾这样评价汪曾祺：“汪曾祺选用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作为打造这件武器的基本材料，不仅使文学回到了它应该有的位置，而且隐喻着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很可能是散兵游勇;失去民间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很容易真气涣散。二者只有结成共同体，才有力量对付它们共同的敌人。”这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呢？作者身在京城，但心与魂从未离开故乡，这本书便是最好的证明之一。

读赵勇的文字，常常会有一种巴赫金所说的“狂欢”感。他出神入化地混杂了极土的山村词汇如“拽大蛋”“直圪瞅”与洋气的西方理论词汇如“光晕”“震惊体验”“受虐”，让人产生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幻觉与喜悦。这种语言上的炸裂感并不多见，它体现了赵勇对语言意涵的敏感与把控力。作者的语言来源越丰富，文本的意涵容量也就越广博。赵勇在书中引用老同学的说法“人生的容量是有限的”，但好的文字所彰显的意涵容量却是无限的。这种语言的容量也反照出作者的人生“症候”，那些看似突兀错愕的词汇都曾是赵勇世界的“真实一员”，并照亮作者的人生来处。他“耳濡目染、照单全收”，打造成知识分子写作中的一股“泥石流”。当今鼓捣新词、大词、空词的人不在少数，但能把如此错综复杂的资源“混为一谈”着实需要深厚的功力，尤其是其中那些看似粗鄙上不了“台面”的“土语”。读懂了这一点，或许也就明白了赵勇的写作自觉与诀窍所在。

如果说上编“私人生活”是赵勇的“来处”，那么下编“秋叶静美”恐怕便是赵勇现今所处与未来所向。这部分写得深厚，充分显现了赵勇的重情重义。写回忆文章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涉及在世者的部分还常常容易得罪人，但赵勇为什么还执着于此？同样的道理，虽然写的是他人，“那里面也有我的私人生活”。透过赵勇的“长歌当哭”，读者看见的是一个农民之子的淳厚本性。他朴实、真诚、不钻营、不耍花招，用一颗火热的心对待生者与逝者。正如童庆炳先生的评价：“我观察了你两年多，然后才发现你是老老实实做事情的，有什么是什么，不加掩饰。”通过赵勇在书中对童庆炳先生的诸多叙述来看，童庆炳先生的评价很精到，而赵勇也没有辜负这份信赖。

于我而言，《人生的容量》是一本大书。它绝不仅仅是赵勇的人生，还是过去四十年间无数青年的人生。闻着青草的芬芳，跟随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知识分子，我们的人生都将拥有更宽广的容量。